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基本情況
近年來,合肥市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經濟總量達1.42萬億元,實有人口超1200萬,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日益旺盛,城市治理尤其是基層治理挑戰日益加大。
為加快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合肥市先后出臺《關于加強新時代城市基層黨建完善基層治理工作的意見》《合肥市“五社聯動”實施意見》《合肥市城鄉網格化服務管理條例》等文件,構建了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四梁八柱”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街道黨工委-社區黨委-小區黨支部-樓院黨小組”等基層黨組織體系、“黨務工作者-社區工作者-社會工作者-志愿者”等基層治理人才隊伍、“街道黨群服務中心-社區黨群服務中心-小區居民活動中心”等基層治理設施、“區縣社工站指導中心-街道社工站-社區社工站”等基層社會治理平臺、“市社區治理學院-區縣社區治理學院-街道社區治理學院”等基層治理教育平臺,初步形成組織、人才、陣地、平臺、賦能等“五位一體”基層治理體系。
與此同時,合肥市還全面推進了街鎮“大部制”改革、社區“網格化”改革、“1+3+N”權責清單制改革。在此基礎上,又深化推進“兩委進小區”,引導社區力量下沉小區綜合網格,形成了資源匯聚在基層、隊伍扎根在基層、服務開展在基層、參與協商在基層和問題解決在基層的一線治理格局。2024年以來,合肥市積極開展市、區縣、街鎮、社區四級書記領辦基層治理項目,聚焦解決物業服務、街區管理、環境生態和特殊人群關愛等民生問題,探索建立了書記領辦項目與黨建共建項目、專業賦能項目、群眾微創投項目協調聯動的黨建引領基層治理項目化運作機制。
截至目前,合肥市基層治理體系已初見雛形,“大部制”“清單制”“網格化”“項目化”“五社聯動”“四工互動”等基層治理機制也日益完善,但仍存在著治理社會共識度、治理主體內驅力、治理手段柔性化、制度創新內涵性不足等深層困境,基層治理文化軟實力提升顯得更加緊迫。2024年5月,安徽省委常委會會議審議通過《關于推廣“新時代六尺巷工作法”構建黨建引領城鄉基層治理新格局的意見》,倡導將和合文化、禮讓文化理念融入基層治理。此后,合肥市積極推進黨建引領文化賦能基層治理,探索推進“六尺巷工作法”落實創新,總結形成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文化賦能基層治理典型經驗做法。
二、主要做法
為不斷深化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工作,結合“六尺巷工作法”相關要求,合肥市各區縣重點圍繞集聚力量、匯聚共識、凝聚人心、創新內涵、優化制度和提升能力等基層治理痛點難點開展文化賦能治理創新,主要做法有:
(一)挖掘城市文化資源,重塑基層治理
以合肥市瑤海區為例,文化底蘊深厚,城市文化資源豐富。其中,大興鎮的“一里三公”遠近聞名(宋朝包公墓、明朝蔡文毅公墓、清朝李鴻章公墓均坐落轄區)。明光路街道的“壩上街”,原是商埠碼頭,是古廬州商貿繁華之地,也是合肥城市商業經濟重要搖籃。同時,瑤海區還是合肥市老工業區,擁有厚重的工業文化,20世紀GDP全市占比最多超60%,是城市工業經濟發源地。如何發掘富集的城市文化資源,推動城市創新發展,賦能城市基層治理,提升現代城市品質,瑤海區既有挑戰也有優勢。
2023年6月,瑤海區在商業繁華的壩上街環球中心,建立了全省首個商協會大廈,以孵化培育行業協會商會為抓手,充分發揮商協會會員單位數量多、社會聯系接觸廣、特定領域影響大等優勢,聚行業之力、揚行業之長,推動行業力量參與城市經濟發展和基層治理。截至目前,共簽約全國各地各類商協會152家,聯系會員企業和單位約3萬家,近50家商協會已入駐辦公,資源規模效應突出;通過商協會平臺“雙招雙引”,瑤海區已累計招引企業656家,注冊資金超20億元,2024年稅收達3000萬元,“壩上街”再次成為城區商業經濟“新搖籃”。同時,瑤海區還依托商協會大廈建立了“新鄉賢之家”“會協商”委員工作室和國家級志愿服務基地等平臺,引導商協會及其會員單位參與基層社會治理。其中,志愿服務基地首先通過全面走訪已入駐的商協會,詳細了解商協會及其會員的資源優勢和服務意愿。然后,采用品牌共建共創方式,由瑤海區委社會工作部和街居黨組織分批與相關商協會黨組織簽訂黨建共建協議,鼓勵商協會黨組織結合會員單位的公益宣傳、社會責任和非公黨建等實際需求,推動會員單位直接開展志愿服務或間接支持開展志愿服務參與治理。2025年7月以來,志愿服務基地已孵化環保、便民、幫扶等治理類志愿服務項目12個,并形成商協會及其會員專屬基層治理品牌——“行業之約”。
