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時期，村規民約作為鄉村治理的重要媒介，為官民協同搭建起溝通的橋梁。一方面，州縣等地方官府暨知州、知縣對鄉民協商制訂和實施的村規民約，采取“聽民之便”，即不加干預方式以行使治理權；另一方面，村規民約遵守國家法律和地方官府政令，在需要或邀請權力介入，即請官理處的情況下，地方官府往往予以積極配合，或鈐印批準頒發告示，或依照國法進行嚴懲，或作局部妥協讓步，從而實現村規民約與鄉村治理之間的融通與互動，共同維護鄉村社會秩序與穩定。

【關鍵詞】明清時代  村規民約  地方官府  鄉村治理    

【中圖分類號】D422.6    【文獻標識碼】A

在“皇權不下縣”的中國傳統政治結構中，州縣作為地方最低一級政權，長官知州、知縣在地方官系列中雖品級較低，但在地方行政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①。同時要看到，其治理觸角很難直接覆蓋和滲透到廣袤而僻遠的鄉村地區。明代中葉以降，作為鄉村自治的重要媒介，村規民約被廣泛利用與施行，甚至出現各類具有統一性的村規民約格式化文本，成為連接地方官府與鄉村社會共治共管的橋梁和紐帶。

鄉約有多重含義，既指一種組織，又指鄉約組織負責人，即約正、約副。鄉約類型很多，如城市防御型和邊疆軍事型鄉約，無論是組織還是其規約，皆非村規民約。只有在鄉村建立的鄉約及其文字規約，才是村規民約的專指，而且僅是村規民約的一種而非全部。畢竟，歷史上村規民約與當代村規民約在概念內涵和外延上均有本質不同。

那么，就明清時期的村規民約而言，其概念和類型有哪些？在鄉村治理的語境和實踐中，又與地方官府和主要官員之間關系如何？

村規民約的概念及明清村規民約的類型

村規民約又稱“鄉規民約”，是指在某一或數個特定村落地域范圍內，按照當地經濟、社會、教育與文化和風俗習慣，由某一或數個村落組織、特定人群協商制定，某一共同地域、組織或人群在特定時間內共同遵守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約束的共同規則或約定。由精英人物制定的村規民約，如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福建安溪縣湖頭村人李光地，訂立的《同里公約》和《丁酉還朝臨行公約》，是明清時期一種常見并具代表性和權威性的村規民約。村規民約由“村規”與“民約”兩部分構成，此處所稱“民約”，既非“民間規約”的簡稱，并非私人約定之“私約”，而是村民之間共同遵守的公共“規則”與“約定”，即“公約”。

根據上述界定，我們可將村規民約依次劃分為綜合類和專題類兩種類型。若按具體內容劃分，明清村規民約又可細分為鄉約暨保甲規約、鄉村禁約，義莊、義田、族田、義倉、社倉、村族公益、慈善暨救助規約，保護鄉村生態環境暨維護鄉村經濟秩序規約，鄉村賦稅、差役、財產管理暨糾紛處置規約，以及墳塋規約、鄉村治安、勸世暨社會教化類規約等類型。值得一提的是，在聚族而居的鄉村社會中，單一大姓望族所制定與實施的包括族規家法等在內的宗族規約，同時具有村規民約的性質與功能。

除宗族組織及其規約外，明清鄉村社會中還建有各種不同類型的民間會社組織，這些會社組織所制定與施行的各類規約，同樣具有村規民約性質與功能，它在保證會社組織常態化和持續運行，以及保障會社成員權利、責任和義務等方面，具有重要的規范與約束作用。此外，由鄉村社會部分人群商定并呈請當地官府鈐印頒發的各類“告示”，無論就其所規范和約束的范圍，還是就其所涉及的地域與內容而言，同樣屬于村規民約范疇。

