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傳統節慶特定的習俗活動與規約慣制，蘊含著對倫理親情的強調與關注，具有重要的教化、凝聚和傳播功能。不同民族在節慶習俗上可能存在差異，但傳統節慶將個體活動納入群體框架中的內核是共通的，這正是傳統節慶的公共性和凝聚力所在。人們對節日習俗與精神內涵的深刻認同與尊崇，使傳統節慶超越個體、家庭、社區，在國家與民族層面上，成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與組成部分，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情感與思想，傳遞著中華文化的價值觀，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不斷增進中華文化認同。

【關鍵詞】傳統節慶 民族凝聚力  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中圖分類號】G12 【文獻標識碼】A

節日，即年度時間周期中具有特殊意義和標志性的日子，具有周期性、循環性等特點。一年之中，不同節日有規則地穿插其間，形成一種“日常”與“非日常”交替變化的節奏起伏，使人們在緊張忙碌之余獲得身心的愉悅與放松。作為世界上各民族所共有的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節慶是以特定主題活動方式約定俗成、世代相傳的社會活動，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緊密相關，體現出鮮明的民族特色。與中華文明特質相適應，我國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套富有民族特色的傳統節慶體系。作為中華民族文化標識之一，中華民族傳統節慶是中華民族精神信仰、倫理關系、娛樂休閑、審美情趣等的集中展現，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是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遺產，對于增強社會凝聚力、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有著重要意義。

傳統節慶為何能夠增強民族凝聚力

我國的傳統節日既包括春節、元宵節、二月二、清明、端午、中元節、中秋節、重陽、臘八、小年等以漢族為主的節日，也有維吾爾族等的古爾邦節、藏族雪頓節、傣族潑水節、蒙古族那達慕、彝族火把節等諸民族節日。此外，立春、立夏等二十四節氣與各地以廟會等為代表的傳統地方節會，也都是傳統節日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被納入國家法定節假日體系，古爾邦節、雪頓節等民族節日也通過文化遺產保護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認定等形式，被納入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框架，進一步完善了各民族的傳統節日都是中華民族節日的格局。

傳統節慶之所以具有增強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用，與節日本身的公共性、群聚性特征有重要關系。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①作為一種社會化的動物，人具有群集、交往的本能需求。節日——年度周期中具有標志性與特殊意義的日子，為人們的群聚與交流提供良好契機。傳統節日大多是一年之中相對閑暇的日子，為人們群聚并開展相關社交活動提供了時間保證。節慶活動由至少兩個以上的社會成員共同參加才能成立，也就是說，節慶活動的開展以群體為基礎進行。某個家庭、家族、社區或區域性的某次具體節俗活動，總是由多個個體共同參與進行的。小到一個家庭內部的節俗活動，如除夕之夜的全家圍坐、中秋之夜的團圓飯、清明時節的上墳祭掃等，人群規模從數人到十幾人不等；中到家族、村落與跨村落層面的習俗活動，如大年初一的聚會拜節，春節、清明、中元節的敬宗祭祖，元宵節的舞龍舞獅與燈會展演，清明節的游春踏青，端午節的賽龍舟等，參與人數從十幾人到幾十人不等，加上現場觀眾等在內更是可達成百上千人。如民國江蘇《鄉志類稿》記載清明踏青：“人如織，夕陽在山，猶聞笑語。”至于各種廟會、燈會、書會等區域性地方節慶活動，地域影響范圍往往可達幾十、幾百華里，在短時間內聚集起成千上萬的人流，形成“一國之人皆若狂”的盛大局面。因此，與平日相比，無論是交往頻率，還是交往范圍，傳統節日期間人們的社交活動都會大大增加。

