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情緒消費是當代青年消費文化中的重要現象，既回應了青年真實存在的精神需求，又折射出青年在社會認同、交往方式和情感表達等方面的深刻變化。當前，情緒消費在青年群體中具有情緒調適、身份確認、社會連接和文化轉化等積極功能，同時面臨脫實向虛、削弱時間穿透力、催生新的身份區隔等潛在風險，需從優化內容供給、規范平臺機制、加強價值引領、培育成長型青春經濟、完善青年支持體系、強化數字與消費素養教育等方面形成系統引導，推動情緒消費朝著有利于青年成長和社會進步的方向發展。

【關鍵詞】青年  情緒消費  消費文化

【中圖分類號】D432.6    【文獻標識碼】A

當代青年成長于一個高度流動、高度競爭、高度媒介化的社會環境之中，與以往相比，他們擁有更多選擇、更廣視野和更強的主體意識，與此同時，更加頻繁地面對節奏加快、評價密集、關系松動、預期波動等現實處境。尤其是平臺勞動和數字技術深度嵌入日常生活，青年不僅要應對學業、就業、住房、婚戀等現實壓力，而且要面對信息過載、比較泛化、情緒外顯和身份焦慮所帶來的心理消耗。在這樣的背景下，青年的消費行為已經很難用傳統的“功能滿足”加以解釋，許多看似圍繞商品展開的購買行為，背后承載的，實際上是情緒調適、身份表達、關系連接和意義確認等更為復雜的精神訴求。

因此，“情緒消費”理應成為了解當代青年精神世界和社會心態變化的重要切口。一般認為，情緒消費主要包含三個關鍵要素：由情緒直接驅動，以消費場景作為載體，達到悅己、社交以及心理補償等社會功能。它表面上表現為青年愿意為情緒價值買單，實質上反映青年如何借助消費來回應現實壓力、安放內在感受、確認自我位置，并在流動不定的社會生活中尋找認同和歸屬的訴求。可以說，情緒消費既是一種新的消費現象，又是一種新的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它既包含青年對美好生活、精神慰藉和審美體驗的積極追求，又伴隨著平臺放大、商業裹挾和身份分化等潛在風險。正因其兼具價值與隱憂、活力與風險，所以對青年情緒消費進行深入研究，既有助于準確把握青年消費新趨勢，又有助于為青年發展、文化建設和社會治理提出更具針對性的意見建議。

情緒消費的源流演變

“情緒消費”的出現，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反映出消費文化從物質滿足走向情感體驗、從功能導向走向意義承載的深刻轉型。從西方國家的情況看，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伴隨著后工業社會中消費文化轉向以及個體自我意識的增強，一些學者開始反思傳統消費研究中過度強調理性選擇的分析框架。1982年，美國學者伊麗莎白·赫希曼和莫里斯·霍爾布魯克提出“體驗觀點”和“享樂消費”的概念，強調情緒、感官、想象在消費決策中的重要作用。此后，情緒與消費行為的關系研究逐漸成為該領域的重要方向。有學者進一步闡釋，情緒不僅影響消費者的決策過程，而且能直接驅動購買行為，并在消費行為結束后持續作用于對商品的評價和關注度。還有學者從文化社會學的角度出發，將消費理解為一種嵌入社會關系、文化儀式與身份建構的“情感實踐”，強調個體通過消費表達歸屬感與群體認同。

20世紀90年代以后，日本面臨經濟低迷、老齡化加劇、單身獨居現象增多等社會現實，一些青年通過消費尋求情感慰藉和精神補償。日本作家荒川和久在他的著作《超單身社會》中，基于對日本社會的深入觀察，提出“情緒消費”這一概念，他將這一概念界定為由情緒驅動而非單純功能性需求的消費決策行為①。他注意到，在結婚率和生育率持續走低、單身和獨居現象日益普遍的社會背景下，越來越多的日本青年傾向于通過消費行為來彌補精神層面的空虛，尋求情感上的寄托與滿足。由此，情緒消費不再只是經濟現象，而被賦予了鮮明的社會學和文化學意義。

