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區域國別研究以“同質性”為前提，存在靜態化與原子化的認識論局限，難以適應和解釋世界多樣性。因此，要確立中國區域國別研究的主體性，則必須從中國實踐經驗中抽象出中國認識世界的認識論基礎。這一主體性根植于“天理”觀、“格物致知”的古典思想資源，并經20世紀中國革命的實踐，發展為“實踐—認識—實踐”循環往復、螺旋上升的，在矛盾運動中把握“時勢”的辯證唯物認識論。基于此，中國區域國別研究形成獨特的問題意識脈絡，其關鍵在于拒絕靜態的世界結構認知，堅持從具體歷史條件與權力關系出發，動態理解區域與國別。當前，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經驗與治理智慧，特別是對共同體差異聯通與平等發展的探索，為構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秩序提供普遍性理念與實踐框架，并指明新的區域國別研究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區域國別研究 主體性 普遍性 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全球治理

【中圖分類號】K107/D5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6.002

【作者簡介】殷之光，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政治思想史、區域國別、國際秩序與國際治理，主要著作有《全球南方：構建世界秩序的未來》《舊秩序：帝國與霸權中心的世界體系構建》《新世界：亞非團結的中國實踐與淵源》。

一般來看，“區域”與“國別”本質上都是人類對所處空間的分類方法，反映人類對自身在空間中相對位置的認識，也反映人類作為自由自覺的生命，從自身經驗出發，對空間秩序關系的建設性認識。這種內在統一的秩序關系包含兩個層面，一個是人與自然世界的關系，另一個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其中后者還包含人與自身意識世界之間的內在關系、人在時間維度上的延續而形成的歷史文化關系，以及人與他人之間的社會共同體關系。在表現形式上，這種認識既可能是積極的、能動的，即認為作為主體的人能夠主宰并改變空間秩序關系；也可能是消極的、被動的，即相信人作為自然與社會秩序的從屬物，僅能不斷認識或發現業已存在且亙古不變的秩序規律。

這諸多關系的復雜交疊形成總體性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區域國別研究正是基于某種具體的世界觀，對地理與社會文化空間秩序的認識與構想。如果從目的論的角度來看，區域國別研究本質上便是在探索“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問題。當前，面對區域國別研究中西方范式解釋力與本土適應的雙重困境，中國學界亟需突破既有理論框架桎梏，“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不斷推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和創新”，[1]從認識論基礎、中國實踐與人類共同發展需求出發，著力構建具有主體性、普遍性意義的中國區域國別學自主知識體系。

邊界與超越邊界：西方區域國別研究的對象及其局限

西方區域問題研究的路徑與對象。在當代歷史條件下，“區域”這一范疇比“國別”更具復雜性。“國別”依賴的分類基礎，是現代國際法中具有法律實體地位的“國家”。拋開歷史變遷與主權爭議這些特殊情況不談，現代人對“國家”的認識存在相對普遍的共識，其體現在現代國際法中對國家的本質化定義，即一個擁有永久人口、明確領土邊界、存在有效政府、擁有主權能力的行為主體。[2]在此基礎上的國別研究，也因此具有較為明確的對象與邊界，即從當代視角出發，在一個主權國家的地理邊界與政治邊界內，一切相關的地理、政治、社會、經濟、人文、歷史研究。

人們對于“區域”的認識則缺少必要共識，這實際上反映了秩序由于人的能動性而不斷變動的本質。如果我們一定要為區域找到本質主義的定義，那么就需要進入具體學科內部進行考察。在自然世界層面，地理學很早就將區域視為地球表面具有相對同質化特性的地理空間，并將“區域化方法”（regional method）作為最直接的分類辦法，通過研究具有不同特性的地理區域及其相互間的“整合”（integration），認識地球這一復雜系統的運行規律。[3]

20世紀50年代興起的“區域科學”（Regional Science），本質上是西方經濟學對工業化與發展問題的理論化闡述。其在經濟學的框架下，將地理學、社會學、城市規劃等學科整合在一起，提供區域經濟學（regional economics）這一處理空間與人互動關系的視角。在這一視角下，人及其所處的共同體關系，被分類成諸如消費者、生產者、政府、社會其他部門等經濟行為主體，且主體之間各有權責、互不相干。區域經濟學范式，將空間與位置作為影響經濟行為的變量，并以主要經濟活動為基礎，將區域分成不同產業或功能區。其關注產業聚集、城市化、中心化、區域發展不均衡等現象，[4]旨在解決微觀層面上的最優產量與最優地點問題，深刻影響了后來的西方發展經濟學。然而，區域經濟學的缺陷在于將人與空間的復雜社會關系轉化成了一般的物質資料生產與再生產關系，忽視了其中生產關系再生產與勞動力再生產的問題。[5]

