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是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面對并解決的一個重要歷史性和實踐性課題。黨的十八大以來，教育科技人才逐步形成一體布局、一體改革、一體發展。在戰略驅動、發展驅動、問題驅動相統一邏輯下，黨和國家以更高站位、更大格局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著力解決創新驅動發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治理支撐問題、全面創新導向的體制機制改革問題，以及教育科技人才的鏈接協同問題，形成立體化戰略實施構架。未來一段時間，從“怎么看”到“怎么辦”，需進一步建立分層理念，明晰一體發展立體結構；圍繞規劃重點，推動一體發展點上破局；強調投資于人，形成人才引領驅動一體推進工作體系。
【關鍵詞】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 戰略 邏輯 任務
【中圖分類號】G322/G52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3.004
【作者簡介】孫銳，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人才理論與技術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入選人，國家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中國人才研究會副秘書長。研究方向為人才戰略與政策，主要著作有《新時代人才強國戰略：總體布局與實踐路徑》《建設新時代人才強國：面向高質量發展的人才工作研究》《戰略人力資源管理與組織創新氛圍研究：基于中國企業研發人員的調查》等。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要堅持教育優先發展、科技自立自強、人才引領驅動，加快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1]“強國”的關鍵在“科技”，“科技”背后是“人才”，而“人才”來源于“教育”。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對“十五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進行戰略擘畫、明標定向。其中，《建議》在第四章節，即“中心工作”和經濟建設板塊，聚焦“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戰略主題，對“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進行重點部署，[2]體現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強國建設、民族復興與創新驅動、人才引領內在關聯的深刻洞察、規律遵循和主動作為。只有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三大戰略”集合聯動，實現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布局、一體改革、一體發展，才能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倍增效應，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持續智力支撐和戰略支持。
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體系布局的形成脈絡
回顧歷史，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專章部署“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3]創新驅動成為我國引領性發展戰略，指引發展新舊動能轉換。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出“必須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4]的重大戰略抉擇，提出“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5]的重大論斷。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并站在戰略和全局高度，首次將教育、科技、人才三項工作作為一個章節進行一體部署，要求“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三大戰略系統集成，以“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6]這釋放出我國要走一條從人才強、科技強，到產業強，經濟強，再到國家強的中國式現代化大國發展之路的強烈信號。[7]
在以往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框架下，科技工作歸屬“經濟建設”板塊，教育工作歸屬“社會建設”板塊，人才工作歸屬“黨的建設”板塊。[8]黨的二十大將人才工作與教育、科技工作并列，并將相關內容安排至全會報告前段的第五章節，即黨和國家中心工作（經濟建設）章節進行一體謀劃，這是在推動高質量發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背景下，對什么是第一生產力要素、生產關系要件的再認識、再思考、再認定，以及對相關工作布局的邏輯重構。進一步而言，黨的二十大報告將人才工作位置調整到“經濟建設”板塊的重大結構性變化，突出了“人才”的經濟屬性、戰略屬性和“中心工作”屬性，同時強調“強化現代化人才支撐”，也凸顯其在“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上的關鍵作用。之后，人才發展的戰略屬性和新質生產力要素屬性不斷得到深入認識、理解和強化，以“人才引領驅動”高質量發展成為我國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戰略選擇。
自2023年在地方考察調研時提出新質生產力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新質生產力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2024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按照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求，暢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完善人才培養、引進、使用、合理流動的工作機制。”[9]“新質生產力”概念的提出及關于暢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環的重要論述，不僅為我國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提供理論支撐和思想基礎，更進一步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與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之間的緊密關系。
