【摘要】社會穩定是人文與經濟實現良性互動的前置條件和基礎支撐，穩定的社會秩序、制度預期和心理認同，是人文價值轉化為經濟資本、經濟成果反哺人文進步的基礎性“轉化界面”與“運行載體”。脫離穩定要素，人文與經濟的互動鏈條將趨于斷裂，共生關系將淪為空談。當前，人文經濟共生發展面臨一系列復雜挑戰，這種挑戰本質上沖擊著傳統穩定觀，要求我們構建有力支撐人文經濟高水平共生發展的穩定性架構。為此，需要在鑄牢法治根基、創新社會治理、繁榮先進文化、增強系統韌性等方面進行系統性建設。

【關鍵詞】人文經濟學 共生發展 社會穩定 制度 信任 韌性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2.012

【作者簡介】黃勝平，江蘇省吳越文化研究院院長、研究員，《江南論壇》雜志社原總編輯、編審，江南大學兼職教授。研究領域為經濟、文化和開發區發展與治理，主要著作有《中國蘇南發展研究》《無錫競爭優勢研究》《中國太湖學術史》《江南傳統文化的挖掘與創新》《中國開發區人大工作探索與創新》。

當前的人文經濟學研究，正日益超越將文化與經濟視為兩個獨立領域的傳統思維，轉而深入探討兩者之間復雜的互動與共生關系。學者們普遍認識到，人文精神、價值觀念、社會信任、文化資本等“軟性”要素，是現代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內生動力與效率源泉；而經濟增長、物質豐裕與技術進步，又為文化繁榮、教育普及、精神追求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與傳播載體。這種“人文滋養經濟，經濟反哺人文”的良性循環模式，描繪出一幅理想的發展圖景。

然而，當我們駐足審視這幅圖景時，一個基礎性問題浮現出來：這種良性的共生循環，究竟依托于何種基礎得以運行？大量的論述似乎默認一個前提，即社會處于有序、可預期、持續運轉的狀態之中。換言之，“社會穩定”被當作既定的背景板，而非需要深入剖析的核心變量。一旦這塊背景板動搖、撕裂甚至崩塌，人文與經濟的互動機制，是否仍能如理論推演般順暢運轉？在長期社會沖突或政治動蕩的地區，即使擁有深厚文化傳統，亦難以轉化為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動能；社會劇烈動蕩時期，既有的經濟成果往往難以保全，更難以支撐人文事業的接續。因此，提出“離開了社會穩定，經濟無法決定人文發展，人文也無法反作用于經濟發展”的觀點，具有理論上的必要性。這一前提要求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描繪人文與經濟共生的美好藍圖，而必須深入追問并夯實這幅藍圖得以鋪陳的基礎——社會穩定。

穩定作為共生系統的“內在架構”而非“外部環境”

傳統上，社會穩定常被歸入政治學或社會學的范疇，在分析經濟或人文發展問題時，多被當做外部環境變量予以處理。然而，要深刻理解其在人文經濟共生關系中的關鍵作用，必須進行理論視角的轉換：將社會穩定視為嵌入共生系統內部的結構性、架構性要素。

穩定所提供的“可預期性”，成為人文與經濟共生發展的基石。經濟活動，尤其是超越熟人社會的大規模、長周期、專業化協作，普遍依賴信任與制度化的合作機制。這種信任與合作并非憑空產生，而是深深植根于穩定的社會秩序之中。法治的穩定保障契約得以履行，產權得以保護；政策的穩定使投資者能夠進行長期規劃，社會秩序的穩定使人們敢于進行專有性投資，積累人力與文化資本。人文領域中的社會資本、公共精神、誠信倫理，也只有在穩定的預期下才能茁壯成長并作用于經濟行為。而動蕩的社會不僅會摧毀信任，更會誘發短期化行為和機會主義傾向，導致基于長期主義和復雜協作的現代經濟與高階人文活動難以存續。

穩定構成“轉換界面”，促進人文資本與經濟資本的互化。人文要素如創新意識、工匠精神、審美品位等，本身并不直接等同于生產力，它們需要在一個穩定的制度框架和市場環境中，才能被有效“激活”與“編碼”，轉化為經濟價值，如專利、品牌、設計、高質量服務等。同樣，經濟財富（資本）要反哺人文發展（如資助教育、藝術、科研），也需以穩定的財產權制度、慈善法規和文化政策為通道。這個“轉換界面”的核心特征就是穩定性：界面不穩，則轉化渠道堵塞、信號失真、激勵紊亂。比如，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將直接抑制創新文化向經濟價值的轉化；文化政策出現變動，可能導致文化產業投資萎縮。

