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習近平文化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作出一系列原創性貢獻。這些貢獻可以從四個維度分析：以“文化生命體”為根基、“文化自我”為中軸、“文化主體性”為核心，構建生命論的文化哲學；通過創新人類文明形態理論、破解文明多樣共存難題、提出文明交流互鑒方法，構建文明論的歷史哲學；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為價值內核，以“和”為根本法則，形成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共生的文明生態觀，構建共生論的生存哲學；以“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為立腳點，彰顯人類情懷與視野，貫穿人類立場和邏輯，提供破解人類發展難題的全新思路，形成兼具中華文化特質與人類文明普遍性的人類論的世界哲學。這些創新極大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關鍵詞】習近平文化思想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原創性 文化生命體 文化主體性

【中圖分類號】G120/D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3.001

【作者簡介】沈湘平，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講席教授。研究方向為一般哲學理論、馬克思學說、文化與價值問題，主要著作有《哲學導論》《理性與秩序：在人學的視野中》《唯一的歷史科學：馬克思學說的自我規定》《中國式現代化的傳統文化根基》等。

習近平文化思想以馬克思主義為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實踐創新為基，系統回答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大課題，深刻闡明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問題，為新時代文化建設提供總方針、總遵循、總要求，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境界，譜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精彩華章，也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作出一系列原創性貢獻。這些原創性貢獻，可以從生命論的文化哲學、文明論的歷史哲學、共生論的生存哲學、人類論的世界哲學等維度進行分析。

生命論的文化哲學

真正的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是文化的活的靈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1]在這一科學判斷中，“中華文化”（廣義的中華文化包含中國精神，中國精神是中華文化的靈魂內核）與“時代精華”的雙重屬性表明：習近平文化思想既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本質性篇章，文化哲學是習近平文化思想最直接的哲學屬性。習近平文化思想基于“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的生命性比喻，[2]創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社會有機體思想與中國傳統“生生之道”相結合，構建以“文化生命體”為根基、“文化自我”為中軸、“文化主體性”為核心的文化哲學體系，推動唯物史觀視域中的文化哲學實現從“社會存在決定論”向“文化生命本體論”的范式轉換。

揭示在“結合”中造就新的文化生命體。馬克思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3]眾多中外思想家的共識是，相較于西方文化更多以自然為研究對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直接聚焦生命。習近平文化思想從生命論視角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本體論闡釋，將“兩個結合”升華為文化生命體的生成邏輯。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從“文化生命力”角度提出“文化生命”概念；[4]2023年，明確“第二個結合”即魂脈與根脈相結合，造就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5]這一重要論斷，標志著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重大創新。作為生命的隱喻，文化生命體如何保有生命活力，可以從一般生命現象及規律中獲得啟示。馬克思主義的魂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共同構成新的文化生命體的命脈，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根本命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通過“第二個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6]這意味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滋養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文化生命，使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擁有更深厚的歷史基礎、文化底蘊和蓬勃生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必須更加自覺地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其哲學相結合，從而確保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文化生命始終充盈與旺盛，真理之樹始終根深葉茂。

反思性地構建堅定的文化自我。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這一原創性概念。[7]從修辭角度看，“自我”是在“生命體”基礎上的進一步擬人化，也將單一的文化生命體置于諸多文化生命體的現實場域中——因為自我總是相對于他者而言的。作為政治實體的國家與民族，總是具有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軍事、科技等多重面相。文化是國家民族的血脈與靈魂，文化自我是國家民族自我意識的核心，是其生存與發展的精神根基和內在動力。在文化哲學視野中，自我認同并非先驗存在，而是在與他者的對話、互動，以及對自身歷史（經歷）的持續反思和敘事中，被動態地構建起來的。“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必須知道自己是誰，是從哪里來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對了，就要堅定不移朝著目標前進。”[8]習近平總書記圍繞當代中國文化的“身份五問”，即我是誰、從何而來、向何而去、本質為何、如何確證，進行邏輯完整的論述，系統構建文化自我認同理論。這一重要理論突破傳統本體論認知框架，強調在五千多年文明歷史中積淀而來的、與他者相區分的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華民族獨特精神標識、中國人獨有精神世界，以及堅定文化自信、堅持走自己的路、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等重要命題。作為文化活的靈魂，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當代中國文化自我最內在、最核心的部分，直接表現為當代中國的哲學自我，必須擁有哲學的自主知識體系，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智慧。

