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頻發的地緣政治事件和個別國家推行的單邊主義，使國際經濟貿易秩序遭遇嚴峻挑戰，并危及全球跨國公司的正常運營。而中國憑借難以復制的結構性優勢，正日益凸顯作為全球資本“避風港”與增長極的獨特價值。穩定的能源供給、龐大的內需市場、高效的供應鏈生態、關鍵領域的創新活力，以及安全的經營環境相結合，將產生強大的聚合效應。“十五五”規劃綱要已就制度型開放作出系統部署，需切實推進、落實到位，充分發揮我國固有的結構性優勢，在全球資本布局調整中吸引匯聚新一輪高質量外資集聚。

【關鍵詞】跨國公司 世界經濟 外資 中國經濟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標識碼】A

截至2025年底，中國實際利用外資規模連續16年超過7000億元人民幣，穩居全球前列，在華外資企業營業收入、利潤總額整體呈增長態勢①。當前，全球國際直接投資（FDI）呈現顯著結構性變化特征：總體流量增長乏力，且波動性加大，投資流向更趨區域化和多樣化，投資重點加速向綠色能源、數字基礎設施、半導體等戰略性領域集中，同時，國家安全審查等政策干預因素對投資決策的影響日益凸顯。2023年和2024年，全球FDI流入規模分別下降10%和11%；2025年，受數據中心等數字基礎設施投資熱潮驅動，較上一年增長14%。受國際環境和需求不振影響，2023年—2025年，我國新增外資數量雖實現增長，但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速呈下降態勢。本文從全球視角分析跨國公司經營決策面臨的困境，以及我國當前引資工作面臨的挑戰和機會，探討相關的政策方向。

頻發的地緣政治事件和個別國家推行的單邊主義，使國際經濟貿易秩序遭遇嚴峻挑戰

過去數年，全球跨國公司賴以運轉的基礎性假設，即規則穩定、邊界開放、供應鏈全球優化，正在被一系列地緣政治事件和政策沖擊系統性瓦解。且這些沖擊并非孤立發生，而是相互疊加、彼此強化，形成新型不確定性環境。

? 地緣沖突對能源與產業基礎的系統性損傷

近年來，全球地緣政治沖突頻發，包括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以及近期美以對伊朗發起大規模襲擊等。這些事件呈現多點爆發、長期化、波及面寬、大國深度介入等特點，對國際生產和國際貿易網絡形成沖擊，嚴重干擾全球跨國公司正常經營。

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對全球產業鏈的沖擊已從急性期進入慢性期，歐洲工業競爭力陷入持續性削弱，且其結構性影響仍在加深。在能源層面，歐洲被迫以數倍于沖突爆發前的價格從全球市場采購液化天然氣，工業用能成本的大幅抬升，直接侵蝕歐洲制造業的成本競爭力。德國、意大利等傳統制造強國的化工、鋼鐵、玻璃等高能耗行業，面臨生產成本長期高企與產能向能源價格更低地區轉移的雙重壓力。在物流與原材料層面，烏克蘭作為全球重要的糧食、氖氣（半導體制造關鍵原料）、鈦等戰略資源出口國，其產能中斷對全球供應鏈造成持續性缺口。更深遠的影響在于，烏克蘭危機終結歐洲能源依賴俄羅斯的格局，迫使跨國公司重新評估其供應鏈中的地緣政治敞口。

美以對伊朗發起大規模襲擊，在能源與新興技術投資兩個維度同時產生深遠沖擊。在能源層面，霍爾木茲海峽作為全球約20%石油貿易的咽喉要道，其安全風險的急劇上升，直接推高全球能源價格的不確定性溢價。航運保險費率飆升，絕大多數油輪運營商暫停途經波斯灣的航線，全球能源供應鏈的脆弱性再次暴露。對于能源密集型產業，如化工、鋁冶煉和數據中心，能源成本的不可預測性將轉化為投資決策的遲滯。

在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層面，沖突的影響尤為值得關注。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等中東國家，近年來已成為全球人工智能數據中心投資的重要目的地，微軟、谷歌、亞馬遜等科技與金融巨頭，均已宣布或已實施在該地區的大規模人工智能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美以對伊朗發起大規模襲擊，使這些已進行或規劃中的項目面臨安全風險重估。隨著沖突的無限期延長并向整個海灣國家蔓延，數十億美元的數據中心投資面臨越來越大的物理安全威脅，相關項目的融資與建設計劃可能被迫延期甚至取消。

