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國勞動力供給呈現“量減質升”特征，新一輪科技革命對人力資本質量提出更高要求，政策重心從投資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優化，“投資于人”與“投資于物”的統籌聯動成為重要發展導向。“投資于人”聚焦教育、健康、技能培訓、社會保障等領域的人力資本提升，“投資于物”側重基礎設施、生產設備、數字平臺等物質資本投入，二者并非替代關系，而是互補協同的經濟發展核心要素，其有機結合是實現增長動力轉換、供需良性互動的關鍵。立足人力資本理論、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等理論基礎，圍繞青年發展、人才培養、勞動技能培育、國民綜合素養、生態文明素質五大方向，通過構建全周期支持體系、深化人才體制改革、推動產教聯動、完善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務、強化生態協同培育等實踐路徑，可推動“物的承載”與“人的發展”深度融合，為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實現高質量發展筑牢根基。
【關鍵詞】投資于人 投資于物 高質量發展 國民經濟循環
【中圖分類號】G122/F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4.005
【作者簡介】倪紅福，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執行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低空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室主任、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模型及其應用、全球價值鏈理論及應用、國際經濟、經濟政策分析，主要著作有《人口結構變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全球價值鏈理論與測度：中國經驗》等。
引言
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后，我國經濟增長的約束條件與動力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一方面，人口結構深度調整、勞動力供給呈現“量減質升”特征，居民部門預期偏弱、消費潛力釋放仍不充分，宏觀層面更需要通過改善預期、擴大內需來增強經濟循環的韌性；另一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對勞動力技能結構與人力資本質量提出更高要求。在這一背景下，黨中央對“投資”的政策導向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優化”，并將“投資于人”提升為宏觀政策的重點方向。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動更多資金資源‘投資于人’、服務于民生，支持擴大就業、促進居民增收減負、加強消費激勵，形成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環”。[1]同時需要說明的是，“投資于人”并不是對“投資于物”的替代，而是強調二者的統籌兼顧、協調聯動。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指出：“要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把人口高質量發展同人民高品質生活緊密結合起來，把‘投資于物’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起來，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2]這一重要論述為如何把資源配置更多轉向人的發展與能力建設，同時以必要的物質載體和制度供給予以支撐，提供重要的方向指引與政策依據。
從規劃文本看，“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的緊密結合關系，正在被置于擴大內需與高質量發展的整體框架之中。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3]由此出發，可以把“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的現實含義理解為：一方面，通過教育、健康、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完善，降低家庭在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的不確定性，穩定預期并釋放消費潛力；另一方面，通過與產業升級、設備更新、數字化轉型相匹配的技能供給和人才供給，避免“先進設備—低端技能”的結構性錯配，使“物”的投入更有效地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實現更高質量就業與更可持續收入增長。