鑒于轄區老舊小區多管理難、特殊老人多照顧難等挑戰,瑤海區利用老工業區文化優勢,充分動員組織紀律性強、團隊互助意識強、自我管理意識強的老工人與老黨員,參與老舊小區治理和困難群體關愛。首先,全區共摸排出1.8萬名熱心老工人、老黨員,按照“群眾選、組織審、門前亮”三步走程序,擇優招募了1000多名社區“紅色小管家”,選配小區樓棟長6700多人,采取“走家串戶”“拉家常”形式,打通全面聯系居民群眾“最后一米”;同時,依托老工人、老黨員,采用微公益創投孵化培育社區社會組織600余支,面向老舊小區居民和特殊困難群體實施開展互助自治服務。另外,還大力推行“薪火相傳”計劃,遴選了600多名老勞模、老廠長擔任青年黨員導師,共結對師徒1600余人,組建居民骨干隊伍87支,采用監督、協商和自管等方式,參與物業服務、治安管理等小區綜合治理。目前,瑤海區已形成“以孝治家”“窗簾之約”“小巷管家”“紅鄰益家”等居民服務自治類治理品牌。其中,“窗簾之約”是特殊困難老人鄰里關愛幫扶的知名品牌。全區共有500多名小區網格書記牽頭,總計發動了2700多名近鄰善鄰,其中老黨員1500名,組建了140支鄰里守望隊,面向高齡獨居、高齡空巢、孤寡失獨等行動不便且乏人照顧的特殊困難老人,提供全覆蓋、全周期的鄰里關愛服務。2025年,“窗簾之約”被安徽省委社會工作部向全省推廣。
除了瑤海區,其他區縣也積極發掘城市文化資源重塑基層治理。廬陽區結合發展歷史久、城區設施舊、城市空間小、人口密度大、群眾訴求多等基層治理挑戰,依托老城區商業樓宇與商業街區眾多、商業文化資源豐富的獨特優勢,通過發動商戶企業、居民群眾廣泛參與,以“提升城市精細化管理”“優化商圈營商環境”為主線,重點打造城市“家門口”治理服務體系。全區共選任557名兩委成員擔任小區(片區)黨組織書記,重點打造小區、街區和樓宇等黨群服務陣地,積極推進“一線為民工作法”,持續開展為民為企貼身服務。一方面,選任了282名非公黨建指導員擔當“金色小管家”開展定期走訪,精準對接商圈企業需求,結合“政企有約”懇談會、“局長接待日”等活動,并首創“樓事會”加強“樓內樓外”協商合作,聚焦解決各類問題;另一方面,還選配了1050名“紅色小管家”,普遍聯系小區居民,推動開展老舊小區自管和居民自我服務。目前,已形成“巷導計劃”等特色文化治理品牌,通過招募“城市導賞員”以現場講解和網絡直播開展街區導游、探店打卡、逛吃品鑒,推介城市人文歷史和優質商業資源,形成獨具特色的“街巷文化旅游”品牌;通過黨建引領推動商圈“個體商戶、小微企業、專業市場”在服務經營中亮身份、踐承諾、樹形象、發揮誠信示范帶動作用,實現“示范一個、帶動一塊、影響一片”;還推動居民群眾骨干、商圈黨員骨干積極參與特殊人群關愛服務和商住矛盾糾紛調解,相關經驗受到時任省委主要領導贊賞肯定。
(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創新基層治理
以合肥巢湖市為例,其歷史文化悠久,既有 “有巢”文明與“隱賢文化”,又有 “楚漢相爭”“魏吳對峙”和“淮軍圩堡”等軍事文化。其中, “洗耳恭聽”的典故就是述說許由虛心聽受巢父教誨的故事,相傳至今。基于深厚歷史文化遺產,結合實際需要,巢湖市以亞父街道為試點探索傳統文化賦能基層治理,總結形成“洗耳恭聽”工作法,具體如下。
1.應對挑戰,文化內涵繼承發展
