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國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日益受到關注的背景下，植根于西方個人主義文化的現代心理學范式，在解釋和應對中國青少年心理困境時，日益暴露其結構性局限與文化隔閡。西方主流的“個體賦能”模型將人視為孤立實體的方法論，與中國社會“關系本位”的現實，以及“五育并舉”“核心素養”等教育理念所強調整體性、關系性的人格發展路徑存在深層張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心性智慧與關系倫理，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另一種“安頓生命”的語言與路徑，即在倫理關系中確立歸屬、在文化傳承中建立認同、在身心修養中超越小我。基于此，應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智慧在“核心素養”視域下創造性融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構建一種既能科學干預個體心理問題，又能為青少年提供意義支撐、文化認同與整體人格發展的心理健康教育新范式。

【關鍵詞】青少年心理健康 文化適應性 結構性困境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中圖分類號】‌B84/‌G47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5.011

【作者簡介】李虹，清華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系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健康心理學與決策心理學，提出“心理框架”理論，主要著作有《健康心理學》。林崇德，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教育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專家指導委員會主任，中國心理學會原理事長。研究方向為認知發展、學科能力發展，主要著作有《林崇德文集》12卷。

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已成為備受關注的社會議題，引發從家庭、學校到國家層面的系統響應。為應對這一挑戰，各級政府與教育部門持續加大資源投入，致力于構建覆蓋更廣、響應更快的心理健康服務體系。[1]當前，我國青少年群體的心理健康問題在部分維度呈現出蔓延與低齡化的趨勢。[2]這一嚴峻的現實挑戰，深刻揭示對現行干預模式進行超越技術層面修補的必要性，指向更深層次的文化與教育反思：植根于西方個人主義傳統的現代心理學范式，對于身處中國集體主義文化語境中的青少年，其解釋力與有效性究竟如何？其是否真能觸及并有效回應中國青少年在快速社會變遷中所面臨的真實困境與深層焦慮？

在這一重要議題下，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引入心理健康教育領域，其意義遠不止于作為素質教育的一種補充，更承載著“以文化人”的療愈功能，提供著一種不同于西方心理學的理解路徑與安頓方式。尤為重要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心性智慧，與我國當前推動的“五育并舉”理念[3]及“中國學生發展核心素養”[4]框架中所提到的“人文底蘊”高度契合，即德育引導價值認同，智育促進理性思維，體育強健身心根基，美育涵養情感品質，勞育錘煉實踐能力，共同構成融合文化基礎、自主發展與社會參與的心理健康教育路徑。

現代心理學視角下的“心理健康”：個體賦能的優勢與邊界

現代心理學的主流范式，深深植根于西方個人主義文化的土壤之中。其在健康與臨床心理學領域的干預邏輯，側重對個體“獨立型自我系統”的調適與強化，致力于通過提升自尊、自我效能感與自我控制感等品質，為個體構筑堅固的內在心理防線，以抵御外部世界的壓力與挑戰。[5]

這套“個體賦能”模型在西方個人主義文化中或許具有天然適配性，并在應對諸多由個體認知偏差、情緒調節問題或特定創傷事件所引發的心理問題時，展現出顯著的有效性與科學性。無論是認知行為療法對“功能不良信念”的精準識別與挑戰，還是接納與承諾療法對心理靈活性的培育，其根本目標均在于強化個體心理的獨立性與韌性，使其在壓力環境中仍能保持內在穩定。

然而，該范式同我國系統推進的“五育并舉”與“中國學生發展核心素養”框架之間，存在根本性的育人邏輯張力。后者強調以德性引領精神成長、以社會參與涵養責任擔當、在文化傳承中確立認同，本質上是一條在關系與實踐中實現人格整合的路徑。尤為嚴重的是，當這套以“獨立自我”為原點的干預模式被直接移植至強調“關系本位”與“社會性嵌入”的中國文化語境時，其解釋力與適用性便面臨深刻挑戰。其方法論將個體從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中剝離，成為獨立分析單位，這在前提上已懸置中華文化的特殊性，因而與中國社會現實之間形成一定的結構性隔閡。

