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據現階段的有利條件和制約因素，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需通過就業擴容提質、釋放人才紅利、激發重點群體活力、拓展農民增收渠道，鞏固壯大實體經濟，以及加大實物社會轉移力度、調整部門分配關系等舉措協同發力，增強經濟增長動能，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實現城鄉居民收入的持續快速增長。

【關鍵詞】居民收入 勞動報酬 就業 中等收入群體

【中圖分類號】F244 【文獻標識碼】A

2026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在促進低收入群體增收、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等方面推出一批務實舉措。”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以下簡稱“十五五”規劃綱要）強調：“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有效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推動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②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暢通經濟循環、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十五五”時期，需充分利用有利條件，克服制約因素，針對不同領域方向精準發力，推動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朝著共同富裕目標穩步邁進。

就業崗位擴容提質，促進城鄉居民增收

就業崗位擴容提質是城鄉居民增收的根本途徑。我國擁有近3億農民工、規模龐大的高校畢業生等群體，為他們創造充足就業崗位，是穩定社會大局、提升整體收入的基礎條件。結合我國就業市場現狀與發展趨勢，實現就業崗位擴容提質，可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施策。

深耕國內大循環，以服務業為關鍵擴容就業崗位。服務業拉動就業能力強。2012年到2024年，服務業就業人員占全國就業人員的比重，從36.1%提高到48.8%。聚焦生活性服務業和生產性服務業提質升級，重點發展養老、托育、家政、文旅、物流配送等就業容量大的領域，結合新型城鎮化建設完善縣域服務業體系，吸納農民工、城鎮低技能勞動者等群體就近就業。當前，我國靈活就業人員規模已達2億人，需依托數字經濟發展，培育直播電商、社區團購、靈活用工平臺等新業態，創造更多非標準就業崗位。

強化產業與就業聯動，推動崗位提質增效。圍繞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培育一批高質量制造業崗位，完善技術工人薪酬激勵機制，實現“崗位升級+收入提升”；推動企業建立崗位成長體系，明確職業晉升路徑，為勞動者提供持續的技能培訓和崗位歷練機會，通過“干中學”提升勞動者人力資本價值。

實施就業優先戰略，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環境。健全就業公共服務體系，整合職業介紹、技能培訓、創業扶持等資源，為勞動者提供全鏈條就業服務；針對高校畢業生、農民工、退役軍人等重點就業群體，開展定向崗位開發、專場招聘、創業補貼等專項行動；完善靈活就業人員權益保障制度，明確最低工資、社保參保等基本權益，提升靈活就業崗位的穩定性。例如，2025年，廣東通過深入實施“百萬英才匯南粵”行動計劃，吸納超過110萬高校畢業生在粵就業創業，2026年計劃再吸納100萬以上高校畢業生在粵就業創業。2025年，廣東全省常住人口比上年末增加79萬人，其中凈流入人口貢獻了50萬人。這一結果與經濟發展及就業公共服務支撐有力密切相關。

提升勞動就業率，挖掘就業增長潛力。完善就業激勵政策，鼓勵退休返聘、家庭勞動者等潛在勞動者進入就業市場，優化勞動年齡人口就業結構；加強職業技能培訓的精準性，對接市場崗位需求開展訂單式、定崗式培訓，解決“就業難”與“用工荒”并存問題，推動勞動就業率穩步提升。

加快塑造和充分釋放“人才紅利”，讓科技進步直接拉動收入增長

當前，我國勞動力素質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人口紅利”正向“人才紅利”提升，“人力資源優勢”加速轉變為“人才資源優勢”。加快塑造和充分釋放“人才紅利”，之所以能促進城鄉居民增收，在于其將人口數量優勢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人力資本優勢，通過提升勞動者的知識、技能與創新活力，為增收提供可持續的動力。

加快塑造和充分釋放“人才紅利”，關鍵在于廣泛引才、精心育才、高效用才。一方面，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為人才松綁。例如，海南出臺支持人才發展“授權松綁”清單，賦予用人單位在編制使用、崗位設置、工資分配等方面更大自主權；將評價權下放給市場、企業，如依據納稅、科研投入，海南華研膠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直接認定高層次人才。另一方面，優化人才發展生態，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評價導向。例如，近年來，中國電科第二十九研究所，探索施行多維度人才評價機制，根據團隊成員從事的不同業務開展不同側重評價，一批“85后”“90后”科研人員走上舞臺中央，成為我國自主衛星網絡通信的生力軍。

“十五五”規劃綱要強調：“健全各類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初次分配機制，促進多勞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創新者多得。”③只有當全社會形成“勤勞、技高、創新能致富”的鮮明導向和穩定預期時，人才、資本等要素，才會傾向于流向能創造真實價值、回報來源清晰的新領域，實現收入合理分配和經濟順暢循環。這種價值邏輯從社會觀念和資源配置兩個層面協同發力，是釋放“人才紅利”的重要制度根基。