就我國而言，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綜合實力持續提升，消費場景日益多樣，消費層級由生存型、溫飽型邁向享受型、發展型，情緒消費逐漸進入青年的視野。尤其是近年來，隨著數字技術、平臺經濟與社交媒體的深度融合，消費行為的內容化、社交化、符號化趨勢顯著增強，情緒消費的擴散速度明顯加快，并逐漸成為帶動消費的新增長點。《2024中國青年消費趨勢報告》顯示，情緒價值已成為推動青年消費的重要因素②。抖音商城和SocialBeta聯合發布的《2025年輕人情緒消費趨勢報告》指出：88.2%的青年認為自己處于壓力狀態，而能夠帶來即時正向反饋的消費行為，已成為他們釋放情緒的重要出口③。相關數據亦顯示，2013年以來，中國情緒消費相關產業年均復合增長率為12%，2024年市場規模達2.3萬億元，預計2029年將突破4.5萬億元④。

當前，情緒消費在中國社會中的表現形態十分豐富，其消費場景既包括傳統的歌舞表演、演唱會、快閃等傳統文娛活動，又廣泛涵蓋現代興起的“粉絲經濟”、“谷子經濟”、潮玩、虛擬陪伴、療愈服務等新興消費形態。概括起來，主要分為三類：獎勵與慶祝類，多由喜悅、成就感、興奮、期待等積極情緒驅動，主要包括節日消費、旅游休閑、技能體驗、娛樂活動等；補償與療愈類，多由壓力、焦慮、孤獨、空虛等負面情緒驅動，主要包括解壓玩具、寵物陪伴、療愈服務、助眠產品、虛擬陪伴等；表達與認同類，主要圍繞身份認同和群體歸屬展開，包括潮玩盲盒、二次元周邊、文創IP、個性化裝扮、粉絲消費等。這三種類型共同構成當代情緒消費的基本圖景，呈現出從強化積極情緒到調節負向情緒，再到建構身份認同的多種面向。

情緒消費的價值與功能

情緒消費之所以能在青年群體中深受喜愛，首先在于它在相當程度上承接了青年在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精神需求。對今天的青年而言，消費越來越成為調適情緒、表達自我、確認身份、建立連接、進入文化的重要方式。

情緒消費為青年提供一種相對可控的自我安放機制。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和有數數據創新實驗室聯合發布的《韌性生長——2025中國青年生活全景報告》顯示，面對外部世界的變動，87.3%的青年曾通過“為情緒價值買單”來獲取內心安寧⑤。而今，青年可以通過選擇某一種商品、某一種風格、某一種文化符號，迅速完成對自身情緒狀態的回應，并在這一過程中重新獲得某種主體感和掌控感。情緒消費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不只是因為它能帶來愉悅，還在于它為青年提供了一種低門檻、可感知的自我修復方式。近年來的文化消費現象，如《浪浪山小妖怪》《我的阿勒泰》等影視作品的熱播，以及Chiikawa、Loopy等表情包和玩偶的迅速走紅，都表明青年正通過情緒消費構建一處可掌控、可寄托的精神棲息地。調研中有青年表示：“工作壓力大的時候，我會買一些解壓玩具，像指尖陀螺、減壓魔方等。這些玩具雖然不貴，但真的能讓我放松一下心情。”還有的青年對線上情緒消費表達自己的觀點：“樹洞傾聽”滿足了自己“情緒垃圾桶”的需求，“閑聊嘮嗑”形成在線人際溝通渠道，“夸夸部落”可以聽到久違的對自身的積極評價，凡此種種都為自己提供了情感慰藉。此外，情緒消費線上線下場景的深度融合還催生出“線上預約+線下體驗”“線下觸發+線上延續”等新模式。例如，線上定制情緒療愈方案，線下到店享受專屬服務，實現了情緒消費場景的無縫銜接。總的來看，情緒消費幫助青年在“心靈疾馳”的倍速模式下享受“慢生活”，在“內卷壓抑”里尋找“釋放感”，在“高緊繃”的精神狀態下謀求“松弛感”，在“不確定”中抓住“小確幸”，已經成為青年應對社會壓力、緩解孤獨、重塑生活意義的重要實踐策略。

