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發展—科技創新—人才培養”，是一個互為支撐、循序漸進的演進和賦能過程，只有把教育科技人才作為“最大創新資源”，堅持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才能有效開辟發展新格局、新領域、新賽道。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格局的要義，在于通過規劃“一體銜接”、主體“一體融合”、資源“一體統籌”與評價“一體聯動”，構建要素暢通、主體協同、制度適配，服務于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國家創新生態系統。為此，需確立以統籌為核心、以改革為動力、以評價為導向的實施路線圖，切實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推動形成“教育培養人才、人才驅動科技、科技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環。

【關鍵詞】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 科技創新 政策協同 創新資源

【中圖分類號】C964.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3.010

【作者簡介】侯萬軍，浙江大學國家戰略與區域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浙江大學中國科教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浙江大學北京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科技創新、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主要著作有《科教發展評論（第十二輯）》《論政府經濟管理能力》等。

“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也是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歷史性交匯期。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將“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格局基本形成”確立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1]立足新的歷史方位，應深刻認識到，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是贏得國際戰略主動、適應科技融合躍遷、支撐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三重必然邏輯所在。為此，必須堅持以“一體規劃”為邏輯起點，以“一體改革”為根本動力，以“一體發展”為最終目標，通過構建高效的統籌機制、打破行政壁壘的資源配置模式、建立價值導向一致的評價體系，加快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格局。這既是培育新質生產力、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也是應對大國系統性博弈新態勢、維護國家戰略安全的堅實根基。

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是因應時代發展的必然戰略抉擇

立足“十五五”時期新的歷史方位，單純依靠教育、科技、人才某一領域的單線突進，難以適應大國博弈的新態勢，更無法滿足新質生產力對創新要素跨界深度融合的迫切要求。深刻理解“為什么要一體發展”，必須跳出固有思維局限，從贏得國際競爭主動權、夯實中國式現代化根基、破解體制機制障礙三個維度，厘清其背后的必然性與緊迫性。

“一體發展”是贏得發展主動權的關鍵所在。“一體發展”是應對國際博弈核心場域從“單點突破”轉向“系統對抗”的戰略需要。當今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科技制高點與人才資源的爭奪已成為大國博弈的核心場域。世界主要大國多數通過立法和國家戰略強化教育、科技、產業的系統性布局，科技實力已成為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關鍵組成，而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則是提升科技實力的有效路徑。“十五五”時期，我國發展處于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的時期，傳統的創新模式因難以實現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很難使我國在激烈國際競爭中保持戰略主動。鑒于此，唯有系統性整合教育的基礎支撐、科技的創新動能、人才的戰略引領，形成“教育培養人才、人才驅動科技、科技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環，[2]才能在全球創新版圖中開辟新賽道、塑造新優勢。此外，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亟須構建自主可控的內生動力循環。面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及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風險，必須堅持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點。只有通過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才能形成“人才自主培養—基礎研究突破—關鍵技術攻關”的良性循環，打牢自主可控的發展底座。

“一體發展”是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范式從“線性演進”轉向“融合躍遷”的內在要求。世界已經進入大科學時代，科研范式發生革命性變化，打破學科與行業的物理界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學研究向極宏觀拓展、向極微觀深入、向極端條件邁進、向極綜合交叉發力，不斷突破人類認知邊界。”[3]這種趨勢要求打破傳統學科壁壘，實現教育培養與科研實踐的深度融合，促進跨學科、跨領域的協同創新。同時，技術更新迭代周期縮短，逐步實現全鏈條“并聯式”推進。從實驗室到生產線的轉化周期大幅壓縮，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產業化不再是簡單的接力關系，而是相互滲透的互嵌關系。只有“一體發展”，才能適應“科學—技術—產業”互促共進的加速循環規律，搶占科技發展制高點。此外，人工智能等數智技術取得重大突破，推動科研與育人形態深度重塑。隨著“人工智能＋”行動的廣泛開展，以人工智能引領科研范式變革步伐加快。[4]這就要求實現教育體系超前響應，科技創新深度融入，人才培養精準匹配，通過“一體發展”實現在數智時代的“新賽道超車”。

