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金融理論植根于資本主義發展歷程，主要理念與評價標準深受特定意識形態約束，金融治理與績效評估多以投資者和股東利益為中心、以利潤最大化為導向，在實現效率提升的同時，存在著對金融風險、社會公平及可持續發展的忽視。這種“利益至上”的價值取向與我國金融工作和金融發展實踐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存在本質差異，既難以解釋我國金融市場建設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矚目成果，也難以引領實現建設金融強國的宏偉目標。在市場與政府關系、銀行職能和公司治理等維度，我國金融實踐創新、制度創新和理論突破不斷取得豐碩成果，對西方以資本收益最大化為關鍵的理論體系形成顛覆性挑戰與突破性創新；并在普惠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等領域，貢獻了破解世界性難題的中國方案。因應時代之需和現實問題導向，我國亟須進一步推進金融知識創新、實踐引導和理論升華，立足自身國情和發展實際，構建以“政治性、人民性”“服務實體經濟”等為關鍵價值理念的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以更好支持金融強國建設，助力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
【關鍵詞】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 人民性 資本性 金融強國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5.002
【作者簡介】錢美君，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卓越訪問教授，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總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外部專家庫成員。曾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終身教授、校委常委，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金融機構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比較金融制度、經濟發展模式、金融機構風險和監管、國際資本流動和風險，主要著作有《另類金融研究手冊》（編著）、《資產可抵押性和公司創新》（論文）、《法律、金融和中國經濟增長》（論文）、《政治升遷與薪酬業績激勵關系》（論文）等。
引言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1]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進一步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2]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涵蓋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評價體系等，囊括諸多領域，深刻反映我國在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中的智慧成果與價值追求。其中，構建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是關鍵一環，系統總結和梳理這一學科體系的架構、理論突破和實踐創新，不僅有助于從我國具體實際出發進一步推動金融領域的發展完善，其思想原則和研究方法還可以延伸至其他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評價體系，進而推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整體完善與發展。
西方金融知識的發展背景及其局限性
自20世紀金融學在西方誕生以來，眾多學者不斷探索與實踐，致力于完善金融學理論，構建適應時代發展的金融體系與架構，然而其演變始終受限于“資本收益最大化”這一價值觀前提。從金融活動本質來看，金融通過資金融通與優化配置，實現資源高效整合、風險合理分擔與收益科學分配。資金融通包括直接和間接的融資安排，其主體可以是市場、金融機構、個體或政府。資本具有逐利本性，而獲得大規模資本加持的機構，在逐利競爭中具備先天優勢。受資本收益最大化的價值取向影響，傳統西方金融理論大多推崇資本市場和金融機構，忽視個人直接融資并批判政府的資源配置作用，[3]普遍認為充分發揮市場和金融機構的作用是實現效率最大化的有效途徑。
就研究領域而言，由于西方金融知識體系對市場和大型金融機構的追捧，其主要研究局限于三大領域：資產定價、銀行等金融機構和公司金融。資產定價領域的研究包括系統性和非系統性風險評估、風險回報率、二級資本市場股票債券定價、投資組合配置等問題。銀行等金融機構領域的研究則包括存貸款行為、信用評估、流動性風險、中介服務、系統風險、基金投資和市場監督角色等問題。公司金融領域則主要研究上市公司的投資風險、利益分配、公司治理等問題。然而，上述大部分領域理論研究和實踐始終限于資本收益最大化的框架，比如，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套利定價理論等均以資本回報最大化為基本目標函數，而以其他價值取向為導向的決策行為被歸類為非理性的行為學金融。又如，公司治理領域的理論研究長期以委托代理理論為主要框架，聚焦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下資本家與經理人之間的代理矛盾問題；在實踐層面，則注重代表中小資本所有者的董事會制度，以及強化中小資本所有者的機構投資者所具備的治理功能。
