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歷時最久、規模最大、犧牲最多，且首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作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以強烈的擔當精神和正確的戰略擘畫引領斗爭實踐，成為中華民族重塑的核心領導力量；中國戰場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推動中國國際地位實現歷史躍升，奠定了中華民族參與戰后國際秩序的身份與精神基礎；偉大抗戰精神在血與火中鑄就，既是奪取抗戰勝利的精神密碼，更推動中華民族精神實現重塑升華；兩個“中國之命運”的較量，展示了國共兩黨建國方略的根本分野，黨的新民主主義建國方略為民族復興指明正確道路，深刻重塑民族命運，譜寫了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新篇。

【關鍵詞】中華民族 抗日戰爭 中流砥柱 偉大抗戰精神

【中圖分類號】K265/D23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4.004

何虎生，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紀檢監察學院教授、博導，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副院長、當代政黨研究平臺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黨建、馬克思主義理論，主要著作有《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中國共產黨人的信仰》等。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標志著中華民族從近代以來的深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的重要歷史轉折點，同時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人民的勝利，更是世界人民的勝利，將永遠銘刻在中華民族和人類正義事業的史冊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前赴后繼、英勇抗爭，為捍衛民族獨立和爭取人民解放作出重要貢獻，書寫了氣壯山河的民族史詩。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高度評價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篇章，深刻指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堅定了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自由、解放的意志，開啟了古老中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歷史新征程！”[1]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從抗日戰爭偉大勝利中汲取力量，大力弘揚偉大抗戰精神，凝心聚力、砥礪前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精神動力和歷史借鑒。

抗日戰爭與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地位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中國共產黨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偉大勝利。”[2]在艱苦卓絕的抗戰歷程中，中國共產黨以救亡圖存為己任，于民族危亡之際毅然奮起，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始終戰斗在抗戰最前線，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九一八事變后，南京國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東北軍不戰而退，東北大片國土淪陷。舉國震怒之時，中國共產黨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積極倡導者和堅定維護者，率先高舉抗戰旗幟，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深刻揭露日軍的侵華野心，嚴厲譴責南京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號召民眾“一致動員武裝起來，給日本強盜與一切帝國主義以嚴重的回答”，[3]于1935年發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4]并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始終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屢次粉碎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圖謀，為持續凝聚抗戰力量作出卓越貢獻。

面對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國共產黨強調宣傳群眾、動員群眾，“組織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5]把“使已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6]視為爭取抗戰勝利的關鍵。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剖析中日雙方的基本國情和戰爭特點，明確指出抗日戰爭是一場持久戰，最后勝利必將屬于中國，并指出抗戰要經歷三個階段，有力批駁了“亡國論”“速勝論”的錯誤論調，為全民族抗戰指明了方向。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貫徹“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深入敵后開展游擊戰爭。此后，黨在華北、華中、華東、華南等地區開辟了數十塊敵后抗日根據地，為持續開展游擊戰爭提供堅實依托。敵后戰場在戰略相持階段逐步上升為抗日戰爭的主戰場，有效牽制了大量日軍兵力，使其陷入“首尾不能相顧”的戰略困境。中國共產黨始終將人民群眾作為抗戰的根本力量。“只有廣大群眾的革命鐵拳，才能制止帝國主義的暴行，驅逐帝國主義滾出中國！”[7]在各抗日根據地，中國共產黨組建農救會、工救會等團體以整合群眾力量，制定減租減息等政策以減輕群眾負擔，開展民主建設和“三三制”政權建設，為持久抗戰筑牢堅實的群眾基礎。此外，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建設上通過整風運動凝聚思想共識，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組織建設上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廣泛吸納黨員，嚴格黨的紀律；在作風建設上弘揚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三大作風”，推動黨員干部深入群眾、以身作則。黨的建設使其成為思想統一、組織嚴密、作風優良的領導核心，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