穩定塑造“心理場域”，保障個體發展與社會再生產。人文與經濟活動的最終載體是人，個體的創造力、學習動力、合作意愿，以及更高層次的精神追求和自我實現，都依賴于基本的安全感和對未來的積極預期。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清晰表明，安全需求（包括人身安全、資源保障、社會秩序）是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生發的重要基礎。一個高度不穩定、充滿風險的社會，會將個體的心理能量牢牢束縛于生存需求層面，壓抑其文化創造熱情與長期經濟投資的意愿。社會穩定為個體與家庭提供規劃未來的心理空間，這正是人力資本持續積累、文化代際傳承的前提。因此，社會穩定絕非外在于人文經濟共生體的“舞臺”，而是其內在的“骨架”與“神經系統”，其定義互動規則，保障轉化通道，滋養主體心理，是共生關系從理論可能走向實踐現實的基礎設施。

穩定的缺失必然導致共生鏈條的斷裂

縱觀世界各國經濟文化發展史，人文鼎盛與經濟繁榮的時期往往與相對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相重合；而社會的大動蕩、大分裂，則常導致人文凋敝與經濟衰退的惡性循環。

現實中，人文與經濟之間良性互動的共生鏈條，會因穩定的缺失而斷裂。比如，以石油產業為支柱產業的委內瑞拉，自2014年國際油價大幅下跌以來，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與此同時，該國的社會穩定根基也遭到破壞，出現政治動蕩、社會治安惡化等問題。在社會穩定缺位的情況下，委內瑞拉的經濟發展陷入停滯：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2019年委內瑞拉的通貨膨脹率達1000000%，位居全球首位，[1]失業率大幅上升，物資短缺問題嚴重，民眾生活陷入困境。社會穩定的缺位不僅破壞了委內瑞拉的經濟發展，也導致其人文領域的衰退：教育事業陷入停滯；大量文化遺產遭到破壞，文化傳承面臨嚴峻挑戰；醫療衛生事業嚴重倒退，民眾健康狀況普遍堪憂。又如，擁有豐富文化遺產的敘利亞，自2011年內戰爆發以來，社會穩定遭到嚴重破壞。這不僅導致敘利亞的經濟發展陷入崩潰，基礎設施遭到嚴重破壞，農業、工業、服務業等各產業發展停滯，政府難以維持正常運轉；還導致其人文領域的崩塌，大批歷史古跡被戰火摧毀，教育、醫療衛生事業受到重創。

中國改革開放的“穩定護航”與人文經濟的“共生奇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改革發展的輝煌實踐，為闡釋穩定在人文經濟共生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經典案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力實現歷史性躍升，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3679億元增長到2025年的140.19萬億元，經濟持續保持高速增長，[2]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和第一外匯儲備大國。與此同時，人文發展水平顯著提升，人文發展指數從1980年的0.407提升至2012年的0.699，超越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平均值。[3]我國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并實現經濟長期較快增長與人民生活水平、社會文化面貌深刻變革的共生共榮，核心前提之一便是社會政治大局的持續穩定。這種穩定體現在多個層面：首先是基本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穩定，有效避免大規模動蕩影響發展進程；其次是政策與制度演進路徑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的創新，到經濟特區試驗、市場化改革全面深化，再到融入國際大循環、邁向新時代高質量發展，每一項重大改革都采取漸進、試點、推廣的模式，確保轉型過程的有序可控，給予經濟主體適應和調整的時間與空間。這種“漸進式改革”本身，就是一種高超的穩定藝術。其使得傳統的人際信任網絡能夠平穩嵌入并適應現代市場制度，也使“勤勞致富”“重視教育”等人文價值在穩定的發展預期中被充分激發，從而轉化為強大的經濟動力。同時，經濟增長積累的豐富資源，又在穩定的政策引導下，持續投入教育、科技、文化等人文領域，反哺人文事業進步，使我國經濟文化事業均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印證了穩定支撐下人文與經濟共生共榮的發展邏輯。

