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構成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系統行動框架。四大全球倡議深植于社會發展規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共產黨初心使命與中國外交優良傳統，是守正創新的生動體現；其直面全球性挑戰，回應人類社會在物質發展、安全和平、文明交流、國際治理等方面的核心需求。四大全球倡議形成邏輯嚴密、互為支撐的有機整體，從物質基礎、安全根基、精神紐帶、制度支撐維度，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實踐路徑。作為重要國際公共產品，四大全球倡議彰顯中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為動蕩世界注入穩定性與確定性，為增進全人類共同福祉、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提供中國方案。

【關鍵詞】四大全球倡議 歷史邏輯 現實邏輯 內在邏輯 價值邏輯

【中圖分類號】D820/D81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4.001

【作者簡介】傅小強，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國際安全與國際戰略，主要論文有《“大爭之世”下的國際安全形勢》《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加快構建新安全格局》《準確把握總體國家安全觀方法論》等。

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面臨挑戰，國際發展與安全環境惡化。如何“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正成為考驗各方智慧的現實課題。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國相繼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走深走實，搭建起系統完備的行動框架。四大全球倡議相互支撐、彼此呼應，既明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路徑、關鍵議題與發展方向，也回應國際社會共同關心的普遍性問題，形成內在聯系緊密的有機整體。

四大全球倡議的歷史邏輯

四大全球倡議雖于不同時間、不同場合、不同領域先后提出，但并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蘊含著深刻的歷史必然性。其既深植于人類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又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既彰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又傳承中國外交優良傳統，是守正創新、承古拓新的生動詮釋。

深刻洞察人類歷史發展大勢。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四大全球倡議孕育于中國與世界深度互動的實踐之中，始終貫穿著世界眼光、世界意識與世界情懷；誕生于國際局勢風云變幻之際，錨定人類歷史發展的長遠大勢與當下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彰顯對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準確把握，體現對人類前途命運的深刻思考與戰略擔當。

順應歷史潮流，折射中國人民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一邊的堅定立場。馬克思、恩格斯提出，“我們的時代”的根本特征和基本標志是“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1]人類社會發展至今，各國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人類命運前所未有地緊密相連。面對和平與戰爭、對話與對抗、共贏與零和的再次抉擇，中國堅定做世界的和平力量、穩定力量、進步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什么是當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2]四大全球倡議正是中國順應這一歷史潮流，從安全、發展、文明、治理四個關鍵維度，精準把握人類歷史從對抗走向合作、從失衡走向均衡、從隔閡走向共生的演進大勢，為增進全人類共同福祉、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的中國方案。

把握歷史規律，彰顯中國同各國攜手應對人類共同挑戰的決心與信心。問題是時代的聲音，歷史總是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前進的。[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歷史發展告訴我們，人類文明進步歷程從來沒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人類就是在同困難的斗爭中前進的。”[4]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無減。四大全球倡議直面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難題，不回避矛盾、不畏懼挑戰，從發展賦能、安全保障、文明互鑒、治理革新等方面，為應對全球性問題提供系統性解決方案，為動蕩不安的世界注入穩定性與確定性。

超越歷史局限，體現中國引領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擔當。四大全球倡議突破傳統國際秩序的固有局限，實現對國際關系發展規律的創新認識和升華，為國際政治文明進步帶來新機遇。全球發展倡議超越“中心-外圍”的傳統窠臼，立足“發展是人類共同追求”，推動各國共同繁榮；全球安全倡議超越“霸權安全”的陳舊邏輯，提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推動國家安全理念從“絕對安全”“單邊安全”向“共同安全”“普遍安全”轉型；全球文明倡議超越“文明優劣論”“文明沖突論”的認知誤區，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全球治理倡議超越“霸權主導治理”的現實困境，順應世界多極化潮流，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

吸收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四大全球倡議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其核心要義與中華文明一脈相承，將數千年來積淀的中華文明智慧與當代全球治理需求有機結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詮釋和應用，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又一光輝典范。

傳承“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禮記·禮運》提出，“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5]其內含和平、發展、公平、正義等理念，核心是倡導“天下為公”，追求增進全人類共同福祉而非一國之私。四大全球倡議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對“天下大同”這一社會理想的繼承與創新。

