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五五”時期，高質量充分就業是人民生活品質提高的重要目標，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為其奠定基礎，但也面臨外部環境變化、技術迭代、產業轉型等挑戰，結構性就業矛盾凸顯。人力資本是應對就業結構變化的重點，其水平提升與結構優化能增強勞動者就業競爭力，適配市場需求。未來就業結構將呈現高級化、分化與多樣化特征，產業升級催生高技能新崗位，生成式人工智能使中等技能崗位減少，數字平臺推動就業形態多樣化。為實現人力資本升級與就業結構動態適配，需堅持就業優先理念，防范技術帶來的失業風險；構建多層次高質量教育體系，推動基礎教育提質、職業教育轉型、高等教育創新；加強針對性職業技能培訓，覆蓋各類群體；促進全民閱讀，尤其是專業閱讀，完善協同機制，助力勞動者適配就業市場變化，支撐高質量充分就業。

【關鍵詞】人力資本 就業結構 投資于人 高質量充分就業

【中圖分類號】F249.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6.010

【作者簡介】賴德勝，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勞動經濟學、教育經濟學，主要著作有《教育與勞動力市場》、《和諧勞動關系論：全球發展與中國實踐》（合著）、《經濟增長放緩與防范失業問題研究》（合著）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將“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作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其中“高質量充分就業取得新進展”位列首位。總體而言，我國經濟發展具備堅實的基本面支撐，擁有多重比較優勢與強勁發展韌性，發展潛能持續釋放，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態勢與重要支撐條件未發生根本改變，這為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推進奠定穩固基礎。但與此同時，我國就業發展面臨外部環境復雜變化、新技術迭代演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等多重現實挑戰，就業結構正迎來深層次變革。在此背景下，亟須深化人力資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人力資本的持續升級，加快培育形成素質優良、總量充裕、結構優化、布局合理的現代化人力資源體系，以此精準破解結構性就業矛盾，為高質量充分就業的實現提供重要支撐。

人力資本是應對就業結構變化的關鍵要素

從本質上看，就業是勞動力供給主體與需求主體在市場機制的調節下，實現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一種動態匹配結果。唯有當勞動力供給與需求在數量規模、結構層次及質量水平上達成系統性均衡，方能推動高質量充分就業目標的實現。盡管“供給創造需求”理論揭示高質量勞動力供給對經濟增長與崗位創造的拉動效應，但現實經濟運行中更具普遍性的規律是：勞動力需求的變動通常具有先行性，供給側須通過持續性的結構性調整適配需求的動態演進，否則將直接制約就業的充分性與就業質量的提升。

從歷史演進脈絡來看，勞動力需求的變革始終與經濟增長及產業結構轉型相伴相生。工業革命以來，經濟增長不僅拓展就業規模與容量，更引致勞動力市場的深層結構性變革，其重要表征為勞動力在空間維度上從農村向城鎮的集聚，在產業維度上從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的梯度轉移。這種城鄉與產業雙重結構的轉型進程，在催生大量新增就業崗位的同時，對勞動者的技能體系提出全新要求。傳統農業社會中依托經驗代際傳承的生產模式，難以適配工廠化標準化生產對識讀能力、技術操作、團隊協作等復合型技能的現實需求，而此類技能的培育與形成，必然以系統性的正規教育為關鍵依托。這一勞動力需求側的變革趨勢，直接驅動各級各類教育的發展完善，推動教育體系實現普及化與層級升級，進而持續提升勞動者的整體文化素養與技能水平。[1]由此可見，勞動力供給側的短期調整重點在于結構性優化，而人力資本的持續升級則是其中的關鍵內核。依據經典理論界定，人力資本是凝結于勞動者個體之上，能夠為其所有者帶來經濟收益的各類素養、技能，以及運用該類素養與技能開展生產經營活動的能力。其形成路徑具有多樣性，主要涵蓋正規教育、職業培訓、健康投資、勞動力遷移、干中學與知識積累等維度。亞當·斯密早在《國富論》中指出：“學習是一種才能，須受教育，須進學校，須做學徒，所費不少。這樣費去的資本，好像已經實現并且固定在學習者身上。這種才能，對他個人自然是財產的一部分，對于他所屬的社會，也是財產的一部分。工人增進熟練程度，可和便利勞動、節省勞動的機器和工具同樣看作社會上固定資本。學習的時候，固然要花一筆費用，但這種費用，可以得到償還，賺取利潤。”[2]此后，西奧多·舒爾茨、加里·貝克爾、雅各布·明瑟等經濟學家對人力資本的形成機制展開系統性理論闡釋，并深入剖析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就業結構、收入分配格局、國際貿易模式等經濟領域的作用機理，最終構建起體系化的現代人力資本理論體系。