就國內地方而言，我國長三角特別是蘇杭地區，在長期穩定的社會環境下，人文與經濟共生發展堪稱典范。2023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都是在經濟發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4]蘇州工業園區自1994年建設以來，始終堅持“規劃先行、法治保障、高效治理”的理念，以強連續性的政策供給、高水準的政府服務效能，維系社會秩序的長期穩定。這一穩定的制度與社會環境，不僅吸引大量外資企業入駐，形成世界級的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集群，更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生長提供了沃土。穩定的社會預期，讓投資者敢于開展長期文化投入，居民樂于參與高品質文化生活，政府也能持續投入文化遺產保護與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形成三方聯動的良性循環。同樣，杭州在成功申辦并舉辦G20峰會、亞運會等國際盛會的過程中，展現出強大的社會治理能力與社會動員能力。[5]盛會籌備期間，城市基礎設施、環境品質、公共服務實現全面提升；通過數字化手段對西湖、大運河等文化遺產進行系統性保護與活化利用，不僅極大提升城市的國際影響力，也激發本地居民的文化自豪感與歸屬感，增強社會凝聚力，為文化經濟的持續繁榮注入穩定的社會動能。

由上可見，穩定是文化與經濟得以“共棲、共榮、共生”的先決條件。可以說，沒有良好的社會穩定環境，人文與經濟共生發展便無從談起，社會經濟活力與人文發展潛力更難以釋放。

現代性風險與穩定內涵的演進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文與經濟的共生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復雜挑戰，這要求我們重新定義和構建適應新時代的穩定形態。

全球化推動資本、信息、技術和人員的跨國高速流動，數字化則構建起一個虛實交織、即時互動、算法驅動的網絡社會。這種高度的流動性與連接性，使得金融危機、網絡攻擊、產業鏈斷裂等各種風險的傳導速度更快、范圍更廣、隱蔽性更強。傳統基于地域控制和信息管制的“靜態穩定”模式的效力正在下降。比如，一個地區的局部社會矛盾，可能經由社交媒體放大和扭曲，迅速引發全國乃至全球關注，影響投資信心和消費心理；一家跨國公司的供應鏈決策，可能影響異國他鄉的文化生態。這就要求穩定機制必須具備更強的動態適應性、風險預警能力和系統韌性，能夠在不抑制必要流動與創新的前提下，有效管控由流動性和復雜性帶來的新型風險。

價值多樣化與社會分化，正對“共識性穩定”構成沖擊。現代社會的進步，必然伴隨著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多樣化。這種多樣化是人文活力的體現，但若缺乏有效的整合機制，則可能導致社會共識的稀釋、群體間隔閡與對立加劇，進而侵蝕社會團結的根基。經濟領域中的貧富差距擴大、階層固化等問題，若得不到有效調節，會加劇社會分化，動搖人們對“公平正義”這一核心社會價值的認同根基。當社會在基本價值觀和未來發展愿景上，缺乏最低限度的共識時，基于共同目標的集體行動便難以推進。因此，現代社會的穩定，需要構建一種“有機的”或“共識性的”穩定，即通過充分的民主協商、健全的法治保障、均衡的利益調節與深度的文化對話，在差異中尋求并不斷重塑關于社會基本規則和共同未來的共識。

發展的可持續性，對“長遠性穩定”提出要求和期待。人文與經濟的共生，其最終目的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的可持續進步。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超越短期化、局部性的穩定，追求長遠性、整體性的穩定。如果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短期經濟增長，以透支社會信任和消耗道德資源為手段開展商業競爭，以扼殺文化多樣性和壓制批判精神為成本維系表面和諧，那么這種發展就是不可持續的，其所依賴的“穩定”也只是虛假和脆弱的。真正能夠支撐長期共生發展的穩定，必須是兼具包容性、綠色導向與代際公平的穩定，其要求經濟發展模式與自然環境承載力相協調，人文建設著力提升社會的道德情操和審美品位，制度建設切實保障當代人與后代人的共同福祉。

構建支撐人文經濟高水平共生的韌性穩定框架

在認識到穩定要素的核心地位，及其在現代社會面臨的新挑戰后，關鍵在于如何有意識地構建有力支撐人文經濟高水平共生發展的穩定性架構。這一架構的搭建需要從多個維度進行系統性建設。

鑄牢法治根基，夯實制度預期的穩定性。法治是維系社會穩定最根本、最堅實的保障，應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重點加強產權保護（涵蓋物權、知識產權等），穩定各類市場主體預期；完善市場運行規則，確保競爭公平有序；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編織社會安全網。法律的穩定性、連續性與權威性，能為各類經濟與人文活動提供清晰的“航行規則”和堅實的“避風港灣”。

創新社會治理，優化社會結構的穩定性。面對多樣化與分化的挑戰，應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健全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暢通和規范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渠道，通過稅收、社保、教育等再分配和機會均等化措施，有效調節收入分配，拓寬社會縱向流動渠道，防范階層固化。社會組織是社會的“毛細血管”，把資源、空間、信任下沉，將治理中心下移，社會風險才能被“提前一步”化解。因此，需著力培育和發展各類社會組織，激發社會自我調節、自我服務、自我管理的內生活力，構建有彈性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實踐表明，一個階層流動順暢、利益表達渠道暢通、矛盾能被制度化化解的社會結構，往往更具內在穩定性。