遺憾的是，中國學界在引介與應用西方健康心理學理論時，普遍未能對這一關鍵性的方法論局限與文化不適配性展開系統性反思。因而，盡管相關政策理念推行已久，其在心理健康教育領域的落地仍停留于表層，未能實現深層次的理念融合與實踐貫通，陷入“兩張皮”的困境。

“中國問題”與“西方視角”的深層錯位：當“守望者”面對“系統性擠壓”

在中國青少年的心理困境與西方健康心理學之間，橫亙著一條由文化與社會結構塑造的鴻溝，由此構成“中國問題”與“西方視角”之間的系統性錯位。理解這種錯位，必須首先審視中國青少年所承受壓力的獨特性。這種壓力往往并非源于孤立的、離散性的個人挫折，而是與一套高度系統化的“心理擠壓裝置”深度關聯，該“裝置”以一體化的教育競爭環境為引擎，以家庭情感期望的交織為傳輸載體，再通過以群體成就衡量個人價值的社會評價導向，讓眾多青少年陷入持續的壓力狀態。[6]

在這一系統性環境的長期影響下，天賦異稟或更能適應這種節奏的青少年，或許能夠循著既定軌道攀援而上，然而，仍有個別青少年在持續十余年的長期壓力積累中身心承壓，感到吃力，甚至身心狀態受到明顯影響。其困境的成因與表現早已超越“心理素質”或“個人韌性”的簡單歸因。

在此現實圖景中，傳統心理咨詢師的角色，常被生動地比喻為“懸崖邊的守望者”[7]。他們秉持專業與良知，或是識別那些可能面臨心理危機的學生，或是為已經陷入困境的青少年提供支持與幫助。這種基于個體的、側重事后補救的干預模式，閃耀著人道主義的光芒，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然而，當我們面對的是由多方因素所催生、數量較多的在心理困擾邊緣徘徊的青少年，若僅依靠此種點對點的被動介入模式，或許難以充分回應這一群體需求。

在當前背景下，這一問題已超越傳統個體心理咨詢的范疇，逐漸成為一個關乎全民心理健康素養、教育生態乃至社會文化價值的公共性議題。[8]當前的教育競爭生態，在家庭期望、學校發展與社會評價的交織作用下，可能讓部分青少年逐漸接近心理承受的臨界點。在這種多方壓力背景中，需要清醒認識到：在集體主義文化語境下，個體心理調適的效果往往存在一定局限。事實上，任何一種理論范式都有其適用的文化與結構性邊界。當以構建“堅固自我”為中心的西方心理學范式，被直接移植于強調“關系中的自我”與“社會性嵌入”的中國文化語境時，其解釋效力與實踐可行性勢必會面臨適配挑戰。這一現實困境呼吁我們加快建構中國心理學自主知識體系，這不僅是對方法論的反思，更是對文化主體性的回歸。唯有構建根植于中國社會現實、積極呼應“五育并舉”與“核心素養”育人目標的本土化理論框架與干預路徑，才能實現從“西方范式移植”到“中國范式生成”的根本轉變，從而更有效地回應這一心理健康挑戰。

中國社會結構的關鍵特征，在于其根深蒂固的“關系本位”[9]。個體的身份認同、價值感與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僅僅源于一個獨立自足的“自我”，而是深深地嵌入在由家庭、宗族、社群與社會關系所構成的復雜意義網絡之中，并從中獲得定位、支撐與意義。[10]因此，一些中國青少年所承受的學業壓力，其本質往往源于對辜負家庭期望、在一體化的教育競爭體系中落后，進而喪失“關系中的價值”與“家族未來的希望”的深度焦慮和持續恐懼。[11]

