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投資于人”是順應技術革命浪潮和以人口高質量發展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抉擇。投資于人在實踐中需要區分不同層次，處理好三對重要關系，即投資于人與投資于物的關系、投資于人與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的關系、投資于人中消費與生產的關系。同時，“投資于人”應基于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確定核心領域，瞄準不同群體的需求聚焦重點，尤其需要在就業中落實投資于人理念。在具體操作中應動員各參與方，協同政府、家庭和社會，共同增進民生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關鍵詞】投資于人 實踐路徑 生命周期 消費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4.003

【作者簡介】趙忠，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吳玉章講席教授，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勞動經濟學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就業理論與政策、人才與人力資本、收入分配與共同富裕、技術進步與數字經濟，主要論文有《老齡化對我國農村消費和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健康衛生需求的理論和經驗分析方法》《我國農村人口的健康狀況及影響因素》《人工智能影響就業的宏觀視角》等。

當前，我國發展進入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技術革命加速演進、人口結構深刻變化、高質量發展需求日益迫切。2023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要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把人口高質量發展同人民高品質生活緊密結合起來，把‘投資于物’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起來，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1]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要求：“推動更多資金資源‘投資于人’、服務于民生，支持擴大就業、促進居民增收減負、加強消費激勵，形成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環。”[2]同年，《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3]“投資于人”的政策體系日益完善、實踐路線日趨明晰。

“投資于人”的內在邏輯與戰略必然

“投資于人”的提出和實踐，既是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本質要求，也是順應新一輪技術革命、應對人口結構變化，激活內需潛力、培育創新動能、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抉擇。

“投資于人”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具體實踐。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民生為大。黨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老百姓過上更加幸福的生活。[4]“投資于人”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具體實踐。“十四五”期間，我國就業總體形勢穩定，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均值為5.24%，低于5.5%的預期控制目標。[5]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5.4%，與經濟增長同步。[6]社會保障方面，“十四五”期間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參保人數分別增加到10.72億人、2.46億人、3.02億人，社會安全網不斷織密。[7]“十四五”期間，我國在民生保障領域取得巨大成就，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仍然突出。“投資于人”通過將資源更多導向人的全面發展，夯實公平底線，同時滿足多樣需求，是解決這一矛盾的根本措施。

“投資于人”是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必然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8]歷史經驗和經濟學研究都表明，人力資本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兩次工業革命帶來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羅伯特·索洛1957年基于美國經濟增長的研究表明，除勞動力和傳統資本外，技術是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9]羅伯特·盧卡斯1990年對美國和印度進行比較研究，研究結果凸顯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結合的重要性。[10]我國經濟增長也明顯受益于人力資本的持續積累，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我國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由2012年的33.7%增至2020年的36.8%，[11]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作用愈發重要。2025年，我國“工業和信息化領域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超四成”，“人工智能產業也亮點紛呈、活力迸發”。[12]當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革命方興未艾，通過投資于人充分釋放科學技術進步帶來的新動能日益重要。

“投資于人”是應對人口結構變化的有力舉措。2025年末，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32338萬人，占總人口的23.0%，其中65歲以上人口22365萬人，占比達15.9%，[13]人口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對經濟社會運行帶來深遠影響。在此背景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一要以“一老一小”為重點完善人口服務體系，提高人口質量；二要完善教育體系和培訓體系，構建終身學習制度，建立健全全生命周期人力資本投資和勞動技能形成機制，實現“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轉變；三要增強青年和老齡群體的勞動保護，促進其技能更新，激發他們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意愿。這些舉措可有效應對人口老齡化、提高人口質量，均是投資于人的具體實踐。

“投資于人”實踐中的三對重要關系

充分發揮投資于人的作用，需要深刻把握其與相關社會經濟因素的互動關系和相互作用。其中，投資于人與投資于物的關系、投資于人與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的關系、投資于人中消費與生產的關系，是三對非常重要的關系，直接影響人力資本積累的效率與可持續性，以及其效能的充分釋放與長遠價值的實現。

“投資于人”與“投資于物”的關系。首先，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同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二者相輔相成、互為支撐。“投資于物”所形成的基礎設施、技術裝備等硬件條件，為“投資于人”提供必要的物質載體和發展環境；[14]而“投資于人”所積累的知識、技能與創新能力，是提升物質資本使用效率、推動技術迭代升級的關鍵動力。因此，二者必須協調配合、系統推進，才能形成良性互動的發展合力。