“一體發展”是支撐強國建設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的必然路徑。當前，傳統的“人口紅利”逐步減弱，要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就必須轉向由教育科技人才共同支撐的“創新紅利”。從某種意義上講，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程度直接決定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幅度，是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的核心動力。“一體發展”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基石。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的思想理念一致、使命任務統一、價值追求同向。[5]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既同根同源、又同軌同向，既互為支撐、又互為因果，只有“一體發展”，才能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倍增效應。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強大的科技與人才支撐。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關鍵在于通過“一體發展”打通科技創新的斷點堵點，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和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可控，為新發展格局提供關鍵動力。

“一體發展”是夯實中國式現代化根基的關鍵支撐。“一體發展”是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動力源泉。新質生產力的形成邏輯要求創新要素的“新型結合”。“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6]教育培育新質勞動者，科技創造新質勞動資料，二者有機結合拓展新質勞動對象。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契合新質生產力生成的內在邏輯，將形成催生新質生產力的“倍增效應”。新質生產力的培育主要依靠高素質勞動者、前沿科技創新和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作為“最大創新資源”[7]，需通過“一體發展”形成創新合力，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發展新質生產力，歸根結底要靠人才。必須通過“一體發展”機制，將科技創新的“變量”轉化為產業發展的“增量”，將人才資源的“勢能”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動能”。

“一體發展”是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基礎。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亟需產業鏈與創新鏈的深度融合。當前，我國發展實踐中存在的“產業需求旺盛但人才供給錯位”，“科研成果豐碩但轉化率不高”等問題，根源在于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存在脫節。“一體發展”可有效推動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與科研布局優化，破解要素協同難題。應以產業需求為導向，以“一體發展”推動高校交叉學科發展和科研院所研究方向交叉融合，確保創新資源供給精準對接集成電路、工業母機、航空航天等重點產業鏈需求。企業作為科技創新主體的地位，需要在“一體發展格局”中進一步確立。要通過“一體發展”支持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使其在“出題”“答題”和“閱卷”中發揮主導作用，促進產學研深度融合，打通創新資源向企業集聚的渠道。

“一體發展”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高質量發展要求教育科技人才發揮全方位的支撐引領作用。高質量發展是“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這離不開高精尖的技術突破、高素質的技能人才隊伍、適應高質量發展的教育科技人才體系，三者缺一不可。人口高質量發展需要教育與科技的雙重賦能。通過教育科技賦能，提升人口整體素質，將人口規模優勢轉化為人才質量優勢，既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又能不斷完善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8]為人口高質量發展筑牢根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同樣需要依托教育科技賦能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教育公平和科技普惠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徑。“一體發展”有助于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提升勞動者技能水平和就業質量，從而提高居民收入，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

“一體發展”是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的內在要求。“一體發展”可破解“條塊分明”與“各成體系”的體制機制弊端。長期以來，教育、科技、人才相關管理工作大多分屬不同行政部門，這種管理模式下，易出現政策目標銜接不夠緊密、資源配置統籌性有待提升、評價標準缺乏統一銜接等問題。以行政層級和部門管理為主的資源配置方式，客觀上存在一定的“部門壁壘”，不利于人才、知識、技術的自由流動。亟待通過一體發展，摒棄各自為政的思維定式，全面提升“最大創新資源”的系統契合度、供需匹配度、產業支撐度、發展貢獻度。[9]此外，各部門政策若缺乏頂層統籌和協同設計，即便單項政策本身科學合理，疊加實施時也可能出現銜接不暢、政策效應相互制約等情況，難以形成治理合力。構建“一體發展格局”要求建立政策一致性評估機制，確保各領域政策同向發力，同頻共振。

“一體發展”是完善新型舉國體制與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的迫切需要。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的高低，取決于各創新要素的耦合協同程度，當前我國創新體系中仍存在科研力量分散、主體協同不足等突出問題[10]，唯有通過“一體發展”，才能統籌調配各類科技力量與創新資源，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從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來看，重點領域技術攻關涵蓋基礎研究、技術開發、工程應用等多個環節，具有跨部門、跨主體協同屬性，僅依靠單一部門無法完成全鏈條突破，這也決定了“一體發展”是完善新型舉國體制的題中應有之義。與此同時，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也需要通過“一體發展”實現高效轉化。新型舉國體制要求在更高層次、更大范圍內統籌各類創新要素[11]，而“一體發展”能夠有效整合政府、市場、社會各方力量，構建協同攻關的創新模式，將制度優勢轉化為創新效能。