? 單邊主義對國際經濟貿易秩序造成多維沖擊

個別國家奉行單邊主義，通過加征對等關稅、濫用“長臂管轄”，脅迫企業在其境內投資、重構供應鏈，更以軍事手段公然搶奪石油等戰略資源，踐踏國家主權與國際法。

單邊主義政策帶來的不僅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扭曲，而且是國際經貿秩序的信任危機。個別國家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大幅調高關稅，且數度調整和反轉。這種關稅政策的不可預測性，對跨國公司產生比關稅本身更具破壞力的影響。企業無法在投資決策時對未來的貿易成本作出可靠假設，導致全球范圍出現采購癱瘓現象，如港口、承運商、制造商等陷入觀望狀態，等待政策明朗化。湯森路透等供應鏈咨詢機構的調查顯示，2025年全年，關稅不確定性已成為跨國公司供應鏈決策的首要干擾因素。此外，單邊主義對戰后國際經貿規則體系形成系統性侵蝕。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已因個別國家長期阻撓上訴機構法官任命而陷入癱瘓；投資者保護協定、雙邊貿易協定的效力在個別國家的單邊行動面前顯得蒼白無力。當規則本身不再可信，跨國公司賴以進行長期投資決策的制度性保障便已動搖。

通過強制投資協議脅迫的制造業回流，破壞跨國公司正常的商業邏輯。個別國家政府以關稅威脅、補貼捆綁、“長臂管轄”、國家安全審查等政治脅迫手段，迫使全球企業（含本土與外資）在其境內大規模投資。這一結果并非市場自發選擇，而是個別國家以高額關稅威脅下的政治妥協。這些案例對全球跨國公司的示范效應是雙重的：一方面，它證明個別國家政府確實有意愿且有能力，通過關稅威脅迫使跨國公司在其境內投資，其他行業的跨國公司面臨類似壓力的可能性顯著上升；另一方面，它揭示一種新型的“政治性投資脅迫”模式，即企業的投資決策不再完全基于商業邏輯，而是被迫納入地緣政治博弈的考量。

“友岸外包”的強制推進，推高供應鏈重構成本。個別國家政府通過關稅差異化，事實上在推動制造業向墨西哥、印度、越南、東歐等“友岸”國家轉移。這一趨勢對全球產業鏈的影響是深刻且長期的。成本層面，全球供應鏈數十年來圍繞比較優勢原則優化配置，強制性的地理重構意味著效率損失。麥肯錫等機構的研究顯示，將制造業從中國遷往越南、印度等地，短期內將使生產成本大幅上升，且新目的地在基礎設施、技術工人儲備、供應商生態等方面均難以在短期內復制中國的規模優勢。執行層面，部分企業發現，所謂“友岸”并不穩定，如個別國家政府通過關稅威脅，使得原本被視為安全替代地的近岸制造基地也面臨不確定性。戰略層面，供應鏈重構需數年乃至十年的周期，而個別國家政策的不可預測性，使企業難以作出長期承諾。許多跨國公司陷入“既不敢大規模留在中國，又不敢大規模遷出”的戰略僵局。

上述各類沖擊并非相互獨立，而是形成多維度交織、彼此強化的系統性傳導網絡，對全球跨國公司與產業鏈供應鏈產生長期及深層次的影響。在此背景下，跨國公司被迫將供應鏈戰略的核心邏輯從“效率優先”切換至“韌性優先”。這意味著，更高的庫存水平、更分散的供應商布局、更多的冗余產能，都是效率的代價，在當前環境下是必要的風險管理成本。主要問題在于：企業需穩定的預期才能作出長期供應鏈重構決策，但恰恰是政策的極度不確定性，使這種穩定預期無從建立。在這一困境得到根本性緩解之前，全球跨國公司的投資意愿將持續受到壓制，產業鏈供應鏈的重構將在不確定的迷霧中蹣跚前行。

