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的話

最是書香能致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提倡多讀書，建設書香社會，不斷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習近平總書記歷來高度重視和倡導閱讀，黨的十八大以來，全民閱讀促進工作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全民閱讀”寫入黨的二十大報告和“十五五”規劃綱要，施行《全民閱讀促進條例》，設立“全民閱讀活動周”……在習近平總書記率先垂范、引領推動下，神州大地書香愈濃。本期起，《人民論壇》開設“書香中國”專欄，聚焦全民閱讀動態，深入挖掘閱讀背后的文化價值和社會意義，展現閱讀在促進個人成長、推動社會進步中的獨特作用。在這里，我們邀請知名學者、文化名人撰寫文章，分享自己的閱讀心得、推薦經典好書，與讀者一同感受閱讀的魅力。

【摘要】《全民閱讀促進條例》的出臺，標志著全民閱讀由政策倡導邁入制度化、法治化新階段，為書香社會建設提供堅實制度保障。單純依賴閱讀空間擴張和活動推進，難以充分回應公眾多樣化、結構化的閱讀需求。在這一背景下，書香社會建設面臨從“有形覆蓋”向“有效供給”轉型的重要命題。推進書香社會建設，關鍵在于通過制度保障和服務創新，推動閱讀由空間供給向能力培育轉變，由數量擴張向質量提升跨越，從而筑牢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深厚根基。

【關鍵詞】書香社會 全民閱讀 公共文化服務 有效供給 【中圖分類號】G252.1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力戒浮躁，多用一些時間靜心讀書、靜心思考，主動加快知識更新、優化知識結構，使自己任何時候才不枯、智不竭。”①“十五五”規劃綱要指出：“深化全民閱讀活動，推進書香社會建設。”當前，全民閱讀不再局限于文化倡導層面，而是被納入國家治理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制度安排之中。2025年12月9日，《全民閱讀促進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正式公布，并于2026年2月1日起施行。作為我國首部以全民閱讀為主題的行政法規，《條例》的出臺，標志著全民閱讀從持續多年的政策推動，邁入制度化、法治化的新階段，為推進書香社會建設奠定堅實制度基礎。

回望近年來的實踐，我國書香社會建設成效顯著：公共圖書館體系不斷完善，城市書房、社區書屋、農家書屋等閱讀空間快速增長，閱讀活動廣泛開展，閱讀氛圍日益濃厚。“有書可讀、處處可讀”的局面基本形成。然而，隨著閱讀空間和項目數量的不斷增加，一個新的問題逐漸凸顯：當“有形覆蓋”成為常態，閱讀服務如何才能真正轉化為群眾“用得上、愿意用、持續用”的“有效供給”。這一問題，既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發展到新階段的必然結果，又是推進書香社會建設過程中需正視的重要命題。

書香社會建設進入新階段：從政策推動到制度治理

從宏觀層面看，我國書香社會建設經歷一個由倡導到推進、由探索到深化的發展過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文化事業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逐步發展，全民閱讀逐漸成為國家文化建設的重要議題。早期階段，閱讀推廣主要依賴政策倡議、主題活動和示范項目推動，其重點在于喚起社會關注、培育閱讀意識、營造讀書氛圍。無論是各類讀書節、讀書月活動，還是“書香城市”“書香校園”等品牌項目，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動閱讀理念的社會傳播，使閱讀逐漸從個人行為上升為公共文化議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斷提升，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日益完善，閱讀在國家文化發展格局中的地位隨之不斷提升。黨的十八大以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持續推進，全民閱讀逐漸從“倡導性文化活動”轉向“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內容”。閱讀不再僅是文化生活的有益補充，而是被視為提升國民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養和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路徑，成為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舉措。

在這一背景下，《條例》的出臺有著重要意義。《條例》從國家治理的高度，對全民閱讀的基本原則、政府責任、公共服務供給方式，以及社會參與路徑作出系統規定，明確全民閱讀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的制度定位，標志著閱讀推廣工作從以政策推動為主的階段，邁入以制度保障為主的新階段。通過行政法規的形式確立全民閱讀的制度框架，意味著閱讀不再僅依賴階段性政策和專項行動，而是進入以法治為保障、以制度為支撐的常態化發展軌道。