情緒消費正在成為青年確認身份、表達自我的重要媒介。過去，身份認同主要建立在家庭、地域、職業、單位等這些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之上。今天，這些傳統結構對青年身份的支撐作用有所減弱，而興趣、審美、圈層、文化偏好等因素的重要性不斷上升。在這種變化中，消費不再只是個體偏好的外化，而日益成為“我是誰”“我希望被怎樣看見”的公共表達。青年借助消費完成的，往往不是簡單的占有，而是以符號化方式進入某種關系和身份。也就是說，在情緒消費中，青年購買的不只是物本身，而是借助這個物為自己在流動不定的現實中尋找一種可以被識別、被共享、被回應的位置。調研中有青年表示：“我喜歡收集小眾設計師的手辦，這不僅是消費，而且是在表達我自己的品味和態度。平時在微信群里跟大家分享、交流，有種找到‘組織’的感覺，特別有歸屬感。”更進一步看，情緒消費還折射出青年對尊嚴、意義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它說明今天的青年并沒有陷入價值真空，也沒有放棄對精神世界的要求。恰恰相反，他們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明，生活不能只有功能和效率，成長也不能只有競爭和績效，個體需要被理解、認同和安頓，需要在現實壓力之外保有情感溫度、審美空間和意義支點。在對精神世界的追求過程中，青年也不是被動的接受符號，而是深度參與文化符號的再生產與意義流轉之中。無論是為熱門潮玩設計并銷售“娃衣”，還是基于原生IP進行繪畫、寫作、視頻等形式的二次創作，抑或是在社交平臺圍繞虛擬角色展開“角色扮演”和故事接龍，都表明青年正在通過情緒消費，把單純的購買行為轉化為持續的表達實踐和文化參與過程。

情緒消費具有一定的社會連接功能。對不少青年而言，當前最稀缺的不是信息，而是穩定而真實的共鳴感。情緒消費之所以能夠迅速形成圈層、社群和共同話題，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為個體提供了一種快速建立連接的方式。一個物件、一個品牌、一套話語，往往可以在短時間內讓陌生人之間形成“彼此懂得”的關系想象。雖然這種連接未必深厚，卻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青年在快節奏、碎片化生活中的孤獨感和懸浮感。從這個意義上說，情緒消費不是單純把人推向消費主義，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當代青年重建微觀連接、尋找情感共同體的社會功能。例如，以“泡泡瑪特”為代表的潮玩消費，不僅售賣產品，而且構建起一套包含猜測、挑選、收集、分享的完整體驗儀式，使消費成為連接同好、確認歸屬的情感實踐。調研中有青年表示：“在門店里和大家一起‘搖盒’、交流手感，甚至交換重復款，這種過程比買到隱藏款更讓我感到高興，就像是一種暗號，讓我們快速建立起聯系。”此外，情緒消費的聚集效應也使老舊商場、閑置街區變為具有文化意義和青春活力的青年聚集地。青年群體通過時間層的周期循環（如趕集、打卡、吃谷）與空間層的虛實連接（線上—線下聯動）的消費實踐，共同賦予物理空間以情感溫度和集體記憶，找回現代社會中缺少的“人情味”“煙火氣”和“活人感”，重建被數字媒介弱化的“附近”。從本質上看，情緒消費在原子化、流動化的現代生活中，臨時性地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秩序和意義關聯。它所回應的，不是簡單的“社交需求”，而是青年在高度競爭和廣泛比較中，對被看見、被確認、被納入某種共同體的深層渴望。

情緒消費在一定條件下具有文化轉化和精神提升的可能。高質量的情緒消費，可以把短時慰藉轉化為持續滋養，把個體偏好提升為審美能力，把即時共鳴引向更深層的文化認同。近年來，一批具有文化厚度和審美品質的情緒消費形態受到青年青睞，無論是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等文博機構推出的文創產品走紅，還是“只有河南·戲劇幻城”等沉浸式文化空間吸引大量青年打卡，抑或是漢服、新中式、非遺手作、國風演出等業態升溫，都表明青年愿意為文化體驗、歷史想象和審美認同付費。對他們而言，這樣的消費并不只是“買一個東西”“看一場演出”，而是在消費中尋找文化歸屬、情感寄托和精神安頓。越來越多的青年在消費中關注產品背后的文化內涵、情感價值和審美表達，希望通過參與式、體驗式的消費方式，讓自己與歷史傳統、城市記憶和公共文化重新建立聯系。調研中有青年表示：“去博物館買文創，不只是因為它好看，而是覺得把喜歡的歷史帶回了生活里。每次用這些東西，都會覺得自己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了具體的連接。”這說明，情緒消費一旦與優質文化資源相結合，就可能超出即時慰藉的層面，轉而成為青年理解文化、涵養心靈、提升精神生活質量的重要渠道。令人欣喜的是，近年來，中國情緒消費品憑借一些普適性的情緒符號（如萌、酷、疏離感）和視覺語言，跨越文化障礙，成為一種“柔性”的文化輸出載體。一位“谷圈”外國青年在訪談中說：“在國外買到故宮聯名的‘谷子’，感覺是在追自己喜歡的角色，也越來越了解中華文化。”情緒消費使得文化出海不再訴諸宏大敘事，而是以情緒微粒、圖像細節和用戶共創的輕盈敘事進行擴散。