踐行“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強調人民是國家的根本，治國必須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四大全球倡議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穿始終，實現傳統民本思想的國際化拓展。全球發展倡議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列為重要原則，主張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球安全倡議明確“安全是世界各國的權利，不是某些國家獨享的專利”，反對戰爭與沖突對平民的傷害；全球文明倡議強調人民在文明傳承與交流中的主體地位，倡導促進人文交流合作；全球治理倡議將以人為本列為核心理念，著力“保障各國人民共同參與全球治理、共享全球治理成果”。

彰顯“和而不同”的包容智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6]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開放包容、和而不同、求同存異，這一智慧有機融入四大全球倡議之中。全球發展倡議提出推動全球發展邁向平衡協調包容新階段；全球文明倡議提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主張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全球安全倡議倡導各國基于自身國情選擇安全路徑，但反對以“絕對安全”為名損害他國安全；全球治理倡議堅持主權平等，主張各國有權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

延續“協和萬邦”的和平基因。《尚書·堯典》提出的“協和萬邦”理念，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外交理想，核心是協調各國關系，實現合作共贏。全球發展倡議通過經濟合作拉近各國距離，從根源上減少沖突動因，是“協和萬邦”理念的延伸拓展；全球安全倡議以實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為目標，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以合作手段消弭沖突隱患，是“協和萬邦”理念的當代呈現；全球文明倡議堅持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協和萬邦”理念的時代續篇；全球治理倡議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主張“國際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著辦”，弘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是“協和萬邦”理念的最新實踐。

深刻踐行中國共產黨初心使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黨，也是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黨。”[7]四大全球倡議，是中國共產黨將自身發展經驗與全球治理需求相結合的理論與實踐創新，更是黨的初心使命在國際舞臺上的生動實踐。提出并踐行四大全球倡議的過程，正是中國共產黨堅守初心、擔當使命，推動中國與世界攜手共進的過程。

四大全球倡議彰顯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國際胸懷。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是全球性的，“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8]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自誕生之日起，便將自身使命與人類解放事業緊密相連。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與世界各國進步力量并肩作戰，提出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同志提出：“因為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9]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今日之中國，不僅是中國之中國，而且是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未來之中國，必將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擁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貢獻世界。”[10]中國共產黨在追求中國發展的同時，始終致力于為人類文明進步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四大全球倡議正是中國共產黨全球視野、世界情懷的集中體現。

四大全球倡議是中國共產黨初心使命在全球層面的延展與實踐。四大全球倡議將“以人民為中心”作為價值底色，最終落腳于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指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目標。四大全球倡議表明，中國共產黨不僅致力于實現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更始終心系全人類，致力于為人類謀和平與發展。四大全球倡議既是中國面向世界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更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將民族復興與人類共同發展相統一的戰略抉擇。從外部環境塑造、發展動能培育、文化自信提升、國家利益維護等維度，四大全球倡議均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提供有力支撐。

繼承與弘揚中國外交優良傳統。黨的全面領導是中國外交的根基與靈魂，人民至上是中國外交的力量源泉，獨立自主是中國外交的優良傳統，胸懷天下是中國外交的初心所系，和平發展是中國外交的根本方向，公平正義是中國外交的執著堅守，敢于斗爭是中國外交的精神品格。四大全球倡議傳承中國外交優良傳統，并順應時代發展賦予其新的內涵，實現外交理念的賡續傳承與創新升華，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注入嶄新活力。

四大全球倡議是對新中國外交理念的繼承與弘揚。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逐步形成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石、以獨立自主為根本、以求同存異為方法論、以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為價值取向的外交優良傳統。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國外交的根本立場，新中國成立初期確立的“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另起爐灶”等方針，彰顯出我國自主外交的決心。這一傳統在四大全球倡議中得到繼承與弘揚，具體體現為堅持國家主權平等、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所倡導的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既是中國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也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國際法基本原則，更成為四大全球倡議的行動出發點。四大全球倡議進一步升華了以“團結、友誼、合作”為核心的萬隆精神，以及周恩來同志提出的“求同存異”理念，從而為推動南南合作、促進全球南方團結提供重要支撐。

