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仍然較高，地緣沖突加劇產業鏈安全風險，石油安全已延伸為化石碳源綜合安全問題。生物質作為目前已知可轉化為固、液、氣三類能源的可再生資源，兼具資源與污染源二重屬性，可通過材料、化學品、能源三端協同替代石油，是構建本土可再生碳源體系的重要載體。人工智能正推動生物質開發從經驗驅動轉向模型驅動，以實現原料結構化管控、工藝優化與目標產物定向布局，破解傳統開發痛點。當前，生物質戰略價值尚未充分釋放，需從國家資源戰略層面界定其地位，以農業代謝共生產業園重構產業組織，建立“平急兩用”應急機制，依托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推進技術攻關，使其成為緩釋石油安全約束、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戰略支點。

【關鍵詞】石油安全 生物質 人工智能 農業代謝共生產業園 戰略資源

【中圖分類號】F426.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7.004

【作者簡介】陳勇，中國工程院院士，廣東省科學技術協會主席，華南農業大學生物質學院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有機固廢資源化與能源化利用，主要著作有《固體廢棄物能源利用》（合著）、《中國能源與可持續發展》（主編）、《中國至2050年能源科技發展路線圖》（合編）等。

建設能源強國，已不能以單一能源品種的增量擴張來理解，而應當置于中國式現代化、制造強國建設、人工智能廣泛應用與國際資源博弈深度交織的背景下統籌把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深入實施能源安全新戰略，加快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體系，建設能源強國。[1]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我國經濟總量、發電總量和綠色電源規模仍在同步攀升，能源系統面臨的安全保供壓力和結構轉型需求同步增強。[2]國際能源署關于能源與人工智能的專題報告進一步揭示，算力基礎設施正在成為全球能源需求的重要增量來源，數據中心負荷的快速增長正重塑電力與綜合能源保障邏輯。[3]在這一背景下，能源安全的內涵已突破傳統煤電油氣的靜態平衡范疇，需覆蓋燃料供給、平臺原料、基礎材料、運輸通道和產業鏈韌性等更深層次。[4]“十五五”時期既是人工智能應用大規模鋪開的起步期，也是新型能源體系框架定型的窗口期，如何在算力擴張、產業升級和綠色轉型同步推進的條件下，補齊化石碳源外部依賴這一戰略短板，已成為必須正面回答的重大課題。

石油是支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資源，但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仍然較高，國際地緣沖突不斷，導致石油供應安全受到挑戰。生物質是通過光合作用形成的有機體，從物質的基本元素看，其可成為未來補充或替代石油的主要可再生資源，其不僅可以轉化成生物基材料和生物基化學品，也是唯一可以轉化為固態、液態、氣態能源的可再生資源。因此，發展生物質關系到石油安全緩釋、基礎原料替代、城鄉污染治理和新質生產力培育等重要領域。[5]值得關注的是，人工智能的高速發展正在推動生物質開發由經驗試錯轉向按目標產物布局，由單項技術轉向系統工程。圍繞這一邏輯，有必要對生物質的戰略價值，以及人工智能賦能前景進行系統審視，為“十五五”乃至更長時期的石油供應安全及其產業安全提供新的戰略視角。

石油安全風險正在向產業鏈縱深傳導

三十余年來，圍繞石油的大國博弈與地緣沖突從未停歇。海灣戰爭期間，國際油價從每桶約21美元飆升至40美元以上，科威特油井遭大面積焚毀，全球石油市場為之震蕩逾年。伊拉克戰爭重創中東地區石油產能，伊拉克原油供給恢復歷時數年，國際油價也由此步入長達五年的上行通道。烏克蘭危機爆發后，布倫特原油價一度觸及每桶130美元，歐洲深陷天然氣供給危機，全球化石能源貿易格局發生深刻轉變。2026年以來，中美洲與中東局勢持續升溫，主要產油國供應能力與航運通道安全遭受嚴重沖擊，承載全球約五分之一石油運輸量的霍爾木茲海峽的脆弱性進一步暴露?？v觀上述沖突，一條共同規律始終清晰：每當戰爭或嚴重地緣危機爆發，國際油價、運力、保險成本、煉化原料適配和化工中間體供應都會遭受聯動沖擊，并迅速向交通運輸、基礎化工、材料制造和農業生產各環節傳導。對作為全球最大石油進口國、對外依存度穩定在70%左右的中國而言，這些教訓尤為深刻。

