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數字技術的崛起，深刻重塑著全球文化傳播格局。傳統以地緣政治和權力為中心的“中心-邊緣”傳播結構，正與一種新興的、由“心理接近性”驅動的“親和空間”機制并存與競爭。“親和空間”包含興趣驅動型、體驗驅動型和道義驅動型三類形態，分別以“喜好”、“認同”和“信念”為內核，重構文化影響力的生成機制。面向“親和空間”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要求構建多元數字傳播渠道，創新內容生產機制，培育參與式文化生態，強化心理接近性策略。

【關鍵詞】親和空間 全球文化傳播格局 國際傳播能力

【中圖分類號】G12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4.011

【作者簡介】曾慶香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世界傳媒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傳播理論、新聞敘事、新聞話語、傳播符號、國際傳播，主要著作有《新聞敘事學》《群體性事件：信息傳播與政府應對》《大眾傳播符號：幻象與巫術》《新媒體語境下的新聞敘事：話語嬗變與模糊邊界》等。

當TikTok上的“B面旗袍”風潮席卷全球，無數海外年輕人用這種源自中國的服飾，自信演繹屬于自己的現代時尚；當中國網文催生全球性粉絲社區，讓“追更”成為一種跨文化的共同體驗；當《黑神話：悟空》以頂級的視聽語言重構東方神話，未發先熱，其預告片持續占據全球游戲社區頭條，點燃世界玩家對西游文化的巨大好奇……這些看似孤立的文化現象背后，折射出全球文化傳播格局正在經歷的一場深刻變革——由“興趣共享”“體驗共鳴”“信念共振”等所驅動的“親和空間”（Affinity Spaces）正在加速形成。

“親和空間”的興起為全球文化傳播開辟新路徑

21世紀以來，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深刻改變全球文化傳播的基礎條件。傳統的以地緣政治為紐帶、以國家權力為支撐的“中心-邊緣”傳播格局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沖擊與重構。與此同時，一種基于興趣、情感與價值的新型傳播機制——“親和空間”正在興起，為國際傳播開辟新的路徑和可能性。

長期以來，全球文化傳播因依賴廣播、電視、電影等傳統媒體，形成以發達國家為“中心”、以發展中國家為“邊緣”的等級化國際傳播格局。[1]這一格局深深嵌入地緣政治的權力結構中，英美等發達國家依托其經濟與政治優勢，長期主導全球主流媒體集團，導致文化流動呈現“中心-邊緣”態勢，即主要由西方向世界其他地區單向輻射。其中，美國在全球文化市場中占據主導地位，這是文化帝國主義的典型表現。因此，學者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指出，文化傳播從來不是中性的，而是“權力關系的體現和再生產”。[2]在傳統的“中心-邊緣”全球文化傳播格局中，發展中國家在文化出海時主要面臨三大結構性壁壘：渠道壁壘，體現為一種精英化、高成本的“窄帶”傳播。其形式主要依賴于電影節、書展和文化交流演出等有限的線下渠道。這些渠道本質上是“精英篩選器”，不僅容量有限，其評審標準與議程設置權更掌握在西方主流文化機構手中，導致能見度高度集中。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絕大多數文化創作者而言，這無異于一個成本極高、成功率卻極低的“彩票系統”。內容壁壘，其根源在于宣教色彩濃厚，與大眾情感脫節。渠道的稀缺性與政府主導的傳播邏輯，使得個別發展中國家對外輸出的文化內容往往陷入宏大敘事的窠臼，過度強調文化的“博大精深”與歷史厚重感，卻忽視能夠觸動全球普通受眾的個體情感、生活共鳴與人文溫度。此類內容如同陳列于玻璃展柜中的精美文物，雖令人心生敬意，卻因缺乏可感可知的親近性，難以真正走進受眾內心。交流壁壘，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交流，興趣與喜好難以持續。因缺乏交流平臺，有興趣的海外觀眾難以尋找同好形成社群進行深入探討，難以形成忠誠的粉絲文化，短暫的興趣往往轉瞬即逝。