四大全球倡議是對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豐富與發展。2014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中國必須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11]標志著新時代中國外交的重大創新，四大全球倡議則是其最新闡釋和發展。四大全球倡議豐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理論體系，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更加系統化、具體化的理論支撐。四大全球倡議推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實踐創新，“全球發展倡議之友小組”“全球治理之友小組”的成立、“沙伊和解”的達成、國際調解院的籌建等，均是在其指引下取得的標志性成果。四大全球倡議一經提出，便引發國際社會的強烈反響與廣泛共鳴，有效提升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進一步塑造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

四大全球倡議的現實關切

人類社會從彼此分離乃至隔絕的狀態，逐步邁向當今相互依存的階段，實現經濟社會的蓬勃發展與不同文明間深度交流。在此進程中，盡管不同歷史階段有著各異的側重點與表現形式，但促進物質發展、追求安全和平、實現文明互鑒、推進全球治理，始終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永恒主題。

全球發展倡議回應物質發展這一根本需求。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更是人類社會的永恒主題。從農耕文明到工業革命，再到信息化時代和當前的人工智能時代，人類對物質進步的不懈追求，既是為滿足生存的基本需要，更是為實現美好生活的愿望。當前，全球經濟復蘇步履維艱，發展鴻溝持續拉大，各類全球性挑戰此起彼伏，發展環境更復雜、障礙更多、難度更大，“人類發展應向何處去”的問題更突出，全球發展倡議應運而生。

在世界發展問題上，受歷史和現實因素影響，“西方中心”的特征尤為突出。在發展理論層面，無論是新古典經濟學，還是各類現代化理論，雖都揭示市場機制和科技創新等在促進物質財富積累上的作用，卻將發展簡單等同于經濟增長，忽略分配公平、社會福祉、生態可持續和人的全面發展等重要問題。在發展路徑選擇上，這些理論忽略各國在歷史傳統、文化背景、現實國情等方面的多樣性，以及發展道路的差異性與特殊性，將與政治和意識形態深度綁定的“西方化”，包裝為其他國家發展的必然之路。其后果是全球發展失衡進一步加劇，不僅出現“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現象，也使得“數字鴻溝”“智能鴻溝”等新的差距不斷顯現。這不僅強化西方發達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中心-邊緣”結構，更演變為對部分國家構成巨大沖擊和影響的“西方陷阱”。

習近平總書記精準把握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為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推動經濟增長方式根本性轉變，進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科學指引。同時，針對世界發展遭遇“泛安全化”、宏觀政策協調難度加大、發展鴻溝與不平衡加劇、全球發展治理體系變革滯后、人與自然矛盾日益突出等挑戰，提出全球發展倡議。

全球發展倡議以“六個堅持”為核心理念，著眼人類共同發展訴求，立足各國整體利益，倡導平等參與、平等決策、平等受益。這一倡議不僅超越“剝削與被剝削”“依附與被依附”“中心—邊緣”等傳統發展模式，更突破“西方中心論”，回應人類作為“自然存在物”和“實踐存在物”最基礎、最普遍的需求，為從根源上解決全人類面臨的困難挑戰，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提供堅實的理論指引與清晰的實踐方向。

全球安全倡議回應和平與安全這一緊迫需求。安全同樣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之一，更是人類社會持續發展的基礎與保障。從個人與家庭的生命財產保障，到國家主權的獨立完整，再到國際社會的和平有序，無不依賴穩固可靠的安全環境。各國在著力提升自身安全能力之時，也寄望于構建可靠的國際安全秩序，以實現持久安全。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以來，個別國家曾通過均勢外交、集體安全、霸權穩定等模式尋求“長久和平”，但這些模式的核心邏輯均是追求自身或盟國的“絕對安全”，忽視他國的合理安全關切，難以徹底跳出零和博弈的安全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社會形成以聯合國為核心的集體安全機制。《聯合國憲章》確立的主權平等、和平解決爭端、禁止非法使用武力等原則，成為現代國際安全的基石。即使如此，人類仍經歷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甚至多次徘徊在核戰爭的邊緣。冷戰結束后，少數國家繼續固守集團對抗、零和博弈等陳舊思維，將自身安全建立在他國不安全的基礎之上。先進國際安全理念與積極國際安全行動的缺失，已成為威脅世界安全的主要因素，世界面臨重回強權政治的巨大風險。