在政治學與國際關系領域，對“區域”最具影響力的學科化認識來自“地區主義”研究。這里指的“區域”，首先是人類活動，特別是“跨國”（transnational）活動發生的基本場所，[6]相關研究強調“地理位置相鄰或相近的國家或人類群體”超越國家邊界，在“地區”（region）層面上開展的政治經濟文化互動。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中，這種區域互動被視作實現真正意義上全球治理的起點，其以政治制度與文化同質化為區域“一體化”標準，以歐盟模式為重要范本。[7]

地區主義研究范式將區域視為社會建構產物，以制度化程度為關鍵評價指標。其“制度”（institution）認知源于美國比較政治學，強調規范、規則和程序對行為體活動、認知與偏好的約束甚至塑造作用。無論是正式制度，還是非正式制度，地區主義本質上追求同質化的人類共同體，通過“比較”的研究方法，將一種趨同的發展方式，即“一體化”視作人類歷史發展的普遍方向。在這種具有濃厚西方中心主義與后冷戰勝利主義色彩的范式影響下，學者們對于區域的研究就變成對區域與全球治理問題的研究，而這種研究具有強烈的精英主義與家長制色彩。[8]

西方區域問題研究的共性與局限。總的來看，以上述區域問題的學科化認知為代表的西方區域問題研究，存在三個重要共性。首先，對區域的分類都以“同質性”（homogeneity）為基本前提。這意味著無論是地理上的同質性，或是經濟功能或政治結構與制度模式上的同質性，都是將區域轉化為分析范疇的根本前提。即便在21世紀初，出現類似于西方全球國際關系研究路徑（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并嘗試展現國際秩序的“多樣性”特點，也不過是對許多具有文化與歷史同質性主體的簡單堆疊。[9]

其次，分類方法背后均為原子論世界觀。這意味著其探討的區域，更像是復雜系統的靜態切片，而非延續不斷的運動。西方區域問題研究一個個同質化的主體，以及主體之間相互影響的因果機制或是“引力”與“網絡”關系，以期全面理解復雜系統的運動規律，并對系統未來演變作出預測。這很大程度上更像西方啟蒙時代盛行的那種萊布尼茨式“機械宇宙”（clockwork universe）觀念的現代延伸。同時，這種原子論世界觀展現的運動，缺少對積累效應的分析，而積累本質上是主體在時間維度上的運動。

再次，將“區域”視為一種空間層級。政治學中的區域，層級上高于“國家”，低于“全球”；經濟學中的區域，也依照空間的層級進行分類。依照研究對象經濟整合程度的差異，區域既可以意味著國內經濟活動在地理空間中自然聚集形成的功能區，也可以在討論那些超越國境線的經濟活動時，指代同質化、一體化程度較高的空間。[10]不同區域之間的差異被視為人類自由經濟活動自然產生的現象，與人類長時段活動而形成的結構性因素無關。同時，區域所涵蓋的人類活動規模、自然地理特性、空間形態的多樣化、共同體穩定性及其歷史文化積累等多方面的復雜影響，都無法在這種區域認識中得到體現。

在上述三個共性背后，暗含的是西方區域國別研究及其世界觀的認識論局限。其依賴原子論世界觀，將原子化的個人視為組成社會的基本單元。人與人之間的有機社會關系被視作原子化個人之間的沖突或合作現象。更進一步，人的物質活動還被分割成三種類型，即政治性的、社會性的、市場性的，并以此推演出一種理想化的國家／政府、公民社會與市場相互獨立，卻可以互相制約的三分結構。在此基礎上，不同學科內的研究變成了對于不同“功能”的人類活動展開的切片式分析。