從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調控理論，到哈耶克的自由主義思潮，再到弗里德曼倡導的貨幣主義，西方金融體系在不同經濟學思潮的影響下發展演變，以應對和解決當時西方國家面臨的經濟問題。除在價值取向上以自由市場為假設和資本收益最大化為目標外，也深受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歷史背景的階段特殊性和國情的影響。基于特定價值取向和國情特征的西方金融知識體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金融市場效率的提升，但也導致對金融風險的忽視，以及對社會公平和可持續發展關注程度的不足。[4]
近幾十年來，新制度經濟學強調制度決定行為，[5]“資本收益最大化”的價值取向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產物，其本質是追求資本的無限擴張與利潤的最大化。因此，高度重視資源配置的效率性與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強調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中，通過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實現資本的增殖與流通。
中西方現代金融知識體系的對比——人民性和資本性
由于中西方金融實踐的底層邏輯與價值取向的不同，中西方金融知識體系亦存在本質差異：西方金融知識體系以資本性為核心邏輯，聚焦資本增殖與市場逐利目標；中國金融知識體系則貫徹人民性原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錨定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實體經濟需求、保障民生福祉的發展目標；強調金融資源的合理分配與普惠性，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與經濟可持續發展。構建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需堅持科學性、系統性、自主性的有機統一，其主旨要義既非對西方金融理論的簡單照搬，亦非對本土金融實踐的碎片化堆砌，而是在充分吸收借鑒現代金融知識體系中的普適性原理與科學性成果的基礎上，融入我國金融發展的原則遵循與獨特內涵。從科學性與系統性維度看，應秉持批判性借鑒，吸納西方成熟金融理論框架的合理內核，不僅要掌握其理論結論，更要厘清其普適性范疇[6]和特殊性范疇。從自主性維度看，需立足中國獨特的經濟實踐、文化傳統與社會制度，在深刻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特征、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特征、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特征的基礎上，深挖彰顯人民性的本土金融發展經驗，將其提煉升華為具有原創性的理論要素，從而賦予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鮮明的本土適應性與解釋力。
普適性層面。首先，交易成本始終是現代金融體系的關鍵考量，[7]涵蓋信息獲取成本、交易談判成本、監管成本等諸多方面。無論是金融機構之間的資金拆借，還是融資者與投資者之間的資金交易和利益分配，抑或是金融消費者的金融服務購買，交易成本都如影隨形。過高的交易成本會抑制金融活力，影響價格發現，降低資金配置和投資效率，阻礙金融創新的步伐。西方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和金融機構在這些方面擁有一定優勢。其次，收益最大化是經濟活動的核心目的，無論金融機構、企業還是個人投資者，均以個體利益最大化為本能出發點。金融機構通過優化資產配置、創新金融產品，追求更大的利潤空間；企業借助金融市場融資，擴大生產規模、提升競爭力，以獲取更多市場份額與經濟效益；個人投資者則希望通過合理配置金融資產，實現財富的保值增值。這些利益追求促使金融實踐不斷創新與變革。實現利益最大化普適性和中國具體發展實際中利益訴求特殊性的結合，是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需要深耕的關鍵問題。
特殊性層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全球化浪潮推動世界各國金融行業的發展呈現諸多共性特征。然而，忽視各國迥異的發展背景與資源稟賦，將同質化的發展路徑照搬套用，往往會產生不同的實踐結果。其中，拉美國家金融業從快速興起轉向長期停滯倒退的教訓，為其他后發國家敲響警鐘。以資本性為特征的西方現代金融知識體系，與我國堅持人民性原則的金融知識體系存在本質差別（見表1）。從行為目標角度看，在個人主義盛行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資本收益最大化是金融研究中個人利益的基本設定。在我國，始終強調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和諧統一，而個人利益的界定和維護亦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重信守諾”；“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8]中西方“金融”內涵的差異，是雙方數千年迥異的歷史文明演進與制度體系塑造的必然結果。西方金融發展依托商業文明與狩獵文明，具備鮮明的獨立性特征，個人金融權在其社會歷史演進中始終占據重要地位，步入資本主義階段后，這一權利更超越神權、君權，成為社會發展堅守的信條。而中國金融的發展與之截然不同，農耕文明時期便孕育出共同體屬性；[9]盡管貨幣金融等基礎要素在中西方均有悠久歷史，但中國金融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主要依附于政府體系，即便進入近代，私人金融業也主要與政府金融并行發展。[10]
