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臺利用雄厚資本進行長期的交叉補貼，并以低于成本的價格銷售，確實存在演變為掠奪性定價的風險。

3月23日，北京市市場監督管理局聯合市商務局、市文化和旅游局，依法約談12家平臺企業，就“內卷式”競爭提出整改要求。通報顯示，部分平臺存在未經商家同意擅自報名促銷活動、修改商品價格、要求“全網最低價”、通過限制流量和自動跟價干預定價等行為。

3月25日，《經濟日報》刊發評論文章《外賣大戰該結束了》，稱外賣大戰是對餐飲行業價格體系的猛烈沖擊，及時叫停才能避免惡性競爭打亂經濟回暖節奏。隨后，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官網轉發了該文章。

從“商家爆單”到“越賣越虧”，外賣補貼大戰逐漸演變為一場低價、低質、低水平競爭。那么，什么是正常市場競爭？如何識別“良性補貼”和“掠奪性補貼”？

對此，北京數字經濟與數字治理法治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楊東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對外賣平臺的大額補貼“不能進行簡單的‘一刀切’認定”，平臺利用雄厚資本進行長期的交叉補貼，并以低于成本的價格銷售，確實存在演變為掠奪性定價的風險。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劉誠亦認為，國內的外賣市場在競爭手段上呈現出一定的“掠奪性”特征，除了以低價為競爭手段外，另一明顯特征是意圖在于排擠競爭對手甚至將其清場。例如，以單量市占率為首要目標，這種將補貼收益主要讓渡給消費者，而將成本壓力轉嫁給商家的競爭方式，實際上是在重新分配整個產業鏈的利潤——平臺補貼的是消費者，但壓力往往傳導給了商家和外賣員甚至供應商。

平臺單方面大額補貼給市場環境帶來變異風險

回顧外賣大戰這一年，各界最初對于“價格戰”持正面態度，認為一定程度上釋放了消費潛能，為各市場主體帶來經營增量。就消費者而言，這種“平臺虧損”常常被誤讀為“讓利誠意”。

劉誠認為，新進平臺大額補貼的目標并不只是短期讓利，更在于爭奪市場定價權，其效果并不只是讓利消費者，這將產生連鎖反應。

此次通報值得注意的，不是“補貼有多大”，而是平臺已開始更深地介入商家經營。官方披露的典型案例中，有的平臺未經協商將商品上架 “爆單紅包”等活動，有商家一份正常售價18元的餃子，被平臺修改后商家實收僅1.25元。

“當正常的價格信號被補貼扭曲，生產者也難以據此準確判斷市場需求，導致優質產能被擠出或低效產能過度擴張。”劉誠表示。這種對市場的誤導是隱晦、較難辨別的，其一個重要表現，是將“個別類型商家的增長”片面理解為“市場活力被激發”。

例如，在補貼期間，以茶飲為代表的連鎖品牌商家訂單量上升，但廣大的夫妻老婆店、餐飲個體戶也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商家利潤并沒有同步增長，甚至被倒逼降價承壓。一旦補貼減弱或停止，部分商家可能面臨訂單回落，并暴露出更強的平臺依賴，最終使整個市場環境出現變異風險。比如，立信咨詢2026年3月發布的調研報告顯示，外賣大戰以來，八成商戶凈利潤下滑，降幅超過30%的占35%。

在楊東看來，約談背后暴露的，不只是幾起個案，而是平臺經濟中的權力不對等。這種低價策略并非基于技術創新或效率提升，而是一種將競爭壓力轉嫁給商家的“內卷式”競爭。

據公開財報及行業機構測算，外賣大戰期間，各大平臺累計補貼估計高達800億元至1000億元，而此前外賣行業全年利潤僅在300億左右。這種巨額投入，意味著難以再用簡單的“補貼”來概括外賣大戰中的平臺行為。

外賣平臺的競爭行為是否已超出正常補貼范疇？

圍繞這輪外賣大戰，一個核心分歧在于：它究竟只是常見的互聯網補貼，還是已經帶有“掠奪性定價”風險，甚至是類似傾銷的競爭行為特征？

楊東認為，對外賣平臺的大額補貼“不能進行簡單的‘一刀切’認定”，還要看其對生態的長期影響，是促進平臺、商家、消費者多方共贏，還是把行業拖入“低價低質”的惡性循環。

識別是“掠奪性補貼”還是“良性補貼”，在劉誠看來并不難。劉誠解釋，首先是看其是否影響了價格信號和市場均衡，若只對國潮國貨、科技產品等細分領域的高質量產品進行短期補貼，那么將不會影響整體市場的價格和均衡，但如果是大范圍、長期補貼勢必影響餐飲市場正常運行；其次是看其目的是市場份額還是高質量發展，若為了綠色發展、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那么補貼是向善、良性的，如果只是為了平臺自身的外賣市場份額爭奪，那么無論最終搶到多么高的份額，失去的都是消費者的民心。

