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數字化轉型的十字路口，人工智能治理不僅是技術議題，更是關乎人類共同未來的治理命題。競爭越激烈，越需以風險共同體邏輯凝聚共識，以多層治理結構提升協同效率

當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重塑全球經濟與社會運行模式，在帶來效率提升與創新動能的同時，也引發了跨領域、跨地域的公共風險外溢。面對技術迭代加速、資本集中度上升與治理規則滯后的現實挑戰，國際社會需以風險共擔、規則共建、能力共享為基石，探索全球治理新范式。作為聯合國發展體系的重要成員，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長期致力于推動《全球數字契約》的落地，并與聯合國貿發會議共同牽頭落實“確保數字經濟普惠大眾”的目標，其核心正是通過協同治理，讓技術進步惠及所有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

在推動生產力進步的同時，人工智能的指數級發展也加劇了文明認知、經濟民生、安全資源等多維度風險的結構性疊加。技術擴散速度遠超國際規則協調周期，風險責任鏈條高度分散于不同主體和領域，而技術受益者與風險承擔者之間的錯位，進一步放大了治理難度。在這一背景下，治理邏輯必須從單一國家或行業視角，轉向以“風險共同體”為基礎的全球公共產品供給，通過多邊協作實現發展與安全的動態平衡。

基于風險共治的邏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需形成“全球—國家—行業”三層嵌套的協同結構。在全球層面，應以人類共同利益和文明多樣性保護為核心，建立基礎性技術標準、透明度機制與跨境風險預警體系。通過公平普惠的規則設計，確保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在模型開發、數據使用和標準制定中的參與權。聯合國工發組織與貿發會議推動的《全球數字契約》實踐表明，只有將包容性納入全球規則框架，才能避免技術鴻溝固化為發展鴻溝。

在國家層面，各國需結合自身發展階段，構建差異化的監管與風險管理體系。技術領先國家應強化算法審計與高風險系統監管；發展中國家則可優先布局基礎風險識別、數據主權保護與產業規范建設，通過分層分級監管提升應對多維風險的能力。

在行業層面，需立足技術應用場景，建立“護欄”與“剎車”機制。例如在醫療、金融、交通等領域，通過行業標準、最佳實踐與企業自律，實現技術創新與社會接受的平衡。聯合國工發組織在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中積累的經驗表明，行業協同是治理落地的重要支撐。

全球治理理念需通過具體制度工具轉化為實際行動。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可構建以“備案制度—風險分級—公共產品賦能”為核心的三位一體管理體系。備案制度是全球協同的基礎。通過將算力規模、應用場景、責任主體等納入國際申報與信息共享機制，實現風險的前瞻識別與跨國追蹤。

風險分級監管則有助于精準匹配治理資源。按經濟、認知、安全等維度對人工智能系統劃分風險等級，實施差異化監管，既避免“一刀切”抑制創新，又能對高風險領域重點防控。

公共產品供給是保障治理包容性的關鍵。聯合國工發組織與貿發會議可聯合推動開源安全模型、跨境風險數據庫、算法審計工具等能力建設，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監管與合規能力，降低參與全球數字生態的門檻。這一路徑正是“確保數字經濟普惠大眾”目標的具體實踐——只有通過技術共享與制度協同，才能讓所有國家平等受益于人工智能紅利。

在全球數字化轉型的十字路口，人工智能治理不僅是技術議題，更是關乎人類共同未來的治理命題。競爭越激烈，越需以風險共同體邏輯凝聚共識，以多層治理結構提升協同效率。中國始終倡導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支持通過聯合國框架下的多邊合作推動普惠包容的數字化發展。聯合國工發組織與貿發會議等機構應繼續發揮橋梁作用，推動各國在技術創新與安全治理之間找到平衡，讓人工智能真正成為促進文明延續、經濟穩定與全球可持續發展的積極力量。

（作者為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副總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