扁平化、去中心化的互聯網、社交媒體和數字媒介技術的崛起與普及，成功顛覆了文化出海面臨的“三重壁壘”，開創全新的全球文化傳播格局。在渠道層面，數字技術打破固有的“精英窄門”，構建起“全民網絡”。借助網飛（Netflix）、優兔（YouTube）類流媒體平臺，TikTok、推特（Twitter）類社交平臺、手機應用商店及武俠世界（Wuxiaworld）類專門翻譯網站等去中心化渠道，文化產品全球傳播門檻大幅降低，容量變得近乎無限。如今，中國游戲開發者或網文作家，可直接將作品上架至全球應用商店或網站。傳播成本從過去天文數字般的發行費用，降至如今可承受的服務器與帶寬費用。在內容層面，驅動力從官方的“宏大宣傳”轉變為市場的“需求滿足”。文化產品不再是生硬地展示文化符號，而是將用戶的共情點、共鳴點與共同價值巧妙地編織進產品內核之中。在社群層面，數字技術不僅將“單向傳播”轉化為“雙向交流”，而且轉化為“社群共創共享”。基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推薦算法能夠精確識別用戶的興趣偏好，將具有相似興趣的用戶連接起來，全球性的、即時互動的粉絲社群得以誕生，“親和空間”得以形成和發展。如玩家會在紅迪網（Reddit）上為《原神》角色撰寫深度分析，觀眾則在TikTok上為他們喜愛的劇集創作衍生視頻。這種蓬勃的“參與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3]極大地增強了用戶的歸屬感與忠誠度，從而將一次性的文化消費行為，升華為一種長期的身份認同與社群歸屬。“親和空間”指人們主要基于共同興趣、情感和道義，而不是共同種族、階級、民族或性別，與他人建立聯系的空間。[4]“親和空間”由心理接近性（Psychological Proximity）促成。心理接近性包含多維特征，可分為兩大類：認知和情感。[5]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6]興趣愛好接近性等都是促成心理接近性的重要基礎。由于文化接近是促成興趣接近的重要原因，“親和空間”會表現為臨近的地理空間、相似的意識形態空間等。[7]因此，“親和空間”既可是實體的，如國家、區域，也可是虛擬的，如粉絲群。文化接近性雖是心理接近性的重要基礎和催化劑，但心理接近性往往能夠超越文化差異，成為推動文化產品全球傳播的更強動力。以巴西玩家體驗中國游戲《原神》為例，他們或許難以完全理解“璃月”地區背后的中國山水哲學和“仙人”概念，卻能在心理層面共情于角色為守護友伴而戰的決心，或共鳴于探索未知的冒險精神。此類跨越文化的共情實踐，經由平臺算法的放大，進一步推動全球社群的擴散，并與官方的運營策略形成動態互動。這種雙向作用共同構成了當前全球文化傳播格局中極具活力的文化動力單元。[8]

三種壁壘的消除促成“中心-邊緣”的全球文化傳播秩序以外的第二種格局，即全球文化向“親和空間”流動，從而讓中國網文、網劇、網游成為驅動文化出海的“三駕馬車”。“親和空間”流動機制不以地理邊界和政治關系為紐帶，而是基于共同興趣偏好、體驗共鳴與價值追求，在全球范圍內形成跨越國界的文化認同或特定文化圈層的認同。其核心特征在于聚合邏輯從政治經濟權力主導轉向心理接近主導。“心理接近”正在成為全球文化流動的重要驅動力，即人們傾向于選擇與自己文化背景相近，或能夠產生體驗共鳴，抑或具有共同價值觀念的內容。在“親和空間”中，無論來自哪個國家、屬于何種民族，只要對特定的文化內容具有共同的熱愛和認同，就可成為同一空間的成員。