但是，靜態的切片式研究顯然無法完整描述作為復雜有機整體的人類活動。突破學科邊界成為研究者們為彌補認識論不足而進行的嘗試。人類活動天然具有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的屬性，因此，引入“區域”與“國別”這類具有空間屬性的范疇之后，在形式上為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們暫時提供了得以相互對話的“公約數”。然而，這種最低限度的聯系無法實現認識論的革命。西方學術領域中“跨學科”作為一種知識實踐，更多時候是吸引不同領域內的專業人員，通過合作解決問題來實現拓展既有學科邊界的理想。[11]然而，建構真正能夠統攝不同學科的統一理論，需要在專科理論之外，發展一個百科全書式的、整體性的、宏大的理論空間，并確保這一宏大理論能與復雜世界的現實問題發生持續不斷的對話關系。

世界觀的革命：區域國別研究自主性的認識論基礎

認識論的文明根基：西方學科建制與中國古典辯證法。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現代西方意義上的“學科”（discipline）詞根與希臘文中的didasko（教）和拉丁文的disco（學）相通。拉丁語中的disciplina一詞，已經含有知識體系與紀律／權力之意。[12]在這兩重含義中，前者指代抽象的能夠被普遍接受的方法與真理，而后者則更偏重對普遍知識進行傳承的機制，這一機制包含“教”與“學”的共同體關系。其目的體現在“discipline”的動詞形式中，即受教者通過學習的過程，最終具備紀律，能夠自主自持，并成為知識的傳承者。[13]于是，作為抽象物的經典化知識，作為人類共同體社會活動的教與學關系，便在這個辯證關系中成為一個有機且不斷延續的整體。

在中國傳統中，有關體系化知識及其傳承的概念，包含更為復雜的系統性辯證。首先，在對人類普遍規律的認識層面，中國的“天理”觀念無疑包含對普遍道德準則的認識。但是，這種普遍道德準則，并非全然亙古不變的本質主義教條，而是隨著“時勢”與“自然之理勢”而不斷演變且面向未來的理想。[14]這意味著，知識／理與人之間的關系，并不簡單呈現于教與學這一機制中，更重要的是人作為歷史的主體，能夠在不斷變化的時勢中，對“天理”進行不斷的權衡與決斷。這種在“歷史演變、時勢之流轉或自然之理勢之中把握道德／政治實踐的尺度和分寸”的辯證過程，可被視為中國文化傳統中為“格物致知”的主體實踐提供的天然空間。[15]而制度，具體表現為法律、典章、禮樂、規范、習俗等，作為一種對“天理”的功能性呈現，實際上是動態的主體實踐在特定歷史情境／時勢中的靜態表現，可稱為“蹤跡”。對“蹤跡”的思想史研究，能幫助我們探究天理的歷史運動，并進一步求得天理在當下與未來時勢中可能的運動方向。[16]

認識論的發展深化：從格物致知到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在這一認識論框架中，“物”不僅是主體日常生活的物質世界，也包含那種被馬克思稱為“上層建筑”的歷史與社會政治結構。“格物”意味著對所有“天理”在時勢中展開的形式的研究；而“致知”則是這些研究的目的論指向，即通過格物這一主體的實踐行動，建立主體所處的時空與天理之間的有機聯系。實際上，我們可以將上述中國古典的辯證法思想轉化到20世紀中國革命的語境中來理解。“格物”的思想過程，可以被看作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表達的對認識“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并“循環往復”的過程。天理本質上對應人在時空中運動所產生的矛盾關系。依照“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來看，“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方面，來自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另一方面，則來自于“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系和互相影響”。對天理在時勢中靜態表現的研究，是對具體事物運動的特殊本質的研究。而通過對“諸種事務的共同的本質”的研究，人們可以更進一步，“以這種共同的認識為指導，繼續地向著尚未研究過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各種具體的事物進行研究”，其目的是“補充、豐富和發展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才能使認識“不致變成枯槁的和僵死的東西”。[17]

值得注意的是，“致知”的實現不僅僅是一個思想過程，還包含知行合一的實踐過程。實踐的過程，首先包含觀察，即了解事物運動展現出的各種現象，以及與其他事物之間的外部聯系。隨著大量經驗性知識的累積，參與實踐的人便可能產生“認識過程中的突變，產生了概念”。[18]這種“統一的認識過程”需要人們“親身參加于變革現實”，才能將“間接經驗”轉化為“直接經驗”。[19]實踐既是通向認識的起點，也是拓展認識邊界的方式。在實踐中積累的經驗性知識能夠幫助抽象的理論認識的形成，而抽象的理論認識通過人在現實世界中的活動，又進一步推動“物”的轉變。變化了的“物”反過來又形成了新的特殊的矛盾關系，這也創造了積累新的經驗性知識的必要。毛澤東同志將這種“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無窮循環式前進認識論，描述為“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20]