在這種多方因素交織形成的結構性壓力面前，若干預措施僅停留在單純地鼓勵青少年“要更自信”（提升自尊）或“要更自律”（提升自我控制能力），這類方式可能難以觸及問題的關鍵，甚至可能給部分青少年帶來隱性的二次心理傷害。這種干預無形中傳遞著一個危險的潛臺詞：“你的困擾，根源在于你自身的脆弱與不足。”這正是“責任轉嫁”的關鍵機制，[12]其將本應由社會結構、教育制度與家庭環境共同承擔的系統性壓力與責任，轉化為個體需要獨自面對和解決的“心理適應問題”[13]。

當在競爭壓力下難以適應的孩子出現焦慮、抑郁等心理困擾，倘若幫助的重心僅放在讓他“內心變得更強大”上，這便在無形中可能會認可現有競爭模式的合理性，甚至間接強化其影響力，也容易將系統性的環境因素簡單地歸結為個體“心理韌性”的差異。

現代心理學的局限性，不僅在于其面對系統性壓力時的應對乏力，更深刻地暴露于其文化根基上的錯位與隔閡。當“空心病”、價值感匱乏、身份認同困惑這類心理困擾在應試教育環境中逐漸顯現時，植根于西方個體主義傳統的心理干預范式，無論是理論建構還是實踐方法，皆顯得左支右絀，難以充分回應這些由中國特定社會背景與文化語境所塑造的深層心理需求。

“心理健康”與“科學對象”之間的錯位：當科學試圖丈量心靈

在現代心理學的敘事與實踐之中，還潛藏著一個更為深層的理論困境：其試圖將“心理健康”這一蘊含價值判斷、文化建構與主觀體驗的復雜范疇，納入“科學對象”的框架之內進行審視與操作。[14]這個框架要求價值中立、客觀可重復、可量化測量。這種根本性的錯位，本質是將人類豐沛、敘事性、追求意義的心理體驗，置于科學儀器的冷光之下，堅信可以用丈量物理世界的標尺，來探明人心的深層維度。

以“增強自我”為中心的西方主流心理學范式，深深植根于個人主義的文化土壤，傾向于將鮮活的、處于關系脈絡中的人，抽象為一個邊界清晰、內在結構穩定，并具備可分析性與可優化性的“獨立行動系統”[15]。在這一視角下，個體復雜的、動態且充滿變化的內心世界，被簡化為一系列可操作、可測量的心理變量，自尊水平、自我效能感、情緒穩定性等一系列指標被匯集起來，共同構成所謂的“心理免疫力”體系。[16]其潛在的邏輯是，只要通過技術化干預將這些心理指標提升至統計學的常模范圍，個體即可被判定達到心理健康標準。

諸如認知行為療法等技術，之所以在實證層面被證明高效，部分原因在于其很好地契合這一“對象化”與“工程化”的操作邏輯：它們將來訪者動態的、流淌的內心世界，清晰地拆解為“認知”“情緒”“行為”等相對靜態的“組件”[17]。隨后，心理治療師專注于精準定位并修復系統中的“故障零件”。然而，在這一高度專業化與精確化的過程中，那臺“心理機器”所賴以運行的、更為廣闊復雜且充滿意義的社會文化場域，卻往往被懸置，甚至被忽略。

西方主流心理學方法的有效性邊界，恰恰內在于其方法論本身。當科學試圖用日益精密的工具——從標準化的心理量表，到更為先進的腦電（EEG）、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去“丈量心靈”時，那些關乎生命本質的體驗，便在這一量化的過程中被不可避免地過濾或遺漏。意義感、價值感、愛與共情、超越性的痛苦、對美的感受、對死亡的沉思，以及深植于歷史與土地的文化認同等，這些構成人類存在內核的質性維度，難以被忠實地還原為冰冷的數據系列。而這一無法被量化的領域，或許正是心理健康更為本質、也更為深刻的層面。[18]