當前，傳統的“中心-邊緣”格局與新興的“親和空間”機制并非簡單的替代關系，而是在復雜互動中并存和競爭，共同塑造著全球文化傳播的新格局。被稱為“世界四大文化現象”的美國好萊塢電影、日本動漫、韓國電視劇與中國網絡文學，體現了全球文化傳播格局，從傳統“中心-邊緣”模式向多元“親和空間”機制的轉變歷程。美國好萊塢電影的全球流行，主要依賴資本與技術優勢，呈現典型的“中心-邊緣”單向輸出特征；日本動漫的全球傳播則更多由興趣社群驅動，在亞文化層面初步構建起跨地域的“親和空間”；韓國電視劇憑借文化接近性在區域范圍內形成體驗共鳴與輻射效應，進一步拓展“親和空間”的傳播路徑；而中國網絡文學的海外流行，則依托讀者參與、互動與社群沉淀，展現出數字化時代“親和空間”的典型流動樣態。全球文化傳播格局的轉型不僅重新定義文化影響力的來源和傳播方式，更預示著文化國際傳播正在經歷從“硬實力”向“軟連接”、從單向輸出向雙向交流、從政治宣傳向文化認同的深刻轉變。

“親和空間”的形成機制與國際傳播變革

在全球文化傳播格局被數字技術深刻重塑的當下，基于數字平臺的“親和空間”正以平等、多元與高互動性的方式，重構世界文化流動圖景。為通過其紛繁復雜的現象，厘清其背后的有序邏輯，進而把握數字時代全球文化傳播的新機制、探索提升國際傳播能力的新路徑，需深入其內部結構，解析其得以形成的核心紐帶。本研究通過對全球范圍內數十個代表性案例的觀察與比較，識別出驅動“親和空間”形成的三大根本動因：興趣、體驗、道義，即“親和空間”包括興趣驅動型、體驗驅動型、道義驅動型。

興趣驅動型“親和空間”，指用戶因對一款游戲、一種亞文化等特定文化內容，或對中國美食烹飪、開源軟件開發等文化實踐具有共同的興趣、愛好，而在數字平臺上自發形成的社群互動空間。在《原神》《永劫無間》等國產游戲的全球網絡社群中，跨國玩家在優兔（YouTube）、紅迪網（Reddit）和專門的維基百科（Wikipedia）網站上自發制作海量攻略、角色強度分析、劇情解析；在推特（Twitter）、TikTok和嗶哩嗶哩（bilibili）上，來自不同國家的畫師、角色扮演者（cosplayer）、視頻創作者產出海量二創內容，不僅實現了游戲向世界范圍傳播，而且將其中的中國山水、服飾、戲曲元素以更生動的方式推廣出去。

體驗驅動型“親和空間”，指用戶因某一文化內容（如歌曲、電影、文學作品）與自身的生命體驗產生共鳴，如特定身份、健康狀況、關鍵事件、內心狀態、文化記憶等產生深度契合，從而體驗到“心靈共振”，而在數字平臺上自發形成的社群互動空間。體驗共鳴包括情感共鳴、經歷共鳴、文化基因共鳴。中國歌曲《沒出息》2025年10月下旬發布后，迅速風行海峽兩岸，甚至海外，并衍生出日語版、英語版、法語版、韓語版和管弦樂版、搖滾版、嗩吶版等多元二創形式。歌曲的無縫式裂變傳播，源于原版核心所表達的生活狼狽狀態具有普遍性，能迅即引發人們情感共鳴。[9]東南亞國家偏愛“霸道總裁”“草根逆襲”“古代宮斗”題材，而歐美國家青睞恐怖、懸疑、玄幻等題材，文化基因的共鳴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東南亞地區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其文化敘事側重于社會關系、家庭倫理與個人在集體中的命運沉浮；[10]而歐美文化在其歷史傳統影響下，敘事則側重于個人英雄主義、對外部世界的探索欲與對未知領域的好奇心。總之，體驗驅動型“親和空間”成員因共同的情感密碼、生命印記和文化基因而集結并產生心靈回響。