中國經濟具有多重結構性優勢

在傳統分析框架中，地緣政治動蕩通常被視為外資流入的抑制因素。然而，當全球不確定性顯著上升，分析邏輯亦需隨之調整：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里，相對穩定本身就構成競爭優勢。跨國公司的投資目的地選擇，歷來是比較決策而非絕對決策。當前，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在客觀上得到重新評估的空間。

? 能源：穩定、低價、清潔的三重優勢

當前，能源已成為全球產業競爭格局重塑的關鍵變量，烏克蘭危機使歐洲工業承受數年的高能源成本之痛，中東地緣沖突持續威脅全球油氣供應穩定性，人工智能及數字經濟的高能耗容易引起電力供給焦慮。相較之下，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在全球能源版圖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并憑借其供給快速穩定增長、結構優化和成本控制方面的綜合優勢，形成強大的全球競爭力。

較高的自給率構成國內能源穩定供給的“壓艙石”。中國能源自給率長期保持在80%以上，遠高于主要經濟體。作為全球最大能源生產國，我國煤炭產量占全球一半以上，電力裝機容量約占全球30%。這種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龐大、自主可控的能源系統，是工業體系免受國際市場價格劇烈波動沖擊的重要保障，為制造業提供可預期的、不間斷的能源供給。更重要的是，中國擁有高度多樣化的能源供應結構：國內可再生能源、來自俄羅斯的管道天然氣、來自中東和非洲的海運能源，以及國內煤炭兜底供應，共同構成韌性能力極強的能源安全體系。

能源結構發生歷史性變革，清潔低碳轉型步伐全球領先。“十四五”時期，我國建成全球最大、發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體系，可再生能源裝機占比由40%提升至60%左右。同時，可再生能源發電量達到約4.0萬億千瓦時，超過歐盟27國全年用電量之和（約3.8萬億千瓦時）②。中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產國，而且是全球清潔能源供應鏈的絕對核心，主導全球綠色產業鏈。中國為全球貢獻80%以上的光伏組件和70%的風電裝備，不僅有效保障國際市場的穩定供給，而且推動風電和光伏發電成本在過去十年間分別下降超過60%和80%③。這意味著，中國的能源清潔化不僅助力自身產業發展，而且在定義全球的成本曲線和技術路徑，推動“綠色制造”在中國率先成為兼具規模與成本優勢的現實。

規模效應支撐中國低成本電力供應。龐大裝機規模攤薄設備、建設與運維成本，光伏度電成本降至0.136元/度、陸上風電降至0.17元/千瓦時，已低于煤電成本。同時，中國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電網，擁有全球最高輸電電壓等級、最長特高壓輸電線路、最大新能源并網規模，實現“西電東送、北電南供”，讓西部低成本綠電高效覆蓋全國。規模與電網協同，進一步壓低綜合供電成本。尤其是通過規模化的綠電生產與交易，中國正構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綠色電力成本體系。低成本、尤其是低成本綠電，降低所有用電行業的運營成本。我國工業用電成本具有優勢：按2025—2026年最新官方權威口徑，不含補貼及峰谷優惠條件下，中國工業電價整體低于泰國、印度；雖略高于越南，但越南供電穩定性較差、綠電占比較低④。

能源供給的穩定性，保障連續生產與供應鏈可靠，低成本構筑“中國制造”的價格優勢，而清潔化則使“中國生產”能更好滿足國際碳關稅等綠色貿易規則，將環保約束轉化為新的競爭優勢。對于能源密集型產業，如鋁冶煉、化工、數據中心、芯片制造而言，中國穩定且相對低廉的能源供應，是一項極具價值的區位優勢。尤其在人工智能基礎設施投資浪潮中，數據中心能源成本占運營支出的40%至60%，中國在此方面的優勢將隨著投資規模擴大而愈發凸顯。

? 超大規模市場：規模效應的不可復制性

中國擁有14億多人口的單一統一市場，2025年國內生產總值約140.2萬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約50萬億元⑤。這一市場規模所能產生的規模經濟效益，是全球任何其他單一經濟體都難以提供的。更重要的是，中國市場在標準體系、監管框架、支付基礎設施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內部一致性。對于以中國市場為核心銷售目的地的跨國公司而言，在中國生產以服務中國市場，具有天然的供應鏈匹配優勢，這一邏輯在關稅壁壘不斷升高的全球貿易環境中反而得到強化，因為本地生產、本地銷售的模式，可以有效規避關稅風險。

