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說書是民間古老的口頭講說表演形式，曾深受普通民眾喜愛，深刻影響民眾精神世界。從先秦瞽矇誦史、俳優戲謔的萌芽，到唐宋瓦舍勾欄中的職業化表演，再到明清流派紛呈的鼎盛格局，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說書既形成流派精細、表演綜合、底本通俗、行業職業化的特質，又承載歷史知識普及、價值傳遞、文化傳承與融合的使命。說書藝術是古代社會結構變化、市民階層壯大、文化需求變遷的產物，更是古典小說發展的源動力，在古代文化傳播中起到知識普及、社會道德共識形塑等重要作用。

【關鍵詞】古代說書 藝術特質 文化傳播 當代價值 【中圖分類號】K23 【文獻標識碼】A

說書，是曾深受普通民眾喜愛，也深刻影響民眾精神世界的民間藝術形式。說書藝人的講述內容，重講史、民俗、故事，將浩繁史籍與民間傳說轉化為鮮活的口頭敘事，以通俗的語言、生動的情節、活潑的表演，講述王朝興替、英雄成敗，傳遞忠孝節義、善惡有報的倫理觀念，潛移默化，塑造聽眾個人的行為規范，長久則逐步形塑大眾的歷史觀與道德共識，強化社會價值的傳播與內化，乃至形塑民族性格。

古代說書藝術發展的歷史脈絡

“說書”一詞最早見于《墨子·耕柱》：“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①。這里的說書是講說經典，能否視為說書藝術的源頭，尚可討論。《周禮》記載：“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系，鼓琴瑟”②。說明先秦時有負責給君王諷誦詩歌以勸諭政務的瞽矇。瞽矇除了作樂諷誦，還講述故事，已蘊含后世說書藝人的因素。《列女傳》載，太任懷周文王時，“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過人矣”③。漢代則出現專門采集民間故事的“稗官”，漢武帝時宮廷亦充斥“俳優侏儒之笑”，顯然已有從事類似說書的人員。

唐代是說書藝術發展的一個關鍵時期，形成寺院“俗講”與民間“說話”兩大形式。唐代佛教興盛，寺院為化俗弘法，源承魏晉時期佛教“轉讀”和“唱導”手段，發展出“俗講”，即佛徒以佛經故事為民眾講述佛教教義的形式，其底本即“變文”，是一種韻散結合的講唱文學，內容起初多為佛經故事，很快擴展至歷史與民間傳說，可以看作早期說書的話本，標志著說書從宗教宣講轉向世俗娛樂，因此“變文”就成為與俗講同時在民間流行的“說話”形式的底本。元稹《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云：“嘗于新昌宅說‘一枝花’話，自寅至巳猶未畢詞也”，說明唐中后期已有結構復雜、長時間講述的民間說書題材，能吸引白居易、元稹等文人學士，具備相當的藝術水準和受眾基礎。而唐代“變文”兼具宗教性和講史性，為宋元時期說書藝術的更趨成熟奠定基礎。

宋代商品經濟繁榮，市民階層壯大，日常生活中對娛樂的需求，推動說書藝術成為當時一種盛行的民間文娛形式。吳自牧《夢粱錄》記臨安城內“瓦舍者……城內外合計有十七處”，《東京夢華錄》載“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余座”④。其中北瓦常是兩座勾欄專說史書。說明其表演場所從寺院轉至專為娛樂而設的“瓦舍勾欄”，而說書藝人也形成明確的行業分工。《都城紀勝》記載：“說話有四家”，涵蓋小說、說經、講史書、合生。小說聚焦于民間故事、公案傳奇；說經則講民眾參禪悟道的故事；講史書，專述篇幅宏大的歷代興亡、英雄事跡；合生，“指物題詠，應命輒成”，是一種即興發揮的說書形式。

說書人講述故事的底本也不斷發展，在南宋形成具有一定規范的“話本”，并在元代發展完善。元大都與杭州等地陸續出現“玉京書會”“古杭書會”“武林書會”等組織，關漢卿等劇作家多在此創作。劇作家陸顯之所編《好兒趙正》話本，推動說書藝術在兩宋的基礎上往歷史長篇形式完成重要轉型，以“平話”（即評話，散說講史的長篇話本）和“詞話”（韻散相間講唱）為主流，并有《全相三國志平話》《新編五代史平話》等刊本，其“上欄為圖，下欄述事”，專為藝人說唱與民間閱讀所用，推動說書藝術廣泛流行，成為人們休閑娛樂的日常。

明代說書藝術在繼承宋元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與文學創作深度融合，形成講史、詞話、彈詞并行的繁盛格局。《西湖游覽志余》記載，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⑤，展現了明代評彈的繁盛景象。明代章回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等文學作品，脫胎于宋元話本，經文人整理加工，又成為說書藝人的重要底本，實現說書藝術的系統化、體系化整理，為明清說書藝術的成熟奠定基礎。