突出堅守和鞏固文化主體性。文化主體性是指一個民族在文明演進中自主確立價值內核、掌握文化定義權與發展方向的根本特質，是文化自我在與他者構成的場域中顯現出來的自覺性、能動性、創造性、獨立性與超越性的集中體現。習近平總書記從世界歷史高度得出一個規律性認識：“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9]這一重要論斷，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主體性理論的深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國共產黨就有了引領時代的強大文化力量，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就有了國家認同的堅實文化基礎，中華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鮮明文化特性。”[10]與西方基于主客二元對立的文化主體性不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文化主體性是真正主體間性的文化主體性，強調中華民族在確立和堅守文化主體性的同時立己達人，既保持（對外的）文化獨立性，又彰顯（對內的）文明主導性，更體現（面向未來的）價值超越性。堅守和鞏固文化主體性，才能始終有堅定的文化自我，在不斷回應挑戰、開創新局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從而獲得持續的自我發展。

文明論的歷史哲學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人類社會面臨何去何從的歷史當口，其實質指向“人類文明站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的存在境遇。[11]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深層本質是文明形態之變，人類文明抉擇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宏大的時代課題。正確的抉擇來自正確的認知，“歷史正確”是“文明進步”的前提，只有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才能確保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習近平總書記以“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為綱領，將中華文明的歷史智慧與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深度融合，既超越思辨的歷史哲學、批判的或分析的歷史哲學，以及后現代歷史哲學，也超越以斯賓格勒、湯因比、亨廷頓等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的文明論的歷史哲學，事實上構建起馬克思主義的文明論的歷史哲學，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推動多樣文明共同發展的新型歷史辯證法。

實現人類文明形態理論的創新超越。當今時代，文明形態與現代化相互塑造，辯證統一。在當代中國，對“什么樣的文明形態是新的文明形態”和“什么樣的現代化是好的現代化”的追問，統一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以中國式現代化為載體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在哲學層面實現對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多重超越。在時間維度上，破解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明確中國式現代化扎根中華大地，是文明更新的結果。在空間維度上，突出文明的整體性、系統性，既重視物質文明的基礎性地位，也自覺超越簡單的物質決定論，警惕物質主義膨脹，堅持系統觀念，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在價值維度上，重構現代性價值坐標，自覺摒棄西方以資本為中心、兩極分化的現代化，突出以人民為中心、人民至上，追求全體人民物質和精神上的共同富裕，著眼于最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中國式現代化及其人類文明新形態破解人類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諸多難題，其全新的文明實踐證明：現代化并非西方化，西方文明不等于現代文明，人類文明發展存在多樣路徑，人類文明新形態作為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代表著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

破解文明多樣共存的歷史哲學難題。在多樣文明背景下，文明關系觀成為文明觀的核心問題，而任何文明觀最內在的都是一種哲學觀、一種歷史哲學。西方近代以來的文明偏見源于其狹隘的歷史認知或者說是歷史哲學的貧困。有學者指出，西方所有的歷史哲學都處在單個文明范圍內，基于其狹隘的歷史認知，始終不能想象多樣性的共存，因而西方至今“沒有可以解決共存問題的歷史哲學”。[12]習近平文化思想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事實上構建出新型的文明關系哲學。首先，將孟子“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哲學智慧升華為文明本體論預設，確認文明差異的客觀存在，并將理想的多樣性，即“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禮記·中庸》）的理想狀態作為目標追求；其次，在價值論層面提出和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從世界各國人民價值追求的“最大公約數”出發，既確保人類高度的價值規范，又尊重各國主體性的具體價值實踐；再次，在實踐層面提出全球文明倡議，構建制度性對話框架，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創新以胸懷天下的視野，基于文明多樣性的事實，棄絕普世主義，尋求公共性，既揚棄相對主義，也超越絕對主義，為多樣共存的文明新秩序奠定哲學根基。