全球化、空間重構與基于唯物辯證法的“區域”再定義。今天中國對于區域國別問題研究的推進，其自主性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對這種辯證唯物世界觀的傳承。我們看到，既有區域國別研究在認識論層面上將運動的、普遍聯系的、整體的世界事物看成靜態的、彼此孤立、且內在不變的機械結構。毛澤東同志將這種認識論稱為“形而上學，亦稱玄學”的，“唯心論的宇宙觀”。[21]雖然在實踐中，西方區域國別研究采用問題驅動式的方法，通過跨學科合作，嘗試展現人類活動的有機性、整體性與復雜性。但是，這種認識論上本質未變的跨學科合作，始終無法改變不同學科制度性的分化事實。

對此，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為我們重新理解區域國別問題，構想其作為一個“學科”的理論基礎，提供了基本途徑。這種認識論上的自主性超越的是那種“唯心論的宇宙觀”。同時，在“中國自主知識體系”這一表述中，“中國”這一范疇需要從實踐論的角度來理解。中國作為一種“特殊”的運動，既是中國學者思考普遍問題的空間，也是普遍“天理”成為具體“蹤跡”的時空場所。從對中國這一“特殊”運動的觀察，以及對世界所有“特殊”運動的觀察，我們便能夠進一步完成認識從特殊向一般，再從一般向特殊的循環發展。而世界市場的形成，以及在此之后人類歷史進入“世界歷史”階段的客觀事實，為我們今天思考區域國別問題提供了基礎。

所謂世界市場的形成意味著，人類社會生活在全球尺度上的聯系可以被具體地理解為，馬克思所說的“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已是全球聯系的狀態。[22]這個“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也是人類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的物質基礎。在這一物質基礎推動下，人類產生將全球事務管理起來的需求和意愿。雖然從主觀意志層面來看，這種愿望是普遍的，其總體理想是希望通過國際協商協作的形式，共同建設一個和平良好的人類普遍生存與發展環境。但是在現實層面上，各國物質現代化發展的程度、速度高度不均衡。這意味著極少數有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影響力的行為體，擁有更大的能力將自身意志與行為方式投射到全球。

無疑，地理環境直接影響了人最基本的物質資料再生產。一定的氣候與地理環境，限定了人類早期組織小共同體并獲取食物的基本方式。但是人類不斷的活動也在積極改變著環境的限制。地理學者們處理的自然區域較少注意到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塑造作用，而更強調環境對人類活動的決定性影響。然而，在技術進步的支持下，人類突破環境的邊界，拓展甚至創造著新的活動空間。從最初的大地，進入海洋、天空，再到今天更深更遠的深海深空，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甚至還創造了網絡這一新空間。

這些變化意味著，隨著人類技術的發展，空間形態也相應變得更加復雜。這是我們今天討論區域國別研究需要面對的最新也是最根本的問題。不過，從人類長時段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自然環境在形塑人類活動邊界的同時，人類活動也在不斷打破邊界，通過連接與創造的活動不斷重構空間與空間、空間與人、人與人之間的新關系與新區域。在這種影響下，區域便承載了人類改造空間的意愿，而這一改造包含生產關系再生產的過程，這就需要處理在社會共同體意義上的“區域”。這意味著，我們所說的“區域”，是人類活動在共時的空間尺度與歷時的時間維度上的不斷累積。

問題意識的綿延：區域國別的中國思考與實踐

中國區域國別研究的關鍵面向：空間、時間與秩序。人作為存在于時間與空間維度中的生命，對自身存在的思考必然以這兩個維度為基礎，而對區域的認知，同樣是在時空框架下展開的。作為空間維度的“區域”，為我們理解自己在空間中的相對位置提供了坐標，是格物致知中“物”的層面。這一坐標幫助我們理解世界秩序，以及自身在世界秩序、世界歷史中的相對關系。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變遷中，“國家”的建立，便指向這種空間秩序觀的根本轉變。梁啟超在《新民說》中對中國人“只知有天下不知有國家”的批評，強調在空間秩序中，將無邊界的、含混的、普遍性的“天下”，轉化為相對界限分明的“國家”。[23]只有經歷這樣的轉變后，“國內”與“國外”、“中國”與“世界”的分野才產生了認識論的意義。觸動梁啟超展開對“世界”進行研究的根本問題意識，來源于對中國能否“安富尊榮”的憂慮，以及對世界歷史發展“若者以興、若者以亡、若者以強”這種高度不均衡格局的關切。[24]如何在不平等格局下，避免中國為“天演”進程所淘汰，實現自新自強，這是中國有識之士自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形成以來便始終思考的普遍問題。

