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全球深空競爭已由技術突破轉向體系能力建構與規則主導制定，星際航行正成為重塑國家發展空間與國際秩序的重要變量。中國正處于由“進入深空”向“利用深空”轉型的關鍵階段，同時面臨“任務能力強、體系能力弱”的結構性約束。對此，需加快建立國家級專項規劃機制，強化跨部門統籌，推動深空發展從“能力建設”邁向“體系運營”，把“星辰大海”轉化為可長期經營、持續拓展的“深空新家園”。

【關鍵詞】深空探測 航天強國 星際航行 【中圖分類號】V11-1 【文獻標識碼】A

提起“星際航行”，人們常會想到曲率引擎、蟲洞跳躍，或是《星際穿越》里跨越光年的神奇之旅。現實中，星際航行并非直奔恒星系的遠征，而是一場在太陽系內穩步推進的深空基建。當前，美中歐日印等主要航天力量正加速布局地月走廊與行星際網絡，全球深空競賽已從“誰能先到”的單點突破，不斷升級為“誰能常駐、如何運轉”的體系博弈。

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發展航天事業，建設航天強國，是我們不懈追求的航天夢”①，吹響我國由航天大國向航天強國邁進的號角。2026年，“十五五”規劃綱要強調，加快建設航天強國。當前，我國深空探索正面臨從“技術驗證”向“體系運營”的關鍵換擋期，如何穩步跨越“去得了”的探索門檻，邁向“留得下、用得好、轉得開”的運營新階段，是航天強國建設面臨的重要考題。

“星際航行”目標：以體系化運行實現跨天體往返、長期駐留與原位資源開發

“星際航行”主要指太陽系內的行星際體系化運行，而非遙不可及的恒星際穿越。仰望星空，人類對“星際航行”的探索從未停歇。

在航天工程語境中，空間活動按距離與技術門檻可劃分為四個層級：近地空間（地球引力與磁場主導區）、地月空間（地球至月球軌道及拉格朗日點）、深空/行星際空間（太陽系內更遠的行星、小行星帶及柯伊伯帶內側），以及恒星際空間（跨越日球層頂，指向其他恒星）。受中英文語義差異影響，中文的“星”字，可泛指恒星、行星及小行星、彗星等小天體。英文嚴格區分“行星際”（interplanetary）與“恒星際”（interstellar），中文譯介則常將二者統稱為“星際”。早在20世紀60年代，錢學森先生便以“航空、航天、航宇”三分法確立了中國航天的術語坐標：大氣層內為航空，太陽系內為航天，跨恒星系為航宇。

當前，國內常將“深空探測”與“星際航行”并用，但二者在內涵上存在明確邊界：深空探測重在“進入與驗證”，以環繞、著陸、采樣返回等單次任務突破空間抵達能力，重在解決“能否到達、能否獲取數據”的問題，同時重視提高小行星資源利用的層次并積蓄發展潛能②。星際航行重在駐留與利用，以體系化運行實現跨天體往返、長期駐留與原位資源開發，重點解決“如何長期存在、如何高效運轉”的問題。從工程現實看，依托化學推進及其改良技術，行星際往返已具備工程可行性；而恒星際航行因光速壁壘與能源極限，仍屬理論探索。因此，當前“星際航行”，實指太陽系內的行星際體系化運行。如果說“航天”是“把探測器送上月球或火星‘打卡’”，那么“星際航行”，就是在太陽系內“修高速、建中轉站、搞原位補給”。這是人類從“太空訪客”向“深空運營者”轉型的必經之路。

當前全球深空競爭重點，由單純技術競爭轉為國家綜合實力較量

當前，全球深空競爭的焦點，已從“抵達”轉向“留下并持續運轉”。各國逐漸從深空探測的關鍵技術競爭，轉向體系協同與規則構建的國家綜合實力較量。

目前，我國在深空探測領域取得顯著成效。我國已牢牢掌握近地空間運行能力。以此為支點，深空探測同步實現歷史性跨越：嫦娥工程圓滿實現“繞、落、回”，并實現人類航天器首次著陸月背和月背采樣返回；“天問一號”在全球首次一次性完成火星“環繞、著陸、巡視”三大任務；“天宮”空間站全面建成、實現長期駐留和常態化應用——我們用扎實工程證明“去得了”。下一道考題，是“留得下、用得好、轉得開”。當前，我國正處在從“單次任務突破”向“體系化運行”爬坡的關鍵期。跨天體高頻往返、原位資源轉化、深空交通調度等關鍵能力尚在培育。當深空活動從“國家科研探索性項目”逐步邁向“空間基礎設施持續運行”，工作重心轉向體系構建。

