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華傳統節慶文化植根于農耕文明與宗法社會，歷經從先秦自然崇拜、漢代倫理教化、魏晉南北朝人情娛樂,到唐宋世俗化，直至明清成熟的漫長演進，最終定型為融合自然時序與人文教化的“文化時間”譜系。中華傳統節慶強調現世和諧、家族倫理與集體價值，其通過周期性的儀式，將順應自然、尊祖敬賢、貴和尚中、剛健有為等思想內涵，外延為強化家國情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情感實踐。時至當代，中華傳統節慶在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與政策保障的加持下，通過文旅融合、鄉村全面振興、科技賦能與新媒體傳播等途徑，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成為歷史自覺與文化自信在日常生活中的落腳點。

【關鍵詞】傳統節慶 歷史演進 思想內涵 民族精神 當代創新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2017年5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農歷的編算和頒行》（GB/T 33661-2017）發布，并從是年9月1日開始實施。至此，《農歷的編算和頒行》國家標準中“重要的農歷日期”，包括春節、元宵節、龍頭節、上巳節、清明節、端午節、七夕節、中元節、中秋節、重陽節、冬至節、臘八節、除夕、冬至數九，它們共同構成一個清晰的文化時間譜系。

回望過去，與中華傳統節慶密切關聯的這個文化時間譜系，其形成與定型，不僅歷經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而且反映明顯的中西文化分野；其內涵與外延，不僅體現中華文化的思想觀念，而且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情感寄托。立足當今、生生不息、與時俱進的中華傳統節慶文化，呈現出豐富多彩的表達形式與多方賦能的創新實踐。

歷史演進：從自然時序到人文教化

中華傳統節慶的成型之路，恰似一部濃縮的文明演進史。它并非一成不變的“化石”，而是始終在動態地進行調適與整合的“現象”，并鮮活地記錄中華民族從敬畏自然到化育人文的思想歷程。

漫長的先秦時代，節慶活動處于萌芽狀態，其孕育的“土壤”是原始崇拜與農業生產。無論是《詩經·豳風·七月》里周人依月令而作的農事與祭祀，還是《禮記·月令》中天子順應四時的政令安排，抑或是秋日酬謝農神的“八蠟之祭”、早春臨水祛邪的上巳祓禊，其關鍵都是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祈求風調雨順和族群繁衍，充滿樸素的自然崇拜與部落共同體的色彩。

漢代是一個關鍵的轉折期。“大一統”的政治格局與“獨尊儒術”的思想背景，為節慶打上深刻的倫理烙印。西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頒行《太初歷》，正式確立以正月為歲首，開始采用有利于農時的二十四節氣，施行“十九年七閏”法則，這為全國性的節慶提供了統一的時間標尺。儒家倡導的“孝親”“敬祖”觀念逐漸滲入節俗之中，元旦祭祀祖先、重陽敬老祈壽等習俗開始普及，使節慶成為強化家族紐帶、構建社會秩序的重要文化載體。

及至多民族共舞的魏晉南北朝時代，節慶體系愈發走向豐滿，人情味和娛樂性顯著增強。南朝梁人宗懔所著的《荊楚歲時記》，自元旦至除夕，系統呈現當時荊楚之地四季十二個月的歲時節日民俗。這個時代的節慶活動，已從莊重的祭祀中解放出來，登高、宴飲、競技等世俗歡愉成為重要內容。以“三月三”上巳節為例，先秦秦漢時代，人們在三月第一個逢巳的日子來到水邊，香草沐浴、清洗宿垢，期望消災祛邪，這叫“祓禊”。及至魏晉南北朝時代，上巳節已固定在每年的三月初三，節日的內涵也更加豐富多彩，人們集體出游，來到水邊，洗濯歌舞，曲水流觴（酒杯）流卵（雞蛋）流棗，祈求祛除疾病、迎來吉祥、早生貴子。而在北方地區的上巳節游戲中，則加入較多與少數民族習俗相關的騎馬射箭之類的內容。①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代，如屈原成了端午的靈魂，介子推讓寒食有了風骨，又為這些日子注入厚重的歷史記憶與崇高的道德寓意，從而完成節慶主題從自然神性向人文精神的升華。

唐宋時期，伴隨著大唐國力的強盛、兩宋商品經濟的繁榮，傳統節慶迎來全民化、狂歡化、世俗化的高峰。元宵觀燈、清明踏青、中秋賞月等習俗蔚然成風，這些場景在宋人孟元老記載北宋開封的《東京夢華錄》、吳自牧記載南宋臨安的《夢粱錄》中，都有栩栩如生的描述。完善的休假制度，更讓佳節真正成為官民同樂、雅俗共賞、情感交流、身心休憩的特別時光。