大量的心理痛苦，尤其是那些源于存在性空虛、靈性危機、文化價值沖突或社會結構性不公的深層困擾，往往難以被簡單地歸結為“認知偏差”或“自我效能感不足”[19]。當這些深層的、關乎意義與價值的根本性困境被強行納入“科學對象”的診療框架進行分析時，其背后交織的復雜社會脈絡與存在性根源便可能被系統性地忽視。其后果是，問題的責任被悄然轉移，個體在不經意間被隱晦地判定為“自我不夠強大”或“社會適應不良”，從而需要獨自承擔本應由更廣闊的文化語境與社會結構共同面對的重負。最終，這種深刻的錯位引發一個令人深思的悖論：一門旨在理解和幫助“人”的科學，卻在其方法論實踐中，疏遠“人”之所以為“人”的整體性、敘事性與價值追求的本質。

需要明確的是，本文并非要否定科學心理學的重要理論與實踐價值，而是強調需要警惕其方法論過度擴張所導致的簡化主義危機。現代心理學在追求科學化的進程中，往往傾向于將人類心靈簡化為可測量、可干預的客觀“對象”，卻在無意間遮蔽那些難以量化卻對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價值的維度，包括意義、價值、超越性與文化認同。這一方法論取向，雖在一定程度上呼應“核心素養”中“科學精神”所倡導的理性與實證，卻在整體上偏離“全面發展的人”這一根本目標，尤其未能充分關照“人文底蘊”所涵養的價值關懷、“健康生活”所依托的意義感，以及“責任擔當”所依賴的文化認同與倫理根基。

破解上述理論與實踐困境的可行路徑，或許在于發展一種能同時容納科學嚴謹性與人文深度的新語言。這要求心理學工作者不再僅僅扮演手持測量工具與診斷手冊的“測量者”與“評估者”，更要成為心懷敬畏的“聆聽者”與“詮釋者”。[20]其最終目的，不是去“修正”一個孤立的心理對象，而是去“理解”并“安頓”那個漂泊不定、卻始終渴望意義與聯結的靈魂。

傳統文化視角下的“心理健康”：提供一種“安頓生命”的語言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視角下的“心理健康”，提供著一種深具整體性的語言與實踐體系，能夠重新觸碰、理解并安頓那些被主流心理學范式所邊緣化的心靈維度。其不將人視為孤立的認知對象，而是將其置于綿延的文化脈絡與具體的倫理關系中加以觀照：在“家國情懷”中確立歸屬，涵養孝親愛國之心、深植民族認同與鄉土情感；在“社會關懷”中踐行仁心，培育仁民愛物之懷、激發奉獻社會之志；在“文化修養”中積淀底蘊，融通人文歷史知識、錘煉求學致思之法、提升文字表達能力、鼓勵求真創新的科學精神。這一體系，不僅在人文積淀中尋找意義，在倫理實踐中安頓自我，在文化傳承中建立認同，更從整體上回應“核心素養”中“人文底蘊”“責任擔當”與“健康生活”所指向的全人格發展目標，為現代人的精神世界提供深層的價值支撐與持續的心靈動力。[21]

從“修復個體”到“安頓生命”：心理范式的根本轉向。與現代心理學聚焦于“修復故障個體”的路徑不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的著眼點，在于如何在“天地人”三才共生的宏大宇宙圖景中“安頓生命”。其從不將人視為一個孤立的、自洽的心理系統，而是始終將個人看作一個龐大關系網絡中的有機節點，個體的存在狀態與家庭、社會、自然乃至整個宇宙息息相通、共振共鳴。

儒家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的次第展開，為個體在綿延的倫理秩序與社會關系中找到一個確定而富有意義的位置。當一個人在為家庭盡責、對社會奉獻、對天下有關懷的過程中，其生命價值得以確認，心靈也因此獲得一種深層的、穩固的安定感。這種通過“盡份”以成就自我、通過“盡責”以超越小我的路徑，為在競爭性個人主義中迷失方向、感到孤獨無依的現代人，提供一種堅實而崇高的身份認同來源。它啟示我們，健康的自我，并非一個孤懸的堡壘，而是一個在生生不息的關系網絡中恰當其位、暢通其流的生命節點。