村規民約的制定與施行，源于村民的實際利益訴求。明清時期的村規民約所調整的關系，主要限于參與制定和施行該村規民約的村莊組織者與個人，所規范的是某一特定地域、組織和人群之間，既有的社會等級秩序與經濟文化秩序。從整體上看，村規民約與國家法律、所在地方官府之間分工明確，彼此配合，相互融通。立法的宗旨是維護與鞏固統治，維持既有的政治經濟利益和既定的社會尊卑等級秩序，保證統治者按照自身邏輯開展社會、經濟和文化建設，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集中體現。

村規民約的目的和宗旨，顯然是貫徹統治階級意志，維系鄉村社會秩序和村民利益訴求。二者目的、宗旨一致，差別只是各自分工及程度不同。在不違反國家法律、地方官府政令的條件下，雙方利益基本保持一致，村規民約是在國家法律和地方官府政令的整體框架內制定和實施的，是國家法律的必要補充和延伸，所謂“國有法而鄉有規，蓋國法明而后善良安，亦鄉規立而盜竊息，是鄉規者亦國法之一助也”②。

地方州縣暨官長對村規民約的態度與實踐

基于共同的鄉村治理宗旨與目標，“對于鄉村中任何形式的自發或社區性的生活，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包容，要么認為可以用來加強對基層的控制，要么認為沒有必要加以干涉。在政府眼里，村莊、宗族和其他鄉村社會組織，正是能把基層政治統治體系擴展到鄉下地區的切入點”③。明清時期的州縣等地方官府及其知州、知縣等官員，對所轄地域鄉村制定和施行的村規民約，只要不違背其統治意志，就秉持“官吏不擾，聽民自便”“一切聽民之便，不強人所難”的原則與態度，并在鄉村治理實踐中為其提供強有力支持，以使“官民兩得其便”。

明隆慶六年（1572），南直隸祁門縣文堂村鄉紳陳昭祥等陳氏宗族成員，響應當地官府倡建鄉約號召，將鄉約與家法相結合，共同制定并刊行《文堂陳氏鄉約家法》，“聚通族父老會議，聞官請申禁約，嚴定規條，俾子姓有所憑依，庶官刑不犯、家法不墜，或為一鄉之善俗”。時任知縣廖希元不僅鈐印批準了該鄉約條文，而且盛贊該鄉約。文堂鄉約實施一年后取得顯著成效，“行之期年，善者以勸，惡者以懲，人之惕然以思，沛然以日趨于善”④。明清各地知州或知縣，還專門對在村規民約制定與施行中有突出貢獻者給予表彰與獎勵。例如，明南直隸休寧縣林塘村范潼被推舉為鄉約正，他“益秉公直，不避親怨。約中有向化者獎之，梗化者委曲諭之，肫肫諷切，忠實懇到，四年如一日”，萬歷二十二年（1594），知縣祝世祿特地向其頒發《儒壽冠帶印信帖文》，以資獎勵，認為此舉“眾目舉觀，群心鼓舞，是亦作新鄉約之一端”。清光緒年間，直隸定州大西漲村村民王國干“集眾會議，立鄉規二十余條，迄今三十余年，鄉人賴之”，知州孫韻笙專門制作頒發“維持風化”匾，對王國干進行表彰。

既然“聽民自便”或“聽民之便”成為州縣父母官對待村規民約的常態和實踐，那么，解決與清理村規民約中于民不便甚至擾民害民問題，實現鄉村治理的官民兩便，即成為其常規性工作。例如，明代官員呂坤在山西推廣鄉約、保甲時說：“鄉約原為勸民，保甲原為安民。行之而善，則民樂于行；行之擾民，不惟無益，而又害之。”為此，他列舉約正和保長五項不擾民之狀，即“約長、保長不許用無身家棍徒，使挾倚外需索，一不擾；約保不許出一里之人，不許拘數，惟令一處住居者行之則近便易行，二不擾；不許令鄉保長等打卯接官及派應夫役，三不擾；掌印官自己抽查，不許委佐貳首領及快壯查點巡邏，四不擾；鄉甲中有事，系賊盜人命，方許呈報，如斗毆、小事等項，聽民自便，不許呈報，五不擾”，并指出：“去此五擾，而后良法不失美意，民自樂行矣，此最吃緊。”⑤