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首先，中國共產黨是建立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力量。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以大局為先，推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隨后提出“五項要求”“四項保證”，積極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由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持續壯大，加之日本侵略者實施政治誘降手段，國民黨內部再度涌起投降反共的逆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度面臨崩潰危險。在此關鍵之際，中國共產黨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8]的方針，堅持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成為鞏固團結、凝聚力量的中流砥柱。其次，中國共產黨是堅持全面抗戰和持久抗戰的中堅力量。與國民黨政府推行的片面抗戰路線不同，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喚起民眾”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道路，主張全民動員、全民皆兵、全民參戰，推動形成了全民族抗戰的力量格局，黨領導的游擊隊伍成為東北地區堅持抗戰的重要力量。黨在實踐中總結和發展出系統的人民戰爭戰略戰術體系，增強了全民族抗戰的信心與決心，為奪取抗戰勝利指引正確方向。再次，中國共產黨是凝聚和弘揚偉大抗戰精神的核心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偉大抗戰精神，是中國人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將永遠激勵中國人民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9]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政治引領力和群眾凝聚力，團結起最廣泛的愛國力量，扭轉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一盤散沙的亂局，向世界展示了中國人民的抗戰精神和民族氣節，鑄就了中華民族齊心抗戰的精神燈塔，實現了中華民族精神發展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轉折。

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首先，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有效凝聚社會共識，夯實了民族團結的思想根基。抗戰爆發前，中國社會長期處于地域隔閡、階層分化與黨派紛爭的復雜局面，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民眾對民族共同體的整體認知。抗日戰爭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中華民族”成為凝聚社會力量的精神紐帶，民眾的民族觀念得以重塑。中國共產黨切實發揮中流砥柱作用，肩負起凝聚民族力量的重任，“吸收最廣大的群眾到斗爭中來”，[10]推動形成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工商業者及海外僑胞在內的廣泛抗戰聯盟，增強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感和凝聚力，為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其次，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根據地不斷探索政治、經濟與社會建設，為現代化發展積累寶貴經驗。黨在根據地推行民主建設與改革實踐，“三三制”原則既保障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又兼顧不同階層的政治訴求，為根據地政權建設提供經驗范本。減租減息運動與大生產運動有效減輕農民的經濟負擔，調動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打破日軍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封鎖，夯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基點，推動經濟社會有序發展。再次，中國共產黨淬煉民族精神，鑄就民族復興的磅礴偉力。抗日戰爭是淬煉中華民族精神的熔爐，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展現出的堅韌不拔、英勇抗爭精神，是對中華民族精神內核的重塑與升華。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有效打擊了日本侵略者，重塑了中華民族堅韌、勇敢、團結的精神品格，正是這種在抗戰中淬煉出的民族精神，成為中華民族戰勝一切困難、實現偉大復興的強大動力。

抗日戰爭與中國國際地位的重塑

抗日戰爭的勝利不僅顯著提高了中國國際地位，更以堅守文化民族性與擁抱世界文明的辯證統一，為中華民族塑造了面向世界的現代胸襟，奠定了中華民族參與戰后國際秩序重建的政治身份與精神根基。

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毛澤東同志指出：“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11]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正義和邪惡、光明和黑暗、進步和反動的大決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其中抗爭時間最長、戰爭功績顯赫、民族犧牲巨大。

從時間維度看，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開辟最早、歷時最久的戰場。早在英、美、法等國仍對法西斯奉行綏靖政策時，中國人民就開始了反抗日本侵略的斗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各戰場中，歐洲戰場于1939年9月開辟、蘇德戰場于1941年6月開辟、太平洋戰場于1941年12月開辟，戰斗時長從三年八個月到五年八個月不等。相較之下，中國戰場自1931年9月開辟，至1945年9月取得勝利，歷時近十四年，遠超蘇、美、英等主要盟國的戰爭時長，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持續時間最長的單一戰場。