情緒消費的潛在風險

作為一種具有廣泛滲透力的新型消費形態，當情緒消費日益被平臺邏輯、資本邏輯和虛擬化機制深度塑造時，就可能偏離其原有的情緒修復和連接功能，轉而帶來新的成長風險、認同風險和社會風險。對情緒消費的風險識別，不能停留在對個別現象的批評上，而需進入青年發展、平臺治理和社會結構變化的更深層次加以審視。

警惕情緒消費過度“脫實向虛”。如果情緒消費越來越脫離真實生活、真實勞動和真實交往，而主要向AI陪伴、虛擬互動、數字藏品、沉浸幻境等方向單邊擴張，就會不斷削弱青年與物理世界的真實連接。表面上看，情緒被即時滿足了，實際上卻可能降低了自身的行動能力、現實感和創造性，使個體在虛擬慰藉中陷入更深的空心化、迷茫感和焦慮感。調研中有青年表示：“深夜突如其來的EMO情緒，AI心理陪伴師可以即時地不帶偏見地聽取情緒，提供安全的情感出口，減輕精神負擔。”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如果情緒消費持續脫離實體經濟和現實場景，停留于自我循環、自我放大的虛擬經濟模式，被削弱的就不只是與現實世界的連接，還有青年在現實中承受挫折、組織生活、創造價值和面向未來的能力。

警惕情緒消費削弱青年的“時間穿透力”。從青年發展看，支撐個體成長的，往往不是即時滿足，而是延遲滿足；不是短期刺激，而是長期積累。筆者2009年調研“蟻族”時發現，很多青年省吃儉用、攢錢買房，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種情緒消費，只不過它對應的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情緒組織方式，是把今天的克制、忍耐和奮斗，轉化為對明天穩定生活的期待和信念。這類情緒消費具有鮮明的過程性、積累性和時間縱深。相比之下，當下許多情緒消費更接近短期多巴胺刺激，它通過高頻反饋、即時快感和快速轉化，不斷壓縮決策周期、縮短耐心閾值，使青年更傾向于追逐即時回報，而較難在長期目標中沉淀韌性、延展耐力、形成對未來的持續投入。長此以往，不只是消費行為會變得碎片化，青年的人生規劃、關系經營和價值堅持也會受到影響。

警惕情緒消費催生新的身份區隔和階層意識。在當前社會中，傳統意義上以財富、地位、聲望為中心的區分方式并沒有消失，然而在青年群體內部，越來越多的身份表達開始通過消費趣味、文化偏好、圈層符號和審美風格來完成。青年時期，個體的素質能力、職業成就和社會位置尚未完全定型時，消費就容易成為彰顯差異、建構身份、爭取可見性的快捷方式。消費品味越來越成為“我是誰”的替代表達。這一結果是，原本用于尋求認同的情緒消費，可能反過來強化新的排他性身份意識，形成更隱蔽、更柔性的區隔機制。表面上看是趣味差異，實質上可能演化為新的圈層門檻、認同壁壘和身份排序。

加強對情緒消費的正向引導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擴大消費，強調經濟政策的著力點要更多轉向惠民生、促消費。⑥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指出要建設強大國內市場、釋放服務消費潛力，并提出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具體到情緒消費而言，需從供給優化、平臺規范、價值融入、社會支持和素養教育等方面形成系統引導，以更高質量的文化供給、更有溫度的現實支持和更有邊界的制度安排，推動情緒消費朝著有利于青年成長和社會進步的方向發展。

把引導前移到內容供給端。誰能夠提供青年愿意進入、愿意停留、愿意分享的內容，誰就能塑造其情緒流向和價值判斷。正向引導需前移至產品設計、敘事表達和文化供給環節。需增強主流文化供給的審美力量、情感溫度和精神承載力，推出更多既能滋養心靈、安頓情緒，又能啟迪思想、涵育價值的內容產品，把家國情懷、歷史記憶、公共倫理、奮斗精神轉化為青年可觸摸、可參與、可共鳴的文化體驗。從“告訴青年應該相信什么”，轉向“讓青年在喜歡的東西中自然感受到什么值得相信”，善于借助情緒消費中青年熟悉并喜愛的流行符號、敘事方式和審美風格，把主流價值做成青年愿意親近、樂于傳播的文化形態。