如何做到“聽民自便”或“聽民之便”，而非擾民不便甚至為害鄉里，化解鄉村生產生活中的各類矛盾和糾紛，規范鄉村社會秩序？對明清地方州縣的官長來說，這是一個必須面對且十分棘手的問題。

處理好這一復雜問題，首先要自身神清氣正，公正廉明，依法行政，勸諭教導，化民成俗。明清兩代，宣講明太祖《圣諭六條》、清圣祖《圣諭十六條》和清世宗《圣諭廣訓》，是各級官員的必備職責，也是鄉約、宗族等組織的重要義務，為此而刊行的各種圣諭詮釋演繹著作極多。康熙初年，浙江海寧知縣許三禮“殷殷以化民成俗為念，故義塾有規，講院有則”，鄉有鄉約，“縣市附近，本縣每季朔、望，親臨講解”⑥。其次深入基層，傾聽鄉民呼聲，了解鄉民疾苦與需求，“月朔教讀，帥約正、約副之賢者，以次往見有司。有司賜坐啜茶，問各鄉風俗及民疾苦、禮教行否。四事未能，十害未屏，皆許直言無隱。言有可用者，必加褒獎”⑦。最后減少繁文縟節，“法當便民，事宜畫一，惟一則民易從而法可久”⑧。明崇禎十三年（1640），太倉州陸世儀不僅親定“治鄉三約”，即“一曰教約以訓鄉民，一曰恤約以惠鄉民，一曰保約以衛鄉民”⑨，而且特別強調公開行政，以達到官民融通、共治理的目的。

對擾民不便的村規民約，當地官府及父母官，通常樂于征詢村民的意見和建議，并果斷予以調整和處置。清雍正初年，廣東和平縣知縣王植在《條諭鄉民十八條》中，一再告誡該縣鄉民：“凡爾民不便之事，皆縣宰樂聞之情，嗣后朔望行香時，許面稟或開陳，以便酌奪。”其實，明清州縣地方官府的父母官們十分清楚，借助和利用鄉村精英與村規民約這一媒介，是有效實現“官不擾民，民樂從事”，降低治理成本，達成鄉村、地方和國家共同治理目標的捷徑，此即所謂“天下者由鄉而積，鄉俗善天下可不煩而理”的道理。

村規民約與州縣官府的利益平衡

如何處理村規民約與所在州縣官府的關系？對于這個問題，明清時期的鄉村精英們充分發揮智慧，在與地方官府的溝通中，平衡自身的利益并與之保持良性互動。

嚴格遵守國家法律，密切配合所在州縣官府政令，并在知州或知縣等主要官員引導下制定與實施各類村規民約，維護鄉民利益和鄉村社會秩序。例如，明代中葉特別是嘉靖時期（1522-1566）全國各地官府和官員所倡行的鄉約，本身是一種官方行為。嘉靖五年（1526），應天等處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陳鳳梧頒行《申明鄉約以敦風化事告示》，倡導建立鄉約。這一告示很快被各府州縣轉發，其轄區許多鄉村里社將其鐫碑勒石，豎于本鄉、本社、本里，并結合當地和自身實際，因地制宜制訂一系列更為細化且易于操作的鄉約條款，徽州府歙縣江村、績溪縣十二都上鄉祖社、祁門縣十七都里社，蘇州府長洲縣九都二十圖和二都七圖里社等地倡行鄉約的碑刻文字，真實記錄當地鄉村奉憲實施鄉約的盛況，顯示出村規民約與地方官府之間在鄉村治理中彼此支持、互相協調及相互配合的良性互動關系。又如，各地的禁賭類村規民約，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山西汾西縣楊洼莊奉知縣李早榮發布嚴禁賭博的告示，要求“合村人等遵照嚴禁明示，再行公立條約，互相糾察”⑩。乾隆五十二年（1787）正月，河南新安縣廟頭村奉知縣楊懷斗諭令，訂立四款《禁賭條約》，并“刊石以垂不替”。類似“奉憲禁賭”之類的明清村規民約，幾乎遍及全國各地。