伴隨著持續加快的城市化進程,巢湖市城區的小區物業矛盾和特殊困難群體關愛幫扶等挑戰日益凸顯。為推動形成以基層黨組織為引領、轄區力量廣泛參與的基層治理格局,推動街居黨員干部走出辦公室并深入網格內“零距離”接觸小區居民、“沉下身”解決群眾關切問題,巢湖市以亞父街道為試點踐行 “六尺巷工作法”和合共生理念,通過發掘“洗耳恭聽”“不足與謀”“楚歌散兵”等歷史典故的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創新了“用心聽民聲,核心聚民力,俯身解民憂”的文化治理內涵。一是借鑒許由洗耳恭聽的謙虛謹慎,避免楚王拒諫的自以為是,引導街居黨員干部在基層治理中要深入了解居民需求、耐心傾聽群眾訴求,讓人民群眾感受到黨和政府真心想要解決他們的問題;二是借鑒劉邦善用賢能的成功經驗,避免項羽眾叛親離的失敗教訓,鼓勵街居黨員干部要積極動員社會和居民凝聚轄區力量共同參與基層治理,踐行新時代黨的群眾路線;三是繼承“臥牛奮蹄”城市文化精神,鼓勵街居黨員干部全力以赴解決身邊民生關鍵小事和居民群眾關切問題,真正做到“俯首甘為孺子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2.完善機制,文化治理創新探索
為了將“用心聽民聲,核心聚民力,俯身解民憂”的文化治理內涵應用落實于基層治理實務工作,巢湖市以亞父街道為試點不斷完善相關治理機制,主要圍繞“聽事”“解事”“參事”三個關鍵內容展開。一是健全“聽事”機制,采用“入戶聽”方式,針對特殊困難人群建立“三必訪、七必到”人員清單,開展入戶探訪了解情況;采用“定點聽”方式,針對普通人群和小區居民,依托小區黨群服務站、“兩代表一委員”工作室、紅色小管家工作室等平臺,開展定點集中聽取民意心聲;采用“電話聽”“線上聽”與“碼上聽”等方式,針對上班族、年輕人、流動人口、新就業群體等人群,依托熱線電話、APP與公眾號等渠道,廣泛聽取各類群體意見建議;采用“登門聽”方式,針對轄區商戶、企業等服務對象,開展定期走訪傾聽相關訴求。二是健全“解事”機制,建立“首聽負責制”,由“洗耳恭聽員”對小事情、小糾紛等簡單訴求直接“現場解事”;建立限時辦結機制,由小區網格書記對情況較復雜、現場不易解決的復雜問題限時“領辦解事”;建立聯席會商機制,由社區書記對涉及主體多、解決難度大的重點問題組織召開黨建聯席會或協商議事會“共商解事”;建立包案辦理機制,對社區無法解決的問題,反饋至街道、市直部門,由街道領導班子成員或相關責任單位“吹哨解事”。建立跟蹤督辦機制,由街道、市政府效能辦對各類問題臺賬辦理情況定期跟蹤并反饋結果,做好“跟蹤解事”。三是健全“參事”機制,采用微公益創投、政府購買服務和黨建品牌共建等方式,動員居民力量參與開展互助服務和自治服務,動員社會組織、志愿者等社會力量參與開展志愿公益服務;動員商戶、企業和單位等轄區力量參與開展共建共治服務。通過不斷創新探索,初步形成了“三參四聽五解”的基層治理機制,實現文化內涵創新與城市治理實踐有機融合。
在試點基礎上,巢湖市積極總結亞父街道的《關于打造“洗耳恭聽工作法”的實施方案》《老舊小區改造協商指引》《民生微實事快速響應工作規程》等成熟做法,建立“治理案例庫”,面向全市17個街鎮進行推廣。
除了巢湖市,其他區縣也重視繼承創新地域優秀傳統文化重塑基層治理。肥東縣是包拯故鄉,一直重視廉儉文化的繼承和創新。針對時下婚喪嫁娶大操大辦的鋪張浪費現象,通過研發“包公家宴”菜譜、培訓“包公家宴”廚師、建設“包公家宴”大食堂、提供“包公家宴”公益主持等創新做法,將包公廉儉文化應用落實到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既減輕了人民群眾經濟負擔,也弘揚宣傳了包公廉儉文化,移風易俗效果顯著。
(三)優化公共文化服務,助力基層治理
近年來,合肥市持續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不斷優化公共文化服務,在基層治理領域也產生了積極影響。例如,包河區依托渡江戰役紀念館,采用沉浸式宣講方式,面向社會公眾開展“百萬雄師過大江”宣講活動。同時,還招募培訓學生志愿者,帶領他們進學校、進企業、進機關、進社區開展宣講服務。不僅傳播了紅色革命文化進行了愛國主義教育,還激發了廣大市民投身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熱情和干勁。經開區依托愛民模范盛習友烈士的動人故事,組建了由老師、家長和中小學生共同構成的“盛習友志愿宣講隊”,面向全市的學校、社區和單位開展義務宣講,產生了積極廣泛的社會影響力。肥西縣依托桃花鎮集賢社區的延喬路打造了紅色文化街區,組建了“延喬路·勵志行”紅色宣講團,面向學生、員工和游客等人群提供打卡、休閑和宣講一體化服務,成為合肥市愛國主義宣講教育新地標。