人力資本升級既體現為水平維度的提升，如受教育層次的提高、職業培訓的充分供給等，這一過程不僅會增加人力資本存量，更能提升勞動者的創新能力、就業流動性與市場適應能力，進而增強其就業競爭力與就業穩定性。同時，人力資本升級包含結構維度的優化，即便勞動者受教育水平相當，若人力資本結構與市場需求錯配，其就業效能也會存在顯著差異。當勞動力市場對編程等數字技能的需求激增時，若勞動者的技能結構仍囿于傳統領域，即便整體教育水平有所提升，也難以適配新質崗位的需求，最終導致勞動力市場“崗位空缺與勞動力閑置并存”的結構性矛盾，加劇結構性就業問題。由此可見，順應勞動力市場與就業結構的變革趨勢，深化人力資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人力資本的持續升級，是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的內在要求與關鍵路徑。唯有通過推進教育體系改革、強化職業技能培訓、完善健康保障體系等多維舉措，持續提升人力資本與產業發展需求的適配性，才能在就業結構轉型中掌握主動權，充分發揮人力資本在就業促進與經濟發展中的“首要作用”。[3]

未來就業結構的趨勢性變化

近年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呈現持續收縮態勢，但總量仍維持在8.5億人以上的高位水平；與此同時，每年高校畢業生規模穩定在1200萬人以上，勞動力市場的供給總量依然處于較高運行區間，這無疑對我國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形成一定的總量約束。值得注意的是，從當前勞動力市場運行的各類監測數據來看，結構性矛盾已成為我國就業領域的主要矛盾。并且，隨著數字技術的迭代升級、產業結構的深度優化調整以及人口結構的轉型演進，這一結構性矛盾的表現形式將更為復雜。從發展演進的內在邏輯分析，我國未來就業結構將逐步呈現高級化、分化與多樣化三大重要特征，三者相互交織、協同演進，共同塑造新時代我國勞動力市場新格局，對就業政策的制定與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提出新要求。

就業結構高級化主要表現為就業崗位的技術含量提升和技能要求升級，這主要是由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決定的?！毒V要》指明“十五五”時期產業發展的總體思路，即“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堅持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同時，《綱要》部署產業發展的重點任務，即優化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促進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和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這意味著，“十五五”時期，得益于新質生產力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發展新舊動能轉換加速，產業結構將發生深刻變化。在淘汰部分落后產能進而變革部分就業崗位的同時，會創造大量新質就業崗位，這些新崗位大多技術含量高、技能要求高，呈現“數量擴張”和“質量提升”協同發展的格局。

從產業層面來看，高級化趨勢表現為第一產業就業占比持續收縮，第二產業向高端制造轉型帶動就業提質，第三產業中現代服務業成為就業主引擎。隨著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高，農業剩余勞動力將進一步向二、三產業轉移，而且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將主要集中在智慧農業、農產品精深加工等高端領域。第二產業方面，傳統制造業“機器換人”進程加速，低端流水線崗位持續減少，隨著制造業數智化轉型，智能制造、綠色制造、服務型制造將創造大量就業崗位。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經濟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將成為創造就業崗位的“藍海”，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氫能和核聚變能、腦機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動通信等未來產業將成為新的高質量就業崗位的增長點。數據顯示，我國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已超過1.23億元，人工智能企業數量超過6000家，人工智能訓練師、機器人工程師等高端崗位需求同比增長超300%。第三產業中，數字服務、綠色服務、信息傳輸、專業服務等現代服務業的就業吸納能力持續增強，成為高端就業的主要承載領域。