道家則倡導“道法自然”“無為而治”的中心智慧，引導人們洞察并順應天地萬物的運行節律，在紛繁復雜的世事中保持內心的超脫、虛靜與安寧。道家思想不強求改變或消除被世俗定義的“負面”情緒與念頭，而是主張通過調整身心與自然、與“道”的內在關系，達成“安時處順”“哀樂不入”（《莊子·大宗師·內篇》）的自在境界。這種智慧針對的，正是現代人因過度控制外在事物與內在心念、執著于目標結果、背離生命自然節奏而產生的普遍性焦慮、挫敗與身心俱疲問題。

佛家，尤其是禪宗強調直指人心，講求“明心見性”“頓悟成佛”（《六祖壇經》），直面一切念頭與情緒的虛妄性與無常性，從根本上破除對“自我”這個最堅固幻象的執著。當一個人通過修行，不再執著于那個需要被不斷肯定、刻意維護、不斷強化的“自我”時，許多由自我中心衍生出的煩惱，如比較心、得失心、榮辱心等，便如同失去根系的浮萍，自然消解。這種對“我執”的徹底消解，為深陷自我比較困境、社會評價焦慮與身份認同危機的當代青少年，提供一種極具深層啟示意義的調整路徑。

“關系”作為療愈的關鍵場域：從背景到中心。與西方心理學傾向于將“關系”視為影響個體心理健康的外部環境因素不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將“關系”本身視為療愈得以發生的關鍵場域與寶貴資源。在儒家看來，符合“禮”的倫理關系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心理療愈功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這“五倫”關系的和諧與順暢，不僅是崇高的道德理想，更是個體心理健康不可或缺的基礎。當一個人在與父母、師長、朋友、伴侶的互動中，能持續感受到溫暖、尊重、信任與相互的責任時，他便能在關系中獲得持續而穩定的心理滋養。這種通過“禮”來規范互動邊界、通過“仁”來注入情感溫度的“關系建構學”，為應對現代社會的原子化、疏離化與深度孤獨感，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文化資源。

在中國文化視域下，家庭如同一個休戚與共、情感交融的“心理命運共同體”。中國人的幸福感與成就感，不是來源于西方意義上的、孤立的“自我實現”，而是“家”這個整體的安寧、和諧與興旺。[22]這種將個人發展與家庭福祉緊密捆綁的文化價值觀，雖然在某些情境下會為個體帶來如前文提及的一系列壓力，但也為個體在面對挫折、失敗與人生困境時，提供最為堅實、無條件的情感支持與意義支撐。一個孩子的成功，是整個家族的欣慰與榮耀；一個成員的困頓，也是全家共同面對、協力度過的挑戰。這種深植于血脈的“共同體”意識與安全感，是對抗現代原子化個人生存狀態的一劑強有力的文化良藥。

知行合一的修養功夫：從“知道”到“體道”。西方心理學的主流范式主要作用于認知與行為層面，其關鍵機制在于“知”的拓展——通過思維模式的辨析與重構促成心理與行為的改變。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修養智慧，則指向一個更為根本的維度——“體行”。其并非停留于概念思辨，而是借助靜坐、站樁、太極等一系列具體的身心技術，將抽象義理內化為生命的底色與本然。這使得心理調節與人格塑造不再僅僅是思維方式的轉換或行為模式的調整，更成為一場貫穿整個生命、由內而外的氣質性蛻變。

尤為重要的是，此類修養功夫的終極指向，并非如西方心理學所主張的強化堅實獨立的“自我”，而在于對“自我”的超越，這一中心特質在儒釋道三家的修養體系中均有明確體現，無論是儒家倡導的“慎獨”（《中庸》）（于獨處中持守內心）、“主敬”[23]（常存恭敬之心）；道家主張的“心齋”（《莊子·內篇·人間世》）（凈化心志）、“坐忘”（《莊子·內篇·大宗師》）（坐而忘我）；抑或佛家的“打坐”（禪定修持）、“觀心”（照察心念生滅），皆為具體、系統且可操作的身心訓練方法，旨在培養內在的定力、智慧與情緒調控能力。這些修養方式無需依賴昂貴設備或固定咨詢師，而是將健康生活與心靈安頓的智慧，融入日常的起居、言行、呼吸與舉止之中，使每個人在任何處境中，皆可進行自我教育、自我療愈與持續的心靈養護。