基于空間相對關系進行的抽象，很容易讓我們產生一種錯覺，即“世界”“全球”“國內”“國外”“中國”，或是諸如“中東”“南亞”“非洲”等表示地理空間的名詞，是抽離歷史的、絕對的。要突破這種錯覺，就需要在區域思考里添加時間維度。從“天下”到“國家”的區域認識，便是一個在時間中變遷的過程。無論是“天下”“世界”“全球”，還是“國家”，本質上都是人思考自身與空間關系的尺度。這種思考本身是制度性的。今天，我們經常聽到的諸如“中國人”“世界公民”的表述，很大程度上傳達的內涵是，強調人在何種尺度上組織自己的生活。而歸根結底，決定人在何種尺度的空間中組織自身生活的根本條件，是時代的技術發展、人本身的經濟能力。人在空間尺度上的行動能力，顯然不是一個可以抽離時間維度來探討的問題。時間維度的發展也帶來了空間認識的變遷，兩者結合便使得對“區域”的研究，成為一種對秩序、秩序性變遷及其過程中矛盾張力、以及秩序未來的探索。

中國的區域國別研究是從思考自身開始的，理解這一點需要我們回到對“秩序”概念的一般性認識。對秩序的認識反映了人從自身時空出發，對自身與時空關系的抽象。如果我們將對各類不同大小“區域”的思考，理解為一種對自身在空間與時間中所處相對位置的秩序性思考，那么我們的討論便有了根本的問題意識支點。這種秩序性思考自人類誕生以來，就不斷在人組織自身與自然世界、與他人關系的歷史性進程中產生與發展。就中國而言，近代以來，從19世紀晚清洋務派、維新派的“開眼看世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保國保種保教”，到20世紀初新民學會式的“改造中國與世界”，再到改革開放初期的“走向未來”“與世界接軌”等秩序問題的提出，以及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都包含著我們對自身在空間與時間中位置的根本性思考。

這種理論思考同時包含對不同普遍主義論述的回應，以及在這種回應過程中形成的對自身位置的更深刻認識。其具有高度的自反性，雖然以中國為對象，但并不以中國為終點。而是在理解自身這一認識過程中，不斷嘗試實現“知天下”的普遍目標。隨著中國被卷入世界市場，認識論層面上的“新知”不斷沖擊著中國有識之士。效仿歐洲、走“民族帝國主義”道路，一度是近代中國探索救亡圖存的選擇之一，但很快，在自身經驗，以及亞非拉的經驗中，民族帝國主義路線的困境暴露無遺。[25]同樣，隨著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的引入，中國知識分子的天然反應是希望具體地思考“唯物史觀在中國底運用”。[26]

辯證認識論的學術實踐：從本土調研到主體性建立。討論中國社會性質的問題無法依據任何外來的理論抽象，而需要轉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社會具體情況的結合這一實踐性問題。陳瀚笙曾與馬扎亞爾展開直接爭論，并于1929至1933年間組織調查團，足跡遍及無錫、保定、廣東等地。他通過大規模農村實地調研獲取一手資料，結合馬克思主義歷史分析方法，將中國社會定義為封建已消亡、資本主義尚未形成的轉型社會。其調研方法強調從生產關系出發，摒棄農村均質化的抽樣研究，綜合運用訪談、觀察、檔案梳理等多種方式，充分考量工業化、商業化對農村的實際影響，精準呈現生產關系的復雜性，為后續拓展至更大共同體的區域研究提供了可借鑒的方法論范式。[27]