從國家治理視角看，這一轉變有著多重意義。首先，它使閱讀服務成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推動閱讀從“文化倡導”走向“制度安排”。其次，它通過明確政府在閱讀服務中的保障責任，為閱讀資源配置和閱讀服務供給提供穩定的制度基礎，有助于形成更加均衡、可持續的全民閱讀服務體系。再次，它為社會力量參與閱讀推廣拓寬制度空間，使閱讀服務能夠在政府主導下形成多方主體協同參與的治理格局。

需注意的是，制度化并不意味著閱讀推廣工作的行政化。制度化的意義在于為閱讀服務提供穩定、持續、可預期的發展框架。在這一框架下，各地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創新探索，不斷優化閱讀服務模式。換言之，制度確立的是基本方向和治理邊界，而具體實踐則需不斷豐富和發展。

可以說，通過明確政府責任、完善公共服務體系、鼓勵社會參與，《條例》為形成覆蓋全民、貫通城鄉、可持續運行的閱讀服務機制奠定制度基礎。這一制度邏輯，也為進一步討論“閱讀服務如何從有形覆蓋轉向有效供給”提供重要前提：只有在制度治理的框架下，閱讀服務才能從規模擴張走向質量提升，從階段性推動走向長效發展。

書香社會建設的重點從關注“有沒有”轉向系統回答“好不好”“準不準”“能不能持續發揮作用”

“有形覆蓋”在我國書香社會建設中有著重要貢獻。從書香社會建設的發展歷程看，在公共文化服務基礎相對薄弱、閱讀資源分布不均、城鄉文化差異較為明顯的階段，閱讀空間和閱讀設施的加快布局，首先解決的是“有沒有”的基礎性問題。無論是公共圖書館體系的不斷完善，還是城市書房、社區書屋、農家書屋等新型閱讀空間的持續建設，其主要意義都在于打破閱讀資源在地域和群體之間的壁壘，使閱讀不再是少數人、少數地區享有的文化條件，而逐步成為全體人民都能夠接近、參與和共享的公共文化資源。

從更深層次看，“有形覆蓋”不僅是設施建設問題，而且是公共文化公平的重要體現。閱讀作為一種關乎人的精神成長、知識獲取和文化涵養的重要活動，其可達性本身即是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尺。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正是通過持續推進閱讀空間建設、豐富基層閱讀設施、完善城鄉公共文化網絡，我國逐步建立起覆蓋廣泛、層級清晰的閱讀服務體系。可以說，沒有這一階段“有形覆蓋”的持續推進，就不可能有今天書香社會建設的整體格局，也不可能為全民閱讀奠定堅實的現實基礎。同時，“有形覆蓋”的意義不僅體現在物理空間的“建起來”，而且體現在改變閱讀在社會中的位置。過去，閱讀更多被視為個人興趣或學校教育的附屬內容，而隨著公共閱讀空間的大規模建設，閱讀逐漸嵌入社區、鄉村、家庭和日常生活場景，成為社會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閱讀由相對分散的個人行為，逐步轉化為具有公共性、共享性和社會性的文化實踐。

隨著覆蓋水平不斷提高，“有形覆蓋”顯現出邊際效應遞減的趨勢。也就是說，當“有沒有”的問題得到較大程度解決之后，單純依靠增加空間數量、擴大設施規模，已難以繼續顯著提升閱讀服務的實際成效。一方面，公共閱讀設施和閱讀空間數量持續增長，布局日益廣泛；另一方面，有的地方出現閱讀空間使用率不高、活動參與持續性不足、服務供給同質化等問題。這并不是閱讀需求本身下降，而是供給方式與群眾的閱讀需求、閱讀習慣、閱讀場景之間出現錯位。

