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地制宜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立足鄉村振興戰略全局，深化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改革，完善強農惠農富農支持制度，激活農村資源要素，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舉措。因地制宜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本質是通過組織創新重塑鄉村生產關系，通過發展方式和發展內容的優化，釋放生產力潛能。其成功的關鍵在于科學管理和有效的市場化運營，使農民真正成為鄉村全面振興的主體與受益者。因地制宜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避免“千村一面”、激活鄉村內生動力的重要引擎。

【關鍵詞】新型農村集體經濟 鄉村全面振興 農業農村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識碼】A

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錨定農業農村現代化 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意見》提出，“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支持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①。從2021年至今，連續6年中央一號文件都提及“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重要形式，是產權更為明晰、成員更為清晰和權能更為完整的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不僅是經濟命題，而且是關乎鞏固黨的執政根基、夯實中國式現代化底部支撐的戰略選擇。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做好“三農”工作，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推動農民財產性收入穩定增加，有力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和城鄉協調發展。因地制宜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立足鄉村振興戰略全局，深化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改革，完善強農惠農富農支持制度，激活農村資源要素，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舉措。

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需要因地制宜

中國鄉村幅員遼闊，資源稟賦、區位條件、產業基礎、文化傳統千差萬別， “一刀切”“照搬照抄”的發展模式容易水土不服。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一場深刻的生產關系調整與發展動能變革。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關鍵方法論在于因地制宜，只有深刻理解因地制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能確保其健康、可持續發展。因地制宜，需做好“土”“特”“產”大文章，立足鄉土本底，深挖“土”的資源；精準對接市場，放大“特”的優勢；科學謀篇布局，延伸“產”的鏈條，從而促進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取得新進展。

因地制宜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可以發揮地方優勢、突破地域行政限制。我國各地農村自然環境、資源條件存在不同，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時需充分考慮地域特色。例如，在山區發展林果業、中藥材種植，在平原地區發展糧食生產、設施農業，在城郊村可以發展物業經濟等。這樣既能提高農村集體經濟的效益，又能促進農民增收。因地制宜的關鍵在于“適配”，通過對地域空間的重構與協作機制的創新，可以將分散資源、資本和能力以優勢最大化的方式組合起來，把地方特色轉化為不可替代的市場競爭力，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在地域空間重構和協作機制創新方面，因地制宜還要求突破傳統農村集體經濟常受限于單一村莊的行政邊界與資源約束，打破地域壁壘，實現資源要素在更大空間范圍的優化配置，按照經濟的規律組織發展集體經濟，充分挖掘和放大地方獨特優勢，形成規模效應與競爭優勢。

因地制宜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可以適應市場需求，提高競爭力。因地制宜要求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立足本地資源稟賦，錨定和對接市場，發展具有獨特競爭優勢和市場生命力的產業形態。市場需求是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市場瞬息萬變，需求多樣分化。農村集體經濟若脫離市場需求導向，容易出現產品滯銷、效益低下的情況。因地制宜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可以根據市場需求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產品競爭力。例如，一些地區可以根據當地山區、林區的環境特點，發展綠色、有機農產品，滿足消費者對高品質農產品的需求；一些地方可以利用地理標志產品、非物質文化遺產產品的品牌效應發展集體經濟；一些地方可以結合都市需求發展鄉村旅游和農家樂。

因地制宜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有利于地方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縣域經濟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并非孤立存在，其發展模式的選擇深刻影響地方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以及縣域經濟整體活力。一段時間以來，我國農村產業結構相對單一，制約農村經濟發展。因地制宜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能夠有效嵌入并牽引縣域特色主導產業，成為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因地制宜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有助于推動農村產業結構調整，通過發展特色產業、鄉村旅游、農村電商等，實現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為農村經濟發展注入新活力。

因地制宜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可以避免盲目跟風，減少資源浪費。因地制宜強調立足實際、科學研判、精準定位，是規避風險、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若盲目跟風，會導致資源浪費和產業同質化。“一窩蜂”式地復制所謂“成功模式”，會造成農村產業同質化嚴重、產品滯銷、資源浪費、債務累積。需因地制宜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基于資源要素精準定位以避免要素閑置，基于市場需求調整以減少同質化內耗，基于文化特色以降低可持續性風險，確保資源的有效利用。

因地制宜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具有歷史承繼性。改革開放以來，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引領下，一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力求提升經濟社會效益，在實踐中探索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創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方式，探索集體經濟融入市場經濟的路徑。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推進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工作，首次提出“新型集體經濟”概念，首次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確定為“特別法人”。202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統一的法律和政治規范。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需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實現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多樣化和特色化發展。