2024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新時代背景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進行總體擘畫。《決定》既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標一脈相承，又同黨的二十大作出的戰略部署緊密銜接，進一步聚焦解決影響中國式現代化的體制機制問題。《決定》在“經濟體制改革”板塊，對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改革進行一體部署。相較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教育、科技、人才領域改革的獨立分別部署，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圍繞支持“全面創新”，站在更高層面，以更廣視野，進一步打破教育、科技、人才領域和職能部門界限，提出“要深化教育綜合改革，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10]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改革破局，為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供戰略突破口，充分體現我國改革方式由高端啟動、單項突破到系統升級、集成突破的戰略性轉變。
進一步地，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建議》提出，“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建立健全一體推進的協調機制”，“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教育中心、科學中心、人才中心”。[11]“十五五”期間，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將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大戰略主題和重要工作布局。《建議》明確提出，“強化規劃銜接、政策協同、資源統籌、評價聯動”，“深化項目評審、機構評估、人才評價、收入分配改革”，“暢通高校、科研院所、企業人才交流通道”，[12]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提供工作切口和具體抓手，彰顯我國解決現代化道路上問題的信心和能力。
從黨的二十大將教育、科技、人才以專章予以闡述并開展一體部署，到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提出“暢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再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對深化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作出具體部署，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戰略整合、政策協同和改革集成體系逐步形成，為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全面創新治理體系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支持體系定向鋪路。
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戰略導向及內在邏輯
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大國博弈和科技革命相互交織，新技術新賽道新產業創生演變，我們正站在全球發展變局和產業革命的前夜。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進而推動高質量發展，是實現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戰略性任務。面對大國博弈深化與內部發展方式轉變的雙重挑戰，單一領域的改革已難以適應新要求，必須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構建起要素暢通的良性循環。這就需要厘清其中內在規律，即創新驅動發展是決定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布局的根本邏輯、戰略驅動邏輯，其在經濟領域的投射，構成了新質生產力要求暢通一體循環的發展驅動邏輯，具體到教育科技人才事業本身，內含當前工作脫節亟待一體改革的問題驅動邏輯。
圖1
戰略驅動邏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倒逼一體布局。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13]標志著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重大迭代升級，也即由以往的跟隨型、供給型戰略，升級為突破性、引領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性體現在，其戰略目標是將我國經濟發展由投資、消費和外貿“三駕馬車”驅動，轉換為“科技創新”驅動，其實質是經濟增長“引擎”的轉換，從而在全球產業鏈創新鏈體系分層中，推動我國由“四肢型”“軀干型”國家轉變為“頭腦型”國家。
“發展是第一要務，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14]當前，面對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中心任務，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歷史機遇與挑戰，“國家強”的關鍵內涵和首要標志是“科技強”“創新強”。沒有“科技強”“創新強”，就不會有實質意義上的“產業強”“經濟強”。早在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就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決定著中華民族前途命運”；[15]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中國如果不走創新驅動道路，新舊動能不能順利轉換，是不可能真正強大起來的，只能是大而不強”。[16]隨著國內外形勢變化，特別是中美大國博弈進入深水區，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17]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第二十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必須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18]至此，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成為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更高要求。