未來的深空競爭，關鍵在于誰能率先實現從“任務驗證”向“體系運營”的平穩過渡，并在深空資源利用、交通管理與安全規則制定中積累話語權。為此，我國需在技術集成、生態培育與制度適配上穩步發力，牽引前沿技術系統性突破、提升我國在全球深空治理中的制度性影響力。星際航行的下一站，不在遙遠的星系，而在我們如何把“星辰大海”轉化為可長期經營、可持續拓展的“深空新家園”。

在此格局下，世界主要航天國家正沿著不同路徑向同一目標邁進。中國堅持國家主導與系統工程，注重能力積累的連續性與戰略定力。美國以“阿爾忒彌斯計劃”為中心，依托商業航天生態，著力構建“月球—火星”跨天體運行網絡。歐洲倡導“月球村”，側重多邊協作與設施共享。日本與印度則采取差異化策略，日本深耕高精度探測技術，印度憑借低成本優勢，不斷拓展深空進入邊界。路徑雖異，但共識明確，即均在加速構建面向長期駐留與資源利用的深空體系。

中國星際航行的發展脈絡和遠景展望

不同于有的國家追求跨越式突破，中國更注重體系化布局與循序漸進，遵循“地月支點—行星拓展—太陽系運行”的演進節奏，穩步構建可持續的深空運行網絡。這既順應航天技術由近及遠的客觀規律，又凸顯國家統籌規劃、穩扎穩打的制度優勢。對照《中國空間科學中長期發展規劃（2024—2050年）》的階段性部署，我國深空體系演進呈現清晰脈絡。

能力基礎：從空間進入到深空拓展（1956年—2027年）。中國星際航行，建立在數十年的航天積淀之上。1956年，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和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前身）成立，標志著事業正式啟航。1957年，蘇聯研制發射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斯普特尼克1號升空后，錢學森同志敏銳地預見深空探索的必然趨勢。1958年，錢學森、趙九章等科學家推動中國科學院成立“581組”，召開首屆“星際航行座談會”，系統謀劃深空藍圖，這是中國人造衛星研制事業的起點。1963年，“星際航行委員會”正式設立，前瞻布局運載火箭、軌道力學與生命保障技術。

隨后的數十年間，中國航天在工程實踐中穩步扎根。1970年，中國研制的首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升空，叩開太空之門；20世紀80年代起，長征系列火箭日趨成熟，返回式與應用衛星體系相繼建立。航天活動由此從技術試驗邁向工程應用，初步構建起自主可控的空間技術支撐。

如前所述，21世紀以來，中國航天迎來體系化發展階段，在載人航天、月球探測、火星等行星探測領域不斷取得新突破。從“神舟五號”載人首飛到“天宮”空間站全面建成、實現長期駐留，我國已牢牢掌握近地空間運行能力。至2027年，我們空間科技的主要任務是運營中國空間站，實施載人月球探測、探月工程四期與行星探測工程，形成若干有重要國際影響力的原創成果。

縱觀這一歷程，中國航天將實現三重跨越：目標上，從“進入空間”轉向“利用空間”與“拓展深空”。形態上，從“單項技術突破”升級為“系統工程構建”。邏輯上，由“任務牽引”邁向“能力主導”。屆時，我國將歷史性地完成從“空間進入”到“深空探測”的能力跨越。

同時需看到，我國深空活動目前仍以單任務體系為主，跨天體運輸、長期駐留與原位資源利用等關鍵能力有待突破。中國航天迎來從深空探測向深空常態化運行，乃至星際航行體系構建的關鍵轉型期③。這一轉型并非技術能力的自然外溢，而是國家空間戰略從“進入導向”向“運行導向”的主動重構。

地月階段：由進入深空走向形成支點（2028年—2035年）。當前，中國以載人登月與月球科研站建設為引領，計劃在2030年前實現中國人首次登陸月球④，逐步建成我國主導、多國參與的國際月球科研站，并在月球基地開展科學實驗⑤。國際月球科研站的重要價值，在于為跨域資源分配、數據共享與安全邊界提供首個可運行的制度接口，構建中國進入深空的“第一支點”。我國正加速構建地月空間常態化往返與初步駐留能力，促使月球從探測對象轉變為運行支點。這一時期的重點在于打通跨天體運輸鏈路、建立初步駐留能力，并探尋資源利用的可行途徑，進而推動深空活動從到達能力拓展為運行能力。

行星階段：由區域能力走向跨天體運行（2036—2050年）。這一階段的重心，在于初步構建跨天體運行體系，并從“主權導向的單邊行動”轉向“公共產品導向的多邊協作”。中國將穩步向火星及木星等更遠深空拓展。通過持續的任務實踐與技術迭代，重點驗證跨天體運輸、深空常駐與長期運行能力，進而打通跨天體運行網絡，并以此促進深空交通管理、原位資源利用倫理、通信頻率分配等“軟基建”標準成型。同時，力爭在宇宙起源演化、時空本質、太陽系和生命起源、載人深空探測等方向取得革命性基礎研究突破⑥。