石油供應沖擊正在向中國持續傳導。2026年初，受地緣政治局勢影響，部分中國煉廠開始評估以伊朗原油替代委內瑞拉原油的可行性。然而，美以伊局勢的持續升溫，使伊朗原油出口本身也面臨更嚴厲的制裁與航運風險，這意味著我國部分石油供給調節有可能面臨戰略被動，缺少穩健的本土替代底座。[6]與此同時，關于中東甲醇供給的最新行業研判顯示，相關出口量存在數千萬噸的大幅收縮風險。甲醇是連接烯烴、醋酸、甲醛和多類新材料中間體的重要平臺原料，其供給波動將直接影響國內化工與新材料產業鏈的安全水平。更應看到，石油安全的內涵已遠超傳統燃料保供，正在演化為化石碳源綜合安全問題。原油短缺直接沖擊煉油環節；石腦油、甲醇、乙烯等平臺原料受阻則影響化工與材料體系；天然氣和液化石油氣波動又會沖擊化肥、玻璃、陶瓷和民用能源保障。換言之，地緣沖突一旦持續發酵，沖擊的不只是某一種能源品類，而是整個現代產業社會的底層物質流和價值鏈條。

從能源強國建設的視角審視，石油安全的嚴峻性體現為三重壓力。一是交通燃料、工業燃料和部分特種燃料體系在相當長時期內仍難以徹底擺脫石油依賴。二是平臺化學品和基礎有機原料的底層碳源高度依賴化石路線，一旦油氣供給受阻，影響會迅速外溢至塑料、化纖、化肥、醫藥和裝備制造等多個下游部門。三是石油安全風險具有顯著外部性，地緣沖突、制裁機制、航運受阻和金融結算約束常常疊加出現，并不以單一國家意志為轉移。如果只把能源強國建設理解為電力結構優化，卻忽視化工原料和材料底層碳源的安全布局，就可能出現電力側綠色化推進較快、原料側外部依賴反而進一步固化的結構性偏差。[7]對中國這樣的制造業大國而言，這種偏差一旦與戰爭、制裁和通道風險疊加，便會直接影響現代工業體系的穩定運行。因而，能源強國建設所要回答的問題已不只是“增加多少新能源裝機”，而是當外部市場持續震蕩時，我國是否擁有足夠強大的本土可再生碳源體系和近終端保障能力來托底產業體系運行。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生物質的國家戰略價值亟待重新審視與評估。

生物質資源稟賦決定其能夠分擔石油重任。生物質之所以在解決石油安全問題上具有必然性和重要性，根本原因在于其資源稟賦使其能夠同時承擔碳源和能源雙重職責。從物質的基本元素看，生物質擁有與石油相同的C/H/O元素，是未來補充化石資源的主要可再生資源，也是唯一可以轉化為固體、液體、氣體三類能源的可再生資源。這意味著生物質并非簡單的“綠色熱值”來源，而是能夠橫跨能源端與原料端邊界的戰略資源。對需要同時保障燃料安全、原料安全與生態安全的中國而言，這一資源屬性本身就具有不可替代性。

主動型與被動型兩類資源形態。從形成機理和開發條件看，生物質可分為主動型與被動型兩大類。主動型生物質主要包括含油能源植物、含糖和淀粉能源植物、纖維素類能源植物以及能源藻等，具有相對可主控、可規劃、可定量的特點，但受耕地、水資源和生態邊界約束，在我國難以大規模發展。被動型生物質主要包括林業剩余物、農業廢物、畜禽糞污、農產品加工廢物和生活有機垃圾等，雖然難主控、難規劃、難定量，卻廣泛附著于城鄉生產生活全過程，構成我國最具現實開發意義的生物質主體。[8]我國生物質開發的戰略重心，不能簡單復制以能源作物為主的外部模式，而必須立足被動型生物質占絕對主體這一基本國情。