歷史走到明清，中華傳統節慶體系已經完全成熟，并深深嵌入民間社會的肌理之中。明朝《永樂大典》、清朝《古今圖書集成》等大型官修類書，對節俗廣收博采，地方史志著作中的節慶內容敘述也相當詳盡。祭祖、團拜、廟會、市集等活動空前活躍，傳統節慶作為維系血緣與地緣關系、開展社會交往與商業貿易的關鍵節點，其倫理教化、經濟交換與社會整合功能堪稱發揮到了極致。②

短暫的民國時期，可謂中華節慶文化的又一個轉折期。在“西學東漸”與民族自強意識的推動下，公歷（西元）紀年制度得以推行，新型紀念日進入國家節慶體系。然而在民間，春節（古稱元旦）、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等傳統節俗仍然根基深厚，承載著情感聯結與文化認同的深層功能，于是形成新舊并存、官方時間與民間時間同置的節慶格局。民國時期的知識界開始以現代學術眼光關注民俗，顧頡剛等學者的田野調查為節日研究開辟新路徑。在城市生活中，節慶的商業化趨勢日益明顯，上海、天津等地的報刊廣告、節日促銷悄然改變著人們的消費習慣。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華節慶文化進入傳承與變革、調整與重構的時期。新中國成立初期，在“移風易俗”的社會進步中，春節提倡“革命化團圓”、清明緬懷革命先烈等新習俗，體現出傳統節慶與精神文明的結合；“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五一”國際勞動節、五四青年節、“六一”國際兒童節、“十一”國慶節等，則體現新中國的價值提倡。改革開放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獲得高度重視，傳統節慶廣泛蘇醒，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等相繼被增設為國家法定節假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體系也為其傳承提供制度保障。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進程帶來一些國外節日的流行，與中華傳統節日形成有趣的對話；“雙十一”等新興購物節的誕生，則展現出數字經濟時代節慶形態的出新。當今的中國節慶體系，既延續著家庭倫理、鄉土情結等傳統內核，又吸納旅游休閑、文化創意等現代元素，展現出在經濟全球化語境中堅守主體性與開放創新的動態平衡。

中西比較：現世和諧與宗教救贖

從時間的線索，梳理中華傳統節慶的歷史演進，已經可見其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不斷吸收新的文化元素、適應新的社會需求，因此，保持了強大的生命力。而換個空間的角度來看，若將中華傳統節慶與西方主流節慶相比較，又可以更清晰地辨識中華傳統節慶的精神氣質與文化邏輯。

中西節慶的文化基因不同，我們的“根”在地里、在家中，西方的“根”在天上、在教堂。中華傳統節慶深植于農耕文明與宗法社會的土壤，其脈搏與二十四節氣同頻共振，本質上是對自然周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細膩回應，與對家族祖先的感恩追思，目的在于祈求天地關系的協調與現世生活的安寧。相形之下，西方主要節慶以基督教文化為底色，其內核是一神論宗教的救贖敘事，于是節慶成為信徒們強化宗教身份認同、表達個體靈魂超越的時刻。

中西節慶的價值導向各異，我們講究“在一起”，西方崇尚“做自己”。中華傳統節慶始終強調個人在集體中的責任與位置，推崇“和合”與“秩序”。壓歲錢的溫馨，是長輩對晚輩的慈愛；春節的團圓，是對家族集體主義的恪守；端午節的龍舟，靠的是齊心協力；中秋節的“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是對家庭團聚乃至社會圓滿的詩意向往，乃至月餅也是大家“分著吃才甜”。節慶在這里，塑造的是“我們”，編織的是人倫親情網絡中的“關系性自我”。相形之下，西方節慶更注重個體的情感表達與愿望滿足，節慶成為彰顯所謂“獨立性自我”的舞臺。

中西節慶的時間遵循有別，我們的時間是“圓”的，西方的時間是“直”的。中華傳統節慶遵循農歷所體現的循環往復的自然時間觀，月亮缺了又圓，冬去了春來。春節（古稱元旦）作為歲首，并非一個絕對的線性起點，而是圓環上的新起點，充滿“萬象更新”的希望，這又蘊含著在循環中進取、于和諧中創生的生命智慧。相形之下，西方基督教節慶遵循的是直線向前、不可回逆的所謂“神圣”時間軸。