從空間維度看，中國是亞洲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力軍。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進行了淞滬、太原、武漢等會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堅持敵后游擊戰爭，在廣袤國土上共同打擊日寇。截至1938年，中國戰場抗擊了日本陸軍師團所有兵力的94%；在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日軍被迫多線作戰的1943年，中國仍獨立抗擊著54%的日本陸軍師團。[12]這表明中國是亞洲大陸上牽制、消耗、拖垮并最終擊敗日本法西斯的最主要力量。

中國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作出巨大的民族犧牲。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總數高達3500萬人以上；按1937年美元計算的直接經濟損失達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更高達5000億美元。[13]日本侵略者瘋狂掠奪中國的資源和財富，對淪陷區工業企業進行系統性破壞或掠奪，甚至喪心病狂地破壞民居農田，致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嚴重阻滯。中國人民以堪稱偉大的民族犧牲為代價，直接殺傷日軍150余萬人、偽軍118萬人，[14]消磨日本侵略者國力，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滅，使中國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具有偉大深遠的世界歷史意義。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深刻影響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整體進程，鼓舞亞洲民族解放運動，推動戰后國際秩序重構，對亞洲乃至世界歷史進程具有偉大而深遠的意義。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配合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其他戰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粉碎了日本速決圖謀，持續將日軍主力鉗制在中國大陸，使其始終無法實現兵力的戰略集中與有效機動。這不僅迫使日本無法“盡快從中國撤出手來以便整頓對蘇戰備”，[15]間接支援了蘇聯對德作戰；而且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令日本無法在華有效“開發并取得重要國防資源”“確保大東亞戰爭兵站基地”，[16]有力支援了英美對日作戰。此外，中國戰場還成為亞太盟軍對日作戰的重要后方，為維系盟軍在東南亞作戰能力、實施“先歐后亞”戰略提供重要保障，從戰略高度成功配合各反法西斯盟國。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鼓舞亞洲各民族人民的解放斗爭。作為一個長期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半殖民地國家，中國同日本法西斯浴血奮戰長達十四年，本身就是對亞洲乃至世界所有被壓迫民族的巨大精神感召。此外，中國還直接為越南、朝鮮、緬甸等國的民族獨立運動提供了寶貴支持。抗日戰爭中，胡志明等越南革命者長期以中國為基地從事越南抗日革命活動，最終實現國家獨立；金日成等朝鮮革命者參加殘酷艱苦的中國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為朝鮮革命培養了堅強的干部隊伍；緬甸民族獨立斗爭則得到了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的直接支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不愧為引領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實現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一面光輝旗幟。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推動戰后國際秩序深刻重構。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深度參與了系列奠定戰后秩序的國際法文件的制定。中國與美英兩國共同發表的《開羅宣言》不僅明確“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恢復了中國領土主權；而且明確日本將被逐出其“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并將“使朝鮮自由獨立”。[17]《開羅宣言》的條件在《波茨坦公告》中得到確認，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對日本殖民占領合法性的根本否定普遍化為戰后國際法基本原則，極大地推動了全球非殖民化進程和戰后國際秩序重構。

抗日戰爭為中國國際地位躍升奠定重要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中華民族贏得了崇高的民族聲譽！”[18]中華民族在抗日戰爭中的出色表現所彰顯的文明韌性，不僅迫使國際社會重新評估中國實力，接納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的平等主權成員，而且深刻塑造了現代中華民族兼具民族本位與全球視野的開放胸襟。

抗日戰爭顯著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在抗日戰爭中，中國以浴血奮戰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先后廢除了同日、德、法、英、美等國簽訂的系列不平等條約，部分地收回司法、關稅等主權，在國際法理層面完成了從半殖民地國家到主權國家的身份轉型，以戰勝國身份擺脫了百年民族屈辱，徹底改變了近代以來在國際關系中的被動局面。1945年，中國作為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國家，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實現了從國際體系邊緣到中心的實質性轉變，重新確立了中國的大國地位，標志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根本性躍升，奠定了中華民族參與戰后國際秩序的身份基礎。