從投資回報角度看，不論是教育、培訓還是其他形式的人力資本投入，都不僅帶來個人層面的私人收益，更通過知識外溢、創新能力提升等途徑產生顯著的社會回報，進而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與可持續發展。而人力資本的價值實現，最終需通過生產過程完成，在這一過程中，物質資本為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實現條件。在這個意義上，“投資于物”是“投資于人”價值實現的重要條件。

其次，“投資于人”和“投資于物”的相對重要性在發生變化。在工業社會，物質資本的積累至關重要，而進入數字時代，物資資本回報率在下降，科學、技術和創新越來越成為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的根本力量。在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尤其是在技術變革加速演進的時代背景下，“投資于人”的戰略價值愈發凸顯。當前我國物質資本投資的回報率已低于人力資本投資，然而相較于“投資于物”的積累規模與投入力度，“投資于人”在資源配置、政策供給與實踐推進上仍存在明顯短板。[15]

“投資于人”與生命周期各個階段的關系。從全生命周期的視角看，人的發展具有連續性和階段性特征，嬰幼兒時期的早期啟蒙、青少年階段的教育養成、成年期的職業技能提升乃至老年階段的能力保持，共同構成培育人力資本的鏈條。盡管各階段投資重點與方式存在差異，但不能割裂對待，而應堅持全局觀念，強化階段銜接與政策協同，以實現“投資于人”效益最大化。

當前，勞動力市場在技術變革驅動下發生深刻重構，非認知能力、創新思維與持續學習素養日益成為關鍵競爭力。研究表明，三歲以前是責任感、合作精神等非認知能力形成的關鍵窗口，而這一早期投資的效果將在后續教育階段及職業生涯中持續顯現。因此，推動嬰幼兒早期發展與后期教育、就業培訓體系有效貫通，增強各階段人力資本投資與市場需求的匹配度，成為提升“投資于人”整體效能的重要路徑。

從生產過程角度看，生命周期前期的投資如基礎教育、健康保障等，既具有保障起點公平、促進社會流動的民生屬性，也為后續參與生產活動儲備關鍵能力。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既要從“投資于人”的民生屬性來考慮，重視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的公平性，實現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的起點公平，也要從生產屬性來考慮生命周期中“投資于人”的全過程，使生命周期早期的“投資于人”支撐人的全面發展，在后期的勞動力市場上形成勞動生產力，得到合理回報。

“投資于人”中消費與生產的關系。從功能上看，“投資于人”既具有改善民生、提升福利的消費屬性，也具有積累人力資本、提升勞動效率的生產屬性。“投資于人”應重視民生福祉改善和人力資本投資，[16]把民生消費型投資、職業發展型投資和人力資本型投資有機結合，[17]通過釋放消費潛力促進生產發展。

同時，人力資本的投資，歸根到底要轉化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即在生產過程中創造更多價值、獲得更高回報，從而實現居民收入增長與企業效益提升的良性互動。因此，“投資于人”不僅通過消費擴張拉動生產規模，也通過發展型投資優化生產要素質量、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實現消費與生產在更高層次上的動態平衡。

在制度構建方面，正如蔡昉所強調的，“投資于人”要確立家庭本位，[18]需要加快完善覆蓋個人與家庭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和社會保障制度；同時要建立健全基于企業的制度安排，形成從人力資本積累到新質生產力培育，再到勞動生產率提高與勞動報酬合理增長的綜合激勵機制。

“投資于人”在實踐中的落地落實

“投資于人”的價值實現，關鍵在于從理論理念轉化為扎實有效的實踐行動，從政策框架細化為可落地、可感知的具體舉措。這一過程需立足我國發展實際與群眾多樣需求，堅持系統謀劃、精準施策，既明確核心方向與重點領域，又注重區分層次、回應不同群體訴求；既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責任，又充分調動家庭、企業、社會等多方主體的參與活力；同時兼顧操作細節與實施效能，優化投資方式與資源配置。

落地落實的關鍵是確定“投資于人”的主要方向。確定主要方向，可以從我國發展階段變遷、現實發展要求與政策目標導向等方面考慮。從發展規律看，我國正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居民需求層次不斷提升，從滿足基本生存轉向追求生活品質和發展型消費。同時，經濟增長動力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對高素質人力資本的需求前所未有，要求投資方向與之適配。從問題導向看，低生育率、人口老齡化加劇、結構性就業矛盾以及收入差距依然存在等現實挑戰，迫切要求政策資源投向“一老一小”扶持、生育支持、技能培訓、收入分配優化等關鍵短板和民生痛點。此外，我國居民消費率相較于國際水平仍有較大提升空間，而通過改善民生、增強社會保障能直接釋放消費潛力。從目標引領看，應確保“投資于人”的實踐能夠有效支撐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服務“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提升人力資本”和“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等國家戰略目標。