就業結構分化主要表現為高技能崗位和非常規低技能崗位逐漸增加，中等技能崗位被大量替代，這主要是由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決定的。技術進步通過創造性破壞機制對就業的影響具有顯著的兩面性：一方面，其能夠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推動經濟增長，拓展新的產業和市場，從而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另一方面，其又會通過替代勞動、提高資本密集度，減少對傳統勞動的需求，從而改變既有的就業結構。這種矛盾并非現代獨有，而是始終貫穿工業社會發展進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技術進步雖可能創造新崗位，但提高資本有機構成將導致對勞動力的相對需求減少，從而產生相對過剩人口，即“產業后備軍”。[4]凱恩斯則從宏觀經濟視角出發，在《我們后代在經濟上的可能前景》中提出“技術性失業”概念，指出：“一種新的疾病正在折磨著我們，某些讀者也許還沒有聽說過它的名稱，不過在今后幾年內將聽得不想聽，——這種病叫做‘由技術進步而引致的失業’。這意味著失業是由于我們發現節約勞動力使用的方法的速度遠遠超過我們為勞動力開辟新用途的速度。”[5]

回溯工業革命以來的技術演進歷程，技術進步的創造性破壞機制，盡管在特定時期引發階段性的就業摩擦與壓力，但從長期宏觀視角來看，并未導致持續性的大規模失業現象，社會就業總量始終維持在相對穩定的運行態勢。然而，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主要代表的技術變革，對就業市場的影響可能呈現異質性特征——生成式人工智能依托深度學習算法實現內容的自主生成，具備非結構化信息處理、人機對話交互等重要能力，其應用場景具有多樣性與廣泛性，屬于典型的任務導向型技術范式，能夠對各類常規化、重復性的勞動任務形成有效替代。在此背景下，社會就業的技能結構將呈現顯著的分化態勢：一方面，高度依賴非常規認知能力、復雜人際交往能力的高技能職業崗位，以及側重非常規動手操作技能的低技能職業崗位，其需求規模有望持續擴張；另一方面，以常規性認知技能與標準化動手技能為勝任要求的中等技能職業崗位，其數量或將出現明顯收縮。根據國際勞工組織2025年5月發布的一份有關生成式人工智能與就業的報告，全球四分之一的工作崗位可能受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影響。而且，相較于以前的技術進步，生成式人工智能應用速度大為加快，以前的技術進步從發明到廣泛應用可能需要幾年、幾十年，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從發明到廣泛應用可能只需要一個月甚至幾天，比如，OpenAI旗下產品ChatGPT在2022年11月30日發布后，用戶增長迅速，5天內注冊用戶突破100萬，兩個月內用戶數達到1億；深度求索（DeepSeek）人工智能助手產品在2025年初發布后，用戶增長迅猛，上線7天用戶數即破億，一季度月活用戶達1.87億。也就是說，生成式人工智能對勞動力市場和就業結構的沖擊將更加猛烈，具有更大不確定性。

就業結構多樣化主要表現為就業形態、用工模式的多樣化發展，這主要是由數字平臺崛起所重塑的就業生態。數字平臺的典型特征是“平臺＋個體”，連接海量的勞動者和企業，形成一個龐大的就業生態系統。在這個生態系統中，數字平臺不僅提供直接就業崗位，更通過生態協同帶動數千萬人就業，降低就業門檻，將靈活就業者、農村剩余勞動力等群體納入就業體系。據估計，我國現在有8400多萬新就業形態從業者，規模相當龐大。同時，技術與產業的深度融合催生大量新職業，除數字經濟與綠色經濟領域的新職業外，外賣運營師、直播銷售員等跨界職業不斷涌現，職業版圖持續擴容。這些新職業具有靈活性強、技術導向明顯等特征，不僅滿足企業對彈性用工的需求，也為勞動者提供兼顧收入與生活的就業選擇，尤其適合中生代勞動者平衡家庭與工作的需求，在穩擴就業中發揮重要作用?？梢灶A見，新就業形態將成為就業新常態，成為推動就業增長、優化就業結構的重要力量。與傳統固定就業模式相比，多樣化就業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線上＋線下”“全職＋兼職”的混合就業模式日益普遍，越來越多勞動者擺脫單一雇傭關系的束縛，實現就業自主化、多樣化。無論高校畢業生利用數字平臺開展創新創業，還是下崗職工通過靈活就業實現再就業，抑或農村勞動力借助平臺就業實現增收，多樣化就業都為不同群體提供適配的就業路徑，有效緩解就業結構性矛盾。