因地制宜創新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形式

組織創新本質是農村生產關系的適應性調整，傳統“一村一社”的分散經營模式難以適應現代農業規模化、市場化需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其基本的法定的形式，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之間可以通過同類聯合、可經營資產資本的投資，創造出更多新的組織形式。實踐中，各地創新不同的組織形式和機制，使分散的村莊突破行政邊界，實現資源整合與優勢互補，在更大尺度上實現要素優化配置。

跨域聯營型組織形式。不少村集體經濟組織比較弱小，跨域聯營型組織是把具有同類經營活動的集體經濟組織聯合起來，按照地域相鄰、產業相近、優勢互補原則，成立聯合社，或者探索“黨建共同體”模式，形成強村牽頭、鄰村聯合、跨鄉共建、村企融合等聯營模式。跨域聯營型組織涌現出眾多典型模式，如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的“政經分開”發展模式、廣東省江門市的現代公司運作型發展模式、吉林省榆樹市的“農戶+合作社+企業”發展模式、四川省崇州市的“農戶+集體合作社”發展模式、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的“股權交易”發展模式，以及浙江省杭州市的“股社分離”模式等。此外，山東省萊西市堅持黨建引領，努力解決村集體經濟發展合力不足等問題，率先實現鄉村建制調整，將全市861個行政村優化調整為111個新村、37個村改社區，在此基礎上整合集體資產，分別在市、鎮、村建立強村共富公司，公司通過合作入股、租賃等方式盤活閑置資產，并以“保底+分紅”方式增加村民收入。

分層協作型組織形式。分層協作型組織是針對地方集體經濟組織擁有豐富資源但管理能力不足等問題，引入適配性較高、專業性較強的公司運營，形成資源開發合作聯營模式，也包括村集體牽頭，村民小組和農戶開展協作運營的模式。分層協作型組織充分尊重各村的發展基礎與能力特征，探索多種協作組織方式，從而形成穩定的鄉村治理結構。例如，陜西省袁家村設置基本股、交叉股和調節股，面向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設立基本股，將村集體62%的股權量化到戶，實現農戶增收；面向各類經營主體設立交叉股，農家樂、小商鋪、村民合作社等可以相互持股；面向所有主體設立調節股，按照“全員參與、入股自愿、照顧小戶、限制大戶、收益共享、風險共擔、市場化運作”原則，調節收入差距。②

村企融合型組織形式。村企融合型組織是利用村內資源、資產和資金組建“村投公司”“強村公司”。一方面，形成 “村集體+企業”運營機制，村集體通過“保底租金+利潤分紅”方式保證基礎收益，實現資源與管理的優勢嫁接。例如，吉林省四平市的英額堡村實現村企聯營，村集體負責整合零散土地，企業負責生產經營以及后期銷售，村集體將2000多畝集中連片的土地交給企業經營，提高糧食收益。另一方面，村企融合型組織也可以利用科技特派員、鄉村CEO、“產業村長”等方式領辦村企，通過彌補農村集體組織中的管理短板、技術管理和資源鏈接短板，實現村企深度融合。例如，廣東省梅州市在遵循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探索出“產業村長”制度，以“五個在村”原則選育產業村長，“五個在村”分別是人在村、企業在村、就業在村、增收在村、變化在村，挖掘在地能人精英，帶動村集體經濟和農民增收。③

國企帶村型組織形式。國企帶村型組織是國有企業改革發展中借助鎮村資源，融合產業鏈、資金鏈和市場鏈等，通過資源投入、產業共建和能力幫扶等，與農村集體經濟建立穩定合作關系，以國企優勢帶動鄉村全面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例如，陜西省漢陰縣聚焦農村資金、資源和資產盤活問題，組建縣級國企鄉村振興集團公司，以該公司為平臺和紐帶，形成鄉村振興集團與鄉鎮、村集體三方之間的緊密合作關系。集團以資金和經營性資產入股占股51%，鎮、村集體經濟組織以經營性資產入股占股49%。通過帶活資產、帶強產業、帶美鄉村、帶動就業、帶新服務，形成“國企帶鎮村”發展模式。

因地制宜拓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形式

基于地域資源特色與市場需求的差異，農村集體經濟在發展形式上呈現高度差異性。因地制宜意味著發展形式需重視資源條件與產業選擇的匹配、經營能力與項目復雜度的匹配、利益分配與農民訴求的匹配。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基本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幾個方面。