未來五年，全球科技創新將進入空前密集活躍時期，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腦科學、能源科學蓬勃興起，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變革和大國博弈加速重構全球發展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與我國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形成新的歷史交匯，帶來巨大機遇和挑戰。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從根本上要求并促進構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格局。未來我國科技創新，需要加速從引進吸收、跟隨模仿向取得基礎性、原創性、顛覆性進展邁進，在自主創新上取得更大突破，加快占據前沿引領地位，實現自主可控。科技攻關的實踐反復告訴我們：解決“卡脖子”問題及實現“0～1”的重大突破，關鍵不在“投錢”，而在“投人”“投機制”。[19]黨的二十大提出“人才引領驅動”，[20]就是以人才引領創新驅動、以人才引領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在此背景下，與模仿性、跟隨型創新戰略適配的教育科技人才管理體系、評價體系和治理方式，面臨重大挑戰，亟待實現范式轉型，而相關變革難以直接照搬或移植西方的做法與經驗。為此，“十五五”時期需以“人才引領驅動”為牽引，堅持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持續強化“投人”“投制度”導向，以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為抓手，推動重大體制變革與機制重構，加快構建與原始創新、科技自立自強相適配、與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相融合的治理結構，從更根本層面破解“十五五”時期供給側“卡脖子”問題的制度支撐短板，以及需求側消費者信心培育、消費意愿提振的深層問題。
發展驅動邏輯：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求暢通一體循環。“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21]新質生產力實際上是一種創新密集型、科技密集型生產力，一種力求通過“創造性破壞”再造發展新動能的生產力。相較于傳統生產力類型，新質生產力依賴具有知識技能和創新創造力的人才來推動實現創新，特別是實現顛覆性原始性創新，進而催生新賽道新產業新經濟，塑造經濟增長新動能。作為傳統生產力的進階和升級版，新質生產力屬于創新驅動型生產力范疇，也即人才引領型生產力類型，是人才發揮決定性作用的生產力。
對于處于加速追趕階段的國家及各類競爭主體而言，創新型人才資本是其實現戰略趕超的關鍵性支撐。西方語境中的專業型人力資本，是與我國“人才”內涵較為契合的概念范疇。據世界銀行測算，發達經濟體的生產要素貢獻中，含專業型人力資本在內的人力資本整體貢獻度已達70%。[22]對發達國家的相關經濟分析顯示，高水平創新型人才對先進生產力質態升級不僅具有直接正向驅動作用，且先進生產力發展水平越高，創新型人才對其發展的邊際貢獻就越大；在先進生產力發展的高端階段，更會形成高端人才與高端產業螺旋耦合的價值貢獻倍增效應。這不僅為新質生產力先發經濟體實現發展提質提速提供關鍵動力，也為其構筑并拓展競爭優勢筑牢“護城河”。
培育新質生產力，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要求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循環。“新質生產力的形成與發展必然要求對現有生產關系作出適應性調整，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促進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流動。”[23]加快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相適配的生產關系，關鍵一環在于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協同發展。封閉化的教育體系難以培育出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實用型人才，而囿于紙面、無法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論文式“創新”，亦難以支撐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構建。同時，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求以科技創新驅動產業創新，這與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四鏈”能否深度融合密切相關。當前，人才培養與就業市場存在結構性錯位，“四鏈”融合不深、銜接不暢的背后，在于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格局尚未完全形成。未來圍繞新質生產力的競爭，是產業創新生態鏈條的競爭，也是“四鏈”融合深度的競爭，更是人才創新創業生態體系的競爭。“十五五”時期，我國需進一步統籌優化教育、科技、人才資源配置，暢通政產學研協同創新通道，打通“三位一體”動態大循環，加快推動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中國智造”的系統性躍升。
問題驅動邏輯：教育科技人才工作脫節亟待一體改革。科技創新的核心在人才，人才培育的根基在教育，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內在統一、互為支撐。在工作實踐中，教育、科技、人才相關工作彼此依托、深度融合、協同共進。站在“人才”工作的位置看，教育是其前端基礎，中心目標在于培育“潛人才”、筑牢人才蓄水池，創新是其后端延伸，是人才工作效能與價值目標的集中體現。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教育科技人才領域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但對標支持全面創新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要求，相關領域的一體發展仍存在諸多亟待破解的問題：從整體發展來看，資源適配性不足、轉化效能偏低，以行政職能部門內部目標為導向的“小域化”資源配置模式，難以適配國家戰略的“大域”需求，雖持續構建戰略協同框架，但領域間銜接聯動不足，一體化、鏈條化、聚焦化、集成化發展水平有待提升，服務國家戰略的精準度、支撐中心工作的貢獻度不足，尚未形成系統的整體性工作體系，且單一維度的改革推進難以實現整體突破。從各領域具體問題來看，教育領域在人才自主培養質量、拔尖創新人才培育、與產業實踐相匹配的工科人才培養、評價導向、科技成果轉化等方面存在挑戰；科技領域在基礎研究人才隊伍、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人才、評價指標、科研投入產出效率、項目獎勵制度、科研管理等方面存在短板；人才工作領域則凸顯“四唯”評價、事業單位行政化、聚才引才政策支撐不足、產業人才量質與產業發展需求匹配不足、優秀人才涌現及青年科技人才成長支持保障不到位等痛點。究其根源，以上問題是以往粗放型發展與治理模式，以及相關職能部門未形成有效協同、未對標對表國家最高戰略需求的思想和行動在工作層面上的直接投射。