“一體發展”是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與暢通國內大循環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教育科技人才要素市場化配置是統一大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身份、地域等方面的限制仍在一定程度上對要素自由流動形成阻礙。必須通過“一體發展”破除教育科技人才領域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卡點堵點。另一方面，地方保護主義和市場分割仍然存在，導致創新資源難以在全國范圍內有效配置。“一體發展”要求建立統一規范的技術交易市場和人才市場，有效促進創新要素在區域間合理有序流動。此外，國內大循環的暢通不僅是物流和資金流的暢通，更是知識流、技術流和人才流的暢通。“一體發展”有助于消除體制機制障礙，實現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的深度融合與良性循環。[12]

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格局基本形成的主要判斷依據

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格局”并非教育、科技、人才三大系統的簡單疊加，而是一場涉及要素重組、流程再造與功能重塑的深刻變革。要科學界定這一格局是否基本形成，必須深入治理體系的微觀機理，從政策規劃的銜接、主體功能的融合、資源配置的統籌以及評價激勵的聯動四個關鍵維度進行系統審視，從而清晰描繪“一體發展”的目標圖景與實踐標準。

在政策規劃上，是否實現“一體銜接”與戰略同頻。政策規劃是統籌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頂層設計與行動綱領，是保障各項部署協同推進、落地見效的重要依據。

是否實現戰略目標和政策舉措的系統集成與高度一致。應強化國家戰略的統攝性與頂層設計的剛性約束。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必須置于國家中長期戰略的框架下，“十五五”時期要確保教育、科技、人才三大領域的專項規劃在指導思想、任務部署上與國家戰略同向同行，實現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目標的有機融合，確保教育、科技、人才政策目標同向、措施互補、效能疊加。應推動實現規劃周期的時序同步與節奏協同。“一體發展”要求教育的人才培養周期、科技的創新周期與產業的迭代周期實現精準匹配。這就要求改變過去部分相關領域存在的協同程度不足的局面，確保在時間維度上，人才儲備能超前響應科技需求，科技突破能及時支撐產業升級。應聚焦全球競爭的戰略制高點進行統一籌劃。面對國際競爭的新形勢，教育科技人才等相關規劃必須統籌推進。例如，針對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等關鍵領域，規劃應包括從基礎學科布局、關鍵技術攻關到高端人才引進的全鏈條部署，[13]推動形成國家競爭力的系統優勢。

是否實現規劃體系的縱橫貫通與有機嵌入。應在縱向上實現國家戰略向地方發展的有效傳導。國家級的“一體規劃”應堅持“一張藍圖、一套規范”，通過具有約束力的指標體系、導向性的政策舉措與差異化的分類指導，確保國家戰略意圖在地方層面因地制宜地全面落地與高效轉化。應在橫向上實現產業規劃與要素規劃的深度耦合。產業發展規劃不能脫離人才規劃和科技規劃，教育科技人才規劃不能脫離產業需求，需建立產業規劃與教育科技人才規劃的“互嵌”機制，形成“相互支撐、相互賦能”的規劃生態。應建立跨部門的聯合編制與審議機制。檢驗規劃是否“一體”的核心標志，在于是否打破部門界限，成立高層次的協調機構負責規劃的聯合編制與審議，從源頭上解決政策碎片化問題。

是否實現規劃布局的前瞻預判與風險防控。應超前布局未來產業與戰略性新興產業。“一體發展格局”要求規劃具有跨越周期的視野，在量子科技、腦機接口、生物制造等前沿領域，提前進行學科設置、實驗室建設和人才梯隊儲備。應系統構建國家安全與風險防控體系。在規劃層面統籌發展和安全，將科技安全、人才安全、數據安全等納入“一體規劃”考量，構建自主可控的教育知識體系和科技創新體系。應建立動態監測與規劃調整機制。面對快速變化的外部環境，“一體規劃”應具備適度靈活性，要通過建立跨部門的監測評估機制，及時調整規劃重點和資源投向，確保其始終服務于國家戰略需求。

