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持續擴大內需、優化供給，做優增量、盤活存量”，“圍繞做強國內大循環，拓展內需增長新空間”。新需求和新供給的良性互動，正是激活國內大循環、增強其內生動力的核心引擎。準確認識統籌總供給和總需求關系，將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進一步加強供需兩側的政策協同，對于暢通國內大循環和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深刻認識新需求引領新供給和新供給創造新需求良性互動機制的科學內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實現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能否實現，主要取決于供給和需求兩端是否動力強勁、總體匹配，動態平衡、良性互動”。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新需求和新供給互動機制的核心要義。

新需求引領新供給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強勁動力。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內需由消費和投資構成，消費擴容提質和投資轉型升級能夠形成對優質供給的精準引導，直接關系到國內大循環的動力。從消費端看，隨著我國居民消費從生存型向發展型和品質型升級，傳統消費形態加速演化，數字消費、綠色消費、共享消費等新消費領域蓬勃興起，引領新供給發生深刻調整，從過去以規模擴張為主導，更多轉向創新驅動領域和民生薄弱環節。這些新需求通過市場機制有效引導生產要素向高效率部門聚集，推動產業體系向更高層次躍升，為暢通國內大循環注入持續動力。

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堅實支撐。供給體系的質量與效率決定國內大循環的能級與競爭力，高質量的新供給可借助科技創新和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創造新的需求增長點。近年來，我國在一系列關鍵與前沿技術領域取得顯著進展，為供給升級注入強勁新動能。這些創新性技術催生全新的產品與服務，改變傳統的生產模式與商業形態，激發出前所未有的供給潛能。產業體系現代化則為供給結構升級提供強大物質支撐，以高端裝備、人工智能、新能源等為代表的新興產業成為高質量供給體系的新支柱。此外，傳統產業加速向智能化、綠色化轉型，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提升了供給體系的整體效能，激發了市場潛在的新需求，為暢通國內大循環筑牢堅實基礎。

新需求和新供給良性互動確保國民經濟循環暢通。新供需良性互動過程并非簡單的單向傳導或靜態適配，而是在需求變化與供給調整之間不斷形成動態反饋。具體而言，新消費需求的升級方向引導社會與公共投資更多投向新興領域，進而推動中長期供給結構優化和質量提升，并由此催生新的市場需求，形成消費拉動投資，投資優化供給，供給創造需求，需求迎合消費的循環過程。因此，新需求的產生能夠推動供給體系變革，新供給體系又反過來激發新需求，最終形成相互促進、螺旋上升的良性互動格局。這種“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能夠有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

二、全面厘清新需求引領新供給和新供給創造新需求良性互動的堵點

盡管我國在促進新需求和新供給良性互動方面已經取得重大進展，但從國內大循環的整體效能來看，需求端、供給端以及供需銜接環節仍面臨諸多結構性堵點和體制機制障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充分迸發。

新需求引領新供給的關鍵問題在于消費能力相對不足和投資結構有待優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快補上內需特別是消費短板，使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和穩定錨”。強調了消費對于擴大內需的基礎性作用。國內增長動能轉換疊加國際循環的不確定性上升導致居民收入增速放緩，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消費能力和信心的提升。在教育、住房、養老等大額剛性支出的擠壓下，中低收入群體的預防性儲蓄動機較強，用于發展型、品質型新消費的可支配收入受限，難以轉化為實際消費行為。此外，投資領域的結構性矛盾較為突出。部分傳統產業仍存在低水平重復投資，面向未來產業和社會民生短板的投資尚顯不足。這種投資錯配導致許多新需求因缺乏配套支撐而無法充分落地，限制了內需潛力的全面釋放。

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的主要矛盾在于產業體系現代化水平仍不夠高和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尚不完善。我國雖已建成全球最完備的工業體系，但產業鏈整體仍處于中低端向高端攀升的階段。支撐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的技術革新、模式創新亟待深化，還難以完全匹配消費升級和投資轉型的新需求。傳統產業還沒有完全擺脫低效產能約束，戰略性新興產業雖快速成長，但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仍需進一步增強。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制約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的能力。此外，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不完善制約新供給的高質量發展。新供給高度依賴于知識、技術、數據等創新要素的自由流動與高效配置，當前這些要素的流動仍存在一些制度性障礙，導致創新要素難以高效地向優質創新型企業集中，不利于新供給的持續形成。