? 完整的制造業體系與供應鏈生態

中國工業體系完整，是全球唯一擁有全部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的國家。中國制造業規模龐大，2025年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達35%，并將于2030年繼續升至45%。中國制造業供應鏈的主要競爭力，不在于總量規模和單一要素的低成本，而在于供應商生態的密度與響應速度。從原材料、零部件到終端產品，中國可以在單一地理區域內完成高度復雜產品的全鏈條生產。例如，一家在深圳或東莞生產消費電子的企業，可以在方圓100公里內找到幾乎所有所需零部件的供應商，且交貨周期以天計而非以周計。這種供應鏈密度形成的“柔性制造”能力，是越南、墨西哥等替代目的地在可預見的未來都難以復制的。

? 關鍵領域產業創新樞紐

經過前瞻性部署，憑借規模龐大且高質量的工程師隊伍，以及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中國已系統性跨越單純依靠規模與成本的發展階段，在若干核心賽道構建從基礎研究、應用開發到大規模商業化落地的完整創新鏈條。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中國位列第10位。報告特別指出，中國在人工智能、半導體和綠色技術領域的高科技產品出口及全球價值鏈地位持續增強。對于尋求長期技術領導力的跨國公司而言，中國的區位優勢已發生本質變化。其主要價值不再是低廉的要素成本或龐大的消費市場，而在于其作為全球多技術領域創新樞紐的“前沿嵌入”價值。在中國進行研發與高端制造投資，已成為跨國公司保持技術敏銳度、接入全球創新網絡、參與甚至塑造未來技術標準的戰略必需。實際上，這一優勢已經被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所認可。一個明顯的證據是，2021年—2025年外資在華研發中心加速設立。

在人工智能領域，中國已實現從追趕到并跑的轉變。中國不僅在人工智能應用場景上領先，而且在基礎層和算法層快速突破。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報告，中國在人工智能專利申請量上已連續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尤其在計算機視覺、自然語言處理等領域形成專利壁壘。龐大的數據資源、豐富的應用場景，以及積極的政府支持，共同催生完整的人工智能產業生態。在工業機器人、智能傳感、數字孿生等領域，中國不僅是最大市場，而且是重要的創新來源。領先的制造企業與科技公司共同推動的“燈塔工廠”和工業互聯網平臺，正在輸出全球認可的解決方案。跨國公司只有深度融入中國的智能制造網絡，才能實時把握生產模式變革的最新趨勢。

電動汽車與電池領域，中國已從產業追趕者躍升為全球創新引領者。中國擁有從鋰礦加工、電池材料、電芯制造，到整車集成、智能駕駛的完整且具成本競爭力的產業鏈，成為全球技術演進與標準制定的中心。在固態電池、麒麟電池、800V高壓平臺、智能座艙等關鍵技術迭代上，中國車企與供應商已處于全球領先位置，并開始向海外輸出技術。全球電動汽車的創新節奏、技術路線乃至消費者偏好，正日益受到中國市場的影響。任何一家志在未來的汽車跨國公司，都無法承受遠離這一創新策源地的代價。

生物醫藥產業，我國成功實現從仿制到創新的快速躍遷。憑借巨大的臨床資源、日益完善的審評審批制度，以及活躍的風險投資，中國在細胞治療、基因編輯、ADC（抗體偶聯藥物）等前沿領域快速躋身全球第一梯隊。中國創新藥企的海外授權交易金額與數量屢創新高，標志著其研發成果獲得國際頂級同行的認可。對于跨國藥企而言，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已不再是簡單的“市場適配”，而是獲取源頭創新、參與早期研發合作的關鍵途徑。

從長期技術競爭視角看，放棄中國市場無異于自我放逐于全球最重要的創新循環之外。其結果將是逐步喪失對技術演進方向的感知力、在關鍵供應鏈中的話語權，最終在決定未來產業格局的競賽中落后。中國所構建的產業創新生態，正以其強大的內生動力和網絡吸引力，重新定義全球跨國公司投資選址的戰略地圖。