在主體功能上，是否實現“一體融合”與生態共生。主體功能是各類創新主體在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進程中所肩負的職責定位，關乎創新生態的運行效能與發展活力。

企業科技創新的主體地位與核心功能是否得到強化。應確立企業在創新決策與資源配置中的主導權。企業不僅是技術應用的主體，更應成為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的主體，這意味著企業在國家重大科技項目中擁有更大的話語權，不僅要主動“出題”也要牽頭“答題”。應支持企業牽頭組建體系化的創新聯合體。鼓勵領軍企業聯合高校、科研院所組建創新聯合體，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協同攻關機制。應推動企業深度參與人才自主培養全過程。堅持以用為本，加快人才培養模式改革，通過企業育人、共建現代產業學院等方式，讓企業將產業前沿需求融入高校課程體系和人才培養方案，實現工程教育與產業實踐的無縫對接。

是否推動高校與科研機構的功能完善與科研組織方式革新。應優化學科布局以適應產業變革需求。高校應根據新質生產力發展要求，動態調整學科專業設置，加強基礎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建設，提升人才供給與產業需求的匹配度。應開展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的有組織科研。高校和科研院所要打破“小作坊”式的科研模式，聚焦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整合優勢力量進行建制化攻關，提升原始創新能力和成果轉化、運用能力，促進創新鏈與產業鏈深度融合。[14]應建立開放共享的科研設施與平臺體系。高校和科研機構的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大型儀器設備應向企業和社會開放，讓更多中小企業和科研機構共享，以切實降低全社會創新成本，提高創新效率。

是否構建跨界融合的創新生態與協同文化。應打造產教融合、科教融匯的物理載體。建設集教育、科研、產業功能于一體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國家級大學科技園或產業創新高地，促進各類創新主體在空間上集聚與互動。應建立人才跨主體順暢流動的“旋轉門”機制。打破高校、科研院所、企業之間的身份壁壘，探索科研人員兼職兼薪、離崗創業等制度，促進知識和技術在不同主體間的高效流轉與轉化應用。應培育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融合文化。在全社會大力弘揚科學家精神、教育家精神、企業家精神、工匠精神等，營造跨界合作、開放包容的創新氛圍，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提供良好的創新土壤。

在資源配置上，是否實現“一體統籌”與高效聚合。資源配置是對教育、科技、人才領域內資金、人才、平臺、數據等各類創新要素的統籌調配與優化組合，是提升“一體發展”效能的關鍵支撐。

是否打破行政壁壘，實現資源跨部門跨區域統籌。應建立跨部門的資源調配與整合機制。突破“錢隨部門走、人隨單位走”的固化模式，建立統一的資源配置平臺，將分散在教育、科技、人才等部門的資金、項目、基地等資源進行統籌整合。應統一重大創新平臺的建設標準與管理規范。對國家實驗室、全國重點實驗室、國家技術創新中心等各類平臺進行體系化梳理，建設標準銜接、分類評價和差異化政策的管理體系。應促進創新數據要素的互通共享與價值釋放。建設全國一體化數據市場，推動科研數據、人才數據、產業數據匯聚融合，使各類創新數據要素成為科技創新的“倍增器”。

是否發揮市場機制在創新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應建立統一開放的技術要素與人才要素市場。完善技術交易市場和人才人力資源市場，通過市場機制發現價格、調節供需，促進技術成果轉化和人才合理流動。應引導金融資本向創新鏈前端延伸。大力發展科技金融、創業投資，通過政府引導基金撬動社會資本，形成覆蓋基礎研究、技術開發、成果轉化的全鏈條多元化投入機制。應推動創新資源向優質創新主體集聚。通過競爭性機制，讓創新資源更多流向創新能力強、轉化效率高的企業和科研機構，提高資源配置的產出效益。