“傾銷”一詞源于國際貿易領域，指的是一國或地區以較低價格（甚至低于成本）將商品出口以搶占他國市場。當前，部分行業機構認為，外賣補貼大戰是一些平臺憑借資金和資源優勢，以低于成本的補貼進入外賣行業、搶占市場份額的行為，在競爭行為上與國際貿易中的“掠奪性傾銷”存在一定相似之處，但需要強調的是，二者在法律性質上并不能等同。

對此，劉誠認為，國內的外賣市場在競爭行為上具有“傾銷”的一定特征，除了以低價為競爭手段外，另一明顯特征是“意圖在于排擠競爭對手甚至將其清場，例如以單量市占率為首要目標”，而這種競爭行為客觀上將原屬于線下實體經濟的堂食份額持續轉化為線上的平臺交易額，值得引起重視。

電商平臺跨界補貼是否構成“掠奪性競爭行為”？監管機構需要識別“掠奪性補貼”和“良性補貼”的區別，及時阻止前者演變為平臺對餐飲業競爭秩序的實質性破壞。

從行業數據看，這種風險已經逼近現實。紅餐產業研究院2026年3月發布的報告稱，本輪補貼競爭持續時間超過一年，各平臺累計投入補貼規模已逾千億元，餐食價格與成本長期倒掛，已明顯超出合理促銷行為的范疇。該報告預測，若價格戰持續三年，到2028年，低價單占比將逼近六成，全國人均餐飲消費將從2025年的32.88元繼續降至27.8元，中小餐飲門店每單凈利潤不足0.6 元，逼近行業成本線，“賣得越多、虧得越多”的風險正在上升。

提防跨界補貼把行業拖入“低價低質”惡性循環

平臺經濟常常出現跨界競爭的情況。以外賣大戰為例，電商平臺利用其他業務的利潤對外賣業務進行跨界補貼，對餐飲業原有的價格形成機制和競爭秩序產生了深刻影響。

楊東強調，平臺利用雄厚資本進行長期的交叉補貼，并以低于成本的價格銷售，確實存在演變為掠奪性定價的風險。如果其核心目的在排擠競爭對手、維持流量壟斷地位，并在市場份額提升后通過提高抽成或漲價來收割前期投入，則超出了正常促銷范疇，構成了對競爭機制的實質性損害。

不過，楊東并沒有把所有跨界補貼都簡單等同于“掠奪性競爭行為”。針對“平臺用其他業務利潤補貼外賣”這一說法，他強調，確實要看到其“扭曲”與“重塑”的雙重效應，關鍵在于防范資本無序擴張對全行業帶來破壞性擠壓，讓競爭回到“效率—質量—創新”的軌道。

餐飲業關系國計民生，一旦發生掠奪性競爭，其潛在影響值得警惕。

劉誠進而指出了外賣領域的低價競爭與傳統傾銷的區別，外賣平臺的“低價”具有多邊性，平臺補貼的是消費者，但壓力往往傳導給了商家和外賣員甚至供應商。“這種將成本壓力沿產業鏈逐級轉移的行為，實際上是在重新分配整個產業鏈的利潤，可能導致外賣大戰的受害者并非一次性涌現，而是分階段出現。”

低價不會憑空發生，補貼也不會沒有承擔者。楊東解釋，外賣價格戰的成本并沒有消失，而是沿著產業鏈向后傳導：先是中小商戶利潤被直接壓縮，隨后壓力傳導到上游食材、冷鏈、供應商等環節，導致原材料品質、物流服務標準下降。最終外溢到食品安全、就業穩定和供應鏈信用等社會層面。

楊東表示，我們需要警惕兩個風險，一是食品安全風險，商家和上游供應商、生產商為壓縮成本存在降低商品質量的動機和壓力，若監管不力，可能對消費者健康產生不利影響；二是供應鏈信用風險，從商家到供應商、生產商的整體產業鏈成本壓力可能會引發產業鏈內債務拖欠，甚至導致供應鏈崩塌，進而可能沖擊餐飲行業就業穩定。

立信咨詢公開調研的結果顯示，2025年已有39%的餐飲商戶開始更換更低價的原材料供應商，30%的餐飲商戶強化與供應商的議價博弈，20%的餐飲商戶增加低成本菜品占比。

若價格戰持續、行業客單價繼續下探，紅餐產業研究院預計2026年—2028年上述行為將進一步擴散，從“主動優化”變成“被動求生”：更換更低價原材料供應商的餐飲商戶將在2028年上升至近60%。越往后，“平替食材”空間越少，且食材品質和穩定性風險會越來越明顯。

楊東進一步表示，這種“內卷式”競爭之所以具有“不可逆性”，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平臺“大額補貼”屬于非市場性價格扭曲，長期補貼會培養消費者固定低價預期，即便補貼停止，消費者也難以接受合理價格，倒逼商家持續維持低價；二是中小商家在低價擠壓下大量退出，商家放棄堂食、壓縮品質的經營模式轉變難以逆轉，行業多樣性和活力受損后也難以恢復。

正因如此，北京此次約談的意義才進一步顯現出來。它不是在討論某一輪優惠券發得太猛，而是在追問，競爭機制是不是已經被扭曲，堂食份額是不是正在被持續搬到線上，平臺交易額的增長，是否建立在商家利潤空間、供應鏈穩定性和實體商業承壓的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