與本文相關的研究大致可歸納為三個方向。第一類研究圍繞“投資于人”的內涵與經濟效應展開，多將其界定為將資金、資源和政策支持持續投入教育、醫療、職業培訓、社會保障等領域，以提升知識、技能與健康水平，進而提高生產效率與創新能力，并強調其長期性、系統性與公平性特征。[4]第二類研究更強調“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的協同邏輯，關注二者在不同發展階段和產業場景中的匹配關系以及由此帶來的效率變化。一方面，有研究指出，在總人口規模達峰、傳統物質資本投資回報受邊際遞減規律制約的背景下，需要從發展目的與實現路徑上重新審視要素配置方式，強調通過“投資于人”與“投資于物”的協同實現增長動力轉換。[5]另一方面，也有學者從“發展階段適配—產業領域適配”的角度強調，兩類投資在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換過程中應形成更深度的融合，并提出通過“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雙向調節機制保持動態平衡，避免“物的投資超前于人”或“人的投資滯后于物”的錯配。[6]第三類研究聚焦人口高質量發展與勞動力供給結構變化，強調“十五五”時期人口形態深刻演變的特征以及積極應對老齡化的戰略窗口期特征，并從人口紅利形態轉換、區域人口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等方面提出系統性思路。如蔡昉關注智能化浪潮下的結構性就業矛盾，指出就業困難在青年與老年群體上更為集中，隨著人工智能對就業沖擊加深，技能缺口與“數字鴻溝”可能進一步擴大，因此需要在公共就業服務和技能提升上配置更多資源。[7]原新等則從“人口紅利轉型”的視角提出，應以教育與產業適配、職業技能培訓和產教融合等舉措，把新增勞動力的存量優勢轉化為產業升級的適配能力，并面向智能時代培育創新型人才與高水平工程技術隊伍。[8]
現有研究為理解“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的政策內涵及其協同作用提供重要啟示，但仍有兩方面需要進一步深化。首先，關于“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的討論，大多數研究集中于宏觀層面的互補關系或案例分析，缺乏對具體傳導機制的深入探討，尤其是在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如何通過政策和資源配置實現二者的有效協同，尚需進一步細化。其次，盡管現有文獻強調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建設，但在具體政策層面，如何將青年發展、家庭發展、全民健康、老齡化應對和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等關鍵領域放在統一框架中討論，并與“十五五”規劃的宏觀目標（如擴內需、穩預期、促轉型）形成有效銜接，仍需要更系統的梳理。
基于上述問題，本文在概念界定與理論內涵的基礎上，深入分析“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緊密結合邏輯，并將這一理論框架落實到具體的政策領域。具體而言，本文探討如何通過青年發展與教育技能提升支持勞動供給質量和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同時，分析家庭發展、健康保障和老齡化應對如何影響消費能力、消費意愿及整體經濟預期，并進一步探討如何通過勞動力市場一體化與資源優化配置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為實現高質量發展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提供政策依據。
“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的概念界定與理論基礎
為理解“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這一新時代發展命題，有必要在概念上把握“投資于人”“投資于物”的基本含義，并在理論上厘清其各自的邏輯基礎和相互關系。本部分在界定基本概念的基礎上，圍繞人力資本理論、物質資本的增長邏輯、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發展理論等進行闡釋，為后文對協同機制的分析提供理論支撐。
所謂“投資于人”，主要指向提升個體能力、素質和生活條件的各類投入。這類投入通常涵蓋教育體系建設（包括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及終身學習體系等）、職業技能培訓、健康與醫療保障、就業支持、社會保障體系以及覆蓋全民的公共服務等領域。這些投入既包括對人的知識、技能和健康水平的提升，也包括制度性安排和社會環境改善，旨在使個體具備更強的生產能力與社會參與能力，從而提高社會整體的生產效率和創新能力。在經濟學范疇中，這類投入通常與人力資本投資相對應。人力資本理論認為，通過教育、培訓、健康等投入能夠提升勞動者的技能、經驗和生產率，從而提高經濟整體增長潛力。[9]
與之相對應，“投資于物”則通常指向對物質資本的投入，即基礎設施、生產性設備、實體資產以及各種技術平臺的建設與更新。這類投入通過改善生產條件、強化供給能力和提升產業基礎設施水平來促進經濟增長。實物資本是傳統增長理論中強調的關鍵生產要素，它能直接擴大生產能力，提高供給效率和產業基礎能力。[10]在我國經濟長期發展實踐中，“投資于物”既包括傳統意義上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生產資本積累，也涵蓋面向未來產業的數字基礎設施、智能制造平臺等新型物質投入，這些投入在支撐產業升級和改善經濟供給結構中具有基礎性作用。