蔡昉對投資于人的重點領域進行了分析，“涉及生育、養育、教育、就業、培訓、養老等眾多方面”，包括“加大鼓勵生育的政策力度，促進生育率止降回升”，“促進人力資本培養資源的統籌和整合，提升人類發展水平”，“應對以‘一老一小’為重點人群的結構性就業矛盾，創造更多高質量就業崗位”和“加大對稅收、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等再分配手段的運用，顯著縮小收入差距，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等四個主要方向和核心領域。[19]于春海提出，“應以人的需求為投資導向，在住房、醫療、文化、旅游、保險等方面的消費下功夫，擴大優質消費品和服務供給，打造消費新場景”；強調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亦是“投資于人”的重要方向。[20]

“投資于人”要區分不同層次。在投資于人的實踐推進中，科學區分其內在層次是提升政策精準性和實施效能的重要前提。從需求邏輯看，投資于人呈現由基礎保障到品質提升、由滿足生存需求到回應發展訴求的遞進特征，不僅涵蓋基本民生保障，也包括對有品質生活的支持，更涉及人力資本的系統性提升。由于不同家庭和個體的社會經濟條件存在顯著差異，投資于人的內容與方式必然呈現多層次、差異化的特征。明確區分這些層次，有助于合理界定政府、市場與家庭的職責邊界，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政策有效協同。

具體而言，首先是基礎保障型投資，核心目標是筑牢民生底線、保障起點公平。這一層次聚焦全體人民的基本生存權與發展權，涵蓋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基本養老、最低生活保障等核心領域，是確保人人享有平等發展機會的前提。其上是品質改善型投資，核心目標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多樣訴求。隨著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對優質住房、個性化健康服務、文化消費、休閑養老等高品質供給的需求日益增長，這一層次的投資具有個性化、多樣化特征。進而是能力提升型投資，核心目標是強化人力資本積累、激活發展動能，主要包括職業技能培訓、高等教育提質、創新創業支持、健康素養培育等增值性投入，直接服務于勞動力素質提升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

“投資于人”要瞄準不同群體的需求。由于不同群體在社會經濟狀況、發展瓶頸與核心訴求上存在顯著差異，“投資于人”必須增強政策的精準性與目標的適配性，遵循分層施策、分類指導的原則。這要求政策設計不能“一刀切”，而應深入識別低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等不同人群的真實需求與面臨約束，在保障基本民生、促進能力發展與激發市場活力之間找到平衡，從而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政策效能最大化。

對低收入群體，要聚焦民生福祉的改善，強化和發揮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救助制度的兜底功能。同時授之以漁，有針對性地通過提供技能培訓、設立公益性崗位、改變就業觀念等措施激發他們的勞動潛力，創造使低收入群體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率同步提高的機會。穩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增加低收入群體向上流動的機會，保障低收入家庭子女公平成長的機會，增強代際流動性。對中等收入群體，要同時支持他們生活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除政府外，引導經營主體開發和提供更多適合中等收入群體的產品和服務，增強“投資于人”在該群體上類型的多樣性和豐富性，通過投資于人穩定其收入與就業，助力其職業生涯發展。

落地落實要求明確投資主體。明確主體功能定位與責任邊界，是投資于人落地見效的制度基礎。“投資于人”兼具公共與私人、民生與生產多重屬性，單靠某一主體無法滿足全部需求，必須構建政府、家庭、企業、社會組織等各司其職、協同發力的責任體系。其中，政府承擔基礎性、普惠性投資的主導責任，聚焦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等領域，做好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制度完善與環境營造，保障公平與底線。家庭和個人作為關鍵參與者，承擔個性化、補充性投資責任，自主開展品質消費、技能提升、健康管理等投入，激活內生動力。社會與市場力量，包括企業，應側重員工培訓、職業發展等人力資本投入，實現自身發展與人才培育互促；社會組織，可依托專業優勢，在養老托育、公益幫扶等方面有效補位。

同時，從發展趨勢看，“投資于人”的重要性愈發凸顯，其覆蓋范圍也持續拓展，既逐步突破傳統公共服務的邊界，也面臨部分領域投入成本高、回報周期長，超出普通家庭獨立支付能力的現實問題。在此背景下，撬動社會資本有序參與、充分發揮企業與社會組織的重要作用，成為推動“投資于人”走深走實的關鍵議題。而哪些人力資本相關投資適宜市場化運作、如何設計適配的金融產品、怎樣科學界定投資回報機制，以及投資回報與相關金融產品的內在關聯，都是當前亟待研究、破解的現實課題。