供需銜接的主要問題在于供需結構性失衡、流通效率偏低與制度保障不完善。一方面，新需求與傳統供給匹配脫節，難以滿足消費者差異化、定制化新需求；另一方面，高端產品和服務的本土供給不足，暫時無法完全適配數字經濟、生物制造等領域催生的新需求，導致新需求外溢與產能過剩并存的錯配現象。此外，流通環節多、效率不高等問題增加了新供需對接的成本。部分區域和城鄉物流體系銜接不暢、物流成本偏高，制約了新供需的精準匹配。最后，支撐新需求和新供給良性循環的制度保障體系尚不健全，部分標準體系和監管制度未能及時跟上新消費的步伐，難以適應直播電商、共享經濟等新供給的發展。一些新興領域的知識產權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不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滯后于新消費快速發展等問題依然存在，影響了企業創新的積極性和消費者信心，制約了新需求和新供給的良性互動。

三、以新供需良性互動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路徑

破解新供需良性互動的難點堵點，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必須堅持系統觀念。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健全促進新供需良性循環的政策體系，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堅實保障。

促進新消費潛力全面釋放，拓展有效投資空間。在增收方面，深化就業促進政策，針對新興產業用工需求開展定向職業培訓，落實中小企業穩崗補貼，支持其參與高端制造配套、新消費服務等領域。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著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大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讓發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廣大城鄉居民。在減負方面，加快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重點減輕養老、醫療、住房、托育、教育等民生負擔。同時，通過強化消費者權益保護和新型消費監管，為消費擴容提質提供穩定預期。積極拓展新消費業態，支持線上線下融合發展，培育基于新技術、新理念的新消費增長點。在拓展有效投資方面，推動投資精準對接新需求短板和國家戰略需要。加快縣域養老服務設施、縣鄉村三級物流網絡和數字電商站點投資建設，為縣域發展銀發經濟、農村電商等消費業態提供基礎。加快布局5G基站、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平臺等新型基礎設施，為數字消費、智能設備等新需求夯實根基。

推動科技自立自強，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激發經營主體活力。聚焦國家重大戰略需求與新供給培育要求，系統布局高端芯片、新型基礎材料等引領性科技攻關項目，推動產業鏈向高端化躍升。支持領軍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推動產學研精準對接，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方面，加快壯大商業航天、生物制造、人工智能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在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腦機接口等前沿領域建設未來產業先導區，前瞻布局新供給增長極。優化區域產業布局，推動東部沿海地區聚焦高端制造和原始創新，中西部地區依托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培育特色產業集群，形成梯度發展、協同互動的產業格局。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激發經營主體活力。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重點清理新興領域隱性準入壁壘。健全民營企業權益保護機制，降低其在技術研發、數據要素應用等過程中的制度性成本，營造有利于新供需良性互動的公平發展環境。

構建新供需信息貫通平臺，完善現代物流體系，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加快構建新供需信息貫通平臺，破解供需對接信息壁壘。構建新消費大數據監測平臺，整合電商、支付、物流數據，實時捕捉新需求趨勢，推動企業柔性制造、定制生產，促進新需求和新供給的動態適配。完善現代物流體系，筑牢供需高效銜接的流通支撐體系。聚焦綠色化、定制化產品等新供給的流通需求，布局縣域冷鏈物流中心和智能倉儲設施，打通“最后一公里”。推動物流數字化轉型，加速推廣智能調度、電子面單等技術，實現新供給全鏈路可視化追蹤，縮短供需對接周期。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重點整治地方保護、歧視性采購條款等亂象，清理新消費領域隱性準入限制，保障經營主體公平參與競爭。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促進勞動力、資本等要素自由流動，聚焦知識、技術、數據等要素，健全知識產權市場化交易轉化機制，建立跨區域數據流通交易平臺，完善數據產權規則，推動創新要素向優質新供給企業集聚。（龍少波，作者為重慶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經濟系主任、教授，重慶大學公共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