需要強調的是，“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雖然強調投入對象的不同，但并非彼此排斥或替代關系，而是經濟發展的兩類基本投入形式。一方面，“物的投入”為人的能力提升提供必要的生產條件、服務平臺和制度載體；另一方面，“人的投入”通過提升勞動者技能、健康素養和創新能力，提高對物質資本的利用效率，推動技術創新和經濟結構優化。從歷史和現實經驗看，經濟增長在不同階段對二者的依賴程度存在差異，但二者在組合與協同中能夠形成更有力的增長動力。這種互補性正是當前我國提出“投資于人”和“投資于物”緊密結合的邏輯基礎。
在經濟學理論傳統中，人力資本理論與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為理解“投資于人”與“投資于物”提供基本框架。首先，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將物質資本積累視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索洛—斯旺”經濟增長模型是最具代表性的框架之一。該模型指出，經濟增長受資本積累、勞動供給和技術進步等要素影響，其中資本積累是推動產出擴大的基本動力。物質資本的增加，如機器、設備和基礎設施投入，可以提高單位勞動的產出，從而提升整體產出水平。但在新古典模型中，由于生產函數具有邊際報酬遞減特征，因此單純依賴物質資本積累難以實現長期持續增長，最終增長率由技術進步這一外生因素決定。在這一框架下，人均資本和產出最終趨于穩態，持續增長主要依賴外生技術進步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11]
在此基礎上，內生增長理論對傳統增長模型作出重要擴展，強調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可源于資本積累以外的因素。內生增長理論強調知識、技能和人力資本的作用，將這些因素作為決定長期增長的重要內生變量。內生增長理論認為，通過持續的人力資本投資和技術創新可以實現持久的生產率增長，而不必完全依賴外生技術沖擊。因此，人力資本作為能夠內生推動技術進步和創新擴散的要素，與物質資本共同構成影響增長動力的重要因素。[12]這一理論指出，用于教育、培訓和研發的投入不僅能夠提升個體能力，還能通過累積知識存量，提高整體經濟體系的創新能力和增長潛力。
在人力資本理論框架下，教育、健康和技能培訓等對人的投入被視為勞動者能力和生產率的核心來源。相關研究表明，將教育資本和健康資本納入增長模型，可以更好地解釋長期經濟增長中的國家間差異，并凸顯人力資本對技術吸收和創新貢獻的重要性。人力資本存量的增加不僅能提高勞動者工資水平，還有助于提升經濟整體產出和產業競爭力。[13]
基于上述理論，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積累在增長過程中既可以獨立發揮作用，也能協同增效。一方面，物質資本提供生產過程中的硬件條件和技術載體；另一方面，人力資本提升勞動者的技能和適應性，使得物質資本的利用效率和技術吸收能力顯著增強。二者在生產函數中既是互補的投入要素，也是促進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共同依托。只有當勞動者具備較高技能和創新能力時，先進設備和高水平基礎設施的投入才能更有效地轉化為實際生產力，從而推動經濟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
此外，從更廣泛的發展價值取向來看，“投資于人”這一理念體現對人的全面發展的理論追求，其既包括提高人的生產能力，也包括增強人的社會參與能力、健康水平和生活質量。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的理論認為，人既是生產力發展的主體，也是發展的目的本身，人的能力和素質的提升本身就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投資于人”不僅是增長策略，更是對人的價值和社會意義的重視，是馬克思主義人的全面發展理論在新時代發展路徑上的具體體現。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強調要把人的勞動、人的價值和人的發展置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位置，這正是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的當代表達。[14]
以上相關理論都表明：物質資本提供生產條件和技術基礎，而人力資本則提升生產效率和創新能力；二者的有機結合既能提升供給能力，也能激發內生增長動力。這一理論邏輯為分析“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如何在具體政策實施中相互支撐、共同促進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的解釋框架。
推動“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的重要方向
在從“投資于物”向“投資于人”戰略性轉向的過程中，高質量發展不僅要求提升供給能力和資源配置效率，更要求激發需求潛能、優化經濟結構和提高增長質量。強調“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的緊密結合，是在新發展階段推動資源配置優化、供需動態平衡、經濟循環通暢、內生增長動力增強的重要戰略部署。物質資本提供承載發展的基礎條件，而人力資本提升則決定物質資本效能的釋放和創新能力的生成。二者結合的實質是將供給能力的提升與人的發展潛能的激發納入同一系統設計，通過系統性政策安排將其轉化為可持續增長動力。以下圍繞青年發展、各類人才培養、勞動技能培育、國民綜合素養、生態文明素質五個具體方向，系統分析“投資于人”的目標、“投資于物”的載體、“兩者的協同機制”與“預期效果”。