激發重點群體活力，以點帶面帶動城鄉居民增收

激發重點群體活力之所以是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重要手段，源于其“以點帶面”的邏輯。技能人才、新型職業農民、科研人員、小微創業者，以及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基層干部隊伍六大群體，具備增收潛力大或帶動能力強的顯著特征。這些群體或是分布在經濟社會關鍵領域，或是代表新質生產力發展方向。針對他們實施差別化的激勵政策，能夠有效地將政策資源轉化為增長動能。這相當于打造一批強勁的“增長引擎”，展示通過自身努力和智慧可以實現的增收路徑，從而激勵更多勞動者加入進來。

重點群體的活力激發能夠產生強大的擴散效應和乘數效應。例如，一位科技人員的成果成功轉化，不僅能為自己帶來獎勵，而且可能催生新的企業或產品賽道，創造新的就業崗位；一位新型職業農民取得成功，會帶動周邊效仿。這種帶動不是簡單的財富轉移，而是通過激發創新、創業活力，做大經濟發展的“蛋糕”，在創造更多、更高質量就業機會的過程中，讓發展成果更充分地實現共享。例如，上海開展科研機構成果轉化賦權改革，賦予科研人員更多的成果所有權和轉化自主權；在試點高校建立起盡職免責機制，形成寬容失敗、鼓勵創新的長效機制，讓科研人員放開手腳創新創業。

為支撐重點群體激勵政策有效落地，需制定相應的配套措施。通過實施就業促進行動，創造高質量崗位、提升勞動力市場流動性，擴大就業基礎；通過實施職業技能提升行動，加強實訓基地建設、推行企業新型學徒制，強化人力資本積累；通過實施財產性收入開源清障行動，拓寬投資渠道、加強法治保障，激活居民財富潛能；通過實施收入分配秩序規范行動，規范現金管理、加強稅收調節，營造公平環境；通過實施收入監測能力提升行動，建立個人收入信息系統、完善統計核算機制，提升政策精準性。例如，寧夏回族自治區實施“技能照亮前程”“技能寧夏”“技能強企”等專項行動，推行“新八級工”職業技能等級序列和補貼機制，對高技能人才培訓補貼普遍提高1000元—9000元，對急需緊缺職業（工種）培訓補貼普遍上浮20%，對制造類民營企業、公共實訓基地、技工院校，培養高技能人才成效明顯的分別給予20萬元—50萬元的獎補資金，激發技能人才活力。

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是一種兼顧效率與公平的選擇。需避免“撒胡椒面”式的寬泛和聚焦不足，通過精準施策，將有限的改革資源用于關鍵環節，率先突破，提升政策效率。同時，通過重點群體的成功實踐，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拓展農民增收渠道，提高強農惠農富農政策效能

中國農業的資源稟賦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農民增收的兩條主要路徑：提高生產經營效率、擴大生產資料規模。我國農業資源稟賦介于新大陸國家和舊大陸集約型農業國家之間，既區別于新大陸國家的“地廣人稀、機械化規模化主導”，又不同于舊大陸集約型國家的“資源極度稀缺、精細化主導”，從而形成“人多地少、資源相對稀缺但總量可觀”的獨特特征。農業規模化具有一定的彈性，農民增收既可以借助生產經營效率的提高，又可以借助生產資料規模的擴大。

生產經營效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涉農科技的創新與應用、新型職業農民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培育，以及生產要素的創新性配置、經營業態的更新等。需以科技創新引領先進生產要素集聚，因地制宜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加強農民技術技能培訓，壯大農村各類專業人才和實用型人才隊伍。發展各具特色的縣域經濟和鄉村產業，開發農業多種功能，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

生產資料規模的擴大，需通過土地經營權流轉等舉措，繼續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通過深入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促進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穩定轉移，為新型職業農民留下更大經營空間。健全鄉村全面振興多樣投入機制，強化財政、金融、土地等政策協同力度，重點支持就業容量大的縣域富民產業。健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機制，完善戶籍、住房保障、隨遷子女教育、就業地參保等制度。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探索建立自愿有償退出的辦法。

創新完善利益聯結機制，讓農民更多分享產業增值收益。打破農村“資源沉睡”困境，通過產權改革、產業融合、利益聯結等方式，讓土地、生態、文化等資源，轉化為農民增收的“錢袋子”。例如，天津南任莊村，500多位村民成為合作社成員，實現“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權、村民變股東”，股權管理、收益分配，全部通過天津市村集體經濟組織股權托管交易管理系統進行，實現集體資產統一運營，收益按股分紅，同時發放福利、代繳保險。2024年，南任莊村集體增收200多萬元，村民們的可支配收入也顯著增加。

鞏固壯大實體經濟，通過創造財富擴大增收空間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吸取一些西方國家經濟‘脫實向虛’的教訓，不斷壯大實體經濟，創造更多高質量就業崗位。”④需聚焦制造業關鍵領域，推動實體經濟提質增效，創造更多高質量就業崗位，形成“實體經濟發展—就業質量提升—共同富裕推進”的良性循環。