面對上述態勢，習近平總書記針對“人類安全應向何處去”這一關乎所有國家和人類的根本性問題，在堅持總體思維、系統思維、共贏思維的基礎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倡議以“六個堅持”為核心要義，通過強調“人類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體”，倡導以團結精神適應深刻調整的國際格局，著力消弭國際沖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推動實現世界持久和平與發展。這一倡議為打破國際安全困境、構建國際安全新秩序，提供富有東方智慧的系統性方案。

全球文明倡議回應文明交流這一深層需求。文明是在人類發展和安全基礎上形成的更高級形態。人類發展史既是一部物質文明發展史，也是一部文明交流互鑒史，二者共同構成人類文明的演進邏輯。人類對文明交流的需求，既是作為精神存在的本質規定，也是作為物質存在的客觀必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12]正是得益于不同民族、種族和文明的交流活動，人類才能突破單一文明的局限，探索更廣闊的物質和精神世界，進而凝聚起對人類發展和國際秩序至關重要的“共同價值”。

因此，文明交流作為人類社會的深層次需求，理應成為國家間的和平紐帶與民族間的友誼橋梁。但與發展赤字、安全赤字類似，世界同樣面臨著嚴峻的文明赤字問題。英國學者李約瑟曾指出，“我們必須真誠相信，一切種族主義的思想，一切自我陶醉的文化優越感都是和世界大同社會的目標背道而馳的”。[13]環顧全球，個別國家為維護霸權，堅持“本國優先”，對外推行文化霸權，鼓吹“文明沖突論”“文明優劣論”，挑唆宗教矛盾、文化矛盾和意識形態對抗，甚至試圖對其他國家和民族進行“文明改造”。這些行徑不僅加劇文明間的不平等現象，更潛藏著文明對抗甚至沖突的風險，使得“人類文明應向何處去”的時代之問愈發凸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發生發展的規律”，“如果萬物萬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發展、世界的進步也就停止了”，[14]強調各方“應該秉持平等和尊重，摒棄傲慢和偏見，加深對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異性的認知，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和諧共生”，[15]全球文明倡議以“四個共同倡導”為主要內容，深刻揭示文明交流和發展的基本規律：從哲學高度闡釋文明交流對話是人與人類社會的深層需求，從歷史深度闡釋文明交流互鑒的必然性，從現實維度為化解“文明沖突論”“文明優劣論”等錯誤認知、打破文明隔閡、消弭文明赤字，進而為踐行全人類共同價值提供理念指引與實現路徑。

全球治理倡議回應國際治理這一秩序需求。全球治理是人類社會為實現有序發展、維護安全穩定、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而產生的秩序需求。現有全球治理體系的形成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局部到整體、從松散到規范的漫長歷程，每一次進步都蘊含著人類對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和對美好未來的不懈追求。

人類始終圍繞全球治理問題持續探索。馬克思主義全球秩序觀認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而國際治理體系本質上是特定生產方式下國際力量對比的反映。列寧在批判帝國主義國際秩序時指出，整個世界被劃分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這種不平等的國際秩序根植于資本主義的剝削本質。其他西方思想家也從不同角度進行闡釋。康德在《論永久和平》中主張通過建立“自由國家的聯盟制度”實現國際社會的有序治理。[16]這些思想都為后世的國際治理實踐提供重要啟示。

自19世紀至今，人類的全球治理實踐一直在探索中不斷推進。歐洲在拿破侖戰爭后形成以大國協調為特征的維也納體系。19世紀下半葉，因應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全球市場與國際關系變革，既出現萬國郵政聯盟、國際電信聯盟、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等國際組織，也誕生了《日內瓦公約》、海牙和平會議系列公約等規范國家行為、解決沖突爭端的條約治理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史上首個政府間全球性國際組織——國際聯盟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逐步形成以聯合國安理會為核心的集體安全機制，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等為代表的經濟金融治理機制，以世界衛生組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等為基礎的民生社會治理機制，以及以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為代表的各類多邊機制和區域治理機制。