青年發展：面向未來的勞動力潛能釋放。青年是國家未來勞動力供給的重要主體，也是創新活力最為集中的群體。在推動高質量發展過程中，青年發展的首要目標，是讓這一群體不僅具備基礎知識，更能具備應對未來產業變革的能力和跨領域適應能力。在“投資于人”層面，需要加強青年全程教育體系建設，從基礎教育到終身學習體系形成連續性支持，在教育內容上強調批判性思維、技術認知、跨學科協同等關鍵能力，同時強化創業意識、社會責任感等素養，以提升青年個體在快速變化環境中的自主適應力和戰略性思維能力。此外，完善青年就業指導機制、實習實踐機會和社會支持體系，對緩解青年就業焦慮、增強職業預期穩定性具有重要意義。在“投資于物”層面，應建設與青年成長階段相匹配的硬件設施體系。這一體系包括普惠優質的教育基礎設施（校舍、實驗室、數字化教學平臺）、面向創新創業的支撐平臺（創新孵化器、眾創空間、青年創業園），以及具備社會實踐功能的綜合服務載體（青年社區中心、實踐基地等）。這些設施為青年提供學習成長空間、創新實踐機會和社會參與場景，是實現能力提升的重要物質基礎。二者結合可以形成“教育—實踐—成長”的閉環。優質的教育培養青年具備基礎能力，實訓與實踐載體讓青年在真實場景中檢驗與提升能力，從而更好地服務于產業需求和社會變革。這對提升勞動供給質量、激發創新動力和增強青年群體的社會適應力具有長期意義。
各類人才培養：面向創新驅動與結構優化。經濟結構從傳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對多層次人才的需求提出更高要求。高質量發展需要構建系統完備的人才培養體系，使不同類型人才能夠支撐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和現代治理體系建設。“投資于人”在這一領域主要是通過多層次教育體系、職業成長路徑和人才激勵機制提升人才的專業能力、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其重點在于打破傳統單一學歷評價體系，建立以能力、貢獻和創新為核心的人才評價標準，構建終身學習與職業發展通道，使人才在職業生命周期各階段都得到持續支持。在“投資于物”層面，應加強建設高端研發基礎設施，以及為人才活動提供的支撐性空間和技術平臺，如國家級重點實驗室、重大科技基礎設施、聯合研發中心、試驗與測試平臺、算力中心等。這些載體不僅能為人才提供先進實驗環境和基礎數據資源，還能促進跨學科合作、技術試制和成果轉化，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科研生態。人才培養制度與物質支持平臺的協同推進，能夠在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形成協同放大效應，使技術創新更快落地、人才成長更快成效、產業升級更具內生動力。這既有效提升國家科技自立自強的能力，也為高附加值產業集群形成提供堅實支撐。
勞動技能培育：面向產業轉型與就業風險緩沖。產業升級和技術變革往往伴隨就業結構深度調整，勞動力群體面臨不同程度的技能錯配與就業風險。培養符合產業需求的勞動技能，是提升就業質量、促進結構性就業轉型的重要內容。“投資于人”在該領域的目標是提升勞動者職業技能，使其能夠適應新技術和新業態的需求，從而增強就業穩定性和職業流動能力。重點包括完善職業教育體系、建立終身技能培訓機制、推廣“行業—教育”聯合培養模式等，使勞動者在不同生命周期都能持續提升技能水平。“投資于物”則主要體現為技能培訓的硬件支撐，包括職業學校和培訓機構的實訓基地、智能化培訓設備與系統、線上線下混合學習平臺以及公共就業服務設施等。這些載體為勞動者提供可觸可感的技能學習環境，是提升技能供給的重要前提。當技能培訓設施的建設與教育內容更新、行業需求預測系統協同時，可形成“供需聯動—技能升級—產業匹配”的良性循環。一方面，數據驅動的崗位需求預測能夠使培訓更具針對性；另一方面，現代化設施和技術工具能夠提供更真實的培訓體驗，進而增強勞動者的就業能力和市場競爭力。
國民綜合素養：面向全面發展與社會適應能力提升。國民綜合素養是衡量發展質量更高、覆蓋范圍更廣的重要指標，包含人的身心健康水平、通用能力、社會參與意識和文化素養等。在“投資于人”層面，其目標是擴展教育功能的覆蓋面，使每個公民具備基本的社會適應能力、溝通協作能力、批判性思維與終身學習意識，同時強化心理健康、人際交往和法治意識等通用能力，從而提升社會整體的參與質量與公民素養水平。在“投資于物”層面，需要發展覆蓋城鄉、資源共享的公共服務設施網絡，包括醫療衛生機構、文化教育場館、社區服務中心、運動康體設施等。這些硬件設施不僅滿足基本生活需要，還為社會教育、文化參與和健康維護提供場所和條件。當全面素養培養的教育實踐與公共服務設施深度聯動，便能構建起助力全民綜合素養提升的社會環境。例如，通過健康服務站開展健康教育、通過圖書館和文化中心開展社會能力培訓、通過社區活動空間推動公民參與公共事務，使素養提升既有系統組織，又有現實載體支持。
生態文明素質：面向綠色轉型與全面發展。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是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生態素養不僅是技術轉型的配套能力，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投資于人”在該領域的目標是培養全社會對生態文明原則的理解與認同，使公民具備綠色生活習慣、環境責任意識和生態保護能力。這既需要納入教育體系，也需要在社會實踐中不斷強化，可開展如生態教育課程、社區環保行動、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等活動。“投資于物”的載體包括生態環境基礎設施（如污水處理設施、清潔能源裝備）、綠色公共空間（如濕地公園、生態廊道、低碳社區）以及用于生態體驗與環境教育的實體場所。這些載體既能改善生態環境，又能作為綠色教育的平臺，使生態文明教育具有現實場景和體驗屬性。二者聯動意味著生態基礎設施建設本身也成為一種教育載體，使公民在參與綠色實踐、生態體驗過程中逐步形成對綠色發展的認知與價值認同。這有助于推動綠色生活方式內化于心、外化于行，進一步促進社會全面發展與綠色轉型。