破解教育科技人才領域相互脫節、協同不足的難題，迫切需要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改革。從廣義政府管理而言，教育、科技工作各有其既定職能領域與清晰職能邊界，歸屬于政府系統的工作范疇；而人才工作以“黨管人才”為核心體制特色，歸屬于執政黨責權范疇，除涵蓋人才“引育留用”等制度政策制定外，還涉及各領域人才隊伍建設，可穿透于教育、科技及經濟中心工作各環節，具有滲透性、擴展性與杠桿性特征。同時，人才工作的覆蓋范圍更廣、推進層次更深，復雜性與動態性特征也更為突出。[24]故而人才可成為牽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改革的撬動點與切入點。從實踐層面來看，國家人才工作的重心始終隨國家戰略的調整升級動態適配，換言之，人才工作聚焦戰略資源與第一資源，凸顯經濟屬性，兼具政治屬性與社會屬性，具有動態發展性，是一項具有貫穿線特征的戰略工作部署。[25]在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的工作體系中，教育是基礎起始點，人才是撬動點，科技是落腳點。當前實踐充分表明，以“人才引領驅動”為突破口，充分發揮人才的居中聯結與撬動賦能作用，依托人才體制機制改革的縱貫線牽引效應，串聯整合教育、科技、人才各項工作，更能推動教育、科技、產業等部門實現聯動改革升級，構建支撐全面創新的制度體系。
實現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重要挑戰與任務指向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呈現戰略驅動、發展驅動與問題驅動相統一的內在邏輯，黨和國家以更高站位、更大格局、更廣視野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著力破解創新驅動發展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治理支撐問題、全面創新導向下的體制機制改革問題，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銜接協同問題，由此構建起從底層邏輯、語義表達到改革部署層層遞進的立體化戰略實施體系。當前時空背景不同，工作挑戰不同，策略選擇不同，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實踐探索已經走在理論研究的前面。未來，推動這一戰略部署落實落地，由“怎么看”到“怎么辦”，其中一些基本問題與指向問題亟待進一步探討厘清。
建立分層理念，明晰一體發展立體化結構布局。黨的二十大以來，黨中央堅持戰略導向、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將教育、科技、人才作為整體，進行一體布局、一體改革、一體發展，著力暢通三者良性循環，這是立足國家發展全局提出的戰略路徑與系統解決方案。細化來看，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涉及三個層面上的問題，即：戰略層、體制機制層、戰術層或操作層。在這里，涉及中央、省（市區）、市縣區等不同層級政府部門的分工、事權及工作重心，以及政府、事業單位與企業等經營主體的連接互動關系等。
在戰略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已就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形成戰略共識，并通過黨的二十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的系列部署明標定向，作出戰略決策和系統布局。在頂層設計層面明確該項工作屬于經濟建設的性質內涵，提出相應改革任務，強調建立健全統籌推進機制并壓實相關責任，在戰略層完成定向、定責定調、高位啟動。
在體制機制層，重點回答“改什么、怎么改”，涉及中央議事協調機構及相關部委的職能調整與協同運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此作出總體布置和任務安排。所謂“體制”，主要指領導體系、職能配置與權責結構，中心是“權屬”；所謂“機制”，主要指協調聯動、運轉有序的工作關系，中心是“運行”。與政策創新不同，體制機制改革不僅要處理一般性政府公共服務產品的動作“增量”問題，更要處理治理的“結構性”問題。在當前中國國家治理語境下，政策往往需要動態調整，而體制機制則相對穩定，其改革必然觸及制度層面。相關事權目前主要集中于中央部委，部分由省級政府承擔，地市以下則重在執行與政策落地創新。因此，按照一體化要求優化中央與國家部委的職能權責、理順政府、市場與社會的關系，是構建一體改革方案的重心和關鍵。
在戰術及操作層，在充分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背景下，堅持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相結合，基于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軌道、規則和政策導向，地市政府、高校、研究機構、企業等在大市場環境下建立形成互動關系。
在此，戰略層、體制機制層、戰術層及操作層，在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進程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承擔著不同的使命，更具有不同的工作重心。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市場，不同經營主體和發展主體，需要明晰和對應各自層級的謀劃和工作重點，主動承擔相關相應責任，才能有效有序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布局早日扎實落地、取得實效。
圍繞規劃重點，推動一體建設點上破局。首先，統籌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最終要實現以教育之強成就人才之強，以人才之強賦能科技之強。為適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與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戰略需求，“十五五”時期亟需構建教育、科技、人才“協同化”工作體系和“統一化”制度體系。落實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需圍繞當前改革呼聲大、尚未落實、亟待突破的一些重點難點問題開展點上破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改革、一體發展，要從規劃銜接、政策協同、資源統籌、評價聯動著眼，基于“戰略—目標—結構—職能”框架，推動“三位一體”協同改革和協同部署，實現相關職能部門目標對標、職能協同、統籌攻堅；推動教育、科技、人才、產業等相關部門集體動員、協同規劃、聯動布局、資源統籌和同向投入，站在黨和國家發展大局創新性實施“條線”“領域”工作，進一步建立職能整合、體系貫通與動力生成體系，明晰相關工作邏輯、權責體系、組織職能和操作運行機制，進而形成高位協同和工作穿透體系，實現相關領域改革由“單項突進”到“跨域集成”的變線升級。