通過資源盤活實現增效發展。實現資源盤活增效是立足發展基礎、資源稟賦和區位條件，系統盤活閑置校舍、廠房、荒山等資源，將沉睡的資源轉化為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活躍資本。全面盤點資源是資源盤活增效的前提，結合鄉村實際，對可利用資源進行分類梳理，包括土地資源、閑置資產、自然資源、文化資源等。創新資源盤活方式是關鍵，有規模經營型、功能轉換型、資產租賃型、資源融合型等多種模式。例如，山東省即墨市鰲角石村以村莊現有資源為基礎，依托“鄉村振興紅色合伙人”項目，統一打造“藍色鰲山”品牌，通過“改造+展示”“改建+租賃”“整合+新建”等形式，盤活農村閑置房屋和荒地。而且在鰲角石村原有閑置資源的基礎上，采取街道、村莊共富公司和第三方運營，建成鎮街黨校，通過創建“鎮街黨校+村莊共富公司+第三方”收益產業清單，面向社會統一開放訂單式培訓，探索黨員培訓教育帶動鄉村文旅產業發展的新模式。

通過土地集約經營挖掘發展潛力。農村土地集約經營關鍵在于保障土地公有制性質不變和農民利益不受損的前提下，針對不同土地的地形、土壤、地理環境、生態約束等，通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主導的資源整合、改造和利用等方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根據不同區域土地的資源稟賦，地處華北平原、東北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的村莊的土地，可以通過集中整合的方式，實現統一經營。丘陵和山區坡度大、機械化程度較低，可以適當進行小地塊整合、適機化改造和立體空間利用。土地集約經營可以通過自愿和激勵相結合的方式推動土地集中連片。例如，陜西省榆林市榆陽區探索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趙家峁村成立村股份經濟合作社，將全村土地流轉到合作社進行統一經營，利用流轉的土地，趙家峁村發展種養殖業，大力發展山地蘋果、山地葡萄等特色產業，為村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和收入來源。④

通過產業鏈延伸與融合助力產業發展。產業鏈延伸和產業融合是立足鄉村資源優勢，形成產業交叉滲透，實現業態融合、資源共享。產業鏈延伸包括產業鏈向上延伸，提高生產端效率和質量，聯合科研機構培育特色品種，通過規模化種植提升原料品質，并借助農業社會化服務，為農民提供托管服務等。產業鏈延伸也包括向下延伸，打通產品加工、流通和銷售環節，村集體通過建設加工廠，利用原料優勢，進行果蔬烘干、糧食磨粉等；結合電商、冷鏈物流等延伸流通鏈；打造地域品牌，通過故事營銷、包裝設計等提升品牌溢價。產業融合是依托產業鏈基礎，實現農業與文化、康養、旅游和電商跨界融合。例如，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余村充分利用獨特的生態景觀，以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誕生地和見證地的優勢，發展鄉村旅游業，實現村集體經濟快速增長。

通過科技賦能升級發展水平。科技賦能升級是以科技創新為主導，融合農村發展的新要素、新產業和新模式，推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生產效率提升和發展質量變革。科技賦能創新在農業主產區可以推廣智慧農業，村集體引入智能監控、土地傳感器、智能澆灌等物聯網設備，建立鄉村農田智慧系統，實時監測病蟲害等，實現精準施肥。智慧農業還可以成立相關服務公司，利用農機、智能倉儲和烘干等設備，為農民提供數字化服務。科技賦能創新在種養區可以通過品種改良培育特色品種，從售賣農產品向售賣品種轉變。科技賦能創新在城郊村可以發展數字服務業，發展鄉村電商。科技賦能創新在生態資源區可以推廣生態循環農業技術，實現垃圾和廢棄物零排放。

因地制宜豐富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內容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于對土地、資金、人才等要素的系統激活，并構建長效利益分享機制。豐富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內容，需打破僅靠種養的單一模式，立足不同鄉村的資源優勢，使集體經濟多樣開花。

以特色種養為主的集體經濟。特色種養型聚焦“土”“特”“產”，以集體為紐帶整合資源。首先，精準識別鄉村資源稟賦，種養的前提是適地種植、適地養殖，需要聘請專業團隊精準識別鄉村的氣候、降水、土壤肥力、土壤酸堿度、植被種類、水源、地形地貌等，從而篩選適配品種。例如，在山區發展林下種養，在平原地區發展特色果蔬，在城郊地區發展高端蔬菜、觀賞花卉等。其次，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擴大發展優勢。通過村集體牽頭調研和對接電商平臺，明確有機、地理標志、稀缺等“特色”的含義，避免盲目跟風網紅品種。再次，推動種養規模化發展。規模發展一方面是擴大規模，整合土地擴大種植面積、建立規模養殖場，另一方面是延長產業循環鏈條，實現種植、養殖有機循環。例如，江蘇省東林村形成“一根草、一只羊、一袋肥、一片田”的生態循環模式，打造種植優質稻麥、秸稈飼料生產、秸稈用于肉羊生態養殖、羊糞制肥還田的循環產業鏈。