抗日戰爭深刻形塑民族的國際胸襟與全球視野。抗日戰爭不僅是一場中華民族爭取自身獨立自由、民族解放的戰爭，而且是中華民族積極反對“力圖征服世界的野蠻和殘暴的力量”[19]的共同斗爭。在這場斗爭中，中華民族將“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的民族目標與“保全其本國和其他各國的人權和正義”[20]的國際追求結合起來，大大增強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天下責任感，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提升至前所未有的國際廣度與全球高度。抗日戰爭促進了中華民族外在地位提升與內在品格塑造的辯證統一，奠定了中國以積極、平等姿態參與戰后國際事務的物質與精神基礎，書寫了當代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進一步提高國際地位的深層歷史動因。

抗日戰爭與中華民族精神的重塑

抗日戰爭不僅是一場軍事與政治的較量，更是對民族精神的重塑和淬煉。作為抗戰勝利的深層密碼，偉大抗戰精神將文化認同轉化為強大的現實力量，將分散的社會力量凝聚為協同抗敵的整體效能，將民族自信熔鑄于中華兒女的精神血脈，在中華民族精神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偉大抗日戰爭鑄就偉大抗戰精神。偉大抗日戰爭弘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基礎。面對空前的民族危機，“救亡圖存”上升為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意志。從政治層面的國共兩黨合作，到各民族的協同抗敵；從國內各階層的攜手奮戰，到海外華人華僑的鼎力支援，全體中華兒女“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糧的出糧，有力的出力，有專門技能的貢獻專門技能”，[21]在血與火的淬煉中凝聚成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偉大抗日戰爭堅守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在英勇抗戰中捍衛民族尊嚴與精神獨立性，構筑起中華兒女“抗爭到底”的精神防線。這種抗爭不僅是軍事層面的抵御，更是民族生存意志的集中彰顯。這種民族氣節打破了近代以來民族抗爭中的心理弱勢，重塑了民族自信的精神內核，將分散的群眾力量凝聚為集體意志，將民族認同、家國情懷升華為“抗戰到底”的價值共識，為持久抗戰注入精神動力，最終推動抗日戰爭從精神覺醒走向勝利實踐。

偉大抗日戰爭彰顯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和抗爭意識，依靠頑強斗爭開辟新勝利。這種氣概將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轉化為直面強暴的現實力量，形成了“以斗爭求存續”的生存智慧。從平型關大捷打破“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到敵后游擊戰“積小勝為大勝”的持久戰略，再到臺兒莊戰役“用血肉填滿壕溝”的陣地堅守，充分展現了不退縮、不妥協、不動搖的斗爭精神，引領中華民族不斷開辟新的勝利。

偉大抗日戰爭增強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和精神基石，在破局開路中把握歷史主動。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發揚歷史主動精神，科學研判戰爭演進規律，構建起“持久抗戰”的實踐路徑，一步步積累局部優勢，疊加聚變為全局勝勢，支撐中華民族在戰略上從被動轉為主動，實現化劣為優、以弱勝強、反敗為勝，在絕境中存續、于困厄中奮進，最終取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偉大抗戰精神是抗日戰爭勝利的精神密碼。偉大抗戰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團結抗戰的精神指引。中國共產黨既是奪取抗戰勝利的中流砥柱，也是弘揚偉大抗戰精神的先鋒力量。回望民族救亡的艱難歷程，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人民群眾的磅礴偉力，認識到“只有團結與統一工人、農民及一切勞苦群眾，才是民族抵抗的力量與勝利的保證”。[22]為此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統戰和宣傳工作，喚醒了民眾的民族意識，彰顯了黨和群眾休戚與共的緊密聯結，將潛在群眾資源轉化為現實抗爭力量，為全民族抗戰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群眾基礎。在偉大抗戰精神的引領、感召和激勵下，越來越多優秀的中華兒女加入抗戰隊伍，在黨的領導下投身抗日救亡的時代浪潮。