從實踐情況來看，“有形覆蓋”模式在推進過程中，往往容易聚焦于“建什么”“建多少”“覆蓋到哪里”等量化指標，因其易于考核，且能快速形成可視化成果。相較之下，對于“如何用”“誰來用”“為什么愿意用”“能否長期使用”等深層問題，重視程度仍然不夠。閱讀空間若僅有物理存在，而缺乏與群眾需求相匹配的內容供給、閱讀指導、專業服務和持續運營機制，就容易停留在“可達性”層面，難以真正轉化為穩定、持續、深入的閱讀行為。也就是說，“有形覆蓋”解決閱讀服務的“最后一公里”問題，卻并不自動意味著閱讀服務的質量問題和效能問題也隨之解決。尤其是在數字化、智能化快速發展的今天，公眾的閱讀方式、知識獲取習慣和文化消費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人們進入閱讀空間，不再只是借閱紙質書籍，而更希望獲得知識服務、文化交流、學習支持和精神成長的綜合體驗。

因此，當覆蓋問題在整體上基本解決之后，書香社會建設的重點需實現階段性轉移。這種轉移，不是從重視空間建設轉向忽視空間建設，而是從單純強調“空間擴張”轉向更加重視“服務提質”，從強調“數量增長”轉向更加注重“效果提升”，從關注“有沒有”轉向系統回答“好不好”“準不準”“能不能持續發揮作用”。這既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必然要求，又是推進書香社會建設走深走實的關鍵所在。可以說，只有推動閱讀服務實現由覆蓋型發展向效能型發展的躍升，書香社會建設才能真正邁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

何為“有效供給”：閱讀服務內涵的時代重塑

實現從“有形覆蓋”到“有效供給”的轉變，需理解一個關鍵問題：什么樣的閱讀服務，才是真正有效的閱讀服務。從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發展邏輯來看，“有效供給”并不等同于“供給越多越好”，而是指公共服務能夠真正被公眾使用、被持續使用，并在使用過程中不斷產生知識增長、能力提升和文化認同等積極效應。換言之，“有效供給”強調的不是供給數量，而是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匹配度。具體到全民閱讀領域，“有效供給”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加以理解。

內容是否有效：閱讀資源能否回應真實知識需求。閱讀服務的有效性，取決于內容供給是否與公眾真實的知識需求、學習需求和文化需求相契合。如果閱讀資源長期停留在單一、靜態、同質化的內容結構之中，就很難回應不同群體不斷變化的閱讀需求。近年來，一些地方在閱讀內容供給方面進行積極探索。例如，深圳圖書館北館引入科技、人文、產業等多領域知識資源，設立專題知識空間、數字學習中心和開放式閱讀研討區，使圖書館不僅是借閱場所，而且成為公眾獲取知識與終身學習的重要平臺。自2023年開放以來，該館讀者到館人數持續增長，成為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重要知識樞紐。類似的實踐還體現在許多城市公共圖書館的主題閱讀服務中。例如，上海圖書館東館圍繞“閱讀+研究+創新”的理念，設置歷史文獻中心、創客空間和藝術閱讀空間，通過跨領域內容整合，滿足不同群體的學習需求②。這些探索說明，當閱讀內容能夠與公眾現實需求形成有效連接時，閱讀空間的吸引力和使用率會顯著提升。由此可見，閱讀服務若要實現“有效供給”，需從“資源供給導向”轉向“需求導向”，不斷根據社會知識結構變化更新閱讀內容，使閱讀真正成為公眾獲取知識、提升能力的重要途徑。

方式是否有效：閱讀形態能否適應數字化知識傳播。“有效供給”取決于閱讀方式是否適應數字化時代知識傳播方式的變化。在數字技術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公眾獲取知識的方式發生深刻變化，文字閱讀、電子閱讀、音頻閱讀、視頻化知識傳播等多種形態并存，共同構成當代社會的知識獲取結構。如果閱讀服務仍然僅以紙質閱讀為中心，忽視數字媒介與新型知識傳播方式的存在，就難以真正觸達公眾。近年來，一些公共文化機構已經開始探索多形態閱讀服務。例如，國家圖書館推出“文津經典誦讀”和數字閱讀平臺，通過音頻講解、線上閱讀和知識分享等方式，使經典閱讀能夠跨越時間與空間限制，擴大閱讀的受眾群體③。同時，視頻化知識傳播正成為公眾學習的重要渠道。例如，“科普中國”平臺通過短視頻、直播和圖文等多種形式傳播科學知識，其內容已累計觸達數十億用戶。這些實踐表明，閱讀并不必然局限于傳統紙質文本，而是可以通過多種媒介形式呈現知識內容。因此，推動閱讀服務方式創新，并不是削弱閱讀的價值，而是通過多媒介傳播，使知識內容能夠以更加多樣的形式進入公眾生活，從而擴大閱讀的社會影響力。