在經濟全球化、“地球村”的當今時代，中西節慶文化也在交流互鑒，全球“歡樂春節”活動更讓世界感受到中華文化的親情魅力。畢竟，人類對團聚、感恩、希冀等美好情感的追求是相通的，明白自身文化的獨特性，才能更好地在對話中堅定文化自信，在創新中延續精神血脈。

思想內涵：儲存寶庫與展演舞臺

中西節慶文化的異大于同，既顯示中西文化各自的發展路徑與總體特征，又反映中華傳統節慶堪稱中華思想文化的儲存寶庫與展演舞臺。的確，在中華傳統節慶那些豐富多彩的習俗背后，蘊藏著一套完整、深邃而且彼此關聯的思想體系，生動地體現中國人的生態智慧、歷史倫理、社會理想、積極精神。③

順應自然的生態智慧。節慶的日期設置本身，就是對天文、物候的精準呼應。立春時節的“鞭春牛”“咬春”，意在喚醒大地，勸課農桑；清明時節的踏青、植樹，可謂順應陽氣生發，融入自然；中秋賞月，則是對宇宙陰晴圓缺韻律的審美觀照與哲理沉思。這些習俗將抽象的“天人相應”哲學思想，轉化為引導民眾親近自然、敬畏規律、適時而動的生活實踐，既培育一種內在的生態保護意識，又提醒我們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身，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尊祖敬賢的歷史倫理。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例如，清明掃墓、中元祭奠、冬至拜祖，這些節俗的關鍵并非簡單的鬼神崇拜，而是儒家“孝”道的具象延伸，是對生命來源的追溯與對家族歷史的承接。它讓個體在時間的長河中找到自己的坐標，賦予生命以連續性與歸屬感。同時，節慶也承載著對古圣先賢的紀念，如端午祭屈原、寒食（清明）懷介子推，這種紀念，將崇高的道德人格與特定的文化時間綁定，通過歲歲年年的儀式重復，實現社會教化的實用功能。

貴和尚中的社會理想。追求和諧與秩序，既是以農耕文明為底色的中華文化的重要準則，又貫穿于全民參與的節慶的始終。春節拜年，調和親友鄰里關系；中秋團圓，彌合家庭可能的疏離；重陽敬老，倡導長幼有序的倫理。節日期間特定的飲食寓意、禮物交換與社交禮儀，如象征團圓的元宵（湯圓）、寓意高升的重陽糕，都在促進社會和諧。此外，如社火、廟會、賽會等節慶活動，也為大眾提供整合情感、宣泄情緒、調解矛盾、維持平衡的“安全閥”。

剛健有為的積極精神。傳統節慶不僅有強調和諧與秩序的一面，而且充滿昂揚向上的生命活力與進取精神。元宵舞龍舞獅的豪邁奔放，端午龍舟競渡的奮勇爭先，重陽登高的健身勵志，都彰顯著中華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面貌。就連原本帶有驅邪避疫色彩的端午節，也通過“競渡”這種激烈的競技活動，將“禳災”的被動躲避，轉化為積極主動的集體力量展示，體現“化危機為生機”的生存智慧。這種剛健精神，又與貴和尚中的理念相輔相成，共同塑造中華民族“外柔內剛”的獨特氣質。

由此可見，諸多的中華傳統節慶都是內涵豐富的思想復合文本，而串連成套的傳統節慶，也就堪稱中華文化的“百科全書”。例如，端午節，就同時包含順應天時（仲夏防疫）、紀念先賢（屈原）、團結協作（龍舟競渡）、強身健體（喝雄黃酒、佩戴香囊、懸掛蒲艾）等多重意義。④正是這種思想的豐富性與實踐的鮮活性，使得傳統節慶成為滋養人民心靈的豐厚資源、維系文化傳承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情感熔爐與認同基石

中華傳統節慶之所以能保持強大的生命力、具備完整的思想性，并成為中華民族最鮮明的文化符號，還在于它總是通過周期性的儀式實踐，將復雜的習俗組合沉淀為可言可行的身體經驗，將抽象的民族精神外延為可感可觸的集體取向，從而既淺顯又深刻地展現彌足珍貴的中華文明“家國同構”的倫理特質。