道義驅動型“親和空間”，指用戶因內心秉持某種道德信念、價值理想或社會責任，如環境保護、動物保護、追求正義、公益慈善等，為踐行此“道義”、推動社會改善而與志同道合者在數字平臺上集結而成的社群互動空間。在此空間內，符合其價值主張的紀錄片、電影、小說、歌曲等文化作品會以各種方式被廣泛宣傳、推廣和詮釋，充當著凝聚共識、教化公眾和動員行動的文化載體。紀錄片《漁業陰謀》《地球脈動》，電影《黑鯨》《多米諾效應》分別因環境和動物保護等社群反復推薦而廣為人知。動物保護社群通過照片墻（Instagram）的動物救助賬號傳播紀錄片《海豚灣》，引發從動物權益到生態倫理的全球討論；數字時代的語言保護社群則通過多鄰國（Duolingo）的瀕危語言課程，將語言作為文化遺產的價值觀念推向全球。粉絲為踐行道義會采取框架對齊（Frame Alignment）[11]等諸種策略，在互聯網上廣泛推銷與其道義匹配的文化作品。總之，在道義驅動型“親和空間”中，文藝作品的傳播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文化行動”，其目的不僅是審美消費，更是為了“文以載道”，通過故事力量來改變人心，進而推動現實世界的改變。

興趣驅動型、體驗驅動型和道義驅動型“親和空間”的內核分別為“喜好”（Preference/Liking）、“認同”（Identification）和“信念”（Belief）。任何類型的“親和空間”本質上都是一個去中心化的實踐共同體，其成員因共同興趣、情感、經歷、道義，而非傳統的社會身份（如地緣、血緣、階級、種族、性別）集結在一起。該空間通過低門檻的參與機制、生產性的協作實踐，構建了一個高度親和、鼓勵共創的社交環境。其根本特征在于天然地突破疆域、語言和身份的邊界，使得文化傳播不再是單向灌輸，而是呈現出由參與者共同驅動、多點輻射的“去中心化”擴散態勢。“親和空間”不存在預設的地位等級，聲望與權威在參與過程中自然“涌現”。個體影響力取決于其專業知識、創作技能與貢獻度，形成一種基于能力的賢能治理結構。成員不僅是消費者，更是主動的創作者、傳播者。他們或通過創作內容，如攻略、模組、同人作品；或通過解決問題，如技術答疑、協作攻關；或通過整理知識，如建立維基百科（Wikipedia）等實踐，共同構建并維護著空間的資源、知識體系與文化，為空間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空間對所有同好者開放，準入門檻低。其內部氛圍鼓勵提問、容忍試錯、重視分享，成員因共同目標而產生天然的親近感，社會等級被極大淡化。“親和空間”極大激活用戶參與熱情，重構文化影響力的生成機制，使文化傳播從“自上而下的灌輸”轉向“平等主體間的共鳴”。成員們在共創、共傳、共鳴、共振中，實現跨文化價值觀的潛移默化與有機融合。如西方個人主義的審美與東方集體主義的敘事，可能會在《賽博朋克2077》同一個模組作品中碰撞與融合，玩家在協作過程中，也不自覺地學習并適應了對方的溝通習慣和協作倫理。

綜上，在全球文化新格局下，根植于數字技術的“親和空間”正推動國際傳播的深層變革。這一變革可概括為“三重構”：一是動力重構，傳播的驅動機制從宏大敘事的外部灌輸，轉向基于興趣、體驗與道義的人性化內在牽引；二是結構重構，傳播的拓撲形態從“中心-邊緣”的輻射模式，轉向更具韌性與彈性的多中心分布式網絡；三是主體重構，傳播中的用戶角色從被動的信息接收者，轉變為主動的文化創造者與協同傳播者，集“產消者”和文本“盜獵者”身份于一身。此三重變革共同奠定了國際傳播從“廣播灌輸”到“精準共振”的范式革命根基。

“親和空間”導向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

數字技術所催生的“親和空間”，以其興趣共享、心靈共鳴與價值共振的核心特質，推動了國際傳播的范式變革，也召喚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路徑與之協同轉型。