對象是否有效：閱讀服務能否實現精準化供給。“有效供給”體現在閱讀服務對象是否精準。不同年齡、職業和教育背景的群體，其閱讀動機、閱讀方式和閱讀需求差異顯著。如果閱讀服務采用單一模式，很難真正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近年來，一些城市在閱讀服務精準化方面進行積極探索。例如，杭州鄰里閱讀空間通過挖掘社會力量，整合各方資源，推動一批市民身邊的社區及企業圖書室、地鐵書房、民間文創書店等公共文化空間融入“15分鐘品質文化生活圈”，為市民提供便捷、優質、親民的公共文化服務。在鄉村地區，農家書屋工程也在不斷探索更加符合基層需求的閱讀服務方式。例如，一些地方通過將農家書屋與農村電商培訓、農業技術培訓相結合，使閱讀資源能夠直接服務于鄉村全面振興。這些案例表明，閱讀服務若要實現“有效供給”，需從“統一供給模式”轉向“差異化服務模式”，根據不同群體的需求特點設計閱讀內容和閱讀活動，使閱讀真正融入不同群體的生活和工作場景。

結果是否有效：閱讀服務能否形成長期能力積累。閱讀服務的最終目標，是促進知識能力的積累和閱讀習慣的長期養成。實踐表明，單次閱讀活動雖能產生一定影響，但如果缺乏持續性的閱讀支持機制，其效果往往難以長期保持。因此，一些地方探索將閱讀服務與學習型社會建設相結合，通過長期閱讀項目和學習社區建設，使閱讀成為持續性的文化實踐。例如，北京市持續推進“書香京城”建設工程，通過閱讀節、閱讀推廣人計劃和家庭閱讀項目等多種形式，逐步形成覆蓋學校、社區和公共文化機構的閱讀網絡。這種以長期項目為基礎的閱讀推廣模式，有助于推動閱讀從一次性文化活動轉變為穩定的生活方式。從這一意義上看，閱讀服務的真正價值，不在于一次活動參與人數的多少，而在于推動閱讀行為的長期形成，逐步提升社會整體的知識水平與文化素養。

綜上，“有效供給”并不是對閱讀數量的簡單增加，也不是對閱讀空間的重復建設，而是對閱讀服務體系整體效能的系統提升。只有在內容、方式、對象和結果等多個維度實現協同優化，閱讀服務才能從“可獲得”轉向“可持續”，從而為書香社會建設提供更加堅實的社會基礎。

從“空間供給”到“服務供給”：閱讀服務體系的結構性轉型

推進書香社會建設，正經歷從“空間導向”向“服務導向”的轉型。在全民閱讀發展的早期階段，閱讀工作的重點在于加快閱讀設施建設，通過公共圖書館、城市書房、農家書屋等閱讀空間的布局，解決閱讀資源可達性不足的問題。隨著閱讀空間體系逐步完善，僅依靠空間數量增長已難以顯著提升閱讀服務的實際效果。由此，閱讀服務體系從以空間建設為中心，逐步轉向以服務能力為重心。