偉大抗戰精神是中華兒女團結一心、頑強抗爭的精神根基。抗日戰爭爆發后，日本侵略者的殘酷暴行帶來深重民族災難，打破了長期以來的內部分裂和隔閡，促使“民族存亡”成為超越地域分野與階層差異的核心共識，喚醒了中華兒女共同的民族意識。在偉大抗戰精神的驅動下，全國人民齊心參與到“共御外敵”的歷史進程中。偉大抗戰精神將個體意志整合為民族抗爭的整體動能，成為中華民族在艱苦抗戰中團結抗爭、永不屈服的精神根基，支撐中華民族最終奪取抗戰勝利。

偉大抗戰精神是中華民族戰勝磨難、浴火重生的精神支柱。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爭，是中華民族命運的關鍵轉折點。在抗戰中鑄就的偉大抗戰精神，凝聚起中華民族的團結力量，使全民族在抗爭中形成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歸屬感。抗戰勝利不僅洗刷了近代以來的民族恥辱，更實現了中華民族在精神上的覺醒和升華。偉大抗戰精神所蘊含的堅韌不拔、團結奮進、愛國奉獻等品質，成為中華民族在戰后重建家園、推進國家建設、實現民族復興的精神支柱，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在面對困難和挑戰時始終保持昂揚斗志，助力中華民族不斷戰勝磨難、實現浴火重生。

偉大抗戰精神實現中華民族精神的升華。強化文化認同，凝聚全民族抗戰的實踐合力。中華民族自古以來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心理認同基礎，然而在近代初臨列強侵略的危難時刻，這種文化認同尚未完全轉化為現實的抗爭力量。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以《黃河大合唱》等文藝創作為媒介，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愛國理念與抗戰的現實需求相結合，激發民眾深層的文化認同與愛國情懷。同時，在根據地廣泛開展組織動員活動，將文化認同和救國熱情切實轉化為抗戰行動：工人生產武器彈藥支援前線，農民踴躍繳納公糧、送子參軍，知識分子熱情投身抗戰宣傳，由此形成全民族團結抗戰的強大合力，實現了中華民族精神從文化心理層面到實踐層面的升華。

打破傳統隔閡，實現超越階級黨派的團結聯合。抗戰前，中國存在著階級、黨派、地域等多重隔閡，嚴重阻礙民族力量的整合。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統一戰線內部，中國共產黨始終秉持“又聯合又斗爭”的策略，突破傳統階級壁壘與黨派藩籬的束縛，在“抗戰救國”的核心目標下整合不同階級黨派的力量。這種超越階級黨派的團結聯合，在精神層面重塑了中華民族“大一統”的集體意識，在實踐層面構建起覆蓋全軍全民的統戰體系，不僅為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中華民族精神注入新的內涵，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發展史上的重要轉折點。

開展深度宣傳，激發民族自信和精神覺醒。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深入敵后，開展游擊戰爭，取得了平型關大捷、百團大戰等諸多以弱勝強的輝煌勝利，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的經典戰例。同時，中國共產黨創新開展宣傳工作，通過新聞報道、文藝創作等方式廣泛傳播勝利信息，具象化展現了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堅韌力量，向全國民眾清晰勾勒出“最后勝利是中國的”的光明前景。這極大鼓舞了民族士氣，喚醒了長期以來因列強侵略而備受壓抑的民族自信心。這種民族自信的覺醒成為中華民族精神重塑和升華的重要標志，激勵中華民族在時代發展中不斷奮勇前進。

抗日戰爭與中華民族命運的重塑

抗日戰爭最深遠的意義，在于將“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根本問題推向歷史前臺。在這場民族革命戰爭中，國共兩黨圍繞抗戰建國方略展開激烈較量，實質上是兩個截然不同“中國之命運”的全方位斗爭，其勝負不僅為戰后中國選定了發展道路，更決定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走向，從根本上重塑了中華民族的現代命運。