數字技術的持續迭代的同時，不斷豐富就業結構的內涵，人工智能訓練師、全媒體運營師等新興職業的需求持續攀升，對勞動者的技能提出新要求，也推動著就業市場從“體力導向”向“技能導向”轉型。為適應這一趨勢，政府、企業與勞動者正形成協同發力的格局：政府不斷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規范平臺用工行為，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企業加大技能培訓投入，助力勞動者提升適配新職業的能力；勞動者主動提升自身技能，適應就業市場的變化。就業結構多樣化既是數字時代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我國就業市場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體現，不僅拓寬就業渠道、穩定就業總量，更激發就業市場的活力與創造力，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持久動力。隨著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就業結構將進一步優化，新就業形態將持續壯大，為更多勞動者提供更廣闊的就業空間，助力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充分的就業。

以“投資于人”促進人力資本升級與就業結構動態適配

就業結構呈現高級化、分化與多樣化演進態勢，是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進程中的必然現象，其本質是生產要素配置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在就業領域的集中體現。這一演進趨勢既孕育著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就業新機遇，也可能進一步加劇就業市場的結構性失衡，使就業領域的結構性矛盾面臨更為復雜的挑戰。在此背景下，需始終堅持就業優先戰略導向，健全就業促進與保障體制機制，構建政府、企業與勞動者三方協同發力的就業治理格局，持續加大“投資于人”的戰略投入，推動人力資本存量提升與結構優化，實現人力資本升級與就業結構演進的動態適配，為高質量充分就業目標的實現提供有力支撐，推動就業高質量發展取得新成效。

強化就業優先理念。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就業擺在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就業優先政策，并將就業優先政策置于宏觀政策層面。這意味著，就業不僅是民生問題，也是重要的宏觀調控目標，各行各業都要樹立就業優先理念。人工智能是當下最重要的技術進步，加快發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關我國能否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的戰略問題。因此，要加快發展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行動，搶占科技發展戰略制高點，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事實上，在人工智能發展中，我國無論在基礎層，還是在技術層和應用層，都處于全球第一方陣，有很多方面實現并跑甚至領跑。不過，技術畢竟是手段，應為人的全面發展和美好生活服務，應體現和對標就業優先。因此，我們既要遵從人工智能發展的邏輯，又要對標就業優先戰略，在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過程中創造更多高質量就業崗位，規避人工智能對工作崗位的過度破壞。2025年9月22日，在第80屆聯合國大會高級別周開幕式上，有關人士發布“全球人工智能紅線呼吁”（Global Call for AI Red Lines），敦促各國政府在2026年底前就人工智能“紅線”達成具有約束力的國際協議，建立明確、可驗證的限制機制，以防范人工智能技術帶來的普遍不可接受風險，其中就包括大規模失業。對此，應加強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發展對就業影響的評估和預警，采取積極應對措施，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使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與就業促進協調聯動的利器。

打造高質量教育體系。教育體系是人力資本積累和升級的重要載體，面對就業結構的動態變化，需打破傳統教育模式的束縛，構建“基礎教育提質、職業教育轉型、高等教育創新”的多層次教育體系，實現教育供給與就業需求的精準對接。

基礎教育作為人力資本積累的起點，需跳出“應試教育”框架，聚焦學生終身發展與適應未來就業的關鍵能力培養。一方面，健全與人口變化相適應的教育資源配置機制，推進基礎教育資源均衡配置，加大對農村、薄弱地區教育投入，改善辦學條件，縮小區域、校際差距，保障每個學生都能獲得高質量的基礎素養培育；另一方面，在中小學階段嵌入數字素養、創新思維、批判性思維課程，將人工智能科普納入義務教育階段素質教育內容，通過編程啟蒙、人工智能實驗課等形式，培養學生對新技術的認知與適應能力，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為未來職業發展奠定基礎。

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教育類型，是以就業為導向的教育，是緩解結構性就業矛盾的關鍵環節。需推動職業教育從“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轉型，構建與產業需求高度契合的技能培養體系。一是優化職業教育結構，特別是要結合地方產業發展現狀和趨勢，設置更具區域產業特色的專業和課程，在服務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中拓展就業空間；二是深化辦學模式改革，積極推進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科教融匯，發揮行業、企業資源在人才培養中的作用，比如，提供職業導師、課程師資、實訓場所等，讓學生在實訓中掌握崗位技能，實現“畢業即就業”；三是建立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學分互認機制，架起職普融通“立交橋”，讓職業院校學生也能通過深造實現職業升級。同時，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多勞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創新者多得，提高技能教育的回報率，并使技能人才有更寬廣的成長通道，增強職業教育的吸引力。