此外，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每個節日都形成了穩定的習俗活動與儀式規制，成為“民俗”。作為一個國家或民族中廣大民眾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生活文化，民俗具有模式化、集體性等特點，會對民眾產生規范與控制作用。在習俗化過程中，民俗會對民眾個體施加潛移默化的作用，形成一種自然而然的影響力，促使民眾在生活實踐中恪守其約束，一旦違背會在心理與精神上產生巨大的壓力。節慶作為習俗活動之一，也具有群體性、模式化的特征，會對節日傳承主體產生一種過節的“強制性”約束力。每個節日都有特定的習俗活動與規約慣制，要求社會成員遵守與踐行，從而將個體的節日活動安排納入到群體性框架中去。節日的時間是公共的時間，“小我”（個體的我）需服從“大我”（社會的我）。由此，傳統節慶在更高的層面上成為一種公共性的群體活動：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會共享相似的節慶文化心理，并在大體相同的時間段內進行大體相同的節慶習俗活動。傳統節慶所具有的這種約束力，以及人們在心理上產生的“過節”觀念認知，形成對于傳統節慶的認同、重視與尊崇之情，節日也就成為一種具有“神圣性”的時間節點。以春節為例，大部分人都有“回家過年”的心理認知，若春節不回老家，內心就會產生一種內疚與不安之感。這種心理的產生，一方面，源于自身對陪伴父母、親朋團聚的期待；另一方面，過年期間家庭團聚的社會共識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個人的選擇，這是傳統節慶文化公共性的重要體現。通常，節慶活動的參與者越多、組織（習俗規制）越嚴密，公共性也就越強。總之，人群聚合和社會交流為傳統節慶提供了基礎保障和動力，雖然不同節慶的內涵和形式存在差異，但其聚合情感、維護基層社會秩序的共同價值卻是相通的。

傳統節慶承載著豐富的精神文化內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春節是萬家團圓、共享天倫的美好時分。游子歸家，親人團聚，朋友相會，表達親情，暢敘友情，抒發鄉情，其樂融融，喜氣洋洋。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重視家庭、重視親情。家和萬事興、天倫之樂、尊老愛幼、賢妻良母、相夫教子、勤儉持家等，都體現了中國人的這種觀念。”②傳統節慶承載著豐富的精神文化內涵，節日期間會舉行各種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節慶活動，期間，社會處于一種喜慶祥和的氛圍之中，人們充滿著對未來的美好期待，祈求百姓安居樂業、國家繁榮昌盛。傳統節慶蘊含著感恩之心、團圓之樂、希望之夢，集慶祝豐收、祭祀祖先、社會交往、休閑娛樂等于一體，凝結著中國人的倫理情感、生命意識、審美情趣與信仰情懷，包含著中國人對和合、團圓、和平、和諧、包容、親情等價值觀的認同與追求，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典型展示，又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培育、繼承和發展。

傳統節慶蘊含著對倫理親情的強調與關注，這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質所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仁、義、禮、智、信等價值觀念，強調孝道、忠誠等道德倫理，其中尤其注重親情，并以家庭為基礎，將親情關系延展到家族、村落、社會與整個國家層面。因此，與西方相比，我們的社會交往更注重情感的溫情與和諧，情感不僅是一種人的內在感受與體驗，也成為我國社會文化結構的形成基礎。在此過程中，家庭具有基礎作用，所謂“天下以家為本”。對此，梁漱溟曾從中西比較的視角論述道：“團體與個人，在西洋儼然兩個實體，而家庭幾若為虛位。中國人卻從中間就家庭關系推廣發揮，而以倫理組織社會消融了個人與團體這兩端。”③我國傳統節慶大都是以家庭為主的內聚性節日，進一步加強了情感在家庭之間乃至社會之間的交流交融。

大體言之，傳統節慶對倫理親情的強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現世之人的交往與交流。這體現在不同家庭成員的團聚、交流與協作上，團圓、團聚成為節日期間中國人最大的精神訴求。在宗族層面，傳統節日期間會舉行一系列集體性活動，如聚會拜節與祠堂祭拜等，能夠強化宗族間的血緣認同與集體建構；超越個體家庭與宗族，在村落社區或更高范圍內，也有著基于倫理親情的頻繁社會互動；超越村落社區，在國家甚至全球范圍內，盡管在節日飲食、儀式與習俗等方面存在這樣那樣的差異，但中華民族共有的對于倫理親情、歡樂祥和的渴望是一致的。于是，借由傳統節慶的共有傳統，在同樣的時間框架內，全世界華人共享同樣的情感，由此實現精神上的凝聚與認同。