? 穩定安全的國內環境及多邊合作態勢

中國穩定、安全的社會秩序和經營環境，正日益凸顯其作為全球資本“避風港”的戰略價值。

中國長期的社會穩定與卓越的社會治安水平，構成“避風港”效應的根基。中國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犯罪率最低、社會治安環境最為良好的國家之一。這種深層次的穩定性，為企業運營提供可預期的社會環境，極大降低因社會動蕩、罷工或治安事件導致的運營中斷風險。中國社會共識度高，政策連續性、可預期性強，這對需長期、巨量資本投入的跨國公司而言，是至關重要的確定性因素。

強大的國防力量與堅定的戰略自主，構筑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堅固屏障。中國具備強大的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能力，能夠有效抵御外部軍事威懾與干涉，確保國土絕對安全。這意味著，跨國公司設在中國境內的資產與供應鏈，無需擔憂地區武裝沖突的直接波及或外部勢力的強行干預，這與身處大國博弈前沿地帶或安全依附性較強地區的投資形成鮮明對比。

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與“不干涉內政”原則，為商業活動提供“去政治化”的保護空間。中國始終堅持平等互利原則，反對將經濟問題政治化、泛安全化。對于跨國公司而言，這意味著其在華業務能最大程度地免受母國與其他國家間政治紛爭的“連帶傷害”，避免成為地緣政治博弈的犧牲品，從而保障業務的獨立性與中立性。

中國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高質量實施《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積極推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進程，客觀上為國際經貿秩序提供替代性的規則錨點。對于一些跨國公司而言，特別是東南亞、中東、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國家和地區的企業，以及部分歐洲企業，中國所維護的多邊框架具有現實的合作價值。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與產能合作，也為在華外資提供依托中國、輻射更廣泛新興市場的戰略跳板。

綜上，穩定的能源供給、龐大的內需市場、高效的供應鏈生態、關鍵領域的創新活力及安全的經營環境相結合，將產生強大的聚合效應。跨國公司在中國不僅能規避外部政治動蕩的“亂流”，而且能深度融入全球最完整、最具韌性的工業體系，并分享一個持續增長的超大規模市場。這種統籌安全和發展的獨特優勢，使得中國在全球投資版圖中的戰略地位不僅未被削弱，而且在動蕩世界中得到進一步強化和凸顯。中國所提供的，已遠非簡單的效率優勢，而是一個基于政治穩定、社會安全與戰略自主的、難以復制的系統性安全保障，這正是當前跨國資本最為珍視的稀缺資源。

通過深化制度型開放，為跨國公司提供可信賴、可預期的長期投資環境

中國在全球秩序動蕩中的戰略機遇，本質上是一道“結構優勢已具備、制度紅利待釋放”的政策命題。而中國的機遇，也是全球跨國公司的機遇。若能把握時機，以切實的政策改善配合自身固有的結構性優勢，則可搶占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制高點。

? 中國對外資的制度性開放已經開局

把握這一戰略窗口的關鍵，不在于向外資提供更多優惠政策，而是通過透明、穩定、公平、可預期的制度建設，將我國結構性優勢轉化為跨國公司可信賴的長期投資環境。當替代目的地的吸引力因地緣政治沖擊而下降時，中國政策改善的邊際效應將顯著放大，實現制度的“乘數效應”。2024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扎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行動方案》，從五個方面提出二十四條舉措，就吸引和利用外資工作進行部署。2025年2月公布的《2025年穩外資行動方案》，則從“有序擴大自主開放”“提高投資促進水平”“增強開放平臺效能”“加大服務保障力度”四個方面提出二十條舉措，釋放進一步擴大開放、加大力度吸引外資的明確信號。分別于2024年3月和2026年1月起開始實施的《促進和規范數據跨境流動規定》和《個人信息出境認證辦法》，通過明確出境合規路徑的適用場景和認證路徑的制度化，給予跨國公司內部數據傳輸更大靈活性。

“十五五”規劃綱要強調：“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擴大開放，促進國內國際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相通相容，營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這意味著從過去的政策優惠吸引，轉向基于明確規則的深度開放。要求：“全面落實外資企業國民待遇，清理與外商投資法不符的文件法規，落實好‘準入又準營’”，旨在解決外資企業反映的“大門開、小門未開”，以及競爭中的隱形壁壘問題，確保其在中國境內能與內資企業公平競爭。此外，關于推進數據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動的規劃，直接回應數字經濟時代跨國公司主要關切的運營需求。這些舉措共同指向一個目標：讓外資在華經營的制度環境盡可能透明、穩定，減少不確定性和額外合規成本。