為強化合法性、權威性和震懾性，明清時期村規民約的制定者往往通過“請官鈐印”的形式，延伸自己的意志。尤其是在村規民約無法調處民間對立與沖突的背景下，更是經常邀請地方官府介入，以維護自身組織與群體利益。作為村規民約重要構成的宗族規約，很多是以懇請當地官府與長官名義鈐印頒行的。例如，明正德十五年（1520）徽州府祁門縣奇峰鄭氏宗族一本堂《堂規》、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廣東南海縣佛山冼氏宗族《家訓》、萬歷十六年（1588年）湖南長沙縣檀山陳氏宗族《族約》、萬歷二十二年（1594）江西泰和縣虎溪蕭氏《家約》等，均呈請所在地知縣鈐印批準。義田、義莊、水利設施等類村規民約，也“請憲立示”，使鄉民行為變成官方意志，以強化官民共治共管。徽州歙縣莘墟堨是一項灌溉千余畝良田的水利工程，因河流上段被截留、下段被填占淤塞，村民汪仕琦等連名狀告，明成化十一年（1475）先后得到府縣兩級官府“印信由帖”和告示，并“張掛曉諭……省令改正，如是不服，許令堨首人等指名呈來，以憑究問不恕，毋許因而在鄉一概擾民不便”?。明清時期，江浙地區義田、義莊較為發達，管理規約十分完備，其中絕大多數規約是呈請當地官府鈐印批準的。清嘉慶八年（1803）六月，浙江海鹽縣查氏宗族義莊，即“將田畝、戶名、花數及所定《章程》抄呈縣電，懇請蓋印立案存據”，并獲得知縣張宗栻批準存案。道光十七年（1837）三月，蘇州潘氏《松鱗莊贍族規條》也“呈官鈐印，然后遵行”。總之，明清時期鄉村社會的宗族、鄉約和會社等民間組織，通過請官鈐印的方式，將村規民約轉化為官方公文，是明清時期村規民約的一個基本特征。

明清時期不少地區的村規民約，是在遵守國法、請官鈐印批準的前提下頒行，并在其村規民約可以發揮作用的空間內實施。但在實施過程中若遇到自身難以處置的矛盾時，村規民約的制定者往往會主動邀請地方官府和官長們依法處置，即“不遵村規，稟官究治”?。萬歷年間，休寧縣商山吳氏宗法規條，對族中“引誘各家驕縱敗子、酗酒習優、宿娼賭博”的棍徒，責令“宗正副約引會族長，呈官懲治”?。明清律例嚴禁私宰耕牛，明萬歷時，章潢在鄉約中特定此條，并嚴令“敢有仍蹈前惡，呈縣重治”?。