農文旅融合的集體經濟。農文旅融合型以農業資源為基礎，實現文化賦能、激活旅游的發展路徑，實現生產+體驗+消費+傳承的復合型業態，從而使農村集體從中獲取持續收益。農文旅融合型集體經濟需根據游客需求，差異化打造旅游特色，避免與周邊旅游景點的同質化競爭。例如，江西省贛州市安遠縣作為贛南臍橙的重要產地，以一顆橙為支點，構建起一條覆蓋種植、加工、冷鏈、科研、文旅的完整產業鏈，依托“臍橙+文旅”融合優勢，打造21個果旅融合基地，開通覆蓋16個城市的旅游專線，將示范點與景區串點成線，形成別具特色的果旅融合專線，實現臍橙與旅游業深度融合。農文旅融合型集體經濟需整合鄉村分散的農房、土地等，統一定價、避免惡性競爭，建立協商發展機制和利益共享機制，吸納村民從事導游、餐飲和保潔工作。農文旅融合型集體經濟同時需完善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如安裝監控、建設智慧鄉村平臺等。

物業服務型集體經濟。物業服務型集體經濟是村集體依托農村的居住環境、公共設施和人口結構等，提供專業化的物業服務，實現集體資產增值。對于城中村或者城邊村，聚焦社區化物業服務，實施房屋管理、治安保障、環境整治的“類城市”物業。對于中心村，聚焦農村人口聚集的特點，注重開發和維護公共活動空間，開展設備維修、環境清潔等服務。對于景區周邊的鄉村，需具有游客接待管理、產業配套服務等，發展專項場景物業，開展行李寄存、游客講解、停車場管理等服務。例如，上海探索“整村運營”，發展康養、文旅和創意工作室等新產業，農村集體經濟也參與農田水利維護、環境保潔、綠化養護等服務。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型集體經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型指村集體依托森林、水源、濕地、田園、生物多樣性等資源，實現生態產品的生態價值向經濟價值轉變。當前，各地積極利用集體經濟組織生態資源豐富的特點，促進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促進集體經濟增長。⑤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需堅持保護優先，轉化為主，既要避免閑置浪費，又要避免過度開發，實現保護與開發的平衡。對于林地資源豐富且生態功能穩定的鄉村，可實現林業碳匯交易。對于擁有優質水源的鄉村，可以提供濕地生態服務、優質水供應等服務。對于擁有珍稀物種、原生植被等的鄉村，通過生態產品認證、科研合作等發展集體經濟。例如，湖北省十堰市鄖陽區作為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核心水源區，發展綠色生態農業，變更種植產業，放棄對環境有污染的黃姜產業，壯大能夠涵養水源、生態價值更高的油橄欖產業，組建有機廢棄物資源化利用聯盟開展有機肥服務，開發橄欖護膚品、口服液和藥露等產品，推出碳匯貸等金融產品，充分挖掘生態產品價值。

總而言之，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本質是通過組織創新重塑鄉村生產關系，通過發展方式和發展內容的優化，釋放生產力潛能。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成功的關鍵在于科學管理和有效的市場化運營，使農民真正成為鄉村全面振興的主體與受益者。結合當前各地的新動向，因地制宜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避免“千村一面”、激活鄉村內生動力的重要引擎。首先，打好基礎、精準定位，對集體經濟組織的資源、資產進行準確掌握，清楚自身的特點、優點和弱點，強化運營管理這個基礎。其次，根據各自的資源稟賦、區位特點、管理能力進行謀劃，發展“土”“特”“產”，規避同質競爭，避免不顧條件強行上馬大項目或簡單模仿鄰村產業。再次，選擇適合的發展模式，降低失敗風險，對于管理能力較弱的村莊，可以嫁接其他主體或引入專業人才。最后，還需要建設風險規避機制，確保可持續性，設立風險準備金（如提取年度收益的20%），避免經營虧損影響村民分紅，引入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集體項目，加強第三方監管。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絕非刻板模式的機械復制，而是地方特色、市場需求、產業規律與制度創新在特定時空下的精彩共舞。唯有堅定走好因地制宜之路，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才能真正肩負起強村富民、振興鄉村的時代重任。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重大招標項目“建立和完善農村低收入人口常態化幫扶機制”（項目編號：21&ZD177）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①《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錨定農業農村現代化 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意見》，新華社，2026年2月3日。

②李卓：《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促進農民共同富裕的實現機制研究——陜西省袁家村的經驗》，《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1期。

③羅明忠、楊怡：《制度嵌入、企業家精神與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基于廣東省梅州市“產業村長”制度的剖析》，《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1期。

④《因地制宜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經濟日報》，2025年4月18日。

⑤陳政君：《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助推鄉村振興的實踐邏輯》，《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4期。

責編/于洪清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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