市場和政府關系層面。西方經濟思潮始終禁錮于政府和市場是平行對立的二元哲學認知：自由市場主義篤信“有效市場”和“無為政府”，即使凱恩斯學派承認市場失靈的客觀存在，也僅主張有條件下的政府干預。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以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單純依靠自由市場無法實現人民利益最大化，必然要探索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深度融合，推動廣大經營主體與人民群眾利益最大化的有機統一。市場在公共利益領域存在先天局限性，這決定了以人民性為原則的中國金融體系必須以銀行業、尤其是國有銀行為主導。國有銀行主導的金融結構，能夠在經濟繁榮與下行階段靈活調控銀行信貸規模、推動信貸合理增長，通過逆周期調節有效平抑經濟波動，保障經濟平穩發展。這一制度安排集中彰顯我國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既為金融改革發展錨定正確方向，也為國家金融安全筑牢堅實屏障。資本市場領域，由于我國資本市場長期以試點探索方式借鑒西方資本市場模式，針對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如何深度融合、協同發力等方面的研究仍存在短板，這也是學術界與政策制定部門亟待攻堅突破的重要領域。
公司治理層面。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治理體系以保護投資者與股東利益為重要導向，將利潤水平作為評判治理成效的主要標準；與之適配的金融監管體系，也圍繞維護市場秩序、防范系統性風險、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展開構建，實施方式則以市場機制與法律框架為主要依托。這種價值導向凸顯對投資回報率的優先考量，卻易引致金融活動過度追逐短期利益，忽視社會公平與經濟長期穩定發展。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11]對金融活動提出了更高要求。金融發展不僅要追求經濟效益，更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以服務實體經濟為根本宗旨，統籌金融需求和供給平衡，堅持開放與穩定并重、發展與安全兼顧。[12]由此，我國金融治理兼具鮮明的政策導向與強烈的社會責任，在金融監管框架的構建中，體現為既注重提升市場運行效率，更強調筑牢金融對國家經濟安全、社會大局穩定的支撐作用。[13]盡管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使我國公司治理在實現全社會利益最大化層面走在現代金融發展前列，但受長期借鑒西方資本市場模式的影響，我國資本市場的定價功能與治理功能發揮仍存在一定短板，需圍繞相關問題進一步開展深入研究。
中國金融的理論突破和實踐創新
隨著工業革命推動西方在經濟、科技領域領先全球，“西方文明中心論”甚囂塵上，一切不符合西方價值觀的制度、思想和實踐都被貼上“落后”的刻板標簽。1949年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領導下，我國銀行體系重構、資本市場建立、金融對外開放、金融監管體制逐步完善，現代金融體系形成并不斷發展，金融業總資產規模快速增加，金融市場快速發展并多次在外部金融危機沖擊下保持穩定運行。這不僅有力地推翻了“落后說”，也進一步印證西方傳統金融理論框架難以解釋中國金融體系發展的成功。[14]同時，我國金融實踐創新、制度創新和理論突破不斷取得豐碩成果（見表2），對現代金融知識體系的認知不斷完善，但當前多數理論突破與創新仍處于雛形階段，亟待開展系統、深入的學理研究。本文謹作拋磚引玉，梳理并探索中國金融發展理論突破的重要思路與學術貢獻。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與西方以“資本收益最大化”為準則的知識體系存在明顯區分，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體現在原則、范疇、評價體系、分析方法等多個環節中。
金融實踐維度。中國金融實踐與理論研究，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即金融發展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與西方金融理論研究對一般性規律的單一追求不同，中國金融研究強調理論研究來源于實踐并指導實踐，注重對金融實踐中的成功案例、有益經驗與調查數據開展系統性研究，通過歸納演繹提煉可復制、可推廣的金融實踐模式與方法體系。實踐的多維性特征，決定了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將跨學科研究置于重要位置，通過融合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等多學科的理論視角與研究方法，深入剖析金融體系運行對社會公平、共同富裕的深層影響，進而提出兼具針對性與系統性的金融實踐解決方案。
目標衡量維度。人民性明確以維護人民利益作為金融工作的重要評價標尺，在實踐層面具體體現為積極回應人民群眾對金融服務多樣性、普惠性的現實需求，持續推動金融產品與服務創新升級，始終堅守服務實體經濟的價值準則、錨定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一方面，深入研究金融賦能實體經濟發展的路徑機制，通過金融資源的精準配置助力實體經濟提質增效，創造更多就業崗位，穩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大力推進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持續擴大金融服務覆蓋面，讓金融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同時，堅持“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制定實施契合人民需求的金融政策舉措，不斷健全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著力縮小城鄉、區域、群體間的金融發展差距，為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堅實金融支撐。由此，西方金融體系中相對薄弱的普惠性、可得性、包容性等指標，在中國金融工作實踐中得到重視。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指出，“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15]是金融工作的人民性從理論走向實踐的重要載體和具體體現。國有金融機構立足自身定位，在堅持市場化商業運作的同時，堅決貫徹落實中央宏觀經濟政策，主動開展逆周期信貸支持、精準助力產業高質量發展，全面抓實抓好“五篇大文章”落地見效，有效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長期創新融資供給不足等世界性金融難題，充分彰顯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的制度優勢和實踐效能。