提出和示范文明交流互鑒的系統性方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13]強調堅持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本質上是文明關系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事實上融貫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與中華“知行合一”傳統，激活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歷史經驗，形成體用結合的文明互鑒方法論。其中，文明平等是交流互鑒的前提，不同文明沒有高低、優劣之分，只有風格、類型之別，在價值上都是平等的；文明包容是交流互鑒的動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沖突’，就可以實現文明和諧”；[14]文明對話是交流互鑒的關鍵，從不同文明中尋求智慧、汲取營養，為人們提供精神支撐和心靈慰藉，不僅能實現‌文明系統的自我優化，而且能‌攜手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各種挑戰。特別地，通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兩個來自異質性文明的精華的成功結合與相互成就，既驗證不同文明交流的可能性，更提供文明融合的實踐范式。

共生論的生存哲學

當前人類面臨的文明困境，歸根結底是人類整體性的生存危機。馬克思主義從“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的歷史前提出發，致力于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和解”和“人類本身的和解”的統一。習近平文化思想將馬克思主義的相關思想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生生哲學、和合思想相融合，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為價值內核，以“和”為根本法則，形成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共生的文明生態觀，構建獨具東方智慧的共生論的生存哲學。

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存智慧。習近平總書記揭示“大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15]“生態興則文明興”的基本規律，[16]提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本體性理念，[17]將人與自然視為有機統一的大生態系統，“萬物并育而不相害”，人與萬物共生共榮。習近平總書記將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特色與實踐要求，這事實上將文化思想和生態文明思想融為一體。在價值論上，確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觀；在方法論上，構建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思維；在實踐論上，形成“雙碳”目標實施路徑，尤其強調守牢生態安全底線，積極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挑戰，保障我們賴以生存發展的自然環境和條件。這一生存智慧可以說是通過歷史辯證法協同自然辯證法，開辟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構建人類文明和合共生的發展道路。面對何去何從的人類文明抉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類只有和衷共濟、和合共生這一條出路”，[18]倡導“文明和合共生”；[19]強調“我國不走一些國家通過戰爭、殖民、掠奪等方式實現現代化的老路，那種損人利己、充滿血腥罪惡的老路給廣大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深重苦難。我們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又以自身發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20]不僅能各美其美，而且能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結合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存智慧，習近平文化思想事實上將“和合共生”理念貫穿整個發展哲學，構建起經濟增長與生態保護統一、物質富裕與精神富裕統一、個體發展與群體福祉統一、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統一、多樣文明進步與人類文明整體進步統一的，休戚與共、全球共濟的共生型的文明發展觀。同時，通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真正破解各種“增長悖論”，通過四大全球倡議和共建“一帶一路”，實實在在地拓展和衷共濟、和合共生實踐之路，為人類文明的轉型作出示范。

錨定人民美好生活的價值目標。以生存保障為基礎，以美好生活（即理想的、好的生存狀態）為目標，通過對自然的‌技術性調適、對社會關系的‌制度性安排‌、對精神世界的‌意義性構建‌，持續優化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三重關系，‌構成人類文明發展的本真邏輯。當今人類文明危機的實質就在于，人類不僅沒有獲得西方啟蒙運動以來允諾的美好生活，其能否持續共在性地存在，亦面臨重大挑戰和威脅。中國共產黨堅持人民至上，不僅把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而且立己達人，牽掛世界各國人民。古人云：“一人遂其生，推之而與天下共遂其生。”（《孟子字義疏證》）中國共產黨事實上不僅要讓中國人民安所遂生，而且努力讓世界各國人民都能安其所、遂其生。安所遂生是“和諧共生”“和合共生”中“共生”的具體化，使得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得到恰當的處理和安放，從而獲得理想的秩序與美好的發展。

人類論的世界哲學

“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腳點，[21]馬克思預言必然會出現哲學成為世界哲學的時代。習近平文化思想自覺繼承這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基因，并使之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天下大同”理想結合，突破民族國家界限，作出具有人類原則高度理論旨趣的哲學創新，為人類文明發展提供最為寬廣的視野和新的價值坐標。在哲學本質上，習近平文化思想不僅表現為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而且日益成為兼具中華文化特質與人類文明普遍性的世界哲學。