強化政策引導，推動經濟資源向實體經濟集聚。完善財稅、金融、土地等政策體系，引導資本、人才、技術等生產要素流向實體經濟；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加大對制造業企業的信貸支持力度，推廣供應鏈金融、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等產品，降低實體經濟企業融資成本；嚴格管控房地產、金融領域的過度投機行為，防范虛擬經濟泡沫，避免經濟資源從實體經濟流失。中國人民銀行通過綜合運用數量型、價格型、結構性三類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充裕，引導金融機構充分滿足實體經濟有效融資需求。2025年12月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同比增長8.3%；人民幣貸款余額272萬億元，同比增長6.4%，貨幣金融政策支持實體經濟效果明顯。⑤

壯大實體經濟就業容量，創造多層次高質量崗位。圍繞實體經濟產業發展需求，開發適配不同技能水平勞動者的就業崗位，既培育高端研發、管理崗位，又保障技術工人、產業工人等基礎崗位供給；完善制造業企業薪酬體系，建立與企業效益、勞動生產率掛鉤的工資增長機制，提升實體經濟崗位的薪酬吸引力；推動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培育工業互聯網、智能制造運維等新崗位，拓寬勞動者就業增收渠道。

優化實體經濟發展環境，激發企業經營活力。持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簡化行政審批流程，降低企業稅費、物流、用地等經營成本；完善市場監管體系，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嚴厲打擊假冒偽劣、知識產權侵權等不正當競爭行為；加強實體經濟企業人才培養，推動校企合作、產教融合，為實體經濟發展輸送源源不斷的高技能人才。

加大實物社會轉移力度，增加居民實際收入

我國已經進入需求轉型升級階段，對事業功能的需求更加旺盛。過去一段時間，我國消費需求具有明顯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主要通過發揮企業功能來滿足。當前，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人們對公共服務需求持續升級，尤其對優質公共資源的期待愈發強烈，需通過強化事業功能來滿足。

實物社會轉移，是指政府單位及為居民服務的非營利機構，通過實物形式向個人或住戶提供的貨物與服務。這類轉移既包括政府免費提供的非市場產出，又包括從市場采購后以象征性價格供給的民生服務。典型領域涵蓋教育、醫療、文化和體育等公共服務。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資金流量表》計算，2013年到2023年，我國實物社會轉移從29995.6億元，提高到90587.6億元，年均增長率達到11.7%。

繼續擴大公共服務供給規模，豐富實物社會轉移內容。加大財政對教育、醫療、文化、體育、環保等社會事業的投入力度，實現公共服務從“保基本”向“提質增效”轉變；針對居民迫切需求，增加普惠性學前教育、義務教育課后服務、基層醫療衛生服務,以及公共文化場館免費開放等實物轉移供給。

提高公共服務供給質量，提升實物社會轉移實際效用。穩步擴大免費教育范圍，探索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完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建設，提升醫護人員專業能力，推動分級診療制度落地，解決居民“看病難、看病貴”問題。

創新實物社會轉移供給方式，兼顧普惠性和精準性。健全與人口變化相適應的教育資源配置機制，擴大學齡人口凈流入城鎮的教育資源供給。針對低收入群體、困難家庭等群體，實施精準化實物社會轉移；探索政府購買服務模式，通過向社會機構采購公共服務，提升服務供給效率和質量，豐富實物社會轉移供給形式。

完善實物社會轉移保障機制，確保政策落地見效。建立實物社會轉移財政投入穩增長機制，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需求變化，持續加大財政投入；健全公共服務績效考核體系，將服務質量、居民滿意度作為關鍵考核指標，促使公共服務供給主體提升服務水平。

調整部門分配關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調整企業、政府、居民三大部門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促進城鄉居民增收、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調整部門分配關系，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這一分配關系的調整，基礎是調整企業內部的分配關系，提高勞動報酬份額。只有提高勞動報酬份額，才能提高居民收入份額。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資金流量表》計算，2013年到2023年，雇員勞動報酬從216299億元提高到493857億元，年均增長率達到8.6%；在此基礎上，同一時期，包含實物社會轉移的居民可支配總收入，從371745億元提高到877478億元，年均增長率達到9.0%。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直接擴大居民在國民收入“蛋糕”中的切分比例，實現“增產更要增收”。另外，勞動報酬具有收入均等化的相對作用，資本報酬具有收入集中化的相對作用。提高勞動報酬份額，有助于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抑制收入差距。

“十五五”時期，需深化配套改革，鞏固分配關系調整成果。在初次分配環節，需健全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提高勞動報酬份額；需優化營商環境，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以穩定就業。在再分配環節，需加大力度，完善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調節手段，提高實物社會轉移規模，提升再分配的精準性和有效性。此外，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同樣對城鄉居民增收至關重要。

【注釋】

①李強：《政府工作報告——二〇二六年三月五日在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人民日報》，2026年3月14日。

②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人民日報》，2026年3月14日。

④《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575頁。

⑤趙展慧：《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力度更大結構更優（權威發布）》，《人民日報》，2026年1月16日。

責編/謝帥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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