“親和空間”導向的新范式首當其沖是戰略性調整國際傳播渠道，即充分運用技術賦能，智慧融入數字平臺，降低傳播門檻。網飛（Netflix）、優兔（YouTube）等流媒體平臺、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社交平臺、紅迪網（Reddit）、維基百科（Wikipedia）等垂直社區雖在算法推薦上存在隱性限流，但它們都能讓文化產品得以“一鍵直達”全球市場，是構建全球“親和空間”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起點國際（Webnovel）、粉絲自發建立的武俠世界（Wuxiaworld）等網站，讓數百萬海外讀者能夠直接閱讀中國網文。截至2024年11月底，起點國際上線約6000部中國網文的翻譯作品，累計海外訪問用戶近3億。[12]為突破傳統渠道壁壘與新興的數字隔閡，必須充分運用技術賦能智慧融入全球主流數字平臺。其核心策略是從單純的“內容上傳”轉向深度的“平臺生態運營”，即將平臺特性內化為創作邏輯，并將文化符號轉化為可參與的社群話題。中國手游《原神》之所以能穿透圈層，關鍵在于其運營深度契合了各平臺的生態。其未將主流游戲展會作為首發主陣地，而是通過優兔（YouTube）發布高質量動畫短片與角色演示，在推特（Twitter）上營造話題，并在紅迪網（Reddit）上培育核心玩家社群。這一系列操作使眾多玩家圍繞角色進行二創、發起特定話題標簽，將單向的宣傳轉化為全球玩家共同參與的狂歡。通過這種方式，作品成功繞過了傳統游戲發行巨頭，并直接與全球玩家建立聯系；內容本身成為驅動算法、激發用戶自主傳播的引擎，不但有效對沖潛在的限流風險，而且在平臺規則內實現了影響力的最大化。

“親和空間”導向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關鍵需轉換內容生產范式，即從以我為主的“形象宣傳”，轉向以用戶為中心的“需求滿足”與“心靈對接”，系統性地構建一個由“興趣”、“體驗”與“道義”三類引擎驅動的立體化內容體系。這意味著必須挖掘那些能跨越文化鴻溝、觸及人類普遍情感的個體故事與共同價值。完成從“宣傳”到“共享”、“共鳴”與“共振”的敘事轉向，是成功叩開全球受眾心扉的前提。生硬地展示文化符號，其結果往往是制造出“令人尊敬卻難以親近”的文化標本。真正有效的傳播，是將共情點、共鳴點與共振點巧妙編織進產品內核，讓用戶因被打動而自發接納其文化意義。如《流浪地球2》的全球傳播中，最引發國際觀眾熱議的并非“中國拯救世界”的設定，而是片中關于“數字生命”與家人情感的倫理困境、人類在危機面前的團結堅守與犧牲精神等具有普遍意義的議題。這些聚焦于個體命運與人類共同處境的敘事，成功激發了全球觀眾的情感共鳴與思想討論，使影片承載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價值理念得以自然流淌，而非生硬灌輸。大疆無人機由于在《地球脈動》等眾多國際自然紀錄片中已成為環保監測與影像記錄的重要工具，當這些影像通過英國廣播公司（BBC）、網飛（Netflix）等平臺傳播時，大疆產品便自然而然地被納入全球環保社群的價值話語體系，成為一種“為守護地球而創新”的技術符號，實現了品牌價值與道義理念的完美融合與廣泛傳播。總之，新的內容生產機制，本質上是將文化傳播從一種單向的“陳述”，轉變為一場雙向的、基于興趣、認同與價值的“對話”，最終在全球“親和空間”中實現深度的文化融入與價值認同。