推動“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的實踐路徑
“投資于人”本質是將人力資源作為第一資源，通過教育、技能提升等途徑釋放人的創造潛能，形成人力資本與技術進步的良性循環。而“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強調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協同增效，推動科技創新、產業升級與人的全面發展相互促進。當前，我國面臨人口結構變化與需求升級的雙重壓力，勞動力供給正從數量驅動向質量提升轉變。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才能激活經濟循環內生動力與關鍵要素創新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高質量發展夯實持久根基。以下從五個具體方向闡述“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的實現路徑與政策建議。
構建貫穿“托育—學前—基礎教育”成長周期的優質支持體系。通過財政補貼增強普惠托位擴容，投入新建“幼有優育”的公辦園，保障嬰幼兒健康成長起點。推進校舍、實驗室、數字化教學平臺等基礎教育設施的提質升級，擴大優質教育資源供給能力。這些物質載體的完善，能夠推動青年從被動的競爭參與者與單一的生產要素，轉變為能夠進行自主創造、實現多元價值、積極參與公共生活的主體，助力青年擺脫“內卷焦慮”與“工具化定位”，真正成長為“完整的人”與“發展的主體”。第一，實施學前教育優質普惠保障行動。鞏固和支持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擴大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在城鎮新增人口集中區域新建、改擴建一批公辦園，穩步增加公辦園供給；積極扶持民辦園提供普惠性服務；依托鄉鎮公辦中心園辦好村園，實施鎮村一體化管理。第二，推動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實施新時代基礎教育擴優提質行動，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發展素質教育，推進基本公共教育服務均等化，顯著擴大基礎教育優質資源，著力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擴增一批新優質義務教育學校，大幅增加義務教育優質學位供給。第三，培育新時代青年核心素養。聚焦思想品德、創新能力、實踐技能、身心健康和社會責任感的培養，將促進人的終身學習和可持續發展作為教育評價的重要導向，使教育成為真正賦能個體成長、激發人才活力的基礎工程。第四，健全區域間義務教育優質均衡推進機制。提升不同區域公共投資的精準性、適應性與有效性，避免資源錯配與浪費。完善縣域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督導評估辦法，有效縮小縣區間義務教育發展水平差距。
深化人才培養結構、高等教育布局與人才體制改革的協同優化。對于實現高水平人才自主培養而言，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的緊密結合，體現在以國家戰略需求為牽引的高等教育體系的結構性改革。物質性投資旨在構建高端創新載體，如國家級科研平臺、重點實驗室、算力中心與先進科研儀器，為前沿探索與技術創新提供不可或缺的硬件基礎。人力資本投資則聚焦通過制度創新激發人才潛能，構建覆蓋全生命周期、激發各類人才潛能的培育體系，培育本土的戰略科學家、卓越工程師和高技能人才。為實現這一目標，需實施人才培養結構、高等教育布局與人才體制改革的協同優化。第一，優化人才培養結構與學科專業布局。 推動人才培養體系從傳統的“金字塔型”結構向以優質本科及研究生教育為主體的“橄欖型”結構發展。有序擴大投資應重點向優質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傾斜，更要著力優化學科專業結構，依托人才供需大數據平臺與深入產業調研，編制專業需求目錄，使學科專業設置轉向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需求。第二，優化高校分類發展與合作布局。明確不同層次高校的功能定位與發展路徑：引導研究型大學聚焦前沿基礎研究與創新、應用型高校服務產業升級、技能型高校精準對接崗位需求。以高校分類發展與區域合作布局為戰略路徑，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人才與智力支撐。第三，深化人才體制機制改革。破除“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傾向，建立以創新能力、工作質量、實效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薪酬激勵中體現人才的市場價值和實際貢獻，堅持落實“多勞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創新者多得”的分配原則。