高等教育作為高層次人力資本培養的主陣地，需主動對接國家戰略與產業升級需求，推進教育教學改革，增強對未來勞動力市場的適應力和引領力。一是更好發揮高等教育在賦能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中的作用。《綱要》指出，“十五五”時期，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格局基本形成，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顯著提升。高等教育作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重要連接點，發揮著非常重要和獨特的作用。為此，要推動高等教育提質擴容，擴大優質本科教育招生規模，更好滿足人們對優質高等教育的需求。根據科技和產業發展趨勢，調整高校學科專業設置，特別是要通過優化生均經費撥款系數等措施，鼓勵高校擴大理工農醫類學科專業的招生規模。一方面，這些學科專業與人工智能新技術發展關系密切，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直接力量，事關產業發展和國際競爭；另一方面，這些學科專業所對應的就業崗位數量多，提高這些學科專業的招生比例，有助于促進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充分就業。當然，我國高等教育規模大，高校數量多，要避免單一模式，需要更加多樣的評價標準，推動高校分類發展，特別是要使數量眾多的地方普通高校更好地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辦出特色，辦出水平。

加強職業技能培訓。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及其廣泛應用，極大地加快知識等人力資本的折舊速度。而且，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不僅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求職者提高門檻，更會對存量勞動者形成沖擊。事實上，根據“七普”數據，我國50歲以上勞動者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僅為4.5%，也就是說，相當比例年紀比較大的存量勞動者受教育程度并不高，他們有更大可能性被人工智能所替代。[6]因此，對存量勞動者加強職業技能培訓，不斷升級其人力資本水平，有利于提高他們的就業韌性。

根據加里·貝克爾的理論，培訓是形成人力資本的重要途徑，經培訓獲得的人力資本可分為通用型人力資本和專用型人力資本，前者能用于各種職業和崗位，后者則只對某些職業和崗位有用，一旦挪作他用，則對于提高勞動生產率作用不明顯。作為企業，一般只愿意投資專用型人力資本，而對于通用型人力資本，則投資動力不足。因此，我們要根據時代發展的要求，優化相應制度安排，提高各方投資培訓的動力。就政府而言，要根據科技進步、勞動力市場、就業的發展新趨勢，制定《“十五五”職業技能培訓規劃》，為各地方、各行業、各企業制定培訓規劃提供有針對性的指引。各級政府要加大對培訓的資金支持力度，同時，通過財稅政策為各地方、各行業、各企業加大培訓力度提供支持和激勵。此外，應在適當時候設立專門針對人工智能就業影響的國家級培訓基金，用于支持課程開發、教材編寫、師資培養、重點群體培訓補貼等。

提高培訓的針對性和培訓效果同樣至關重要。在培訓內容上，應涵蓋人工智能基礎知識、機器學習應用、大數據分析、數字工具操作等，以增強受訓者的數字技能和人工智能素養。同時，注重培養批判性思維、問題解決能力和人機協作能力，這些能力既是難以被人工智能替代的，也是使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務人類需要的能力。對那些易被替代的勞動者提供轉崗培訓，使他們更容易從傳統制造業崗位轉向智能設備運維、數據標注等新職業。在培訓方式上，可采用“線上學習＋線下實訓”的混合式培訓模式，充分利用在線學習平臺、人工智能輔助教學工具，開發模塊化、微證書課程，讓勞動者既可以利用碎片化時間學習，也可以根據需要進行現場培訓和實訓。在培訓對象上，應該是服務全民的，只要有需求，都可以被納入進來，包括老年人。因為隨著老齡化程度不斷提高，有越來越多的老年人會再次進入勞動力市場，這也是發揮我國豐富人力資源優勢的需要?？梢愿鶕夏耆说奶攸c，開發更有針對性的培訓項目，進而提高老有所為的能力。在培訓機構上，鼓勵更多高校、市場機構參與培訓，但要建立準入制度，同時加強培訓質量評估和監管，對培訓效果不佳的機構進行淘汰，保障培訓質量。