兩個“中國之命運”之爭體現兩種抗戰建國方略的根本對立。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斗爭并非單純的理論論辯，而是在思想、政治、經濟、軍事層面的全面碰撞。這場較量始源于頂層設計的根本對立，表現為截然不同的實踐路線，最終選擇取決于中國人民的人心向背。

兩種抗戰建國方略首先在思想理論的頂層設計上對立。1940年1月，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嘗試回答“中國向何處去”[23]的問題，構想了“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24]即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前途。與此相對，1943年3月，蔣介石出版實質上以“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國民黨即中國，中國即國民黨”[25]為中心思想的《中國之命運》，拋出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建國方案。這兩種構想在國家前途的根本問題上呈現零和格局。

頂層設計的截然對立必然在實踐中具體化為兩條路線的激烈較量。國民黨實行片面抗戰路線，在國統區維持高壓統治、壓制民主權利、擴張官僚資本，導致國統區吏治腐敗、經濟凋敝，軍隊士氣低迷，豫湘桂戰役的潰敗即為其系統性危機的集中爆發。而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26]堅定執行全面抗戰路線，通過群眾動員、開辟敵后根據地以及民主建政與發展生產，凝聚起支持抗戰的強大力量。到黨的七大時，中共黨員發展到121萬，解放區人口發展到9550萬，人民軍隊發展到91萬，民兵發展到220萬。[27]以上情況展現出兩種方略在實踐中的巨大差異。這場全方位的實踐較量最終以民心向背為裁決。政治黑暗、經濟崩潰、軍事潰敗的國民黨在抗戰中逐漸喪失民心。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抗戰功績不愧“八載干戈仗延安”，真誠的民主實踐堪稱“只見公仆不見官”，贏得了全國人民的廣泛擁護。抗戰結束之際，人心向背大勢已然明朗。以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通過若干邁向民主聯合政府的協議為標志，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建國方案在道義和人心上已然破產，表明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實際影響下選擇了通往新民主主義的建國道路。

兩個“中國之命運”之爭為中華民族找到正確的復興道路。抗日戰爭中兩個“中國之命運”之爭是一次深刻的道路選擇，真正開啟了中華文明現代轉型進程。

選定新民主主義道路，其首要意義在于終結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在政治方向上的迷茫。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地主階級、農民階級、資產階級提出的救亡方案紛紛破產。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使中國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貧弱的“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28]新民主主義道路在抗日戰爭血與火的嚴酷考驗中最終勝出，證明了其作為唯一有效路徑的歷史合理性。正是理論選擇與實踐檢驗的緊密結合，使其成為得到人民信賴的最終選擇，從而終結了近代中國的百年道路迷茫，為中華民族的未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確定性。

選定新民主主義道路，其歷史意義在于確立獨立自主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國民黨政權依附于英美帝國主義，無意更無力改變中國的半殖民地社會性質。相反，中國共產黨依靠生產關系變革與廣泛社會動員打破經濟封鎖，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毛澤東同志提出黨的方針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我們強調自力更生，我們能夠依靠自己組織的力量，打敗一切中外反動派”。[29]黨在抗日戰爭中的理論與實踐，預示了新民主主義道路必然導向獨立自主的現代化模式，使中華民族徹底擺脫淪為外部勢力附庸的命運。

選定新民主主義道路，更深遠的意義在于結束近代中國“體用分裂”，即無法將近代化之“用”與封建腐朽之“體”相融合的困境。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30]的歷史性命題。據此，中國共產黨總結并承繼了“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珍貴文明遺產，在民族革命戰爭中開創革命的中華文明之新“體”，標志著中華文明首次在革命實踐和科學理論基礎上走向“體用結合”，開啟了新的自我揚棄和現代化轉型的偉大進程。