資源與污染源的二重屬性。被動型生物質鮮明體現出二重性特征。我國每年多元有機廢棄物產生總量約120億噸，其中農業源約67億噸、工業源約33億噸、生活源約17億噸、林業源約2.5億噸。將其折合為標準油約9億噸，不僅超過我國年度原油消費總量（約7.5億噸），還可提供約1億噸農林肥料和1.1億噸畜禽飼料等副產。若處置不當，這一批生物質會導致溫室氣體排放約20億噸、COD排放1500萬噸等。[9]正因如此，被動型生物質既不能籠統視為低值廢棄物，也不能簡單照搬化石資源開發邏輯。

“城鄉礦山”對這種二重性進行系統把握。所謂城鄉礦山，并非對廢棄物的修辭美化，而是要求像盤點礦產資源一樣，對分散于種植、養殖、加工和人居系統中的有機物質流進行調查建賬、分類分級、空間映射和用途管控。圍繞林業生物質高質量發展的研究表明，生物質開發必須兼顧資源利用生態化、能源供給協作化、產業發展普惠化和終端需求多元化。這啟示我國須把資源治理、污染治理和產業組織放在同一框架下謀劃，以農業代謝共生產業園為組織載體，將零散有機廢棄物轉化為可統計、可調度、可增值、可托底的本土資源庫，并進行協同轉化利用。

三重儲能形態。從功能屬性看，生物質還具有三重荷儲轉換能力。一是原始態儲能：植物通過光合作用將波動性太陽能固定在有機質中，全球植物年固碳總能量約為人類年耗能量的十倍，構成規模龐大的“植物光合電池”；二是轉化態儲能：經厭氧發酵、氣化、熱解、催化重整與致密化等過程，可制取甲烷、氫氣、甲醇、乙醇、生物油及成型燃料等產品，體積能量密度較原始生物質可提升三至五倍，形成易于跨時調度的“穩態生物電池”；三是衍生態儲能：進一步將生物質定向轉化為生物基平臺化學品和功能材料，以減少化石資源使用，加工過程的剩余物和廢棄材料亦可閉環轉化為能源。憑借這種荷儲轉換能力，生物質能夠把波動性可再生能源轉化為可儲運、可調度、可跨部門利用的穩定介質，這是風電和光伏主要解決電能供給、氫能更接近高品位二次載體所難以完全替代的特質。

關于中國可持續生物能源路徑的系統研究指出，在不突破糧食安全和生態約束前提下，農林業和養殖剩余物仍能提供具有現實競爭力的減排與供能貢獻。[10]國際研究顯示，在嚴格減排約束下，生物質的系統價值主要體現為多樣化利用路徑和可再生碳供給能力，而非單純增加發電量。[11]有鑒于此，生物質在我國并非一般性可再生能源補充，而是緩釋石油約束、構建本土可再生碳源體系的必然選擇。

生物質替代石油須沿材料、化學品、能源三端協同推進

石油在現代工業體系中具有基礎性地位，不僅因為它是燃料，更因為它是化工原料和材料體系的底層碳源。相應地，生物質替代石油也不能停留于單一供熱或單一發電，而須圍繞生物基材料、生物基化學品和生物質能源三端協同推進，形成系統方案。

生物基材料端。纖維素、半纖維素、木質素、蛋白質和脂類等組分，可進一步轉化為包裝材料、復合材料、工程基材、儲能材料、環境修復材料和功能碳材料。把材料端納入統籌，生物質替代石油才不再局限于燃料內部循環，而能深度嵌入現代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對制造大國而言，材料端替代的價值不只在于減排，更在于增強基礎材料供給的自主性與韌性。生物基高分子、功能碳材料和環境修復材料并非傳統低端替代品，而有可能與先進制造、儲能、新能源和綠色建筑等新場景深度耦合。率先實現將生物質由燃料型向材料型資源躍遷的國家，必將在新一輪綠色制造國際博弈中占據戰略主動。