市場和政府關系維度。中國金融市場中，政府與國有制度的積極參與，打破了西方理論中市場與政府非此即彼的對立認知，為全球金融體系的多元化發展提供了中國思路與中國范例。[16]“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要求實現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二者的結合并非靜態固化的模式，而是一個動態演進、持續探索的過程，在實踐中，針對不同領域和問題，既可能出現政府過度干預制約市場功能有效發揮的情況，也可能存在干預不足導致公平原則受損、長遠發展目標偏離的問題，兩類情形甚至可能同時顯現。
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對政府和經營主體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要求資本市場為市場化改革、產業創新升級等經濟發展關鍵任務，提供堅實融資支撐，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切實履行市場監管與促進經濟發展的責任，彌補市場失靈、維護市場秩序，真正踐行“金融為民”。在中央銀行履職實踐中，始終堅定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聚焦社會融資中信息不對稱等引發的市場失靈問題精準施策，通過結構性貨幣政策等創新性工具，打破西方金融理論“常識”中，金融機構難以有效支持中小企業融資的桎梏。金融工作的人民性，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決定的。這在公司治理領域，突出體現為要求推動黨的領導與公司治理深度融合；中國特色公司治理體系，在引入西方經典治理機制的基礎上，形成政府治理、黨建引領、人民監督等多方協同發力的格局。而監事會監督機制的完善，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理念與實踐的落地推廣，也因人民性的內在要求，具備獨特的發展優勢，成為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特征。同時也需正視，資本的逐利本性與踐行人民性的要求之間，仍存在亟待調和的矛盾。例如，政策與市場深度融合的模式，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經營主體市場定價的穩定性與可預測性。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結合的路徑與方式上，我國亟待開展系統性、顛覆性的創新研究，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有機結合發展道路，為中國特色金融實踐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與方向指引。
理論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中國金融發展實踐始終以人民性為根本遵循，實現對西方傳統金融理論的顛覆性突破與創新性發展。研究方法層面，中國金融研究模式突破了西方金融理論以假設場景為基礎的研究范式，立足實踐提煉升華理論，凸顯金融實踐對綜合性、跨領域、哲理性理論研究的現實需求。發展目標層面，人民性內核打破了西方金融以資本收益最大化為單一目標的狹隘認知，從理論層面要求構建兼具時代性與實踐性的金融發展評價體系，而是否能夠有效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實際問題，也成為中國金融學術研究的主要評判標準。由此，理論和政策創新是在“深入調研，察實情、出實招”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的，[17]為金融發展錨定了契合國家戰略需求、切實服務增進人民福祉的根本方向。
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突破了西方資本市場理論聚焦個體企業資產風險與收益關系的狹隘視角——如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套利定價理論等經典理論的研究范疇。從支持產業創新升級、賦能經濟重點與薄弱領域發展、推動風險共擔等維度，融入宏觀經濟與金融市場發展一體化的理論視角，實現了研究維度的重要拓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構了金融與政治的內在關聯。[18]投資者行為理論研究中，突破了傳統行為投資理論以投資收益為單一衡量標準的判斷邏輯，清晰凸顯中國特色金融文化與制度環境對投資者行為的深層影響，使該領域研究更契合中國市場的實際特征。銀行機構理論研究層面，拓展了比較金融體制理論中，銀行僅為成熟企業提供融資的固有認知，更打破西方學界關于銀行體系難以有效支撐科技創新的固有成見；中國銀行業立足制度優勢，圍繞科技創新融資難題探索提升社會融資能力的實踐路徑，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亟待進行系統性的理論提煉與升華。公司治理研究領域，突破了代理理論以股東利益為重點的研究框架，要求學界從更廣闊的視角對代理問題展開深度研究；同時推動利益相關者理論、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邊界不斷拓展，為多重融合等新興公司治理理論的創新發展開辟了方向。