其次，要發揮中央議事協調機構的跨部門統籌功能，依托一體化評價與考核手段，構建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的治理閉環。“評價”與“考核”具有重要的目標牽引作用并可產生“動作對齊”效應。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強調，深化項目評審、機構評估、人才評價、收入分配相關領域聯動改革，其本質也是要打通教育科技人才相關領域通道，為進一步激發創新人才，特別是在高校院所、科研機構、國有企業中，承擔國家創新驅動發展任務的一線科技人才的創新創造活力“打樁立柱”。當前，不同職能領域內工作效能的“小域”內部化評價與國家層面上的“大域”貢獻要求脫節，是未形成一體發展格局的重要體現和表征。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需打破以往教育科技人才工作自組織、內循環的運作方式，突破部門利益藩籬和內部目標驅動，聚焦國家層面最高戰略目標，構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全局性評價考核體系，通過形成“最高目標—領域動作—全局貢獻”的總體目標統籌，及領域貢獻度考核評價指標與評價評估落實體系，進一步推動提升國家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
再次，推動一體改革點上破題，可以從加快暢通高校、科研院所、企業人才交流；深化人才、高校畢業生、職稱、人才“帽子”評價改革；強化企業，特別是科創企業人才集聚培養地位功能等“小切口”和關鍵問題入手，打通相關體制機制障礙壁壘，“牽一發動全局”，以“關鍵事件”切入向縱深推進改革。高校、科研院所、企業人才難交流的背后，是體制內外人才評價導向“鴻溝”的問題，是事業單位傳統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慣性”的問題。人才評價標準、評價機制需要繼續深化改革的背后，是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評價導向，尚在教育、科技及各產業行業內進一步細化、具體化的問題，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評價手段、評價專家、評價標準尚未多元化、豐富化和社會化、市場化的問題。筆者的調研表明，在當前地方實踐中，企業已經走在高校院所的前面，成為真正的實質上的創新貢獻者。明確、承認企業的人才集聚培養功能，進而支持科技型創企業，特別是頭部科技企業打造國際一流人才集聚中心、研發創新中心，對我國搶占世界科技創新高地、人才集聚高地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對市場化企業化的人才集聚主體而言，其具有更多現實需求、問題場景和多元化激勵手段來吸引培養和集聚國際一流人才，在這方面對其的身份認同、政策支持和體制認可，將更有利于進一步發揮企業多元靈活的商業化手段和自身能動性，推動我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和新質生產力發展。
強調“投資于人”，形成人才引領驅動的一體發展工作體系。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必須保持戰略定力與耐心，實施長期穩定投入，既要“投資于物”，更要“投資于人”，特別是要著力投資于“人才”。黨的二十大及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將人才工作置于中心模塊，與教育、科技統籌部署，其深層邏輯正是將“人才”作為“第一資源”和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進行前瞻布局，進一步突顯人才對高質量發展的引領作用。
當前，我國人口紅利日漸式微，人才紅利有方可尋。以人才引領驅動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培育壯大新質生產力，培養壯大創新實力強的人才力量、科技力量，事關民族復興偉業全局。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不僅需要大家大師，需要大量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工程師、技能大師和大國工匠，更需要能夠引導、組織和支持顛覆性創新的戰略企業家，和敢闖“無人區”的青年才俊。真正的高精尖人才成長、創新，依靠的是內部動機，而非物質刺激的外部動機，對潛在的一流人才和原始創新者更應該提供“支持”，而非簡單“激勵”。“人才”和“干部”的成長和發展規律不同，對人才要施行有別于干部的管理方式，才能調動其創新創造活力。DeepSeek的爆火表明，傳統的人才工作手段，包括數論文、數課題、數獎勵，給項目、給帽子、給資金等方式，在新經濟新動能條件下可能失效，創新經濟背景下的人才工作更需要營造一個公平競爭、自由開放的營商環境、營智環境和允許、支持“木秀于林”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
“偉大的發現不是‘計劃’出來的”，需要持之以恒，需要長期主義；而一流人才涌現也不是“計劃”出來的，需要“陽光雨露”，需要有活力的市場化生態。“投資于人”不僅在于提升人的教育、健康和社會適應性，從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而言，更在于改善人才生存生活和工作條件、提升人才的技術技能水平、優化人才發展和創新支持環境，以賦能和激發其創新潛力。當前，我們亟待構建一套匹配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動人力資源轉化為人才資源，以人才紅利替代人口紅利，進而塑造國際競爭優勢的人才投入體系和自由涌現體系。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不僅需要政府通過五年規劃等進行宏觀引導，更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更好把握政府職能定位、責權邊界、時機火候和工作切入口。我們不是要具體“規劃”幾棵“樹”怎么生長，而是要“規劃”一片“森林”如何成長。為此，“十五五”期間，要更好的把握投資于人與投資于物關系，大力提升基礎研究人才生活待遇，圍繞助力人才長期潛心專研、寬容創新失敗，圍繞“人才入股、技術入股”、圍繞“更好的體現人才市場價值”開展大膽探索改革創新；為各類優秀人才自由涌現，為“一流人才帶出一流人才 一流人才做出一流成果”提供更好的“熱帶雨林”式生態體系和公共產品與服務。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特別委托項目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5@ZH031）