彰顯人類情懷與視野的格局氣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將“必須堅持胸懷天下”作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核心內容之一。一方面，在黨的初心和使命上，不僅強調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責任，也強調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擔當。從初心出發辯證把握兩個大局，超越西方“本國優先”的狹隘性，始終在發展自身的同時，深刻洞察人類發展進步潮流，積極回應各國人民普遍關切，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作出積極貢獻。另一方面，在努力構建開放包容的世界格局的同時，以海納百川的寬闊胸襟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在“人類知識的總和”中汲取優秀思想文化資源，努力貫通古今中西，以兼容并蓄、博采眾長的理論大格局與大氣象，持續鍛造新的理論優勢、攀登新的思想高峰，可謂孜孜于“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橫渠語錄》）。

構建貫穿人類立場、邏輯的完整體系。習近平文化思想不僅深刻洞察、精準提煉出人類社會何去何從的世界之問、時代之問，而且真正在“以天下觀天下”（《老子》）和“以天下為天下”（《管子》）的統一中，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現實目標，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核心規范，以人類文明新形態為總體示范，本質上構建以人類為坐標的世界哲學。這一世界哲學‌立基于‌“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以人類共在為前提，著眼全人類共同利益，以人類進步乃至人類解放為目的，以超越民族、國家的人類為方法，始終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換言之，這一世界哲學在歷史觀層面，突出人類文明作為共同體的整體性；在價值觀層面，確立作為人類文明內核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在方法論層面，貫通馬克思主義人類解放理論與中華“天下為公”理想，是洞徹人類歷史和人類文明發展規律、體現時代精神、服務于人類共同命運的哲學。

提供破解人類發展難題的全新思路。面對人類普遍性的發展難題，特別是整體性生存危機，美西方的做法恰恰是導致這些問題、危機的主要原因所在。習近平文化思想指引的全新實踐路徑，實現了方法論的革命。比如，基于人類層面的“從群眾中來”，超越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發展水平，從各國人民的生命實踐及其體悟中，找到“心之所同然者”（《孟子·告子上》）的“最大公約數”，而不是基于抽象人性論的理論演繹。又如，基于人類高度的“到群眾中去”，強調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尊重不同國家人民對價值實現路徑的探索，把全人類共同價值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實現本國人民利益的實踐中去。再如，在文明多樣、價值分殊的當今時代，在處理“多”與“一”關系這個核心問題方面，既尊重多樣性，又不導向“怎么都行”的相對主義；既強調全人類共識，又不導向獨斷論的絕對主義。以多樣、多邊反對同一、單邊，以自下而上的公共性規范保障多樣性的和合共生，不僅開辟文明和合共生新范式，也為解決人類面臨的諸多難題提供新思路。

綜上，習近平文化思想在生命論的文化哲學、文明論的歷史哲學、共生論的生存哲學和人類論的世界哲學等方面的創新，極大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這些創新在歷史實踐中持續驗證，既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當代升華，亦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哲學表達，其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必將隨著歷史進程不斷彰顯。

（本文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中心重大項目“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歷史生成與當代構建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5XTWHA004）

注釋

[1]《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人民日報》，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2][4][8][14][15][20]《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79、536、242、229～230、41、19頁。

[3][2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506頁。

[5][6][7][9][10]《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289、289、291、291、291頁。

[11]《習近平文化思想學習綱要》，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3頁。

[12]保羅·利科：《歷史與真理》，姜志輝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第287頁。

[13][1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8、360頁。

[16]習近平：《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邁上新臺階》，《求是》，2019年第3期。

[18]《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91頁。

[19]習近平：《登高望遠，穿云破霧 推動“大金磚合作”高質量發展》，《人民日報》，2024年10月24日，第2版。

Original Contribution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to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Shen Xiangping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se contributions can be analyzed from four dimensions: with "cultural organism" as the basi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s the axis, and "cultural subjectivity" as the core to construct a cultural philosophy of theory of life; through innovating the the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forms, solving the problem of coexisting diverse civilizations, and proposing methods for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to construct a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civilization theory; with the supremacy of people and life as the core of value, and "harmony" as the fundamental rule to form a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view of symbiosis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s well as between humans and society, and construct a survival philosophy of symbiosis theory; and based on "human society or socially-organized humans", highlighting human sentiments and perspectives, integrating human stance and logic, and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solving human development problems to form a world philosophy of human theory that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se innovations have greatly promoted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posses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originality, cultural organism, cultural subjectivity

責 編∕李思琪 美 編∕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