是否集中優勢資源，服務國家重大戰略任務。應完善新型舉國體制下的資源集中配置模式。聚焦集成電路、工業母機等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采取超常規措施調配人才、資金和政策資源，確保攻關任務順利完成。應加大對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的穩定支持。提高基礎研究投入比重，建立長期穩定的支持機制，讓科研人員，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員能夠心無旁騖地進行探索性研究。應構建青年戰略人才的專項支持體系。針對青年戰略科學家、青年科技領軍人才、青年卓越工程師等關鍵青年群體，實施專項培養和支持計劃，在科研經費、生活保障等方面給予傾斜。

在評價激勵上，是否實現“一體聯動”與價值認同。評價激勵是校準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方向、激發各類主體創新活力的最重要導向與制度保障。

是否確立以創新價值與實際貢獻為核心的評價導向。應堅決破除“五唯”傾向的體制機制障礙。改革單純以論文、職稱、學歷、獎項、分數為指標的評價體系，樹立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核心的綜合性、差異化評價導向，持續矯正評價“指揮棒”偏差問題。應將服務國家戰略需求作為評價的最高標準。在項目評審、機構評估、人才評價中，將是否解決國家重大急需、是否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是否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作為首要和決定性衡量標準。應建立長周期與過程性評價相結合的機制。針對基礎研究、技術攻關等不同類型的創新活動，探索實施長周期評價、國際同行評價、用戶評價等多元化評價方式，鼓勵潛心研究和持續攻關。

是否構建分類科學與標準統一的評價體系。應實施基于不同創新規律的分類評價。對基礎研究人才側重評價原創性貢獻，對應用研究人才側重評價技術突破和市場效益，對哲學社會科學人才側重評價思想理論貢獻，實現“干什么就評什么”的精準評價導向。應制定跨系統互認的通用評價標準。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企業之間的人才評價標準互認機制，解決因身份差異等因素造成的評價壁壘，為暢通人才流動提供制度保障。應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分配與激勵機制。健全職務科技成果產權制度，提高科研人員在成果轉化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激發創新內生動力。

是否實現評價結果在不同領域的聯動應用。應推動評價結果在資源配置中的剛性運用。將評價結果作為財政資金分配、項目立項、基地建設的重要依據，形成“優勝劣汰、獎優罰劣”的資源配置機制。應建立人才評價與職稱評聘、薪酬待遇的聯動機制。打通人才評價與使用的“最后一公里”，確保高水平創新人才在職稱晉升、薪酬待遇等方面得到相應的政策傾斜。應強化評價結果對政策調整的反饋作用。建立評價結果反饋機制，根據評價中發現的問題及時調整完善相關政策，形成“評價－反饋－改進”的政策優化迭代機制。

構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格局的關鍵路徑與舉措

把“一體發展”的戰略藍圖轉化為“一體推進”的生動實踐，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堅持系統觀念，找準關鍵環節和發展路徑，久久為功，堅持不懈。當前，制約“一體發展”格局形成的主要矛盾在于體制機制的“碎片化”與創新要素流動的“滯后性”。[15]應堅持以“一體規劃”強化頂層設計的剛性約束，以“一體改革”破除阻礙融合的體制壁壘，以“一體評價”樹立導向一致的制度標尺，通過這三大核心路徑的協同發力，構建起權威高效、充滿活力的體制機制。

以“一體規劃”為引領，構建權威高效的頂層設計體系。重塑組織架構，優化統籌協調機制。在中央層面設立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領導小組，負責頂層設計、總體布局、統籌協調和督促落實，同時建立部門會商機制，促進跨部門調動資源、協調政策，破除部門本位主義，凝聚各方工作合力。建立跨部門的規劃編制與政策審議常態化機制。在編制各類專項規劃時，實行聯合編制、聯合報批。凡涉及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改革”的重大政策，須經過跨部門統籌機構的合法性審查和一致性評估，避免政策碎片化，防范政策間銜接不暢、相互制約的情況。完善央地協同的縱向傳導與執行機制。明確中央與地方在教育科技人才建設中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建立上下貫通的執行鏈條。支持地方結合自身稟賦建立相應的協調機制，確保國家戰略意圖在基層精準化、差異化落地。