隨著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全球治理同樣遭遇嚴峻挑戰。現有全球治理體系未能充分反映國際力量對比變化的現實，導致全球南方國家的代表性和話語權明顯不足；受個別國家冷戰思維、零和博弈做法影響，聯合國的權威性遭受侵蝕；主要治理機構難以快速有效應對各類挑戰，行動能力與治理成效大打折扣。由此，全球治理赤字愈發突出，人類發展與安全依賴的國際環境復雜多變，“全球治理應向何處去”成為各國必須正視的重要問題。

面對“構建什么樣的全球治理體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這一重大命題，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分析時代潮流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敏銳把握治理赤字產生的癥結，積極回應全球治理改革完善訴求，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為基本遵循，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價值引領，提出以“五個堅持”為核心理念的全球治理倡議，系統回答全球治理由誰治理、為誰治理、如何改革、向何處去等關鍵問題，為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消弭全球治理赤字提供思路。

四大全球倡議的內在聯系

四大全球倡議是邏輯嚴密、內涵貫通、互為支撐、相互促進的有機整體，為動蕩變革的世界提供蘊含中國智慧的系統性解決方案，形成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協同效應。

四大全球倡議集中體現中國對國際秩序的系統思考，有力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從天下觀維度看，四大全球倡議根植于中國“民胞物與”“協和萬邦”的文明基因，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的地緣政治思維。全球發展倡議倡導“不讓任何一個國家掉隊”，過去4年通過230多億美元資金支持和1800多個合作項目，[17]讓發展成果惠及全球南方國家；全球安全倡議以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替代零和博弈，促成沙特與伊朗歷史性和解，彰顯“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和平追求；全球文明倡議通過140多個國家參與的文明對話機制，[18]踐行“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包容智慧；全球治理倡議則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呼應“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

在秩序觀層面，四大全球倡議為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奠定堅實基礎。四大全球倡議從發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個維度，重塑國際秩序的底層邏輯：全球發展倡議將發展重新置于國際議程中心，致力于讓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發展治理中擁有更多話語權；全球安全倡議倡導共同安全，反對集團政治和陣營對抗，為和平解決爭端提供制度化渠道；全球文明倡議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紐帶，推動文明平等對話，打破西方對現代化的敘事壟斷；全球治理倡議奉行國際法治與以人為本，糾正全球治理中“大國主導、小國失語”的不公現象。

從國際觀視角觀之，四大全球倡議打破“國強必霸”的邏輯，印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是人類歷史演進的正確方向。四大全球倡議開創國際合作的新境界：全球發展倡議通過中非現代化“十大伙伴行動”[19]、中拉五大工程[20]等務實合作，實現“1＋1大于2”的共贏效應；在全球安全倡議理念和原則的指導下，中國在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中堅持勸和促談，倡導以對話協商替代對抗沖突；全球文明倡議倡導通過國際對話、文化交流等多元渠道，促進民心相通，筑牢國際合作的社會根基；全球治理倡議倡導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反對單邊制裁和“長臂管轄”，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當今世界面臨諸多根本性問題，諸如人類向何處去？國與國應如何相處？不同文明應如何互動？國際秩序應如何完善？四大全球倡議從發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個維度構建起完整應對框架，充分體現中國對全球發展與治理的系統性思考。

四大全球倡議精準回應特定領域的全球性挑戰，有力破解“四大赤字”困局。四大全球倡議針對性回應發展、安全、文明、治理領域的突出問題，形成破解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組合拳”，為動蕩變革的世界注入穩定性和確定性，推動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榮、進步的光明前景。

全球發展倡議直擊發展赤字，為全球發展注入強勁動力。當今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經濟發展中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上升，全球南方面臨發展失衡、債務困境、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等挑戰，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落實受阻。[21]全球發展倡議以“六個堅持”為核心，通過全球發展促進中心、全球發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平臺，聚焦減貧、工業化、數字互聯互通等重點領域，開展務實合作，有效突破發展中國家面臨的資金短缺與技術落后等瓶頸約束。

全球安全倡議破解和平赤字，開辟安全治理新路徑。當前，地區沖突此起彼伏，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人類生存和發展環境處于動蕩之中。全球安全倡議既關注傳統安全領域，又著眼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等非傳統安全挑戰，構建起全方位、多層次的安全治理體系。目前，倡議已得到130多個國家和國際地區組織支持，明確寫入140多份中外雙多邊文件，[22]其“維護共同安全的行動路線圖”價值日益凸顯，有效遏制和平赤字擴大勢頭。