村規民約作為一種民間規約，在絕大部分場域，與國家法律、地方官府的政令能夠協調一致，共同發揮鄉村治理的功能。但在明清村規民約的具體條文中，也時常出現與國家法律和地方官府政令矛盾、對立甚至沖突的現象。以族規家法為例，族規家法作為明清時期單一大姓望族聚居村莊的村規民約，整體上與國家法律、地方官府政令保持一致。但其中個別條款，違背國家法律或地方官府政令。例如，在對盜賣祭祀田產行為的處理上，萬歷祁門縣清溪村鄭氏宗族《祀產條例》規定：“如有不孝不義、盜賣祀產，聽自為首之人檢舉，責令取贖，仍行犯一賠九。如有敢恃強梁，聽眾立文，排名花押，告祖捶殺之”，這一規條明顯與國家法律相抵觸，即捶殺之刑罰裁定權和執行權均在國家（包括代表國家行使權力的地方官府），作為非正式組織的宗族無權對某人施以“捶殺”之刑。又如，江蘇宜興縣前亭村堵氏宗族條約，對族中烝報和淫亂諸事規定，“有犯此者，通族立時公舉，證見的實，無論堂族尊卑、長幼，小則送官責治，大則投畀波濤。親兄弟、叔侄以逆天滅祖大不孝論，立時致死，永遠削籍”?。對此，績溪仙石周氏宗族在《家法》中云：“家法治輕不治重，家法所以濟國法之所不及，極重至革出祠堂，永不歸宗而止。若罪不止此，即當鳴官究辦，不得僭用私刑。”但“山鄉惡俗，有重責傷人及活埋者，此乃犯國法，非行家教也”。“鄉例”等非文字記載村規民約與國家法律之間的抵觸與沖突，更是一個普遍現象。盡管如此，地方官府對此并未予以嚴禁或打擊，而是在遵國法、存天理、順人情的前提下“屈法以伸情”，甚至妥協讓步。就此而論，二者在維護鄉村社會秩序和穩定方面達成高度一致。

鄉村治理是一種復雜的社會政治現象，既有政府的統治，又有村民的自治；既有法定的制度，又有村規民約。盡管在鄉民的日常生產生活與鄉村治理實踐中，明清時期的村規民約與地方官府乃至國家法律之間，往往因各自利益訴求分歧與差異而產生難以避免的矛盾、對立和沖突，“然律設大法，理順人情，事貴因地制宜，難以拘泥成法”?。三者整體上能夠維持相互融通與良性互動局面，進而維護鄉村秩序，實現鄉村基層社會穩定這一治理目標。本身富有彈性和變通的村規民約，為取得合法性、權威性和震懾性，通常會以隨機應變的方式，主動邀請國家法律或國家與地方權力介入，彰顯自己的意志和訴求。明清時期的村規民約、國家法律和地方官府政令之間，就是在這樣一種既有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又有彼此對立甚至沖突的場域中發生著聯系與互動，并共同支撐和維系著鄉村社會秩序與鄉村社會穩定。

【注：本文系202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明代江南地區家譜文獻的分類整理與專題研究”（項目編號：22AZS009）和202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代農家賬簿中的鄉村經濟和社會史料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22&ZD078）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9頁。

②《萬承土州馮莊墰岜兩村鄉規碑》，廣西民族研究所編：《廣西少數民族地區石刻碑文集》，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1頁。

③蕭公權：《中國鄉村：19世紀的帝國控制》，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年，第7頁。

④《文堂鄉約家法·文堂陳氏鄉約序》，第32頁a。

⑤[明]呂坤《實政錄》卷5《鄉甲約卷二》，明萬歷26年刻本，第5頁a-b。

⑥[清]陳秉直：《上諭合律鄉約全書》，清康熙18年刻本，第79頁a-b。

⑦[明]黃佐：《泰泉鄉禮》卷一《鄉禮綱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14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603-604頁。

⑧?[明]章潢：《圖書編》卷92《圣訓釋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第971冊，第790、780-804頁。

⑨[清]陸世儀：《治鄉三約》，《叢書集成三編》第21冊《社會科學類·地方自制》，臺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第562頁。

⑩汪學文主編：《三晉石刻大全·臨汾市洪洞縣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09年，第398頁。

?《西溪汪氏先塋便覽》，明抄本，第73頁b、74頁a。

?《清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山西長子縣西小河村合村公立禁賭碑》，申修福主編：《三晉石刻大全·長治市長子縣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13年，第228頁。

?萬歷《商山吳氏宗法規條》，明抄本，第26頁b。

?光緒《堵氏族譜》卷1《祠規》，清光緒元年木活字本，第8頁b、9頁a。

?[清]戴兆佳：《天臺治略》卷6《告示·勸諭買產人戶速循天臺舊例了根找絕以斬葛藤以清案牘事》，劉俊文主編：《官箴書集成》第4冊，合肥：黃山書社，1997年，第162頁。

責編/程靜靜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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