把治理重點落在平臺機制上。治理需進入平臺規則，建議在三個方面發力：減少“焦慮驅動型”運營。對饑餓營銷、限時刺激、過度彈窗、連續簽到、強制比較、誘導復購等機制加強約束，避免青年在高頻刺激中形成情緒化決策慣性。規范“陪伴型”商業設計。對AI陪伴、情感聊天、虛擬戀人、沉浸式互動等產品，需明確功能邊界，防止通過擬人化設定和依賴性腳本刻意強化情感黏性，誘導長期沉浸和高頻付費。建立青年友好型風險提示。對高頻充值、過度打賞、非理性囤積、網貸等行為，需設置更加醒目的預警和冷靜機制，把治理嵌入消費鏈條。

把價值觀引領融入日常消費場景。價值觀的形成越來越多地發生在刷視頻、買文創、看演出、逛展覽、進社群、做分享等日常消費場景之中，與其讓青年被符號攀比、炫耀消費和極端情緒主導，不如主動構建向上向善的文化聯合體，讓興趣背后有審美，讓陪伴背后有責任，讓熱愛背后有方向。例如，在文創開發中強化歷史記憶與時代精神，在演藝消費中強化審美提升與公共表達，在興趣社群中強化規則意識與責任意識，在青年熱衷的輕社交場景中強化真實、友善、節制、尊重等基本價值。價值引領不是外在要求，而是青年日常消費體驗的一部分，使青年在情緒消費中獲得的不是短時慰藉，而是更穩定的認同支點和更積極的價值沉淀。

把“青春經濟”打造為成長型經濟。青春經濟需圍繞青年的學習提升、文化體驗、興趣拓展、社交聯結和公共參與，形成更加健康良性的供給體系。讓那些“越消費越空虛”的產業退潮，讓那些“越參與越充實”的業態成長。可重點支持三類供給：成長型供給，如閱讀、培訓、藝術、運動、技能提升、社會實踐等，把“情緒滿足”和“能力增長”結合起來；文化型供給，如城市漫游、非遺體驗、博物館夜場、青年戲劇、主題書店、社區活動等，把消費引向更有精神含量的生活方式；連接型供給，如低門檻、低壓力、低負擔的線下社交場景，讓青年在真實關系中獲得陪伴，而不是只能在虛擬空間里尋找安慰。

切實緩解青年情緒背后的社會壓力。當前，一些青年工作壓力較大、生活節奏較快、情感支持偏弱、未來預期不穩，市場會迅速填補這些空缺，并將其商業化。治理如果只停留在市場末端，而不改善青年發展環境，就難以減少情緒消費的負面效應。需找到情緒的源頭，回到青年支持體系建設上，把青年的各種壓力和困惑置于更完整的青年發展政策框架中予以統籌考慮，協同解決。把優質文化資源、公共服務資源、社會支持資源更好送到青年身邊，用陽光充實的集體生活擠壓負面情緒。真實世界有溫度，虛擬依賴才會下降；現實生活有保障，情緒消費才不至于異化為替代性生活。

把數字素養和消費素養納入通識教育。需幫助青年識別平臺如何調動情緒、商家如何制造沖動、算法如何塑造偏好、虛擬互動如何形成依賴。教育的重點，需從“不要亂買”轉向“識別機制”：要讓青年明白，哪些消費是在回應真實需要，哪些只是被設計出來的情緒反應；哪些陪伴能夠促進成長，哪些關系只是付費型幻覺；哪些圈層認同有助于自我建構，哪些攀比邏輯只會制造新的焦慮。面對當代青年，教育不能只是要求他們做單一選擇，而要幫助他們提升對復雜世界的辨識能力、對多重欲望的調節能力、對價值邊界的把握能力。只有當青年具備識別能力、判斷能力和邊界意識，正向引導才能內化為自身的調節能力。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興青年群體的利益訴求與政治傾向研究——國家治理現代化視角下新興青年群體的社會整合”（項目編號：21@ZH025）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日]荒川和久著、郭超敏譯：《超單身社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78—184頁。

②《2024中國青年消費趨勢報告》，2024年7月。

③《2025年輕人情緒消費趨勢報告》，2025年7月。

④艾媒咨詢：《2025—2029年中國情緒經濟消費趨勢洞察報告》，2025年8月。

⑤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及旗下有數數據創新實驗室：《韌性生長——2025中國青年生活全景報告》，2025年12月。

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  審議〈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定〉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中國政府網，2024年7月30日。

責編/銀冰瑤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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