生物基化學品端。生物質可經合成氣、糖平臺、有機酸平臺、木質素裂解和定向催化等路徑，進入甲醇、乙酸、醇酮、樹脂單體、溶劑和多類平臺化學品體系。對我國而言，這一方向的戰略意義在于為石腦油裂解、甲醇下游和基礎有機原料體系提供可再生碳源補充，從而緩釋平臺原料受制于外部油氣供給和海運通道的結構性風險。在我國資源約束條件下，化學品端尤其具有“以小帶大”的戰略作用：只要在若干關鍵平臺原料上形成穩定替代能力，就可以向下游樹脂、涂料、纖維、包裝、醫藥中間體和高分子材料等多個領域產生輻射效應。

生物質能源端。通過厭氧發酵、生物天然氣提純、催化重整、熱解、氣化和致密化等過程，生物質可制取甲烷、氫氣、甲醇、乙醇、生物油、成型燃料和生物炭等多類產品，在分布式供能、園區綜合能源、航運燃料和重載交通等場景中發揮作用。關于新興氣體能源的研究指出，綠色氣體能源及其平臺原料的重要意義在于將終端替代、原料替代和產業升級統一起來。發展生物天然氣、綠氫綠醇和多聯產裝置，應當被視為緩釋石油與天然氣安全約束的重要舉措，而非邊緣化項目。此外，生物質能源化并非僅指替代終端燃燒：生物質氣經催化重整可進入綠氫和綠醇體系，生物炭兼具固碳與土壤改良功能，沼渣沼液還可回流農業系統，由此可形成以可再生碳源為主的多聯產體系。生物質路線對航空、航運和部分重型運輸領域尤為關鍵，這些部門對能量密度要求高、應用場景復雜、完全電氣化難度大。從安全角度看，這類路徑的意義不只在于減排，更在于用本土可再生碳源替代一部分必須依賴外部市場的石油產品。

需要強調的是，生物質替代石油并非在熱值口徑上與石油進行直接對比，而是圍繞石油產品譜系重構本土可再生碳源供給體系。能源端側重近終端保障和極端情形下的應急替代，化學品端側重關鍵平臺化學品的穩定供給，材料端側重發揮天然有機骨架優勢并提升資源附加值，三者共同構成由低端熱值利用邁向高值分子利用的全方位技術體系。對我國而言，真正具有戰略意義的不是把所有生物質都導向同一種末端用途，而是依據資源品類、收儲半徑、產業基礎和安全需求構建分層分類的替代矩陣，使能源替代、原料替代和材料替代在不同區域形成各有側重又相互支撐的組合。只有把這種分層替代邏輯納入國家資源配置和產業布局框架，生物質才不會被誤置于邊緣補充地位，而是真正成為緩釋石油安全約束的重要戰略支點。

人工智能重塑生物質開發的技術路徑

人工智能對生物質產業的賦能，本質上是運用數字新基建破解傳統物理空間資源錯配的系統性工程。生物質開發長期難以邁向高質量擴張的根本原因，在于原料端多源異構、工藝端變量耦合、場景端需求差異顯著，僅憑人工經驗和試錯研究難以建立穩定、柔性、可復制的工業體系。人工智能的介入為其帶來了革命性的技術轉型路徑。[12]