全球文明倡議消融信任赤字，筑牢文明根基。文明隔閡、意識形態對立是信任赤字的重要根源，而全球文明倡議以“四個共同倡導”為核心，打破文明沖突的迷思。在全球文明倡議推動下，140多個國家的代表圍繞文明對話達成廣泛共識，不同文明間的相互理解與信任顯著提升，為破解信任赤字提供精神紐帶和社會基礎。

全球治理倡議攻克治理赤字，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當前，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滯后，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沖擊多邊機制，治理赤字日益凸顯。全球治理倡議以奉行主權平等、遵守國際法治、踐行多邊主義、倡導以人為本、注重行動導向五大理念為指導，為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指明方向。總部設在香港的國際調解院開業運營等實踐，彰顯全球治理倡議的行動力量，為破解治理赤字提供關鍵支撐。[23]

四大全球倡議堅持遵循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有力彰顯科學治理的實踐品格。四大全球倡議的提出與推進，植根于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論，要求從客觀實際出發，運用聯系、發展、辯證、矛盾、長遠等觀點看待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中探尋系統解決方案。四大全球倡議基于對當今世界深刻變革與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科學判斷，系統回應全球性挑戰的內在矛盾與演變趨勢。

全球發展不平衡會衍生安全風險，安全缺失會阻礙發展進程，文明隔閡會削弱治理合作，治理失效又會加劇發展與安全困境。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角度看，四大全球倡議體現出普遍聯系的觀點，將發展、安全、文明、治理視為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有機整體，而非彼此割裂的孤立領域。這種整體性思維突破孤立看待問題的形而上學局限，直指事物之間復雜關聯的本質。

此外，四大全球倡議貫穿矛盾分析的方法。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中交織著多重矛盾，包括發展與安全的矛盾、不同文明認知的矛盾、全球治理需求與現有體系能力不足的矛盾等。四大全球倡議聚焦分析矛盾的主要方面和轉化條件，尋求在對立中把握統一。如全球安全倡議倡導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24]正是認識到安全問題的聯動性、跨國性，深知以單一國家或軍事聯盟為中心的傳統安全模式已無法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必須通過合作尋求共同安全，體現從“對抗性矛盾”思維向“統一性矛盾”解決的辯證轉化。全球文明倡議反對文明沖突論，倡導文明對話，同樣是在承認文明差異矛盾客觀存在的前提下，著力創造條件，使差異成為相互借鑒、共同進步的源泉，而非沖突的導火索。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審視，四大全球倡議的提出，基于一個基本現實：當今世界物質生產力已高度全球化，而相應的社會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主要體現在全球治理體系上）的調整相對滯后。全球生產鏈、供應鏈、價值鏈已將各國緊密聯結，但相應的全球治理規則、安全架構、文明對話機制等上層建筑卻未能同步演進，進而導致各種失衡與失序現象。四大全球倡議旨在通過主動的實踐創新來調和矛盾、促進發展。例如，全球治理倡議呼吁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規則與制度，提升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25]這反映出國際力量對比發生的深刻變化，對調整全球治理體系提出客觀要求。

同時，歷史唯物主義強調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26]四大全球倡議雖由國家層面提出和推動，但其核心理念——發展為了人民、安全依靠人民、文明尊重人民創造、治理由人民共同參與，均體現以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為依歸的價值取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各國人民共同應對挑戰、追求美好生活的實踐，這賦予四大全球倡議深厚的人民性和歷史合法性。

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為四大全球倡議提供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銳利思想武器，使其能夠深刻洞察全球局勢的本質，把握歷史前進的脈搏，進而提出既符合客觀規律又能發揮主體能動性的系統性方案。這正是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強大生命力和感召力的哲學根基。

四大全球倡議的時代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胸懷人類前途命運，引領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以共同利益、共同挑戰、共同責任將各國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創造性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一理念并非抽象的價值宣示，而是對全球發展鴻溝擴大、安全威脅加劇、文明沖突凸顯、社會治理失靈等全球性挑戰的本質回應，更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與國際關系演進趨勢的深刻把握。然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各國久久為功、攜手努力。四大全球倡議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清晰的“路線圖”與“施工圖”，是其不可或缺的系統性實踐方案。