“親和空間”導向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需培育參與式文化生態，即將用戶培養為內容的積極共創者與傳播網絡的關鍵節點。換言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心，必須從構建單向的內容分發渠道，轉向培育一個充滿活力的、可自主生產的“參與式文化生態”。其關鍵在于構建雙向互動機制，打造精細化的社群運營體系，將用戶從“觀眾”轉變為“共創同盟”。首先，構建從“單向傳播”到“雙向交流”乃至“社群共享共創”的互動機制。這意味著官方應主動為用戶提供進行再創作的“素材庫”與“激發點”，將發布內容視為一個開放敘事的開端，而非傳播的終點。《黑神話：悟空》在此方面堪稱典范。其策略并非采取持續性的官方宣發模式，而是通過間隔性地發布極具震撼力的實機演示視頻，以接近電影級的畫面、流暢的戰斗和深邃的文化懸念，為全球玩家和創作者提供了一個高質量的“創作母體”。這些視頻不僅本身即是一次引爆，而且激發了優兔（YouTube）、紅迪網（Reddit）和嗶哩嗶哩（bilibili）上持續數年的解讀、分析和二創熱潮。玩家們逐幀分析視頻中的怪物原型是否源自《山海經》，考據場景建筑是否符合唐代規制等。這種“官方點燃、社群燎原”的共創模式，使得游戲的傳播超越商業廣告的范疇，演變為一場全球玩家共同參與的文化解謎活動。其次，打造精細化的全球社群運營體系，將分散的個體興趣升華為穩固的社群歸屬與文化認同。在此體系中，技術算法連接同好，而社群文化凝聚人心。基于《黑神話：悟空》所展現的獨特東方美學和“類魂”動作玩法，優兔（YouTube）和紅迪網（Reddit）的推薦算法精準地將全球硬核動作游戲愛好者、中國神話研究者以及東方文化傾慕者聚集在一起。來自不同國家的玩家自發地分工協作：有人負責翻譯中國古籍文獻以解釋“赤尻馬猴”的背景故事；有人制作視頻對比游戲戰斗與《只狼》的異同；還有人為不了解中國文化的玩家搭建“西游記知識Wiki”，實現了高度自組織的知識生產與文化交流。當用戶在一個社群中投入巨大的解讀、創作與傳播努力后，他們便不再僅僅是游戲的期待者，更是其文化價值的詮釋者與捍衛者。這種因深度參與和共同創造而產生的強烈歸屬感與文化認同，是單向、強制的文化灌輸無法比擬的，其構成了文化傳播最深厚、最穩固的基石。因此，“親和空間”揭示了國際傳播的高階形態：官方從主導者轉變為播種者，在策略性地播下文化種子后，便謙遜地退場，將舞臺交予全球社群。

“親和空間”導向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需強化心理接近性策略。心理接近性是比文化接近性更為深刻和強大的連接紐帶。其要求國際傳播必須超越表層的文化符號展示，直指人類共通的情感、經驗與價值追求，即便在文化異質性較強的情況下，也能拉近心理距離，實現有效傳播。其重點在于，實現從“文化接近性”到“心理接近性”的戰略跨越。文化接近性依賴于共享的地域背景或相似的生活方式，其吸引力范圍往往局限于特定區域。而心理接近性則旨在挖掘那些能穿透文化外殼、引發普遍人性共鳴的內核。這意味著，即使一個巴西玩家不完全理解中國游戲《黑神話：悟空》中的“西游記”故事和“金丹”概念，但他完全能夠共鳴于主角面對強大宿命時的不屈抗爭、在冒險旅途上經歷的孤獨與尋求自我認同的內心掙扎。這些是人類共通的英雄之旅與生命體驗。又如，動畫電影《尋夢環游記》充滿了獨特的墨西哥亡靈節文化元素，對全球大多數觀眾而言都是陌生的。然而，其關于家族記憶、個人夢想與親情和解的核心命題，卻擊中了全人類共同的情感軟肋。觀眾因“死亡不是生命的終點，遺忘才是”這一設定而感動落淚，并非因為理解墨西哥文化，而是因為觸及自己對逝去親人的懷念與對“被銘記”的渴望。這正是心理接近性超越文化接近性的完美證明。總之，強化心理接近性策略，本質上是將傳播的錨點從“我們有什么文化”轉移到“我們共享怎樣的人性”之上。通過在內容中預埋這些共通的情感密碼與價值接口，讓全球用戶在心靈的共振中實現文化的深度浸潤與認同。