要考慮“投資于人”的具體方式的適用場景，增強激勵相容。“投資于人”的具體方式關乎政策實施效能與激勵導向。在操作層面，投資于人的主流方式為現金轉移支付、服務提供與實物分配。現金轉移支付尊重受助者自主選擇權，能提升資源配置效率，但可能由于監管等原因導致資金未完全用于人力資本投資等指定范圍；服務提供，如職業培訓、教育服務，具有專業性與針對性，可確保投資質量，但對服務供給體系與標準設定要求較高；實物援助，如學習設備、營養包，能直接滿足特定需求，但靈活性不足且管理成本較高。總體看，方式選擇需權衡行政效率、個體偏好、市場成熟度及外部性特征，核心在于實現激勵相容——既保障民生改善的普惠性，又避免對個體努力與市場功能的擠出效應。

實踐表明，不同類型的“投資于人”，適配的實現方式各不相同，各類方式均存在對應的優勢與短板。例如，實施低收入群體住房保障，可以通過現金轉移的方式，也可以通過住房券的方式，還可以通過公租房的方式。采取不同方式，會有不同的后果，還可能會改變人的行為。以提供公租房為例，承租公租房通常需要收入低于一定水平，部分勞動者為維持救助資格，可能刻意控制勞動時長、規避收入提升，即便具備增收潛力，也不愿通過增加勞動獲得更高報酬，以此守住符合救助條件的收入門檻。這是典型的、與收入條件掛鉤的定向轉移支付所產生的負面激勵，其根源在于，實物性轉移支付使勞動者的預算約束產生非連續變化，可能扭曲其正常的勞動選擇與增收行為。

就業中的“投資于人”

就業是“投資于人”的重要實踐載體與落地場景，就業領域的“投資于人”，既涵蓋對勞動者知識技能、職業素養的前置培育與持續提升，也包括對就業環境、就業服務的優化完善，更涉及對重點群體的精準幫扶。其本質是通過多樣化投入激活勞動力要素活力，讓勞動者在就業中實現自我價值，同時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人力支撐，是銜接民生保障與經濟增長的關鍵紐帶。

人工智能等技術進步對就業產生重要影響。技術進步不僅帶來崗位的替代與創造，更推動就業形態向靈活化、平臺化方向發展。隨著信息網絡技術和人力資源匹配效率的提升，靈活就業逐漸從補充形態發展為重要就業形式，這是生產方式分散化、虛擬化變革的體現。筆者判斷，靈活就業不是一個暫時性、過渡性的現象，而是會成為未來就業的主流形態。傳統制造業依賴穩定雇傭關系以維持生產連續性的模式，正逐步被基于任務分包、項目協作的靈活用工方式所補充甚至替代。這種轉變在提升勞動力配置效率的同時，也對勞動者的職業穩定性、技能可持續性與社會保障覆蓋提出新挑戰。

面對就業形態的結構性變遷，“投資于人”的理念與實踐均需與其適配。傳統基于穩定雇傭關系的技能培訓、社會保障與職業發展支持體系，可能難以有效覆蓋規模日益擴大的靈活就業群體。“投資于人”的重點應從依托單一雇主轉向構建社會化的支持系統。同時，應強化終身學習體系的構建，使勞動者具備適應技術迭代與職業轉換的核心能力。

技能培訓與終身學習是就業階段“投資于人”的重要渠道。傳統工業化時代，企業承擔主要培訓職能的模式，是建立在穩定雇傭關系與緩慢技能更新的基礎上。今天，技術變革縮短技能生命周期，靈活就業削弱企業長期培訓的動機，人力資本和勞動技能的需求與變化都在加速。在這種情況下，教育過程實際上已經逐漸和生產過程融為一體，教育階段和工作階段的界限日益模糊，勞動者需持續學習以適應崗位變化，勞動者同時也越來越成為學習者。這意味著投資重點需從職前教育延伸至職業生涯全過程，構建社會化的技能培訓體系和終身學習體系成為時代要求，是投資于人的重要渠道。

因此，技能培訓如何提供，終身教育體系怎樣構建，與技能培訓和終身學習配套的產品和服務如何生產和推廣，針對種種具體問題，首先應明確政府、市場與個人的責任邊界，形成可持續的投入與激勵機制。比如，政府主導基礎性、通用性技能的培訓供給與標準制定，并通過“培訓券”、稅收抵扣等方式激勵勞動者個人參與學習；市場發揮在專業化、前沿性技能培訓中的靈活性優勢，開發模塊化、定制化的產品。