構建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實踐路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而中國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意味著，黨領導下的金融工作必須堅持人民性，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滿足人民多層次的物質文化需要作為金融發展的出發點，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金融發展的落腳點。我國金融市場建設和金融工作實踐，以及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經濟思想，以及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論述為指導，緊緊圍繞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這一根本宗旨展開。同時，必須立足自身國情和發展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分析并解決中國的金融問題，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推動馬克思主義金融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推進原創性理論創新。
實踐創新和理論突破引領學科建設。構建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立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扎根中國金融實踐的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需著力推動相關理論創新。理論創新不僅是知識體系構建的重要驅動力，更是推動金融學科規范化建設、學術研究高質量發展、中國特色金融話語體系完善的關鍵支撐。當前，中國金融發展中形成的、區別于西方傳統金融模式的大量實踐創新與理論突破，從學科建設視角來看仍處于初步探索階段，亟須學界以更嚴謹的學理標準、更深入的研究維度、更系統全面的梳理闡釋，完成理論提煉、體系構建與學術轉化。
以理論和實踐創新服務國家發展戰略。通過理論創新為金融實踐提供科學指引，可助力金融強國建設，更好地服務國家戰略需求。因此，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理論創新必須兼具原創性、可轉化性與實踐性，切實將理論成果轉化為指導金融實踐的具體方案，為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完善金融體系、穩定金融市場、優化金融服務提供堅實理論支撐，確保金融發展始終與國家戰略同頻共振。金融安全是金融體系穩定運行的基石。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需高度重視人民財產安全與社會大局穩定相關領域研究，突出風險識別、評估與防控能力建設，強調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金融監管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以及金融基礎設施的系統性完善。在防范化解系統性風險、市場風險、信用風險等關鍵領域，著力提升風險監測、預警與處置水平，增強對金融創新與市場變化的動態適應和前瞻應對能力，確保金融運行安全穩健、監管科學高效，保障金融市場持續平穩健康發展。
建設“義利兼顧”的科學評價體系。區別于西方以資本收益為主的單一評價體系，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摒棄以逐利為唯一目標的價值導向，開拓“義利兼顧”的理論思路，[19]突出人民性原則，構建涵蓋普惠性、安全性、科學性與創新性的多重評價框架，重點考察理論創新是否契合中國式現代化實踐、能否有效服務金融強國建設與維護金融安全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這一知識體系的重要價值導向：強調金融服務的廣泛覆蓋、普惠可得與包容共享，重視金融消費者教育，提升社會公眾對金融產品的認知水平與風險識別能力，增強金融消費者自我保護意識；突出對小微企業、農民、低收入群體等的金融支持，持續優化金融產品與服務的便捷性；降低金融服務門檻，推動金融資源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著力縮小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此外，構建“人民至上”的自主金融發展評價體系，除堅持科學性、系統性與創新性基本原則，還應突出動態性特征。科學的評價體系需順應金融市場發展與國家戰略調整，實現指標體系與評價方法的動態優化、持續完善，不斷提升評價的科學性與時效性。尤其要將人民群眾對金融服務的滿意度作為關鍵評價指標，確保金融發展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
打破西方金融理論和話語權的壟斷。當前，國際金融環境日益復雜多變，全球經濟格局持續演變，構建以人民利益為核心的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不僅能夠有效引導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也有助于打破西方金融理論的壟斷。具體而言，一方面，可推動學科交叉融合與理論創新，培養契合中國金融發展實際的高素質專業人才，為金融強國建設提供堅實智力支撐；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我國在國際金融領域的話語權，傳播中國金融實踐經驗與發展智慧，不斷增強文化自信與理論自信。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我國金融市場規模實現跨越式發展，但國際話語權仍相對薄弱，金融發展總體上仍面臨“大而不強”的困境。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20]立足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構建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順應我國金融發展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的時代要求，承載著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的歷史使命。