另一方面是對往世之人的祭祀與崇敬。與對血緣宗法與倫理親情的重視緊密相關，中國人有著較強的祖先崇拜傳統。《荀子·禮論篇》曰：“先祖者，類之本也。”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從父母、祖先那里延續下來的，因此，善待、孝敬父母以及去世的祖先，是每個在世之人的天然義務與職責，正如《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所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祖先去世后，需在一年之中的特殊日子，舉行特定的祭祀儀式，以告慰先祖并尋求祖先的保護與庇佑。就個人與家庭而言，祭祖是對先人的哀悼與紀念，具有凝聚倫理親情的重要功用與價值；從國家與社會的角度來看，祭祖是構成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子，具有巨大的教化、凝聚和傳播功能，所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

傳統節慶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歷程

傳統節慶具有凝聚人心、加強親情與友情、增強群體認同感的積極作用，有助于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以中華民族最具有代表性的傳統節日春節為例，其不僅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④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春節逐步實現地域與族群范圍上的擴展，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高度凝結的典型體現，為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奠定了堅實基礎。

春節的發展歷程，與我國大一統王朝發展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進程，以及華人移民海外與華人社區的形成緊密相關，也與春節所承載的深厚精神信仰、價值觀念、倫理關系、審美情趣等中華文化基因密切相關。在漢代之前，周邊族群可能已經接受秦朝十月過年的傳統，開始與中原族群共享年節文化。⑤漢代以后，隨著疆域日拓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正月初一過年及相關禮俗更是日益推廣開來。根據南朝梁宗懔《荊楚歲時記》，今天春節的重要習俗活動，如拜賀、放爆竹、貼門神、插桃符等，當時已在荊楚一帶廣泛流行，而且彼時春節已是包括臘月二十三、元旦、人日、正月十五在內的復合節日群。⑥青海河湟地區在唐代中后期已有過春節的習俗，據唐宣宗時留居河湟地區的陳黯所說：“家為虜有，然雖力不支，而心不離，故居河湟間，世相為訓，今尚傳留漢之冠裳，每歲時祭享，則必服之，示不忘漢儀。”⑦明嘉靖《貴州通志》記載：“是日預定桃符于門兩傍，掛鐘馗于兩壁間，以厭邪魅。貼春帖于門枋上，以迎嘉祥。諸夷雖其土著，漸濡既久，近頗效尤，亦足以見圣化之遐被矣”，說明明代中葉貴州諸多少數民族已接受了春節習俗。

春節之所以能在中原之外的地區與民族傳播開來，與大一統王朝建構及與此相伴的華夏禮儀傳統在各地的傳播有直接關系。“大一統”作為中華傳統文化中基因性的要素之一，大體包括三個方面的意涵，即地理空間上的“天下一統”、時間歷法上的“古今一統”、思想文化上的“儒家一統”。⑧春節，正是時間歷法大一統的重要體現，《史記·天官書》曰：“正月旦，王者歲首。”因此，從歷法的角度來說，春節是“王官之時”的重要體現。《四民月令》等月令類文獻對春節等節日的記述，為國家政治與社會人事活動確定統一的時間規范與指南。此外，春節包含祭祀、拜賀等一系列儀典，作為華夏禮儀也被不同族群所接受與遵循。這些過程，都體現出歷史上漢族與周邊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進程。