全球發展倡議的落實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夯實物質基礎。全球發展倡議以“發展權優先”為核心價值，聚焦破解全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結構性矛盾，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物質基礎與發展動能。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27]發展權是每個人參與、促進和受益于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發展的權利。[28]從發展政治學視角看，發展不僅是經濟增長的量化指標，更是涵蓋減貧、教育、醫療、環境等在內的綜合性人權實現過程。全球發展倡議倡導構建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全球化新形態，本質是通過發展權的平等實現，推動全球正義的價值重構，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引擎。

自提出以來，全球發展倡議已吸引13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落實機制，開展近2000個合作項目，成立“全球發展倡議之友小組”、設立“全球發展和南南合作基金”，通過推動多邊合作支持全球南方發展和振興。[29]中國與各國共商發展大計、共享發展機遇、共創發展成果，推動全球發展倡議實現從理念到行動、再從行動到實效的質的躍升，展現出更具包容力、更多樣化、更可持續的國際發展合作新模式。

全球安全倡議的落實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筑牢安全根基。“安全是發展的前提，人類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體。”[30]全球安全倡議以“共同安全觀”為理論內核，旨在應對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交織疊加的安全挑戰，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營造穩定有序的國際環境。從哥本哈根學派建構主義安全觀來看，安全并非單一國家的“私有品”，而是具有共享性、聯動性的公共產品。全球安全倡議突破現實主義“安全困境”的迷思，將安全議題從軍事領域拓展至經濟、能源、網絡、氣候等非傳統領域，以“六個堅持”系統闡明維護和實現全球安全的核心理念、基本前提、根本遵循、重要原則、長遠目標和可行思路，科學回答“世界需要什么樣的安全理念、各國怎樣實現共同安全”的時代課題，提出統籌應對各類安全威脅的系統方案，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筑牢整體安全屏障。

全球安全倡議致力于以對話取代對抗、以協商取代脅迫、以結伴取代結盟、以共贏取代零和，超越絕對安全的困境、零和博弈的邏輯、冷戰對抗的思維、霸權相爭的秩序。在實踐中，中國帶頭踐行全球安全倡議，推動構建安危與共、求同存異、對話協商的亞洲安全模式，促成沙特阿拉伯與伊朗的歷史性和解，會同32個國家在香港成立國際調解院。目前，全球安全倡議已得到130多個國家和國際地區組織的支持，[31]在推進世界和平事業和維護地區安全穩定上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全球文明倡議的落實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系牢精神紐帶。世界各國前途命運緊密相連，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鑒，對于推動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促進世界文明繁榮昌盛的作用不可替代。全球文明倡議著眼于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人類文明進步，旨在凝聚起消弭誤解隔閡、增進民心相通的力量，以“四個共同倡導”揭示人類文明交流和發展的基本規律，為人類團結應對共同挑戰注入正能量，為開創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指明方向；通過推動文明對話機制化、保護文化遺產多樣性、促進青年與民間交流等路徑，將文明差異轉化為創新活力，既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文明發展道路，又推動形成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文明格局，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政治共識升華為文化認同。

中國推動設立“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一帶一路’文明對話會”等平臺，成立“全球文明倡議之友小組”等機制，并通過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等開展相關工作，有力推動文明對話和交流。第78屆聯合國大會通過設立“文明對話國際日”的決議，成為中國方案為不同文明間消除偏見誤解、增進理解信任作出貢獻的生動例證。

全球治理倡議的落實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強化制度支撐。面對當前國際競逐白熱化、世界失序和地緣沖突疊加、國際秩序正在經歷重構的現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際上的問題林林總總，歸結起來就是要解決好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問題。我們需要不斷推進和完善全球治理，應對好這一挑戰。[32]為此，中國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戰略目標，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為基本遵循，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引領，提出全球治理倡議。該倡議系統科學地回答全球治理由誰治理、為誰治理、如何改革、向何處去等關鍵問題，為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消弭全球治理赤字帶來新愿景。

全球治理倡議著眼于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33]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筑牢制度根基、提供機制保障。倡議著重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與話語權，讓全球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國人民。因此，倡議一經提出便引發國際社會強烈反響與積極共鳴，1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迅速明確表示歡迎和支持。[34]隨著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的可見成果不斷增多，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在國際治理問題上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持續提升，全球治理倡議在加速破解全球治理困境之時，也將為人類發展、國際合作和文明交流提供有力制度支撐。