其中，國際比較研究是構建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環節。通過與西方金融體系的比較分析，科學認識其成熟理論的適用邊界，深刻剖析其以資本收益為主的內在弊端，能夠進一步凸顯我國金融體系的獨特優勢，進而為全球金融治理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普適性評估與東西方交流互鑒。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必須注重體系的完整性與科學性，以國際視野審視本土實踐，正確認識其普適性價值與特殊性。從制度層面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同于英美模式，中國金融發展實踐在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過程中，積累了獨特經驗，可為全球金融治理與發展提供重要參照；從理論層面看，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所依托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本身具有普遍的哲學意義與方法論價值。從國際交流視角看，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強調獨立自主，但絕非閉門造車。既要批判性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又要堅持國際視野，注重話語體系的國際可傳播性與可理解性，確保中國知識和中國智慧更好地被國際社會廣泛認知與接受。因此，合理借鑒國際金融領域具有普適性的通用術語、分析框架與邏輯表達，構建既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又符合國際學術規范的話語體系至關重要。需通過國際化表達方式與傳播路徑，系統闡釋中國金融體系的價值內核、實踐創新與理論突破，講好中國金融故事，不斷提升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國際影響力與傳播效能。
結語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是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與西方資本至上的價值導向存在本質區別。我國金融發展不僅追求經濟效益，更以服務社會整體利益、深度支持實體經濟為重要目標，堅持政策導向與社會責任相統一，注重金融體系的安全穩定與可持續發展。金融監管在兼顧市場效率的同時，更注重有力維護國家經濟安全與社會穩定。[21]立足中國金融發展實踐的金融理論創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從研究方法、評價體系、政府與市場關系、銀行運作、資本市場運行及公司治理等多個維度，對西方以資本收益最大化為主的理論體系形成顛覆性創新與突破性發展。中西方金融體系的差異，本質上是文化、制度與價值理念的不同體現，也為全球金融多樣化發展提供重要啟示，推動現代金融知識體系實現里程碑式進步。
構建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既是實現金融理論創新與實踐突破的內在要求，也是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提升國家金融競爭力的關鍵舉措。不僅能為國內重大現實發展問題提供科學指引、更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新需求，也能為全球金融理論創新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顯著提升我國在國際金融領域的話語權與影響力，推動全球金融治理體系朝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續的方向演進。構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是一項系統工程，任重道遠。在具體實踐中，亟須防范理論碎片化傾向，強化知識體系的完整性與指導性；加快構建兼具中國特色與國際視野的自主話語體系，提升國際傳播力與國際社會的認可度。通過科學知識體系與話語體系協同建設，中國金融學自主知識體系必將更好服務國家戰略與人民需求，為世界金融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
（本文系2024年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重大課題“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4&WZD22）
注釋
[1]《（授權發布）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2016年5月1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3.htm。
[2]《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堅持黨的領導傳承紅色基因扎根中國大地 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路》，2022年4月2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25/content_5687105.htm。
[3]M. Qian, 2013, The Scheme of My Research Portfolio, Tenure Application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FEhXGBNLCn9T0OqCwt2SYkuW94_Ut9c/view.