錨定國家戰略，實現規劃任務的科學分工與深度融合。將發展新質生產力作為“一體規劃”的主線。圍繞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全鏈條需求，統籌部署學科專業體系、科技創新體系和人才培養體系。在規劃中明確集成電路、工業母機、生物制造等重點產業鏈的“人才地圖”和“技術圖譜”。實施“任務牽引型”的規劃項目布局。改變過去各領域“分頭列項目”的做法，圍繞國家重大戰略任務設立“一體發展”項目包。每個項目包均涵蓋基礎研究、技術攻關、人才培養、平臺建設等內容，實行全要素一體配置。強化規劃對資源配置的剛性約束作用。確立“規劃定方向、資金隨規劃走”的原則，將“一體規劃”作為財政資金預算安排、重大項目立項審批的前置條件，確保資源投向與規劃目標高度一致。

強化監測評估，建立動態調整的閉環系統。建立科學的“一體發展”監測指標體系。設計涵蓋教育質量、科技產出、人才效能、產業貢獻等多維度的監測指標，引入第三方評估機構，對規劃實施情況進行客觀評估。開展規劃實施的中期評估與動態調整。依據國內外形勢變化和監測評估結果，及時調整規劃重點和任務安排。特別是在面對突發性技術變革時，應啟動快速響應機制，對規劃進行適應性修訂。完善規劃落實的監督問責機制。將“一體規劃”落實情況納入各級領導干部考核評價體系，對落實不力、協作配合不到位的單位和個人進行問責，確保規劃落地見效。

以“一體改革”為動力，破除制約融合的體制機制障礙。深化資源配置改革，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推行“平臺＋項目＋人才”的資源一體配置模式。提升資源投入的有效性和針對性，依托國家實驗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等平臺，打包支持人才計劃、科技項目、建設資金，實現資源效益最大化。建立跨部門的科研經費統籌使用機制。探索在重大科研任務中實行經費“包干制”和跨部門統籌使用，賦予科研人員更大的經費支配自主權，解決經費管理管控過嚴、靈活性不足的問題。完善多元化、可持續的投入保障機制。落實增加基礎研究投入比重的要求，健全政府投入穩定增長機制。通過稅收優惠、風險補償等政策，引導企業和社會資本加大對教育科技人才的投入。

激發創新主體活力，構建協同創新生態。深入推進高校和科研院所分類改革。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打造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開展有組織的科研。推動應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院校深化產教融合，支撐產業科技創新，主動對接服務區域重大戰略。強化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機制。支持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實質性運行的聯合實驗室、創新聯合體等新型研發機構。更好地推動落實“揭榜掛帥”“賽馬制”等新型科研組織方式，讓越來越多的企業在創新中唱主角。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向用人主體充分授權，賦予高校、科研院所、企業在人才引進、培養、使用、評價等方面更大的自主權。完善人才激勵機制，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

優化區域布局，打造差異化的創新高地。支持中心城市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高地。推動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發揮科教資源集聚優勢，在“一體規劃、一體改革”上先行先試，打造國際教育中心、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國際人才中心。推動中西部地區結合自身稟賦實現特色發展。支持中西部地區立足能源、資源、算力等比較優勢，布局建設一批區域科技創新中心和特色產業基地，形成與東部地區互補互促的創新格局。深化跨區域的創新合作與協同發展。建立健全跨區域的協同創新和利益分享機制，鼓勵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開展科技人才結對幫扶和產業轉移合作，促進創新要素在更大范圍內有序流動。

以“一體評價”為保障，樹立價值導向的制度標尺。優化評價體系，確立鮮明的價值導向。建立體現要素一體化、區域差異化、發展協同化的評價標準。全面梳理并清理不合理的評價指標，建立以解決實際問題、產生經濟社會效益為導向的評價體系。以要素評價一體化促進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以區域評價差異化促進教育科技人才特色發展，以發展評價協同化促進教育科技人才合理布局。優化代表作制度、同行評議制度、市場評價制度。注重評價研究成果的質量和原創性，而非數量。在基礎研究領域側重國際同行評價，在應用研究領域側重用戶和市場評價。建立貢獻導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堅持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讓技術、知識、管理、數據等要素參與分配，切實提高科研人員的收入水平和獲得感。