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的區域國別思考始終與探尋民族解放與文明出路的宏大命題緊密相連。早期共產主義者，如李大釗，在引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時，便敏銳地察覺到必須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國民性”及“中國的民生”相結合，超越簡單的“以歐概中”，這預示著一種將國際主義視野植根于本土現實的主體性自覺。延安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對世界政治力量的動態分析中，創造性地發展出富有實踐彈性的政治地理觀。無論是將“蘇聯社會主義的鞏固”視為影響中國革命的重大因素，還是在抗日戰爭及戰后格局中精準界定“反動力量”與“民主勢力”的范疇及其可變性，都體現出一種在矛盾運動中把握國際關系本質、依據“時勢”劃分世界與區域的辯證思維。這種思維并非對靜態地圖的確認，而是服務于“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戰略實踐的能動分析框架，為我國獨立自主的國際觀與不斷發展的“中間地帶”“三個世界”等理論奠定了方法論基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面對冷戰兩極對峙的復雜局面，中國的國際認知與實踐進一步深化。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打破了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劃線的僵化標準，轉而依據國家間不平等的政治經濟權力關系來審視全球結構，從而為中國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反對霸權主義，提供了深刻的理論依據與廣闊的戰略空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積極參與全球化進程的同時，始終強調國際關系民主化與多極化，倡導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這一綿延的思想與實踐傳統，其關鍵在于拒絕將世界視為由某種固定不變的中心與邊緣、先進與落后模式所規定的靜態結構，而是始終堅持從具體的歷史條件與權力關系出發，在普遍聯系與矛盾運動中動態地理解區域與國別。正是這種以實踐為導向、致力于把握“時勢”之變的辯證認識論，構成了中國構建自身區域國別研究自主知識體系的寶貴歷史遺產與邏輯起點。

中國經驗孕育的全球治理觀

中國經驗的普遍化與全球治理資源。對中國自身現代化歷史與經驗的理論探索，對世界其他國家與區域共同體的深入調查研究，以及中國的全球治理觀念，三者構成一個完整的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知識框架。對區域國別的研究，本質上是為推動實現一種更穩定、更平等、更具包容性的世界秩序而服務。今天的世界最重大的歷史性變革便是，曾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真正實現了去依附的現代化發展。這在實踐上打破了現代化發展單一化模式的迷思。對這種現代化實踐經驗的理論化，對于全球現代化發展多樣性路徑的實現而言，具有普遍意義。因此，中國對自身發展經驗的探索，需要進一步與區域國別的研究結合起來，并在此基礎上，通過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深入調研，轉化為全球治理的實踐方案。

不難發現，20世紀初中國所面臨的情況實際上與今天廣大全球南方國家存在共性。在中國謀求獨立自主的發展經驗中，強調建設以人為本的強政府，強調共同體互聯互通互助實現發展，強調關注差異推動平等發展的重要性，這些都能夠轉化為指導當下中國全球治理實踐的一般性理念。實際上，也正是從20世紀30年代中國農村調研與社會性質論戰中走出來的學者們，在與“托派”和國民黨的論爭中，在中國革命的早期實踐里，深刻認識到了找到中國自身主體性對實現救亡的重要意義。

他們在20世紀40年代的民族抗戰進程中，更進一步認識到，一個真正有活力、能夠迅速從艱苦的戰爭環境中解放自己的共同體，必須是一個“勞動人民和地方政治與行政結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共同體，也正是這樣的共同體，才能在艱苦的民族自衛戰爭中，推動真正“中國民主”的誕生。[28]他們也看到，實現工業化，特別是實現農業國家或經濟落后國家的工業化，是謀求現代發展的根本出路。而這種工業化并非對歐美工業化進程的簡單復制，也不是對蘇聯模式的全盤仿效，而是需要在強調“農業與工業的相互依存關系”條件下，討論建設“工業化的城市”，以及建設“工業化的農村”的問題。也正是在這種對中國作為一個欠發達農業國的主體性認識基礎上，張培剛在1950年代的討論中，便明確了“交通運輸”與“能源動力”這類基礎設施與基礎工業建設對欠發達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意義。[29]