高新區依托合肥科學島、轄區高科技企業等優勢資源,組織“百名博士科普進校園”宣講,開展“人造太陽計劃”等特色科普文化服務活動,產生了向科學家學習的良好社會反響,也激發了青少年學生和社會公眾關注科技、參與科創的熱情。包河區依托合肥市中醫院持續開展“中醫藥文化夜市活動”,引發了較大社會關注度和參與度,不僅傳播了中醫健康知識,也提升了公眾健康意識和能力。肥東縣依托勞模工匠協會,廣泛動員各類勞動模范、特色工匠開展咨詢指導、教育培訓、師帶徒等技術服務,形成了“跟著勞模去創新”品牌,不僅推動了技術文化傳播,也促進了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
包河區以方興社區服務中心為試點,依托社區黨校、治理學院、老年大學、市民學校和青年夜校等載體,成立了社區學院并統籌運營,積極探索社區公共文化服務與基層治理創新有機融合。不僅提高了居民群眾身邊的公共文化服務水平和效能,還總結形成了“教練演服宣”等銀齡老人參與社區治理模式。
總的來說,合肥市通過加強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既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水平和能力,也為市民參與基層治理提供了精神動力、常識普及、技能學習等方面支持。
三、亮點與特色
在文化治理創新探索中,合肥市形成了因地制宜、亮點紛呈的各類特色做法,具體如下。
(一)基礎扎實,正當其時
經過多年發展,合肥市基層治理體系初步建構成形,基層治理機制也基本建立完善。隨著城市化和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治理環境氛圍、主體意識能力、制度文化保障等方面相對不足,文化治理需求緊迫,文化治理創新正當其時。
(二)地域性強,特色各異
合肥地處江淮之間,地域亞文化特征明顯。城市規模和發展速度極快,各城區之間差異大、變化大。因此,導致文化治理創新的地域特色鮮明。固有的碼頭商貿文化、老工業區文化資源,成就了瑤海區商協會經濟、工友互助關愛等典型文化治理案例;早期的街區樓宇商業文化、老城區歷史人文資源,助力了廬陽區商圈街區治理、街巷文旅服務等典型案例;歷史上的隱賢文化、廉儉文化,促成了巢湖市“洗耳恭聽”工作法、“包公家宴”等經典案例。
(三)服務載體,融入治理
除了資源挖掘、內涵創新外,合肥市文化治理的服務載體導入特征比較明顯,尤其是在公共文化領域。例如,“百萬雄師過大江宣講”“百名博士科普進校園”“中醫藥文化夜市”“跟著勞模去創新”等品牌,都是在為市民和公眾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同時融入推動了基層治理創新。
四、成效與影響
立足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機制的堅實基礎,踐行 “六尺巷工作法”和合共生的治理理念,合肥市文化治理創新成效顯著。一是激活了城市治理資源。例如,瑤海區結合商賈合作聯絡的商貿文化,激活了商協會及其會員的經濟治理和基層治理資源;結合老工人老黨員工友互助的傳統企業文化,激活了廠礦小區、單位樓的特殊老人鄰里關愛資源。二是賦能了城市治理主體。例如,巢湖市結合地域傳統文化(隱賢文化、管理文化),結合基層問題挑戰,賦能了街居黨員干部等基層治理主體,提升了他們問需于民、動員社會和規范治理等方面能力。三是提升了城市治理成效。例如,肥東縣依托“包公家宴”創新舉措,從根本上破解了婚喪嫁娶大操大辦鋪張浪費的困境。瑤海區依托“窗簾之約”,切實提高了行動不便且身邊無人的特殊老人安全保障與居家照顧水平。四是形成了治理經驗模式。廬陽區依托“巷導計劃”,總結形成了街區導賞、誠信經營、便民服務和街巷管理等老城區商圈綜合治理模式。包河區依托“社區學院”,總結形成了“教練演服宣”銀齡老人參與社區治理模式。
五、經驗與啟示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首先,合肥市文化治理創新是基于堅實的基層治理基礎和“六尺巷工作法”的積極推動。其次,堅持黨建引領和黨員干部帶頭示范,是合肥文化治理創新的強力政治保障、領導保障和資源保障。再次,挖掘城市既有文化資源,創新傳統文化內涵和公共文化服務導入,是合肥文化治理創新的主要路徑。最后,以文化激活治理資源,以文化賦能治理主體,以文化優化治理模式,以文化塑造治理品牌,是合肥市文化治理創新的成效保障。
(劉紅梅 周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