需強調的是，這一轉型并非否定空間建設的重要性，而是在既有空間基礎上，進一步強化閱讀服務功能與運行機制，使閱讀空間真正成為知識傳播與文化交流的公共平臺。換言之，閱讀空間不再只是“存放圖書的地方”，而是逐步轉變為集閱讀、學習、交流、文化體驗于一體的綜合文化空間。④近年來，一些城市公共圖書館的實踐已體現出這一轉型趨勢。以深圳圖書館北館為例，其功能定位已突破傳統閱讀功能，向集學習研討、交流互動于一體的方向邁進。在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由“空間供給”向“服務供給”轉型的趨勢同樣明顯。許多城市書房不僅提供閱讀環境，而且定期開展閱讀分享、文化講座和親子閱讀活動，使閱讀空間成為社區文化生活的重要節點。這種以服務為重心的模式，有效提升閱讀空間的使用率和社會參與度。

同時，閱讀服務體系的轉型還體現在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之中。隨著互聯網和移動終端的普及，數字閱讀平臺、音頻內容和視頻化知識傳播，正在成為閱讀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在保持閱讀品質的前提下，將這些新形態有機納入閱讀服務體系，是當前書香社會建設面臨的重要課題。例如，國家圖書館數字閱讀平臺通過電子書資源、線上閱讀活動和知識講解視頻等形式，為公眾提供跨地域、全天候的閱讀服務，即便在閉館期間，也“可登錄國家圖書館官網，免費享受其豐富的資源與服務”；“學習強國”平臺通過知識類文章、音頻課程和專題學習資源，為公眾提供大量優質閱讀內容，成為數字時代重要的知識傳播平臺。

從“空間供給”向“服務供給”的轉型，本質上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一次結構性升級。其關鍵在于：在繼續完善閱讀空間網絡的同時，更加注重閱讀服務能力建設，使閱讀空間能夠持續提供優質內容、專業服務和文化交流平臺。同時，通過制度引導和規范管理，將數字閱讀、音頻內容和知識視頻等新形態納入閱讀服務體系之中，在保證知識質量與文化導向的前提下，拓展閱讀的社會邊界。可以說，只有當閱讀服務從單一空間供給走向綜合服務供給，閱讀空間才能真正成為知識社會的重要基礎設施。

以《全民閱讀促進條例》為抓手，推動“有效供給”落地

《條例》的出臺，為實現閱讀服務從“有形覆蓋”走向“有效供給”提供重要制度保障。實踐證明，主要依賴政策倡導、專項活動和地方探索的閱讀推廣，雖然取得顯著成效，但在制度穩定性和治理體系方面仍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條例》的實施，標志著從倡導到立法，構建全民閱讀的制度框架，也就意味著全民閱讀從政策推動階段進入制度治理階段，閱讀服務能夠在更加穩定和規范的制度框架中持續推進⑤。這一制度安排，為推動閱讀服務質量提升提供制度依據，也為各地在實踐中推動閱讀服務轉型提供明確方向。

首先，在《條例》基礎上進一步完善閱讀服務的實施路徑，將“有效供給”作為衡量閱讀工作的重要標準。各地可以在制度框架下逐步建立以“服務效能”為導向的評價機制，將閱讀空間使用率、公眾參與度、閱讀服務持續性等指標納入評價體系，使閱讀服務從“重建設”逐步轉向“重服務”。例如，近年來深圳市在推進“圖書館之城”建設過程中，努力打造“圖書館之城”統一服務平臺，實現全市公共圖書館資源與服務“共建共享、互通互連”，真正做到“全城一座圖書館”，市民可在加入統一服務的任一公共圖書館享用標準化的優質均等服務。據統計，截至2024年底，深圳共有1201個服務網點（包含879家公共圖書館、322臺自助圖書館）加入“圖書館之城”統一服務體系，全市公共圖書館統一服務占比高達95.03%。“圖書館之城”統一服務成員館累計文獻總藏量6442.75萬冊、件，累計注冊讀者568.28萬人，全市持證率31.59%，居全國前列。⑥