清代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的重要時期，春節在更大的區域與民族范圍內傳播開來。例如，青海藏族：“新年初一日，赴寺向大喇嘛叩首……有親戚相好者，請至其家，食茶及炒面，忌不與人火，過初五日，乃如常。”⑨廣東北部瑤族，據康熙年間李來章所記：“正月初一日，雞鳴，先擊米箕，后擊鑼鼓，放銃吹牛角。天明，備酒肉、糍茶各二碗，箸二雙拜祖宗……除夕，備酒肉祀祖宗，男婦聚飲。”⑩新疆地區，據紀曉嵐所記，“元宵燈謎，亦同內地之風”?。民國廣西《羅城縣志》對當地苗族、瑤族、壯族、侗族、水族等春節習俗做了相關記述：“居民以春夏秋冬為四節，如遇舊年之除夕元旦等日，謂之春節。”一些民族固有習俗逐漸融入春節節慶活動，如在奉天（今吉林省）：“奉省歲事，滿漢舊俗不同，久經同化，多已相類。現有習俗，或導源于滿，或移植于漢。”?在此過程中，漢族移民發揮了重要作用。以廣西地區為例，歷史上的春節習俗主要隨漢民族的遷入傳播而來，由于不同地區漢民族遷入的時間不一，不同民族過春節的實際情形也有不同。

總之，經過長期發展，至20世紀90年代之前，春節已成為包括漢族在內的三十多個民族的共同節日，其中二十余個民族將春節視為一年之中最大的節日。被定為國家法定節假日之后，春節已成為全國各民族共有的節日。例如，云南世居的26個民族，都把春節視為重要節日之一，并把本民族固有節日習俗移植到春節時空中。?在西藏與新疆等地的調研也發現，各族群眾都積極主動地以自己的方式慶祝春節，將春節視為“我們的節日”。?

此外，清末至民國的一百年間，約有1500萬左右中國人遷居海外，春節也逐步在海外傳播開來。在儒家文化圈的很多國家，如日本、韓國、越南等，春節都是重要的節日。如今，春節已成為海外華人華僑的重要節慶活動，并對所在國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例如，在英國倫敦，華人春節慶祝活動已成為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23年12月，第78屆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決議，將農歷新年確定為聯合國假日，越南、韓國、馬來西亞等近20個國家也將春節定為國家法定節假日。2024年12月，“春節——中國人慶祝傳統新年的社會實踐”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進一步夯實了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文化認同與中華民族凝聚力，強化了“中華民族一家親”的理念認知。

傳統節慶不僅僅是一種時間制度與充滿豐富內涵的社會文化現象，也是一種重要的人群聚合與社會交往方式，表現出明顯的公共性特征，具有動員民眾、凝聚人心，加強親情與友情，增強群體、社區與地域認同感的積極價值與作用，是家庭、家族、社區、地域認同的重要體現與載體。一種思想與觀念一旦深入人心、被廣泛認同與接受后，再輔之以一定的物質、話語與儀式活動，就會變成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習俗與規制，使身處其中的人們自覺踐行之。在節日這一公共時間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具體習俗上可能存在著差異，但傳統節慶將個體活動納入到群體框架中的內核是共通的，這正是傳統節慶的公共性和凝聚力所在。人們對節日習俗與精神內涵的深刻認同與尊崇，使傳統節慶超越個體、家庭、社區，在國家與民族層面上，成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與組成部分，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情感與思想，傳遞著中華文化的價值觀，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不斷增進中華文化認同。

【注釋】

①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共中央著作編譯局譯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頁。

②習近平：《在2015年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5年2月17日。

③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84—85頁。

④吳文新：《春節申遺成功的文化價值和文明意義》，《國家治理》，2025年第3期。

⑤?季中揚、袁瑋聰：《中華民族共享春節文化的歷史進程及其當代意義》，《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7期。

⑥[梁]宗懔著、宋金龍校注：《荊楚歲時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7頁。

⑦[唐]陳黯：《代河湟父老奏》，載[清]董誥等輯：《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七，清嘉慶十九年武英殿刻本。

⑧陳智、趙文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基》，《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23年第4期。

⑨[清]龔景瀚編：《循化志》，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8頁。

⑩[清]李來章：《連陽八排風土記》，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105-109頁。

?[清]紀曉嵐：《紀曉嵐全集》，上海：九州出版社，1935年，第170頁。

?王樹楠等纂：《奉天通志》卷九十八《禮俗二》，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點校、出版，1983年，第2412頁。

?張躍：《春節在云南少數民族中的共享性意義》，李松、張士閃主編：《節日研究》第三輯，濟南：泰山出版社，2011年。

責編/董惠敏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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