? 政策執行層面，需做到“可預期、可申訴、可遵循”

我國制度型開放的信號是明確且一貫的，但在政策執行層面仍面臨挑戰，如監管執法可預見性不足，導致企業難以鎖定穩定的商業模式；數據安全、反壟斷、反間諜等領域法律在執行中給外資帶來“合規不確定感”；市場準入負面清單雖持續縮減，但在數字經濟、金融服務、大型基礎設施、公共數據使用等高附加值領域仍存在限制；個別地方政府為完成考核指標，存在運動式執法、政策朝令夕改等現象，削弱外資對營商環境的信任。要真正落實“十五五”規劃綱要確定的目標任務，高質量完成外資相關制度建設目標，需將“可預期、可申訴、可遵循”落到實處。

全面落實外資國民待遇，實現“準入又準營”。在市場準入后的運營層面，切實消除外資企業在政府采購、監管執法、融資渠道等方面的隱性歧視。為避免地方保護主義等造成的政策偏差，需強化中央層面對地方政策穩定性的約束。針對個別地方政府隨意改變招商承諾、追加合規要求、搞運動式檢查等行為，建立追責機制；推動關鍵營商環境指標，如行政許可時限、監管執法頻率和方式等，建立全國通行的最低標準。國民待遇不僅是跨國公司的主要訴求，而且是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作出的承諾，落實成本相對可控，但釋放的信號價值極高。

探索保證安全前提下的數據跨境流動便利化途徑。加快在國內其他自貿區及更多領域，推廣上海自貿區在金融、貿易、航運領域實施的數據跨境流動負面清單制度；研究將“重要數據”范圍以正面清單方式明確列舉、清單外數據原則上自由流動的可行性，這能大幅降低企業合規不確定性；加快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的談判進程，逐步與國際通行標準接軌。這一領域的突破，將直接解除數字經濟時代外資經營的主要瓶頸。

提升監管透明度與政策穩定性。提高監管與執法的透明度和程序正義水平。對于數據安全、反壟斷、反間諜等領域的關鍵規章，盡可能通過清晰可操作的條文及合規指引的方式予以明確，減少“模糊性條款”；推行投資事前咨詢和合規輔導機制，讓外企在投資前有渠道確認合規性，而非僅在被調查時才知曉紅線。減少“一刀切”式監管行動，為外資企業提供穩定的預期管理框架。

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提升侵權賠償標準，縮短審判周期，保證知識產權法院的獨立性，從根本上消除高技術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主要顧慮。

中國憑借難以復制的結構性優勢，正日益凸顯作為全球資本“避風港”與增長極的獨特價值。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加劇，并未削弱這些優勢，反而在對比中放大其戰略意義。真正的挑戰與機遇在于，能否通過深化制度型開放，將上述優勢轉化為跨國公司可信賴、可預期的長期投資環境。“十五五”規劃綱要強調的規則、規制、管理、標準與國際銜接，正是實現這一轉化的關鍵。未來吸引外資的重心，將從提供政策優惠轉向構建透明、穩定、公平、高效的制度體系。若能在此方向取得實質性突破，中國不僅能有效應對短期外資波動挑戰，而且能在全球產業鏈與資本布局的深度重構中，牢牢把握主動權，吸引匯聚新一輪高質量外資，尤其是引領技術前沿的跨國公司，共同塑造下一階段經濟全球化圖景。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數字型跨國公司的理論和政策研究”（項目編號：22JJD790039）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外資企業敢投、能投、愿投——跨國公司人士熱議中國全國兩會》，《人民日報（海外版）》，2026年3月10日。

②《國家能源局：2025年我國可再生能源發電量超歐盟27國用電量之和》，《中國能源報》，2026年1月30日。

③《瞭望｜全球能源轉型展望》，新華網，2026年3月30日。

④相關數據來源：國家發改委；歐盟統計局（Eurostat）；國際能源署（IEA）。

⑤《中華人民共和國202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國政府網，2026年2月28日。

責編/孫渴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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