第四，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制度體系。營造更具國際競爭力的人才發展環境與生態，各地實行更加積極、開放、有效的人才支持政策。吸引全球頂尖人才，同時加強本土人才培養，實現“引得進、留得住、用得好”、形成人才集聚效應，增強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構建產業前沿技術設備更新與職業技能培訓體系的聯動機制。面對人工智能沖擊與產業結構升級帶來的挑戰，傳統以標準化規?；癁閷虻募寄芘囵B模式已難以適應市場需求。技能培育領域亟需通過物質資本投資與人力資本投資的深度融合，協同構建新一代職業能力發展體系。借助人工智能助教、自適應學習系統等智能技術載體，推動技能培訓向精準化個性化教學轉型，實現“智能載體”的功能迭代與“人的技能”的持續升級同步進行、相互促進，以智能設備更新驅動培訓體系全面改革，從根本上提升勞動者的技能素質與轉型能力。當前，我國高技能人才存在缺口，職業院校的教學培訓相比于產業技術快速迭代仍存在一定的滯后性。為系統破解制約高技能勞動者生態鏈良性運轉的關鍵堵點，需構建產業前沿技術設備更新與職業技能培訓體系的聯動機制。第一，實施“設備更新—技能培訓升級”統一規劃投資。政府可通過稅收抵免、專項補貼等激勵工具，引導企業在制定技術設備更新投資方案時，同步規劃并配套員工技能重塑與升級方案，實現物質資本投資與人力資本投資的戰略協同。第二，構建“數據驅動—產教融合”的貫通機制。加大對技能勞動者未來核心能力的投入，特別是數據素養、人工智能工具運維能力及解決復雜非結構化問題的高階思維技能。通過整合設備運行數據、崗位能力模型與教育培訓資源，推動形成以真實業界需求為起點、以有效供給為目標、以持續反饋為優化依據的技能人才供給體系。第三，將人工智能素養納入公民能力基礎架構。在職業技能課程體系中嵌入人工智能倫理、數據安全、隱私保護與數字職業操守等模塊，著力培養能夠理性、負責地駕馭智能技術的數字化勞動者，實現“智能技術載體”的迭代與“人的認知技能”發展相同步，積極培育不易被技術簡單替代、具備持續適應性的復合型高技能人才。
構建覆蓋全民、貫穿全生命周期的健康與通用能力支撐體系。提升全民綜合素養是實現人口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要義。當前，我國健康服務體系面臨區域供給不均、城鄉醫療衛生投資存在偏差、智慧健康監測技術精準度不足等挑戰，國民日益增長的高品質健康醫療服務需求與產業供給之間存在錯配。亟需構建一個覆蓋全民、貫穿全生命周期的健康與通用能力支撐體系，通過投資于物質硬件設施與人的健康素養、通用能力培育的深度融合，為推進中國居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維護與綜合能力發展提供堅實可持續的支撐體系。第一，構建以預防為核心的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務與保障體系。拓展全周期服務貫穿個體生命歷程各個階段，包括預防、治療、康復、長期照護與生命終末期關懷等關鍵環節。在保障基本醫療的同時，系統加強兒童營養、生殖健康、婦幼保健、職業健康保護、老年康養及安寧療護等服務供給。特別要落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全面推動老齡文明，擴大安寧療護供給，改變“重生輕死、重治輕養、重救輕護”的局面。強化制度性保障與服務下沉，加大對基層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的財政投入，完善縣鄉村三級醫療服務網絡與慢性病管理機制。通過深化分級診療和擴大家庭醫生簽約服務，推動優質醫療資源向基層傾斜，從制度上緩解優質醫療資源的虹吸效應與跨區域就醫壓力。第二，建設融合型健康支持環境與智慧化賦能平臺。通過物質資本的承載，為健康素養與行為的形成提供實體場景與智能工具。統籌布局并升級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心理健康服務站、公共體育設施等建設康養文化綜合硬件設施。廣泛應用適配、精準的智慧健康監測設備，并依托數字化平臺實現健康數據的互聯互通與個性化管理，為疾病早防早控和健康生活方式干預提供技術支撐。提升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監測預警、應急響應和規范處置能力，筑牢公共衛生防護網絡，為全民健康提供韌性保障。第三，將核心通用能力深度融入國民教育與社會培育體系。系統培育全民可持續發展素養，將溝通協作、批判性思維與解決問題、系統思維與未來導向、學習創新等能力，納入從基礎教育到職業培訓、社區教育等各環節，構建包含知識、技能與價值觀的整合培育體系，通過投資于人的賦能，培養能夠適應未來、維護自身健康并參與社會共建的全面發展個體。