促進全民閱讀。閱讀是人力資本形成和升級的重要渠道，在某種意義上，教育和培訓之后的人力資本積累，主要靠閱讀。[7]在技術日新月異、就業結構不斷變化的時代，更加需要發揮閱讀賦能技能提升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致首屆全民閱讀大會的賀信中指出：“希望全社會都參與到閱讀中來，形成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的濃厚氛圍。”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全民閱讀，將全民閱讀上升為國家戰略，自2014年起，“全民閱讀”已連續12年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并于2025年12月頒布《全民閱讀促進條例》。根據第二十二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結果，2024年我國國民綜合閱讀率達到82.1%，人均圖書閱讀量（紙質圖書和電子書）為11.65本。盡管如此，我國人均閱讀量與一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與人力資本持續升級的要求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

促進全民閱讀，要強化協同聯動，構建長效機制。圍繞《全民閱讀促進條例》的貫徹落實，建立政府、學校、企業、社會多方協同體系。政府牽頭完善政策保障與經費投入，促進全民閱讀均衡協調發展，將閱讀納入精神文明考核；學校夯實青少年閱讀習慣養成，推動閱讀與教育教學深度融合；企業搭建職場閱讀平臺，鼓勵員工通過閱讀提升崗位勝任能力，成為學習型組織和閱讀型組織；媒體與公益組織加強宣傳引導，營造“閱讀賦能成長”“閱讀賦能技能提升”的社會氛圍，讓閱讀成為全民共識與自覺行動。

閱讀包括大眾閱讀和專業閱讀。為應對就業結構的變化，大眾閱讀固然重要，但專業閱讀在人力資本升級中可能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在人工智能和新質生產力快速發展的時代，要緊跟產業升級節奏，增加閱讀人工智能、數字經濟、新能源、智能制造、生物醫藥、低空經濟等新興產業的專業知識，讓閱讀從單純的知識獲取行為，轉變為人力資本升級的“加速器”與就業結構轉型的“催化劑”。數字技術深刻地改變知識的生產和存儲方式，重塑閱讀生態。要與時俱進，既重視紙質圖書的閱讀，也要重視電子版圖書的閱讀，根據不同人群的需要，提供個性化的閱讀材料和閱讀服務，讓勞動者隨時隨地能通過閱讀提升能力，實現碎片化時間向人力資本的高效轉化，助力其快速適配新就業市場。

注釋

[1]賴德勝、黃金玲：《第四次工業革命與教育變革——基于勞動分工的視角》，《國外社會科學》，2020年第6期。

[2]亞當·斯密：《國富論》，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257～258頁。

[3]世界銀行：《2019年世界發展報告：工作性質的變革》，2018年9月24日，https://www.worldbank.org/content/dam/wdr/2019/WDR-2019-CHINESE.pdf。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9頁。

[5]《凱恩斯：我們后代在經濟上的可能前景》，2018年3月9日，http://ft.newdu.com/economics/synthetical/201803/202862.html。

[6]蔡昉：《中國人口老齡化與結構性就業矛盾轉換》，《經濟研究》，2025年第6期。

[7]賴德勝、王琦：《閱讀、人力資本與收入》，《教育經濟評論》，2022年第4期。

The Dynamic Balance Mechanism of Human Capital Upgrading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Adaptation

Lai Desheng

Abstract: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2026-30) period, high-qua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is an important goal for improving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 long-term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realizing this goal, but it also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changes in external environment, technological itera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which create prominent structural employment contradictions. Human capital is the core for responding to changes in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The improvement of its level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its structure can enhance the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of workers and help workers adapt to market demands. The future employment structure will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phistic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will give rise to new high-skilled position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lead to a reduction in medium-skilled positions, and digital platforms will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mployment forms. Therefore, to achieve the dynamic adaptation of human capital upgrading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employment priority concept and prevent unemployment risks brought by technology; build a multi-level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basic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strengthen targeted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to cover all groups; and promote the national reading campaign, especially professional reading, and optimize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o help workers adapt to changes in the employment market and support high-qua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Keywords: human capital, employment structure, investing in people, high-quality full employment

責 編∕韓 拓 美 編∕梁麗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