儒家主張化解個人的“私意”與偏見。儒家認為，“私意”與偏見（或稱“己私”“我見”）是阻礙個人達成仁德、實現和諧關系的主要障礙。其化解之道并非強行壓抑，而是通過一套修養功夫，從根源上轉化和超越。例如，“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即通過禮的規范超越自我；“恕道”與“絜矩之道”（《論語·衛靈公》），即通過換位思考消除偏見。

道家倡導放下機巧的“成心”與執著。道家認為，人為的機巧、智謀和固有的成見（即“成心”）會扭曲我們對世界本然面貌（“道”）的認知，從而產生執著與紛爭，帶來無盡的煩惱。其解決之道是“絕圣棄智”（《道德經》）“返璞歸真”（《莊子·秋水》）。《莊子·齊物論》：“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此句直接點明，如果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成心”，即成見、偏見，作為判斷標準，那么天下就沒有共同的標準了。《莊子·天地》說：“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意思是，一旦心中存有投機取巧之心，那么純粹素樸的本性就不再完備。

佛家更進一步，主張徹底看破“我執”的虛妄性。在佛家思想體系中，“我執”特指執著于有一個獨立、實在、恒常不變的“自我”主體，這被認為是眾生煩惱產生的根源，即佛家所言“煩惱障”。看破“我執”，即是以智慧觀照構成“我”的諸法——五蘊，皆是因緣和合而生，其性本空，并無一個常住不變的“我”可得。佛家經典對此多有闡釋，《金剛經》提出“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并進一步指出“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此語直接破除對“我”以及由“我”衍生的各類相對概念的執心，構成斷除我執的終極途徑。《心經》亦從五蘊本質層面強調“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構成“我”的五蘊——色（身體）、受（感受）、想（思維）、行（意志行為）、識（意識），本質皆為空性，依緣生滅。認為眾生一切痛苦的根源，正是源于將五蘊暫時的和合，執為實有的“自我”。

這些通過對“小我”的持續消融與超越來獲得內心真正自在與自由的路徑，為陷入自我中心困境、在自我認同中掙扎不休的現代人群，指明了一條通向更為廣闊、更為深層的心理健康的出路。

走向整合：在“自強”與“共生”之間尋求創造性平衡

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現代健康心理學的個體賦能模型，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真理，它有其特定的文化適用性與結構性邊界。對于中國當下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與實踐而言，真正的挑戰與巨大的機遇，恰恰在于如何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實現一種深度的、創造性的整合。

未來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應在借鑒西方成熟的個體心理干預技術，如認知行為療法、情緒聚焦療法等方法的同時，回歸中國文化本位的智慧源泉。我們不僅要教會青少年“如何讓自己變得更堅強”，更要引導他們深刻體悟儒家在人倫責任中安頓自我、道家在順應自然中尋回從容、佛家在觀照心念中解脫執著的生命實踐。這要求我們超越以個體為中心的心理學范式，邁向一個融合“身—心—家—國—天下”的立體視角，構建一種植根于中國文化土壤的系統心理學。唯有如此，才能在真正意義上，為身處時代洪流與社會情境雙重壓力下的中國青少年，構筑一道既具內在定力、又具文化韌性的心靈防線。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心理健康觀，是一種立體的、生態的、富含人文精神與終極關懷的生命觀。它從不將人從其鮮活的生活情境與文化脈絡中抽離出來，視作一個孤立的分析對象；而是在生命整體的流動與關聯中，去理解人、關懷人、安頓人。在西方心理學所提供的強大“工具理性”之外，以儒釋道思想為重要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智慧，為我們構建起不可或缺的“價值理性”維度。這些路徑共同指向一個目標，不是局限于“解決問題”或“消除癥狀”，而是實現身心的安頓與生命的整體轉化。這種植根于文化本位的心理健康觀，不是將人視為有待修復的“問題個體”，而是將人看作在天地之間、人倫之中不斷生成、不斷轉化的生命主體。其所要達致的，不是某一心理功能的恢復，而是生命在與自我、他人、自然乃至超越這些層面的和諧中，所實現的內在充實與境界提升。