建設國民生態文明素質培育的多主體協同賦能體系。在推進國民生態文明素質與綠色低碳教育系統工程中，構建由政府主導制度建構、學校夯實素養培育、社會發揮化育支撐作用的協同體系，是貫徹“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戰略思想的核心路徑。第一，發揮政府在構建國民生態文明素質教育制度的主導作用。政策供給應著力于“投資于人”的制度性保障，通過專項教育法規與政策，將綠色低碳教育系統性地融入并創新現有國民教育體系。同時，需要拓寬民主渠道，積極探索綠色低碳教育的新途徑新模式。在“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的協同上，加強生態環境保護、科技、文化等領域跨部門聯動，明確二者在資源配置中的配套比例與銜接機制，以匯聚綠色低碳教育的合力。第二，夯實學校在生態文明教育系統工程中的素養培育主導作用。學校層面的“投資于人”應聚焦于綠色低碳教育形式的創新，按照學段梯度化設計并研制貫穿大中小各學段的差異化教學內容，將理論教育與實踐探究、線上虛擬學習與線下在場體驗有機融合。通過推廣濕地公園、生態廊道、綠色工廠等場景開展互動式、沉浸式、體驗式、情景式生態教育實踐教學，切實增強學生的學習體驗與主體參與度。同時，科學把握職業教育、在職培訓、干部培訓、國民教育等非學歷教育體系的側重點，實現綠色低碳理念在全社會成員中的系統培育。第三，提升社會在國民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化育協同作用。社會層面的物質投資重在發揮物質載體的環境育人功能。應以融合共進為方法、以健康發展為目標，充分利用博物館、科技館等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綠色低碳教育具身體驗平臺。在“投資于人”層面，積極培育專業化的綠色低碳社會組織、健康養老社區、文化旅游景點，形成多元主體共治共享的社會化教育網絡。
結語
目前，我國已邁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在青年發展、各類專業人才培養、勞動技能培育、國民綜合素養、生態文明素質五個具體領域，通過規模化的物質資本投入，已初步打下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平臺支持的重要基礎。但在當前人口結構深刻變化、傳統要素約束趨緊的背景下，推動高質量發展迫切要求我國將物質資本積累轉化為可持續的人力資本增值，通過對人的能力提升、健康維護、職業發展和潛力開發進行系統性投資，最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全面進步。堅持二者緊密結合，就是要推動“物的承載”與“人的發展”在更高水平上相互促進，構建供給與需求、生產與消費、硬件投入與軟件升級良性互動的循環機制。展望“十五五”及更長時期，“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將呈現出結構更優化、技術更智能、視野更長遠、內涵更豐富的新特征。為此，推動“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需要政策制定更具前瞻性與協同性，打破“人”與“物”之間的政策壁壘和機制隔閡，實現高效配置和效能最大化。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科研專項—重大項目“經濟工作中五個‘必須統籌’的理論內涵與實踐路徑研究”的研究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5&ZD114、校20260239；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王曉星、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王涵對此文亦有貢獻）
注釋
[1]《政府工作報告——2025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2025年3月12日，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50312/a71e63d66967404e8e644f9753c65fc9/c.html。
[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308頁。
[3]《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4]倪紅福、王曉星：《以“投資于人”推動高質量發展：理論基礎與實踐路徑》，《改革》，2025年第6期。
[5]都陽、崔慧敏：《“投資于人”：關鍵問題與實現路徑》，《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5年第6期。
[6]曹建海：《推進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緊密結合的理論邏輯、實踐成效與優化路徑》，《價格理論與實踐》，網絡首發時間：2026年1月5日。
[7]蔡昉：《“十五五”時期投資于人的理論范式和實踐模式》，《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25年第12期。
[8]原新等：《“十五五”時期我國人口高質量發展研究專家筆談》，《人口與經濟》，網絡首發時間：2025年12月1日。
[9]T. W. Schultz,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51(1); G. S. Becker,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Effects on Earnings,"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Second Edition, NBER, 1975; P. M. Romer,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5).
[10][11]R. M. Solow,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70(1).
[12]P. M. Romer,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5); R. E. Jr Lucas,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1).
[13]N. G. Mankiw; D. Romer and D. N. Weil,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107(2).
[14]楊瑞：《“投資于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學習時報》，2025年12月29日，第15版。
責 編∕韓 拓 美 編∕周群英
Promoting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Investment in Material and Investment in Peopl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Paths
Ni Hongfu
Abstract: As China enters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labor force supply exhibi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uantity reduction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demands higher quality of human capital. The policy focus shifts from expanding investment scale to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with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investment in people" and "investment in material" becoming a crucial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vestment in people" focuses on enhancing human capital in areas such as education, health, skills training, and social security, while "investment in material" emphasizes investments in infrastructure,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digital platforms. These two are not substitutes but complementary and collaborative core elemen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ir organic combination is key to achieving a transformation of growth momentum and a healthy intera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human capital and Marxist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the paper focuses on five key areas: youth development, talent cultivation, labor skill development, national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quality. By constructing a full-cycle support system, deepening talent system reform, promoting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mproving life-cycle health services, and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collaboration, this approach can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aterial support"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reby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mooth national economic circulation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investment in people, investment in materi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ational economic circu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