注釋
[1]《習近平強調，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2022年10月16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16/content_5718815.htm。
[2][11][12]《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3][13]《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人民日報》，2012年11月9日，第2版。
[4][5][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科技創新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8、119、25頁。
[6][20]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7]孫銳：《暢通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循環的邏輯進路》，《國家治理》，2024年第21期。
[8][24]孫銳：《構建人才引領驅動高質量發展戰略新布局》，《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3年第21期。
[9]《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扎實推進高質量發展》，《人民日報》，2024年2月2日，第1版。
[10]《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2024年7月18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7/content_6963409.htm。
[14][16]《習近平：發展是第一要務，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2018年3月7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8-03/07/content_5272045.htm。
[17][18]《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97、197頁。
[19]孫銳：《“十五五”時期人才發展規劃：背景形勢與方向主題》，《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5年第12期。
[21]習近平：《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求是》，2024年第11期。
[22]寧心：《書寫“于斯為盛”人才答卷》，2024年4月30日，http://www.hn.xinhuanet.com/20240430/0cea8bf6c2e24e01ac06d6c5e79c5b40/c.html。
[23]何立峰：《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人民日報》，2025年11月11日，第6版。
[25]孫銳：《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改革再突破》，《瞭望》，2024年第32期。
Strategic Orientation, Fundamental Logic, and Task Focus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Sun Rui
Abstract: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challenge that must be addressed and resolved in advanc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development have progressively formed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encompassing unified planning, reform, and advancement. Guided by the unified logic of strategic, developmental, and problem-driven approaches,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have elevated their strategic perspective and broadened their vision to advance thi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fforts focus on addressing governance challenges in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nd achieving sci-tech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at higher levels, and reform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to foster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and enhancing coordination among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development—thus establishing a multidimensional strategic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Moving forward, the focus must shift from "how to view" to "how to proceed." This requires further establishing a tiered approach to clarify the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dvancing breakthroughs at key points aligned with planning priorities; and emphasizing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o forge a talent-led, integrated advancement system.
Keyword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strategy; logic; tasks
責 編∕桂 琰 美 編∕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