當然，倡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絕非意味著要否定或拋棄現代心理學的科學貢獻，而是呼吁在“中國學生發展核心素養”的整體框架下，建立一種更具文化自覺、更富批判精神、也更具整合性的心理學視野。當面對那些陷入日益嚴峻心理困境的青少年時，除了積極借鑒國際上成熟的心理干預技術，更應懷著溫情與敬意，回歸本土延綿數千年的文化精神家園，從中汲取安頓心靈的智慧與力量。我們最終要發展的，是一種既能對接國際學術前沿，又能真正扎根中國文化土壤、呼應“人文底蘊”與“責任擔當”等素養要求的、“接地氣”的中國式心理健康教育范式。這不僅是方法的融合，更是育人境界的提升，讓那些在標準化測量與個體化干預中被忽略的、渴望意義與歸屬的年輕靈魂，既能借西方之術解其困，更能歸東方之道安其心，在文化傳承與身心統一的成長中，走向真正自主、健全、有韌性的生命狀態。

（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專項項目“中國心理學自主知識體系總體框架建構研究”［項目編號：2025JZDZ022］、“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課題重點項目”［課題編號：BJSZ2025ZD02］與“清華大學啟明星辰心理與認知發展基金”的研究成果）

注釋

[1][3]《教育部等十七部門關于印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的通知》，2023年4月27日，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943/moe_946/202305/t20230511_1059219.html。

[2]《2022年國民抑郁癥藍皮書》指出，抑郁癥發病群體呈年輕化趨勢。《報告｜《2022年國民抑郁癥藍皮書》》，2022年7月11日，https://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detail/23683.html。

[4]核心素養研究課題組：《中國學生發展核心素養》，《中國教育學刊》，2016年第10期。

[5]C. D. Ryff and C. L. M. Keyes,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Revisite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5, 69(4); R. M. Ryan and E. L. Deci, "On Happiness and Human Potential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1, 52(1).

[6]董妍：《科學構建新時代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務體系》，《人民論壇》，2024年第8期。

[7]R. S. Gordon, "An Oper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 Prevention," Public Health Reports, 1983, 98(2).

[8][21]羅良、林崇德：《建設中國特色心理學自主知識體系》，《心理發展與教育》，2026年第1期。

[9][22]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48、68頁。

[10]楊國樞：《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本土化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86～131頁；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王容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35～160頁。

[11]黃光國：《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游戲》，楊國樞編：《中國人的心理》，臺北：桂冠圖書公司，第294～297頁。

[12]M. White and D. Epston, Narrativ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0.

[13]U. Beck and M. Ritter,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14]M.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5; T.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15]H. R. Markus and S. Kitayama,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1, 98(2).

[16]J. Michell, Measurement in Psychology: A Critical History of a Methodological Concep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18]I. D. Yalom,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

[19]V. E. Frankl,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Massachusetts: Beacon Press, 1946.

[20]M. J. Packer, The Scien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3]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46頁。

Feasibility of Integrating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Li Hong Lin Chongde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ssues in China, modern psychological paradigms rooted in Western individualistic culture have increasingly exposed their structural limitations and cultural barriers in explaining and addressing the psychological dilemmas of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mainstream Western "individual empowerment" model, which regards human beings as isolated entities in its methodology, is deeply inconsistent with the "relation-oriented" reality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holistic and relational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path emphasized by educational concepts of "Five Education Initiatives" and "Core Competencies". The mentality wisdom and relational ethics contained in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rovide an alternative language and path for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at is, establishing a sense of belonging in ethical relations, building identity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ing the small self in physical and mental cultivation. In response, we should creatively integrate the wisdom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e competencies", and construct a new paradigm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at can not only scientifically intervene in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problems, but also provide adolescents with meaning suppo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overall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cultural applicability, structural constraints,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責 編∕鄧楚韻 美 編∕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