暢通流動渠道，打破身份等界限。建立“編制池”和“雙聘”制度。鼓勵高校、科研院所設立流動崗位，吸引企業科技人才兼職。支持科研人員帶著科研成果到企業開展創新創業活動，其間保留其原有人事關系和基本待遇。完善跨區域跨單位的社會保障銜接機制。加快推進社保關系的跨地區轉移接續，解決人才流動的后顧之憂。探索建立高層次人才跨區域醫療、子女教育等服務保障互認機制。建立人才流動的柔性機制。鼓勵通過項目合作、短期聘用、顧問指導等方式引進急需緊缺人才。

夯實法治基礎，營造優良的創新文化。加快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相關立法進程。研究制定《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促進條例》及相關法律法規，明確各主體的權利義務和法律責任，為“一體發展”提供法治保障。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科研誠信建設。建立健全知識產權全鏈條保護體系，嚴厲打擊侵權行為。加強科研誠信和科技倫理建設，營造風清氣正的科研環境。大力弘揚科學家精神和創新文化。在全社會廣泛宣傳科學家精神，倡導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學精神。加強科學普及，提升全民科學素質，厚植創新沃土。

結語

立足新的歷史方位，從時代必然、格局特征與路徑選擇三個維度，對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進行系統性學理闡釋，可以明確：構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格局”，絕非簡單的要素疊加或部門拼盤，而是一場發展邏輯重構、治理體系重塑的深刻變革。其本質在于通過規劃“一體銜接”、主體“一體融合”、資源“一體統籌”與評價“一體聯動”，打破長期以來存在的體制壁壘與碎片化障礙，在更廣范圍、更深層次實現創新要素的暢通流動與高效聚合。面向未來，應堅持以“一體規劃”為引領，以“一體改革”為動力，以“一體評價”為保障，在完善體制機制基礎上，充分發揮教育科技人才作為“最大創新資源”的優勢，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實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

注釋

[1]《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人民日報》，2024年7月22日，第1版。

[2]習近平：《加快建設教育強國》，《求是》，2025年第11期。

[3]習近平：《在全國科技大會、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上的講話》，2024年6月24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6/content_6959120.htm。

[4]陳勁、陳書潔：《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加快新質生產力發展：關鍵問題、現實邏輯與主要路徑》，《現代教育技術》，2024年第34期。

[5]侯萬軍、辛越優、馬繼偉：《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的關鍵維度與路徑》，《中國高等教育》，2025年第1期。

[6]《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扎實推進高質量發展》，2024年2月1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2/content_6929446.htm。

[7][9]侯萬軍、辛越優、馬繼偉：《堅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統籌推進》，《光明日報》，2023年12月6日，第2版。

[8]俞建良：《推進新時代老齡工作高質量發展》，2024年9月12日，https://www.cncaprc.gov.cn/ddesdszqhpljd/10031474.jhtml。

[10]陳贊、方丹、董波：《科技創新體系支撐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適配性障礙及多維增效方案》，《科技智囊》，2025年第3期。

[11]周文、李吉良：《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改革》，2024年第9期。

[12]丁元竹：《以產學研融合發展深化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4年第21期。

[13]龔旗煌：《從理念到實踐：人工智能賦能下的高等教育創新探索》，《中國高等教育》，2025年第11期。

[14]任少波：《發揮高校在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發展中的戰略作用》，《紅旗文稿》，2025年第12期。

[15]吳偉、王益靜、辛越優：《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亟待大尺度革新》，《科技中國》，2023年第11期。

The Main Basis and Construction Path for the Formation

of 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Hou Wanjun

Abstract: "Education development-technological innovation-talent cultivation" is an evolving and empowering process that is mutually supportive and progressive. Only by regarding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as the "largest innovation resource" and insisting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can we truly open up new development patterns, new fields, and new tracks. The essence of forming 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lies in constructing a nat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through the "integrated connection" of planning, the "systematic integration" of the main body, the "integrated coordin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integrated interaction" of evaluation. This ecosystem ensures smooth flow of elements, coordinated entities, and compatible systems,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 implementation roadmap centered on coordination, driven by reform, and guided by evaluation, to effectively transform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to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virtuous cycle of "education cultivating talents, talents driving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benefiting education".

Keyword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licy coordination; innovation resources

責 編∕包 鈺 美 編∕梁麗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