其次，通過制度設計推動閱讀資源配置從“平均供給”向“精準供給”轉變。隨著社會結構的不斷變化，不同群體的閱讀需求呈現更加明顯的差異化特征。青少年群體更注重學習資源與知識拓展，中青年群體更關注職業發展和技能提升，而老年群體傾向于文化休閑與精神生活。如果公共閱讀服務仍采用單一供給模式，很難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在這一方面，一些地方已經進行積極探索。例如，北京市“書香京城”建設工程通過設立家庭閱讀計劃、青少年閱讀推廣計劃，以及社區閱讀活動，使閱讀服務能夠更有針對性地面向不同群體。同時，部分公共圖書館通過大數據分析讀者借閱行為，不斷調整館藏結構和閱讀服務內容，以更好地滿足公眾需求。

再次，鼓勵高校、研究機構和專業組織參與閱讀服務體系建設，形成更加科學的閱讀治理機制。閱讀推廣不僅是文化活動，而且涉及教育學、傳播學和公共管理等多個領域的知識。通過引入學術機構和專業組織參與閱讀服務評估，可以提高閱讀政策制定與實施的科學性。例如，中國圖書館學會近年來持續開展全民閱讀調查與閱讀推廣研究項目，通過對全國閱讀狀況進行調查分析，為閱讀政策制定提供數據支持。通過定期評估閱讀服務的實際效果，及時調整閱讀資源配置和服務方式，使閱讀服務能夠不斷適應社會變化。只有形成這種動態調整機制，閱讀服務體系才能在制度框架下持續優化。

總體來看，通過推動服務模式創新、資源配置優化和治理機制完善，能夠助力全民閱讀由“有形覆蓋”向“有效供給”轉型。

在推進書香社會建設中夯實國家文化軟實力

經過多年的持續推進，我國全民閱讀在閱讀設施布局、閱讀空間建設和閱讀活動推廣等方面已取得顯著進展，“有書可讀、處處可讀”的基礎格局基本形成。新發展階段，書香社會建設的關鍵問題，已經從“閱讀資源是否可獲得”，轉向“閱讀服務能否真正發揮作用”。從更宏觀的角度看，閱讀所塑造的并不僅是個人的知識結構，而且是社會整體的精神結構。一個社會如果擁有廣泛而深厚的閱讀傳統，其成員在知識獲取、理性思考和文化理解方面往往更具能力，也更容易形成開放、理性和富有創造力的公共文化氛圍。因此，推進書香社會建設，從來不僅是一項文化事業，而且是一項關乎國家發展和民族未來的重要工程。閱讀所積累的知識力量與思想力量，最終都會轉化為推動社會進步與國家發展的深層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提倡多讀書，建設書香社會，不斷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⑦閱讀是獲取知識、增長智慧的重要方式，也是文明傳承、文化賡續的重要途徑。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建設書香社會不僅是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的重要舉措。當前，我們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更加需要自信自強、守正創新的精神力量作為支撐。書籍作為人類進步的階梯，承載著民族的智慧與靈魂，只有通過深入閱讀，才能讓全社會形成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的濃厚氛圍，讓中華民族在歷史的洪流中保持文化自信，讓文明的薪火代代相傳。

面向未來，需讓閱讀真正融入社會運行與個人成長之中，使知識成為公共資源，使學習成為社會常態。只有當閱讀在社會生活中持續發揮作用，才能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源源不斷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動力。

【注：本文系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十四五”科研規劃2023年度科研項目“我國國民閱讀素養要素體系構建和分級評價研究”（項目編號：WT145—42）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習近平：當好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 不斷提高城市核心競爭力》，《人民日報》，2014年5月25日。

②《上圖東館開館！與讀者共同打造真正的“人民的圖書館”》，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網，2022年9月30日。

③《國家圖書館：緊跟時代腳步 記錄歷史脈絡》，《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9日。

④陸永勝、毛明娟：《文化產業賦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實現機制》，《國家治理》，2024年第15期。

⑤郭英劍、張煜焉：《從倡導到立法，構建全民閱讀的制度框架》，《現代出版》，2025年第6期。

⑥《〈2025年深圳“圖書館之城”閱讀報告〉發布》，深圳市文化廣電旅游體育局官網，2025年4月24日。

⑦《習近平：堅定信心開拓創新真抓實干 團結一心開創富民興隴新局面》，《人民日報》，2019年8月23日。

責編/孫渴 美編/王夢雅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