這一階段的顯著特征，是活動半徑大幅擴展、系統復雜度顯著提升，對工程統籌與多系統協同提出更高要求。相應地，深空能力也將實現提升：從分散的任務級驗證，邁向體系化運行的初步成型。

太陽系階段：由體系運行走向全面拓展（2050年以后）。2050年前后形成太陽系邊際及系外行星探測的體系能力⑦。面向中長期發展，中國將以地月能力為基點，穩步向火星及更遠的行星際空間拓展。通過構建深空運輸網絡與測控體系，重點突破多天體往返、原位資源利用等關鍵技術，推動深空活動升級為常態化、可持續的系統運行。關于有害污染界定、太空遺產保護、跨星系通信公約等元規則制定，將成為關注重心。

綜上，中國星際航行呈現出循序漸進、體系牽引、著眼長遠的特征。以月球為支點，由近及遠穩步積累，有效規避跨越式發展的系統性風險；以重大工程為引擎，推動技術研發與工程應用協同并進；以中長期規劃錨定方向，保持戰略定力與政策連貫性。這種發展模式，不僅能在高不確定性的深空領域有效降低技術與工程風險，而且能避免資源碎片化。更重要的是，通過扎實的能力積淀，為中國未來積極參與塑造深空國際規則，奠定堅實基礎。

從能力建設邁向體系構建與規則制定，贏得“運行深空”主動權

我國雖已夯實邁向星際航行的現實基礎，但在一些領域，仍有提升空間。例如，“單次任務成功”尚未完全發展為“常態化系統運行”；運輸、駐留、資源利用等關鍵能力缺乏協同機制，難以支撐持續活動；資源開發、交通管理、商業監管及太空社會學、遺產保護等前沿領域規則供給相對滯后。我國星際航行發展的重點任務，是構建技術體系、工程運行與制度供給相互支撐的能力閉環。對此，建議加快建立國家級專項規劃機制，強化跨部門統籌，推動深空發展能力建設升級。

推動單點突破邁向系統集成，構建長期穩定的技術攻關機制。建議在國家層面設立星際航行關鍵技術專項，圍繞重型運載、深空推進、生命保障等關鍵領域，避免投入斷檔。同時，完善從在軌驗證到工程應用，再到體系集成的轉化路徑，加速技術從實驗室走向工程化。更為重要的是，強化跨系統協同，推動運輸、駐留、資源利用等能力實現有機耦合，并通過建立重大工程容錯與冗余機制，提升整體系統可靠性。星際航行的突破，不在于單項技術領先，而取決于系統穩定運行。

從國家主導到多主體協同，構建“國家+商業”雙輪驅動。2025年，全球深空探測事業在任務實施、科學發現、商業發展等多方面邁入深耕細作、多點突破的新發展階段，各國共建共享的深空探測發展生態正在加速成型⑧。在堅持國家戰略主導的前提下，需加速構建深空經濟發展框架，統籌財政投入與市場機制，推動深空工程從“單一國家投入”向“國家引導、多方參與”轉型。健全商業航天參與深空活動的制度安排，明確市場準入、激勵政策與產業分工，引導社會資本投向深空運輸、資源開發、在軌服務等關鍵領域。同時，培育深空產業新業態，推動深空活動從“工程項目”向“產業體系”演進。未來深空競爭，不僅是國家能力的比拼，更是國家與市場協同效率的較量。

從能力建設到規則塑造，提升深空治理話語權。在持續推進工程能力的同時，需加快補齊制度短板。建立國家深空治理協調機制，統籌資源開發、交通管理與戰略布局。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推動形成公平、可持續的外空治理體系。完善國內深空法律與倫理框架，構建涵蓋探測、利用、商業活動的監管體系，并統籌推進人才與跨學科研究能力建設。在深空秩序中，參與制定規則標準，掌握競爭主動。

當前，全球深空競爭已邁入體系構建與規則塑造并重的新階段。中國須緊抓星際航行的窗口期，以體系能力筑基、以制度能力塑序，推動國家發展空間從地球向深空實現結構性躍升，牢牢掌握“運行深空”的主動權。

【注釋】

①《習近平：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勇攀科技高峰 譜寫中國航天事業新篇章》，《人民日報》，2016年4月25日。

②吳偉仁、張哲、敖顯澤等：《深空物質資源利用現狀與展望》，《科技導報》，2023年第19期。

③張揚眉：《2025年全球深空探測領域發展綜述》，《國際太空》，2026年第2期。

④《中國計劃在2030年前實現首次登陸月球》，中國政府網，2023年5月29日。

⑤裴照宇、劉繼忠、王倩等：《月球探測進展與國際月球科研站》，《科學通報》，2020年第24期。

⑥⑦《國家空間科學中長期發展規劃（2024—2050年）》，中國政府網，2024年10月16日。

⑧葛平、姜亦宸、劉文鉞等：《2025年深空探測進展與展望》， 《中國航天》，2026年第1期。

責編/陳楠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