今天，以中國為主體的自主理論探索，幫助我們理解中國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背后的實踐與認識論基礎。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其內部多樣性體現在不同地區由于自然地理環境的天然差異，形成了社會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的差異。中國的現代化經濟發展與國家建設，就建立在這種地方性小社會經濟共同體之間高度差異化，但卻相互存在著自然流動、互相嵌入傾向的基礎之上。如果對這種混雜互嵌的關系放任不管，便有可能出現矛盾沖突。費孝通在1992年對民族地區發展問題的討論中就注意到，內蒙古農牧交錯地區的所謂“民族矛盾”，本質上是自清朝允許漢人出關以來，粗放農業向牧區擴張而造成的不同生產方式之間的矛盾。國家治理的任務，便是在這種既有社會條件下，積極發揮國家的組織與領導作用，通過恢復自然生態平衡、推動農牧業現代化轉型，打破牧區經濟封閉狀態等方式，調和緩解矛盾。這種通過聯通解決矛盾的思路不僅適用于處理國內發展問題，也可以將中國與國際不同區域的經濟循環連通起來。[30]

中國全球治理議程塑造與區域國別研究。“改造中國與世界”始終應當是中國國際問題、國際秩序與區域國別研究的統一目的。當前，我國融入全球化程度加深，對全球事務的參與程度，以及能夠發揮的多層面的影響，隨之發生變化。同時，我國能夠參與全球事務的相關部門更加豐富，除了傳統與外交工作密切相關的部門之外，高校、智庫、地方政府及其他實務部門、社會團體、企業，也應被視為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有機組成部分。在這樣的條件下，中國不僅是全球治理已有議程的參與者，更應通過多個途徑，團結各國社會各界人士，積極展開對全球治理的議程塑造。

中國全球治理議程塑造的現實抓手可以是：中國希望同全世界分享“超大規模市場機遇”，讓中國式現代化的成果為世界的現代化發展作出貢獻，并在全球現代化的整體發展中，進一步推動中國式現代化深化發展。對世界人民來說，中國的現代化成就有目共睹。同時，隨著改革開放深化，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到海外，成為世界各國社會共同體的組成部分。中國的全球治理，不僅意味著繼續在既有國際組織、平臺等宏觀層面發揮作用。同時意味著，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中國需要通過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完善，在中觀與微觀的層面上，讓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真實參與并感受到發展帶來的益處。因此，在行動上，中國推動全球治理需要提供讓各國人民有效體會到“參與感”的途徑。具體來說，這種參與感可以體現在讓部分海外高校學者、智庫、社會組織等，參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并提供通道讓他們為這一進程提出意見、建議。

這一全球治理的需要也成為指導中國區域國別研究的根本問題意識。在方法論層面，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與中國現代化國家建設、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的方式異曲同工。中國對共同富裕、協調發展的認識，建立在對不同共同體經濟發展條件、社會文化環境的充分調研基礎上。具體來說，這種調研應包含三個層面。

一是對國家共同體生活的物質基礎的考察。這意味著需要了解共同體發展所依賴的基本自然與經濟條件，包括共同體所在的地理與自然資源稟賦，即其內部地貌地形、氣候條件、地理環境、農作物與土地條件，以及外部地緣環境，自然地理稟賦與限制等。同時，需要細致了解共同體與外部的經濟聯系，特別關注其在全球產業結構中所處位置，以及對外經濟依賴程度。

二是對國家共同體生產關系的深入考察。這包括共同體內部社會結構與產權所屬關系，人口城鄉分布格局，重要的社會群體與組織及其相互之間的生產關系、產權矛盾。同時，共同體中重要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問題也應當是考察的重要對象。當然，在全球化時代條件下，各共同體內部的產業結構、與國際產業大結構之間的關聯，同樣應當是調查研究的重點。

三是對國家共同體內部不同小共同體之間關系的考察。這其中應當包含對族群、政黨、宗派等不同社會共同體之間復雜的矛盾關系，以及對其矛盾產生的物質基礎的深入了解。還應當包含對網絡空間中新共同體形成及其影響的考察。

這類以促進共同發展為目標的深入細致的區域國別考察研究，必須將全球，特別是有迫切發展需求的全球南方國家的社會團體、高校、智庫等納入進來，并創造一種國內國外、不同部門、不同階層進行協商與平等決策的機制。這意味著不但要讓中國的治理經驗走出去，也需要讓全球謀求平等發展的人民共同參與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整體進程。這便是從中國經驗出發，面向全球南方乃至整個世界的，具有自主性與普遍性意義的、新的區域國別研究的意義。

注釋

[1]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第2版。

[2]"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 in Jan Klabbers (ed.), International Law Documen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

[3]R. Hartshorne, Perspective on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6 ed, Jodhpur: Scientific Publishers, 1979, p. 130.