首先，人工智能把難以精確識別和高效配伍的被動型生物質轉化為可計算、可預測、可調度的結構化資源。人工智能輔助方法能夠顯著提升生物基原料共處理過程中的識別、核算與控制能力，為更嚴格的綠色認證與碳核算奠定技術基礎。[13]多源廢棄物的組分波動判斷、資源時空分布預測和分類識別等環節，由此得以在更高精度上實現動態管理。其次，人工智能推動生物質產業由經驗驅動轉向模型驅動的研究與應用模式。人工智能方法已用于材料設計、系統預警、產率預測和運行穩定性提升等關鍵環節。[14]對我國而言，這一變化的真正意義在于多源有機廢物的大規模協同處理將使其具備更強的工程可控性和跨場景可復制性，過去難以穩定運行的工藝環節正逐步形成標準化、模塊化的工程基礎。華南農業大學生物質學院團隊依托人工智能算法開展理性設計，實現了多元廢物配伍與產氣碳氫氧元素比的精準調控，創制了兼具高活性、高穩定性和抗積碳性能的多功能復合催化體系；在系統層面，基于“數據驅動—多目標優化—全流程人工智能管控”框架，在廣東省云浮市新興縣某養殖場建成多元有機廢物柔性制氫產醇中試系統工程。[15]再次，人工智能推動生物質開發由“按原料布局”轉向“按目標產物布局”。人工智能的應用可使復雜產業體系實現資源重組、要素重構和組織方式升級。這一判斷對于資源分散、場景復雜、產品多樣的生物質領域尤為重要。按目標產物布局，意味著原料配伍、工藝選擇、裝備參數和市場需求不再彼此割裂，而是納入同一套智能決策框架之中。最后，上述賦能均以國家算力、數據和標準基礎設施為前提?！端懔ヂ摶ネㄐ袆佑媱潯诽岢黾涌鞓嫿ü菜懔Y源標準化互聯，推動算力設施、數據資源和規則體系協同發展。[16]對生物質領域而言，只有形成穩定的數據底座和可重復的驗證平臺，原料圖譜、極端工況模型和數字孿生系統才能沉淀為真正的工業能力。

人工智能賦能并不意味著可以脫離工程實際獨立運行。無論是原料識別、過程預警還是材料理性設計模型，最終都要接受真實場景、真實裝置和真實成本的檢驗。未來值得更多重視的不是孤立的單點算法表現，而是能否形成貫通“原料圖譜識別—工藝包選擇—裝備運行控制—產品切換優化—全生命周期核算”的系統能力，從而實現生物質從源頭到終端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跡精準追蹤，為我國在應對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等國際綠色貿易壁壘中增強數據支撐能力與規則參與能力。另外，則是使各類廢棄物真正實現“按目標產物布局”的逆向工程設計，徹底終結傳統受制于原料稟賦的被動轉化模式。

面向石油安全的戰略布局與政策建議

盡管生物質在緩解石油安全約束、支撐基礎原料替代和促進綠色轉型方面優勢獨特，但其戰略價值尚未充分釋放，主要存在四個短板亟待補齊。一是資源底數不清、分類不準、用途邊界不明，一些地方仍將被動型生物質視為污染治理對象而非戰略資源；二是開發方式碎片化、項目化，尚未形成與資源稟賦相適應的區域組織模式；三是高值化利用不足，優質資源仍大量停留在低端燃燒或粗放消納環節[17]；四是人工智能賦能尚處于從實驗室走向工程化的過渡階段，數據標準、驗證平臺和產業接口仍顯薄弱。當前的發展制約因素并非受制于資源匱乏，而是尚未構建起與被動型生物質資源高度適配的政策、工程及產業協同體系。

近期政策導向已開始釋放明確信號。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18]國家能源局近期指出，發展綠色燃料產業有利于替代石油、保障能源安全，并將其定位為能源領域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方向。[19]在這一政策語境下，發展重點已不在于“是否需要發展”，而在于“如何將資源優勢、技術優勢和制度優勢盡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與安全保障能力”。面向“十五五”及更長時期，至少應從以下四個方面系統發力。