[4]參見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貨幣金融學》，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
[5]J. Harriss and J. Hunter,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Routledge, 1995, pp. 17–26.
[6]洪永淼：《形成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原創性經濟理論》，《人民日報》，2024年6月3日，第9版。
[7]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1937, 4(16).
[8]習近平：《走好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建設金融強國》，《求是》，2026年第3期。
[9]參見萬志英：《劍橋中國經濟史：古代到19世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
[10]J. Keynes,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Book Review)," Economic Journal, 1992, 22.
[11][15]《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23年11月1日，第1版。
[12]昌忠澤：《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的內涵要義與完善路徑》，《國家治理》，2024年1月下。
[13][21]劉曉星、張晨曜：《中國式現代化的金融安全：理論、目標與能力建設》，《中國經濟問題》，2024年第3期。
[14]A. Franklin; J. Qian and M. Qian,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 77(1).
[16]陳森、袁樂平、賈健：《中國政策性銀行國家補貼依賴程度測算——兼論其商業化轉型條件》，《金融研究》，2012第11期。
[17]顧海良：《習近平經濟思想與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教學與研究》，2024年第9期。
[18]王擎：《把握中國式現代化內在要求，在中國特色金融發展道路上建設金融強國》，《財貿經濟》，2024年第5期。
[19]A. Franklin; M. Qian and J. Xie, Implicit Benefits and Financing,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22, 52.
[20]《受權發布｜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2025年10月28日，http://www.news.cn/20251028/337438370029449296539148a206bdd1/c.html。
The People-Centered Principle of China's Autonomous Financial Knowledge System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s in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Qian Meijun
Abstract: The conventional theories in Western academia are roo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system, with core principles and criteria profoundly constrained by this specific ideology. Its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nd governance practices focus on shareholder interest and profit maximization, emphasizing efficiency gains but often at the costs of risk, social equity, and sustainability.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China's people-centered principle, this profit-oriented value system is neither capable of explaining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f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nor sufficient for guiding China's strategies to build a financial powerhouse nation.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generated rich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s in fields like the government-and-market relation, bank functions, corporate governance, etc., not only imposing real and fundamental challenges to the conventional Western belief but also providing China-solutions to global pressing issues like micro-finance and real-economy-centered demands. Urged by the call of times and a problem-driven approach, it is imperative for China to advance the autonomous financial knowledge system through theoretical transcendence of practical innovations that are grounded in its cor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commitment", "people-centeredness" and "serving the real economy". These principles originate from China's specific institutional and development realiti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efforts are essential for China's success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financial powerhouse nation.
Keywords: China's autonomous financial knowledge system, people-centered principle, capital-orientation, financial powerhouse nation
責 編∕包 鈺 美 編∕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