[4]W. Isard, 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 A General Theory Relating to Industrial Location, Market Areas, Land Use, Trade, and Urban Structure, New York: The Technology Press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John Wiley & Sons, Inc., 1956, pp. 2-8.

[5]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區域經濟學通過引入“空間”維度來處理的問題，本質上就是對資本集中（Zentralisation der Kapitale），以及對生產周轉周期如何縮短問題的討論。參見：《資本論》第2卷，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第251～253頁。

[6]R. O. Keohane and J. S. Nye Jr.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ix-xxix.

[7]塔尼婭·A.博澤爾、托馬斯·里賽：《導言：手冊框架與概念厘定》，塔尼婭·A.博澤爾、托馬斯·里賽編，耿協峰譯：《牛津比較地區主義手冊》，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11頁。

[8]對這類研究的系統性梳理，參見塔妮婭·A.博澤爾：《地區主義的理論化：合作、一體化與治理》，塔尼婭·A.博澤爾、托馬斯·里賽編，耿協峰譯：《牛津比較地區主義手冊》，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7～50頁。

[9]對全球國際關系路徑存在問題的討論，參見殷之光：《面向解放的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視角下的秩序觀及其構成》，《世界經濟與政治》，2025年第5期。

[10]費爾南德·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研究對這一范式有很大啟發。參見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85；皮埃爾-菲利普·庫姆斯、蒂里·邁耶、雅克-佛朗索瓦·蒂斯：《經濟地理學：區域和國家一體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4～5頁。

[11]參見J. Thompson Klein, Interdisciplinarity: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7-19。

[12]K. W. Hoskin and R. H. Macve, "Accounting and the Examination: A Genealogy of Disciplinary Power,"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1986, 11(2).

[13]D. R. Shumway and E. Messer-Davidow, "Disciplinarity: An Introduction," Poetics Today, 1991, 12(2).

[14][15][16]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第一部：理與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第54～58、58、60～61頁。

[17]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0～302、310頁。

[18][19][20][21]毛澤東：《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5、286～288、296～297、300頁。

[2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0頁。

[23][24]梁啟超：《新民說》，《梁啟超全集》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63、655頁。

[25]殷之光：《新舊之間的梁啟超——亞非意識與民族帝國主義的背反》，《開放時代》，2023年第6期。

[26]施存統：《唯物史觀在中國的應用》，《社會主義討論集》，上海：新青年社，1922年，第429～430頁。

[27]參見陳瀚笙：《四個時代的我》，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陳翰笙：《中國的農村研究》，《陳翰笙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陳翰笙：《印度和巴基斯坦經濟區域》，上海：商務印書館，1959年；陳翰笙：《古國的新生》，《陳翰笙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28]陳翰笙：《古國的新生》，《陳翰笙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407～420頁。

[29]張培剛：《農業與工業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5～36頁。

[30]費孝通：《對民族地區發展的思考》，《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民族學文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年，第520～529頁。

The Issue of Subjectivity in Chinese Area Studies and Its Universality

Yin Zhiguang

Abstract: Western Area Studies operate on the premise of locating homogeneity. It tends to analysis the world order through static and atomistic perspectives. This epistemological limitations render them ill-equipped to accommodate or account for the diversity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area studies, we have to identify 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hinese way of looking at and practices of interacting with the world. This subjectivity is grounded in classical intellectual resources — namely, the conception of tianli (Heavenly Principle)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gewu zhizhi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as a path to the extension of knowledge) — and was further developed through the revolutionary praxi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to a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epistemology: one structured around the iterative and spiralling cycle of "practice–cognition–practice," through which the shishi (the conjunctural configuration of forces and tendencies) is apprehended within the movement of contradiction. On this basis, Chinese area studies have cultivated a distinctive problematic, the crux of which lies in its rejection of static conceptions of world order and its insistence on a dynamic understanding of regions and nations grounded in concrete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relations of power. At present,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sation and its attendant wisdom of governance — in particular, its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connection of communal differences and the pursuit of equitable development — offer both a universalisable vision and a prac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re inclusive global governance order, thereby charting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ea studies.

Keywords: area studies, subjectivity, universality, Chinese Autonomous epistemology, global governance

責 編∕桂 琰 美 編∕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