從國家資源戰略高度重新界定生物質地位。要賦予被動型生物質明確的戰略資源屬性，納入國家戰略資源管理。建立覆蓋資源調查、分類分級、空間映射、動態臺賬、用途邊界和應急調度的治理體系。資源調查與動態臺賬必須前置：哪些縣域適合發展生物天然氣，哪些園區適合布局綠色甲醇和生物基化學品，哪些地區更宜以生物炭和農業增值為主，都必須建立在精細分類的資源賬本之上。只有先完成資源觀和治理觀的提升，后續技術選擇、示范工程和產業布局才能避免重復建設與低水平競爭。

以縣域和園區為單元重構產業組織模式。要實現從被動消納到主動開發的跨越，必須把“農業工業化”作為關鍵理論抓手。所謂農業工業化，即運用現代工業的先進制造模式、數智化資源管控與全產業鏈組織架構，對傳統第一產業的資源循環與能源轉化進行深度重塑，將其一舉拉升至國民經濟基礎產業升級的戰略高度。要圍繞種植、養殖、加工和人居系統中的有機物質流，建設資源池、數據池、場景池和收益池相耦合的農業代謝共生產業園，使生物質開發的同時，承擔能源供給、化學品制造、污染治理、農業增值和區域韌性建設等功能。同時，要突破對農業產業園區傳統的認知、邊界和有關政策，在符合環保要求的前提下，允許在園區內或就近建設農林廢物轉化成工業產品工程，以便短流程、高效利用農林廢物。只有把分散資源組織成穩定供給能力，把生態治理收益、產業發展收益和安全保障收益統一起來核算，生物質才可能真正成為能源強國的底層能力。

建立“平急兩用”的應急保障機制。對邊遠地區、島嶼、關鍵園區和大型農業縣，可結合本地資源稟賦布局生物天然氣、生物甲醇和多聯產裝置，并與糧食、化肥、交通燃料和應急電源儲備體系聯動。平時按市場化方式參與綠色燃料、平臺原料和生態產品供給，急時轉入保民生、保物流、保農業生產和保關鍵產業鏈運行的狀態，使生物質真正成為可調用的安全底座。

以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牽引關鍵技術攻關。依托優勢高校、科研機構、龍頭企業和地方真實場景，建設原料圖譜數據庫、極端工況數據庫、催化劑與發酵過程數據庫以及數字孿生驗證平臺，強化“產教融合、科教融匯”，推動模型、軟件、裝備和工藝包協同突破。為順應國家鄉村全面振興、“雙碳”目標與新型能源體系建設等重大戰略需求，高等教育體系需率先破題。例如，華南農業大學在“學院—學科—學位點—專業”一體化建設總體戰略布局下，于2025年12月正式成立生物質學院，是率先以“生物質學”命名的學院。這正是探路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體系之舉，肩負著引領教學科研范式變革、涵養復合型領軍人才、驅動綠色產業創新發展的歷史使命。同時，以此類建制化科研為推手，建立涵蓋石油替代效益、污染治理效益、碳減排效益、生態修復效益和應急韌性效益的綜合評價體系，使生物質開發的系統收益能夠獲得穩定的制度保障，在“平急兩用”的框架下形成可調用、可持續的國家安全支撐網絡。

結語

“十五五”時期，能源強國建設的關鍵命題在于統籌發展和安全。當前，石油安全既是燃料問題，更是原料問題、材料問題和國家安全問題。量大面廣的被動型生物質（農林廢物）兼具資源與污染源二重屬性，兼備能源、化學品和材料三條利用路徑，是我國本土可再生碳源體系中最具基礎性的戰略資源之一。在黨中央深入實施能源強國戰略的引領下，將這一資源納入國家戰略資源體系并加速其價值釋放，既是維護國家安全的現實之需，也是回應時代命題的歷史之責。同時，人工智能正賦予這一資源以按目標產物布局、柔性制造、全生命周期管控的技術條件。只要在國家層面完成資源治理重構、產業組織重構和技術體系重構，被動型生物質就完全有條件成為緩釋石油約束、培育新質生產力和贏得安全主動權的重要戰略支點，為能源強國建設提供堅實而持久的底層能力支撐。