勞動保障是“投資于人”的重要內容。不管在何種就業形態下，基本的勞動保障都是勞動者最核心的訴求。勞動保障是“投資于人”不可或缺的核心組成部分，是筑牢就業民生底線、守護勞動者基本權益的關鍵支撐。在就業形態日益多樣、靈活就業蓬勃發展的當下，無論傳統雇傭模式還是新興就業形態，公平完善的基本勞動保障，始終是就業領域踐行“投資于人”理念的底線。健全勞動保障體系，本質是為全體勞動者構建起堅實的權益保護網，消除就業后顧之憂，夯實人力資本持續積累的制度基礎。

具體而言，在就業領域的勞動保障方面的投資于人，首先應健全完善公共就業服務，助力勞動者尋找合適匹配的就業崗位；其次應加強勞動權益保障，建立獨立于雇傭關系和就業形態、覆蓋全體勞動者的勞動基準；再次應完善工資形成機制，通過和諧勞動關系構建、集體協商等方式，增強勞動要素的議價能力，提升勞動份額；同時應改革完善與新的就業形態和靈活就業群體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

促進產業與就業協同發展，滿足人民群眾“投資于人”的需求。滿足不同群體在生命周期不同階段對“投資于人”的多樣化需求，本身即構成重要的產業發展機遇。例如，技能培訓、終身教育、“一老一小”照護等服務需求的快速增長，為相關服務業創造了廣闊市場空間。推動這些產業發展，不僅能夠直接滿足人民群眾對高品質生活的追求，還能創造大量就業崗位，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就業”的良性循環。政策應順勢而為，通過標準引導、要素支持與場景開放，促進投資于人產業化、專業化、規模化發展。

從更廣泛的意義看，投資于人是連接現代產業體系與高質量充分就業的重要紐帶。通過投資于人，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釋放社會消費潛力，以高水平的需求激發高水平的供給；通過投資于人，持續增加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提升勞動者的勞動技能，以高質量的勞動隊伍支撐現代產業體系的建設，以現代產業體系的建設創造高質量的就業崗位；通過投資于人，促進投資、消費、生產的良性循環，最終形成人力資本提升、產業發展與就業擴大相互促進的格局。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項“健全高質量充分就業促進機制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4ZDA088）

注釋

[1]習近平：《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求是》，2024年第22期。

[2]李強：《政府工作報告——2025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2025年3月12日，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946/202503/content_7015861.html。

[3]《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2025年10月28日，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51028/08920d9f557c432e99459f8f468504db/c.html。

[4]《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 不斷譜寫中國式現代化重慶篇章》，《人民日報》，2024年4月25日，第1版。

[5]“十四五”期間的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均值系作者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

[6]《“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2026年1月19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n1/2026/0119/c1004-40648220.html。

[7]《繪就全民社保美好新圖景——“十四五”時期我國社會保障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中國社會保障報》，2025年10月11日，第1版。

[8]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9]R. M. Solow,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7, 39(3).

[10]R. E. Lucas, Jr., "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990, 80(2).

[11]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從人口資源大國邁向人力資本強國》，2024年1月30日，https://www.qstheory.cn/qshyjx/2024-01/30/c_1130069352.htm。

[12]《工業和信息化領域對經濟增長貢獻超四成人工智能產業亮點紛呈》，《人民日報》，2026年1月22日，第2版。

[13]王萍萍：《2025年全國人口總量為140489萬人 人口高質量發展持續推進》，2026年1月19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hjd/202601/t20260119_1962338.html。

[14]J. J. Heckman, "China'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5, 16(1).

[15][17]賀楚慧、趙忠：《投資于人：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密碼》，2025年11月13日，https://theory.gmw.cn/2025-11/13/content_38410217.htm。

[16][18][19]蔡昉：《“十五五”時期投資于人的理論范式和實踐模式》，《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25年第12期。

[20]《求是專訪|為什么提出“投資于人”》，《求是》，2025年第23期。

責 編∕桂 琰 美 編∕梁麗琛

The Practical Logic of Investing in People and Its Implementation in the Employment Sector

Zhao Zhong

Abstract: Investing in people is a strategic choice that aligns with the tide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promotes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it requires distinguishing among different levels. Understanding three key relationships is cruci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ing in people" and "investing in physical assets"; the relationship of "investing in people" across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life-cycl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within "investing in people." Based o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important to identify core areas of investing, and efforts should be focused on targeting the needs of different groups. One important area of investing in people is within employment. In practice, it is essential to mobilize all stockholders, and requiring collaboration among government, families, and society to jointly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fare, and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Keywords: investing in people, practical pathways, life-cycle, consum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