結語

四大全球倡議各有側重，并行不悖，形成以發展促繁榮、以安全促穩定、以文明增互信、以治理求公正的有機整體，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戰略引領和實踐路徑。四大全球倡議所彰顯的大氣魄、大格局、大手筆，充分體現中國系統擘畫的戰略能力、胸懷天下的恢宏氣度和勇毅前行的大國風范。四大全球倡議源于中國、惠及世界，必將為人類開創和平、安全、繁榮、進步的光明未來注入強勁動力。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8頁。

[2]習近平：《在德國科爾伯基金會的演講》，《人民日報》，2014年3月30日，第2版。

[3]張樹軍：《歷史總是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前進》，《中國紀檢監察報》，2020年10月22日，第5版。

[4]習近平：《共擔時代責任 共促全球發展》，《人民日報》，2017年1月18日，第3版。

[5]《禮記·禮運》，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1050頁。

[6]《論語·子路》，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12頁。

[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401頁。

[8]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37頁。

[9]《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12頁。

[10]習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鑒 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人民日報》，2019年5月16日，第2版。

[11]《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京舉行》，《人民日報》，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頁。

[13]李約瑟：《四海之內：東方和西方的對話》，勞隴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第22頁。

[14]習近平：《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60頁。

[15]《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81頁。

[16]伊曼紐爾·康德：《永久和平論》，何兆武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頁。

[17]李強：《在全球發展倡議高級別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5年9月25日，第3版。

[18]《全球文明對話部長級會議北京宣言（全文）》，2025年7月11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507/t20250711_11669536.shtml。

[19]習近平：《攜手推進現代化，共筑命運共同體》，《人民日報》，2024年9月6日，第3版。

[20]陳熙芮：《〈中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發布》，《人民日報》，2025年12月11日，第2版。

[21]《聯合國發布〈2025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全球進展緩慢，緊急呼吁加快行動》，2025年7月14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5/07/1140345。

[22][31]《中國發布｜130多個國家和國際地區組織支持全球安全倡議》，2025年8月29日，http://news.china.com.cn/2025-08/29/content_118048884.html。

[23]李欣怡：《國際調解院將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法治正能量》，《人民日報》，2025年10月22日，第3版。

[24]《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22年4月22日，第1版。

[25]《落實全球治理倡議 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第二十三屆藍廳論壇上的講話》，2025年10月27日，http://www.cidca.gov.cn/20251027/54a41ef386d0451fa161f00070ea97cf/c.html。

[26]劉卓紅：《大歷史觀：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觀》，《光明日報》，2025年10月13日，第15版。

[27]楊建軍：《國家治理、生存權發展權改進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法學論壇》，2018年第1期。

[28]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發展權簡介》，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sr-development/about-right-development。

[29]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全球發展倡議進展報告2025》，2025年9月，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qqfzcy/zywj/202509/P020250928593498483351.pdf。

[30]習近平：《攜手迎接挑戰，合作開創未來》，《人民日報》，2022年4月22日，第2版。

[32]《習近平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人民日報》，2018年4月9日，第1版。

[33]習近平：《弘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建設合作共贏美好世界》，《人民日報》，2014年6月29日，第2版。

[34]王毅：《深刻領會全球治理倡議重大歷史意義 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凝聚磅礴合力》，《求是》，2025年第20期。

責 編∕楊 柳 美 編∕梁麗琛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Fu Xiaoqiang

Abstract: The world today is undergoing major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China's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collectively constitute a systematic framework for advancing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Rooted in the laws of social development,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founding 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fine traditions of Chinese diplomacy, these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vividly embody both adh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innovation. They directly address global challenges and respond to humanity's core needs in material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peace, civilizational exchanges,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The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form a logically coherent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organic whole, providing practical pathways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rough material foundations, security underpinnings, spiritual bonds,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As vital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the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demonstrate China's responsibility as a major country, injecting stability and certainty into a turbulent world. They present a Chinese approach to enhancing the common well-being of humanity and steer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oward greater fairness and justice.

Keywords: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histor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internal logic, value lo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