（華南農業大學生物質學院執行院長、二級教授、博導謝君，助理研究員譚濤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2026年3月13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33.htm。

[2]《中華人民共和國202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26年2月28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3]陳曉紅、藍瀾、周志方：《人工智能賦能未來產業發展的內在邏輯與實現路徑》，《中國工程科學》，2025年第5期。

[4]尹海濤、王峰：《中國能源轉型的主要挑戰與智慧能源建設的發展趨勢》，《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5年第14期。

[5]謝克昌：《面向2035年我國能源發展的思考與建議》，《中國工程科學》，2022年第6期。

[6]《特稿｜“如同投擲了一枚手榴彈”——美以伊戰事如何攪動世界經濟》，2026年3月20日，https://world.people.com.cn/n1/2026/0320/c1002-40685360.html。

[7]謝克昌：《新型能源體系發展思考與建議》，《中國工程科學》，2024年第4期。

[8]陳勇：《生物質能技術發展戰略研究》，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21年，第86～89頁。

[9]T. Tan; Z. Zhang and Z. Huang et al., "Evaluating the Nutrient and Pollutant Flows of the Chinese Livestock Manure Management System from 1949 to 2050,"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2025(215).

[10]周彥名、王嬌月等：《我國生物質資源能源開發利用潛力評估》，《生態學雜志》，2024年第9期。

[11]鄔玉珊、王繼大等：《生物質及平臺分子催化轉化制取高值化學品》，《中國科學（化學）》，2025年第1期，

[12]云慧敏、陳必強、譚天偉：《中國生物制造關鍵技術進展與未來趨勢》，《科技導報》，2025年第23期。

[13]姜培學、金紅光：《面向“雙碳”目標的能源轉化利用領域前沿交叉戰略研究》，《科學通報》，2024年第34期。

[14]潘珊、蓋慶恩、胡漣漪：《人工智能、職業技能結構與產業結構轉型》，《管理世界》，2026年第2期。

[15]T. Tan; Z. Huang and Z. Li et al., "Introducing an Improved Rime Algorithm Combined with Gate Current Unit as an Innovative Stability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Model for Flexible Biogas-to-Hydrogen/Methanol System," Renewable Energy, 2025(247).

[16]《工業和信息化部關于印發〈算力互聯互通行動計劃〉的通知》，2025年5月21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05/content_7025968.htm。

[17]陳勇等：《農村能源供給綠色化及用能清潔化與便利化》，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年，113～116頁。

[18]《政府工作報告》，2026年3月13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25.htm。

[19]《國家能源局召開綠色燃料產業發展專題座談會》，2026年3月3日，https://www.nea.gov.cn/20260303/b1d2156bb3f0420fb7b623cfbf6f411e/c.html。

The Strategic Value of Biomass and the Pat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Chen Yong

Abstract: China's external dependence on oil remains high, and intensifying geopolitical conflicts continue to exacerbate security risks across the industrial chain. Consequently, oil security has evolved into a comprehensive security issue concerning fossil carbon sources. As the sole renewable resource capable of being converted into solid, liquid, and gaseous fuels, biomass possesses the dual attributes of both a resource and a pollution source. By synergistically substituting petroleum across three dimensions—materials, chemicals, and energy—it serves as a crucial carrier for constructing a localized renewable carbon source system. Current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propelling biomass development from an experience-driven paradigm to a model-driven one. It enables the structured management of raw materials, process optimization, and the targeted layout of terminal products, thereby overcoming the pain points of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strategic value of biomass has yet to be fully unleashed. It is imperative to define its status at the level of national resource strategy, reconstruct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rough agricultural metabolic symbiotic industrial parks, and establish a "dual-use for peacetime and emergency" mechanism. Relying on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o advance key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will transform biomass into a vital strategic fulcrum for alleviating oil security constraints and fost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oil security, biomas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gricultural metabolic symbiotic industrial park, strategic resources

責 編∕韓 拓 美 編∕梁麗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