繁榮先進文化，滋養心理與價值穩定性。在思想文化領域，應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通過教育熏陶、實踐養成、制度保障，推動其深度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方面，轉化為人們的情感認同和行為習慣。同時，應尊重文化差異、包容價值多樣，在交流互鑒中持續激發文化創新創造活力。鼓勵創作反映時代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文藝作品，營造崇德向善、見賢思齊的社會氛圍。實踐證明，一個擁有健康向上、開放包容、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主流文化的社會，其成員的心理歸屬感和價值認同感更強，能夠從內部生成抵御分裂和動蕩的精神力量。

增強系統韌性，應對風險的不確定性。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需特別注重提升系統的風險預警、應急處置和恢復重建能力。這包括完善國家安全體系，保障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各領域安全；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轉型，維護生態安全。韌性穩定的目標不是消除一切變化和風險，而是使系統在遭受沖擊時，能夠保持核心功能，快速適應并從中學習成長。

結語

人文與經濟的共生發展，是人類社會通向更高文明形態的必由之路。然而，這條道路并非自動鋪就，其高度依賴社會穩定這一基礎要素。社會穩定并非經濟與人文進程中的被動靜止狀態，而是持續作用于制度運行與文化再生產的結構性變量；并非外在于互動系統的環境變量，而是形塑協同機制、激活主體能動性的制度性架構。當代社會乃至后現代社會，全球化、數字化、多元化等趨勢正在重塑“穩定”的內涵，要求我們從靜態控制轉向動態韌性構建，從單一價值走向共識凝聚，從短期平衡走向長期可持續。

因此，推動人文與經濟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共生共榮，不能僅著眼于兩者之間的直接互動機制，更應重視“穩定要素”的建設。這意味著要持續夯實法治根基以穩定預期，創新社會治理以優化結構，繁榮先進文化以凝聚共識，增強系統韌性以應對風險。唯有構建起一個堅韌、包容、富有活力的穩定性框架，人文資本的積累與經濟資本的再生產方能在相互嵌入的結構中實現可持續共構。“發展是硬道理，穩定也是硬道理”[6]，人文與經濟的共生發展，始終依賴于社會穩定作為深層制度支撐；未來更需通過制度化路徑持續鞏固這一基礎。

注釋

[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報告，2019年4月，https://meetings.imf.org/en/-/media/files/publications/weo/2019/april/chinese/textc.pdf。

[2]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四研究部：《深刻認識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和重要啟示》，《人民日報》，2023年12月28日，第9版；《2025年四季度和全年國內生產總值初步核算結果》，2026年1月20日，https://www.stats.gov.cn/zwfwck/sjfb/202601/t20260120_1962349.html。

[3]李文：《國史中的社會史：學科定位與基本框架——〈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的編撰與心得》，2020年12月11日，http://www.hprc.org.cn/gsyj/xkjs/xkjsll/202012/t20201211_5231225.html。

[4]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中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文經濟學重要論述在浙江的探索與啟示》，2025年4月8日，https://www.ndrc.gov.cn/xwdt/ztzl/NEW_srxxgcjjpjjsx/jjsxyjqk/sxlt/202504/t20250418_1397281.html；洪銀興等：《人文經濟學的江南模樣》，江蘇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3頁。

[5]《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公報》，2016年9月5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gjjjs_674249/gjzzyhygk_674253/wsgjt_674255/zywj_674267/201609/t20160906_9868714.shtml；《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2016年9月8日，http://www.g20chn.org/hywj/dncgwj/201609/t20160908_3404.html。

[6]《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 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2017年9月19日，https://jhsjk.people.cn/article/29545494。

責 編∕鄧楚韻 美 編∕梁麗琛

The Stable Foundation and Internal Logic of the Co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and Economy

Huang Shengping

Abstract: Social stability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fundamental support for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ities and economy. A stable social order, institutional expectations, and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are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interface" and "operational carrier"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istic values into economic capital and the feedback of economic achievements to the progress of humanities. Without the stability elements, the interaction chain between humanities and economy will tend to break, and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will become empty talk. Currently, the co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and economy face a series of complex challenges. These challenges essentially impact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stability and require us to build a stable framework that can strongly support the high-level symbiosis of humanities and economy. Therefor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is needed in area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novating social governance, promoting advanced culture, and enhancing system resilience.

Keywords: humanities economics, co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social stability, institution, trust, resil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