結語

“親和空間”的興起，標志著全球文化傳播迎來一個歷史性轉折點。這并非意味著傳統“中心-邊緣”格局的消亡，其邏輯在互聯網絡空間仍有延伸。然而，數字媒介所催生的“親和空間”，無疑掀起了一場深刻的國際傳播變革。其關鍵在于，傳播的驅動力從外在的、硬性的政治經濟權力，轉向內在的、軟性的心理情感連接。從構建渠道到營造空間，從宣傳到激發共鳴，這不僅是策略的轉變，更是一場關乎話語與認同的深刻變革。

展望未來，國際傳播的競爭將愈發體現為一種“連接的藝術”。文化影響力的天平，必將傾向于那些能敏銳洞察并呼應人類普遍情感、善于激發全球用戶共創熱情、并能將自身文化價值有機融入普世話語體系的作品。“親和空間”所形塑的全球文化傳播格局顯示，真正的文化影響力，不在于我們單向度地“說了什么”，而在于我們提供的內容能否成為全球對話的引信，能否激發他人講述自身的故事，能否在跨越疆界的文化場域中，為心靈提供棲息之地，并引發價值的深遠回響。

然而，在擁抱“親和空間”潛力的同時，也應對其缺陷保持清醒的認識。首先，算法推薦在精準連接同好的同時，也可能筑起無形的“興趣繭房”，在促進跨文化對話的同時，也可能在宏觀上固化甚至加劇文化的部落化與割裂。其次，資本與流量邏輯同樣會滲透并收編“親和空間”，使其看似自發的“共創”活動，淪為被精心設計和引導的營銷行為，從而削弱其真正的草根活力。再次，基于心理接近的連接往往是碎片化和去歷史化的，其可能促進受眾對某一文化符號的喜愛，卻難以承載其對一種文明深厚歷史與復雜性的整體性理解。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科建設“登峰戰略”資助項目“國際傳播學”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DF2023ZD28）

注釋

[1]達雅·基山·屠蘇：《國際傳播：沿襲與流變》，胡春陽、姚朵儀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51頁。

[2]S. Hall, "Encoding/Eecoding," In S. Hall et al.,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London: Routledge, 1980, pp. 128-138.

[3]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社交媒體批判導言》，趙文丹譯，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59～61頁。

[4]J. P. Gee, Situated Language and Learning: A Critique of Traditional School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67.

[5]A. R. Lee; L. Hon and J. Won, "Psychological Proximity as a Predictor of Participation in a Social Media Issue Campaig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8(8).

[6]J. D. Straubhaar and L. G. Duarte, "Cultural Proximity and Audience Behavior: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 In J. D. Straubhaar (Ed.), The Latin American Audiovisual Spac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5, pp. 103-118.

[7]曾慶香、劉蘇儀：《“人民導向”與“技術驅動”：新大眾文藝的歷史源流、范式重構與發展路徑》，《南京社會科學》，2025年第4期。

[8]胡正榮：《“回環”邏輯中的全球文化新格局與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5年第19期。

[9]《王世堅街頭獻唱〈沒出息〉，這首歌為何能火遍兩岸？》，2025年11月3日，https://news.ycwb.com/ikinvjjtkh/content_53770302.htm；《〈沒出息〉爆火，印證了當下現象級歌曲出圈的這些規律》，2025年11月5日，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1011887.html。

[10]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2頁。

[11]D. A. Snow et al.,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6(4).

[12]《上海國際網絡文學周發布報告，起點國際海外訪問用戶累計近3億》，2024年12月16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8600277998172154&wfr=spider&for=pc。

責 編∕肖晗題 美 編∕梁麗琛

"Affinity Spaces"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Landscape

Zeng Qingxiang

Abstract: The ri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s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glob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landscape. The traditional "center-periphery" communication structure, centered on geopolitics and power, is coexisting and competing with an emerging mechanism of "affinity spaces" driven by "psychological proximity." "Affinity spaces" encompass three forms: interest-driven, experience-driven, and morally-driven, each centered on "preference," "identification," and "belief," respectively, thus restructuring the mechanisms of cultural influence. Build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in the context of "affinity spaces" requires constructing diverse digit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 innovating content production mechanisms, cultivating a participatory cultural eco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psychological proximity strategies.

Keywords: affinity spaces, glob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landscap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