清代說書藝術集歷代之大成，技藝成熟、內容豐富，成為中國口頭敘事藝術的巔峰，并分化出“說大書”與“說小書”兩大流派，“說大書（評話/評書）”以散說為主，僅靠醒木、紙扇輔助，題材側重歷史、公案與俠義；“說小書（彈詞）”則以彈唱為主，以弦樂伴奏，多敘才子佳人故事。這即是以揚州、蘇州為中心的南方評彈和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評書兩大派別。流派分化是清代說書的顯著特征，北方評書名家輩出，文言故事通俗化；南方的揚州評話、蘇州彈詞，以市井生活為藍本，雅俗共賞，共同推動說書藝術至高峰。此外，清乾隆年間說書藝人在蘇州創立光裕社，確立蘇州地區說書傳承機制及行業組織規范，亦表明清代說書藝術呈現高度發達的態勢。

古代說書藝術的特質及其創新發展

古代說書藝術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從萌芽期的居廟堂之上，到發展、成熟期的走向民間，從宗教寺院到瓦舍書肆，逐漸形成精細且豐富的流派劃分，兼具化俗和親民的特質，是歷史和文化傳承的佳構。明清時期說書藝術的地域流派劃分鮮明，北方以評書為代表，南方以評話、彈詞為重點，形成了“北剛南柔”的地域風格，使說書藝術能夠適配不同地域民眾的語言習慣與審美偏好，傳播范圍從都城延伸至鄉鎮，體現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歷史特質。

表演形態的綜合性、生動化和影響層面的廣泛性是古代說書藝術的一大特質。說書，是一種集說、表、評、演于一體的綜合表演藝術。為了獲得更多聽眾的捧場，說書人一邊“述故事”，一邊“演人物”，形成獨具特色的演述形式。清代評書還發展出“貫口”“噴口”等技巧，彈詞則輔以琵琶、三弦伴奏，形成“說唱相間”的韻律美。《夢粱錄》載南宋說話人“談論古今，如水之流”；明末清初柳敬亭說《水滸》，“描寫刻畫，微入毫發，有時聲如巨鐘，說至筋節處，叱咤叫喊，洶洶崩屋”，可見其表演之生動。這種多感官參與的表演方式，極大增強了藝術感染力，使聽眾如臨其境、如見其人，有利于信息傳播與情感共鳴。其影響不僅遍及平民大眾，統治階層、文人學士亦被吸引。《紅樓夢》第四十三回，賈母替王熙鳳過生日時請來“耍百戲并說書的男女先兒”，表明說書藝術亦是此時貴族娛樂生活的重要內容。

說書底本兼具通俗化、世俗化和文學性，是其具備廣泛的文化傳播功能的一大特質。說書的底本（話本）以民間白話為主體，摒棄晦澀文言，通俗易懂，即便不識字的民眾也能理解；題材的世俗化，緊扣民眾生活，講說歷史興衰、民間傳奇、公案神怪、愛情軼事，既能滿足民眾對歷史知識的渴求，又能契合其善惡有報、有情人終成眷屬等樸素愿望，實現“寓教于樂”的傳播效果。話本是宋元以降白話小說發展的直接源頭。說書人長期錘煉出的敘事結構、人物塑造技巧和情節設置手法，被后來的章回小說充分吸收和發展，《西游記》等經典名著脫胎于話本提供的豐富素材與成熟的敘事技巧，能滿足更高層面的文化需求，說書藝人藉此回饋大眾，完成經典的再創造與再傳播。這種互動使得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交融共生，共同塑造中華民族的審美趣味與文化心理。

說書藝人的職業化和行業的規模化是古代說書藝術長期傳承的重要保障。宋元以來說書藝術逐漸形成職業體系。專職藝人輩出，成為獨立的表演行當。而專為藝人創作話本的“書會”組織應運而生，推動了話本創作的專業化、規范化和規模化。明清時期，藝人形成明確的師承體系與行業規范，如蘇州彈詞的“光裕社”、揚州評話的“書場公會”，既保障了藝人的權益，又促進了技藝的傳承與交流。

說書這種獨具特色的民間口頭敘事藝術，在唐宋以降的千年時光里，以休閑娛樂的日常，深刻地參與了知識普及、價值塑造與民族記憶的構建，成為中華文明扎根與延展的重要媒介，更推動了語言敘事演進與通俗文藝的發展，是中華文明廣泛傳播、擴大影響的基石。

說書藝術的發展歷程本就是一個不斷適應新載體的過程。從廟堂之上到瓦舍勾欄，從書會劇場到電臺廣播，從電視評書到互聯網，每個時代的媒介變革都為其注入新的活力。當前，播客、有聲書、短視頻、直播、沉浸式劇場等新媒體、新業態，正是說書類口頭藝術的新土壤；說書藝術的職業化，也促其主動適應新媒體、新技術，創造更貼合現代人的收聽習慣與審美需求的新形式。同時，國際形勢的不斷變化、中國社會日新月異的發展，客觀上提出講好中國故事的時代重任。當代文化傳播，需追求“寓教于樂”的平衡，承載人文價值的繼承與創新。古代說書藝術既能在精彩故事中自然蘊含歷史智慧、人倫道理和思想價值的特質，又能溝通視聽媒介和文字媒介的綜合藝術形式，是當代文化傳播可以汲取的智慧，將“潤物細無聲”的價值引領，巧妙編織到有吸引力的故事中，在滿足民眾精神娛樂需求的同時，助力社會文明的建設。

【注釋】

①[戰國]墨子：《墨子》，北京：中華書局，2022年。

②[清]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③[漢]劉向：《列女傳》，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④[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⑤[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責編/李丹妮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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