兩個“中國之命運”之爭實現中華民族命運的深層重塑。抗日戰爭中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歷史博弈，系統性、根本性重塑了中華民族的命運，終結舊有的政治傳統，顛覆傳統的社會結構，使勞動人民成為歷史主體，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根基。

這場斗爭重塑中華民族的政治命運。國民黨政權由于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加之官僚體系腐化無能，不得不延續“皇權不下縣”的“代理政治”，在抗戰中暴露出無法有效整合國家、動員全民的深重弊病。與此相反，中國共產黨以高度組織化、紀律化與群眾化的根據地建設實踐，初步鍛造出一個具有強大組織動員能力的政治共同體，徹底終結了中國精英“代理政治”的傳統，實現了對群眾的普遍組織與深度動員，并隨人民解放戰爭勝利推向全國，中華民族的現代政治共同體由此形成。

這場斗爭改變中國社會的演進方向。在數千年的封建統治下，廣大勞動群眾長期處于失權失語的被動地位。中國共產黨在《評〈中國之命運〉》中指出，“我們這民族的絕大多數”是“工農群眾”，“只有勞動人民至上才是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徹底扭轉了“一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總是盜竊民族為私有”[31]的歷史。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為工農大眾賦權，使勞動人民首次作為決定民族命運的主體力量登上歷史舞臺，由此實現了將中國社會演進方向確定為實現最大多數勞動人民利益的歷史性轉向。

這場斗爭推動國家功能的范式轉換。中國歷史上一切舊的國家機器，其根本職能是維系少數統治階級的階級壓迫。而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方案則賦予國家前所未有的歷史使命——帶領全體人民進行現代化建設。這一根本轉變，使我國國家社會管理職能的地位歷史性地超越政治統治職能，國家隨之成為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建設性力量。上述三重維度的結構性變遷，最終徹底重塑中華民族的發展命運，使其歷史性地走向偉大復興，抗日戰爭也由此成為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復興的歷史轉折點。

（本文系貴州省社科規劃重大招標課題“共產黨人‘心學’的理論品格、當代價值及其實踐路徑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3GZZB21）

注釋

[1][2][9][18]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277、277、279、276～277頁。

[3][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48頁。

[4][10][21]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年，第15、263、18頁。

[5][6]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年，第36、35頁。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51頁。

[11]《毛澤東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5頁。

[12][13][14]劉庭華：《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統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2年，第176、179、179頁。

[15]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上，天津市政協編譯組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頁。

[16]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下，天津市政協編譯組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頁。

[17]人民出版社編：《臺灣問題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5頁。

[19][20]王鐵崖、田如萱、夏德富編：《聯合國基本文件集》，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3頁。

[22]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上，北京：檔案出版社，1984年，第120頁。

[23][24][26][30]《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2、675、511、534頁。

[25][31]解放社編：《評〈中國之命運〉》，邯鄲：華北新華書店，1949年，第25、6頁。

[27][28]《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6頁。

[29]《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2頁。

責 編∕楊 柳 美 編∕梁麗琛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e Husheng

Abstract: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s the Chinese people's longest and largest fight against foreign aggression in modern times, which came with the greatest sacrifice but led to Chinese people's first complete victory in national liberation. As the mainstay role of the entire nation's resistanc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led the struggle with a profound sense of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and correct strategic planning, becoming the core leading force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As the main Eastern battlefield in the global war against fascism, China's battlefield propelled the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anding to a historic elevation, laying the foundational identity and spiritual groundwork for the Chinese nation's participation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great spirit of resisting aggression, forged through trials of blood and fire, served not only as the spiritual key to victory but also drove the profound reconstruction and elevation of the great spiri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ntest between the "Two Destinies of China" revealed the fundamental divergence in the state-making blueprints of the CPC and the Kuomintang. The CPC's New Democratic approach to state-making illuminated the grounded path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profoundly reconstructed the nation's destiny, and marked a definitive new phase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march towar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Keywords: the Chinese Nati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mainstay role, the Great Spirit of Resisting Aggr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