中華傳統節慶的情感動員，遵循著由近及遠、由家及國的清晰路徑。幾乎所有重要節日都始于家庭內部的儀式，如除夕的守歲祭祖、中秋的家宴拜月，這些儀式喚起和強化的是基于血緣的親密情感。隨后，情感又像漣漪一般擴散開來：元宵的觀燈猜謎聯結街坊同樂，端午的龍舟競賽振奮鄉里精神，重陽的敬老活動則拓展社區友誼。通過節慶，這種血緣親情進一步放大、地緣感情進一步升華，遂凝結成自然而然的家國情懷。例如，端午節紀念屈原，是將詩人“雖九死其猶未悔”的赤子之心，與對楚國的深沉憂思融為一體，使節日的內涵從驅疫避害的生存智慧，淬煉為愛國恤民的氣節豐碑；清明節祭奠先烈，更是把對祖先的家族追思，擴展為對民族英雄的集體緬懷。這正是“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的情感邏輯，愛國主義由此成為一種源于生命體驗的自然情感。

中華傳統節慶是一套持續更新的“記憶芯片”。群體的、國民的集體記憶，需依靠儀式和節日等“記憶之場”來維持和延續，而通過年復一年的節慶展演，民族的歷史記憶、傳說故事與價值觀念被刻寫進每位參與者的生命歷程中。孩童在除夕聽老人講“年獸”的傳說、收長輩的壓歲錢，懵懂習得敬畏自然與尊老孝親；在清明跟隨家人掃墓，朦朧理解家族源流與生命傳承；在端午包粽子、看龍舟，直觀感受先賢的凜然風骨與集體的協作力量。這種“身體力行”的傳承方式，比起單純的書本教育更為親切與持久，也確保民族文化基因的代代接力。

中華傳統節慶體系具有強大的包容與整合功能。一方面，漢族的重要節慶，如春節、清明節、中秋節等，因其承載的倫理情感，如團圓、追思、和諧等，也被各兄弟民族廣泛接受，而成為中華民族共享的“文化時間”；另一方面，各兄弟民族的特色節慶，如蒙古族的那達慕、傣族的潑水節、彝族的火把節等，其蘊含的勇敢、潔凈、光明等積極價值，同樣豐富中華民族節慶文化的整體面貌。時至今日，國家層面推動的“我們的節日”主題活動，正是旨在促進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節慶也由此成為鏈接歷史與當下、溝通個體與民族、融匯多元于一體的情感熔爐與認同基石。

當代創新：政策賦能與實踐傳承

時至當代，面對工業化、城市化、經濟全球化、科技數字化這些前后相續的時代浪潮，基礎于農耕文明、宗法社會的中華傳統節慶，其傳承遭遇著不斷的挑戰，其創新更迸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當代的傳承實踐，是在守護中華文化基因的前提下，社會各界共同參與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讓古老傳統在現代生活中煥發新生。

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與政策保障，構成堅實的后盾。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指出：“深入開展‘我們的節日’主題活動，實施中國傳統節日振興工程，豐富春節、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陽等傳統節日文化內涵，形成新的節日習俗。”這為中華傳統節慶的文化傳承與現代表達，提供闡釋框架與活動指引。《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2011年）的頒布實施，以及端午節（2009年）、二十四節氣（2016年）、春節（2024年）、羌年（2024年）等，成功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從法律與國際層面為傳統節慶提供保護。傳統節慶與文旅的融合、與鄉村全面振興的攜手，節慶體育活動的賽事化、規范化，更為傳統節慶融入當代生活、創造經濟效益與社會價值開辟宏闊的實踐空間。

在政策引導與市場需求的雙重驅動下，全國各地不斷涌現出路徑各異、精彩紛呈的創新實踐。

價值內涵獲得現代表達，傳統倫理正被賦予新的社會實踐形式。例如，2025年10月26日，乙巳蛇年重陽節即將來臨之際，在浙江寧波江北區慈城鎮，筆者與一眾文化名家、流量博主、慈孝典型人物，共同開啟一場“詩映慈心 孝行天下”的深度對話。對話內容由“溯源：慈孝的文化根脈——從歷史典故到精神原鄉”“創新：慈孝的當代實踐——從家庭倫理到社會生活”兩大板塊構成。通過對話，我們傳達這樣的理念：慈孝從來不是塵封的傳統，而是中華文明的精神密碼，是穿越時空的情感紐帶，它根植于血脈，生長于日常，我們每個人都是慈孝的實踐者、表達者、創造者。而通過踏訪，我們了解到寧波江北慈城將傳統的“慈孝”文化，拓展為“社區共老”“鄰里守望”的基層治理新模式，通過“老年食堂”“時間銀行”“興趣社團”等互助養老創新，讓傳統孝道在陌生人社區中落地生根，切實回應現代社會的養老焦慮。⑤

科技賦能與體驗革新，數字技術為節慶文化注入全新活力。近年來，故宮博物院等文博機構推出的“數字元宵燈會”“VR版《清明上河圖》”等，打破時空限制，大大拓展節慶文化的傳播維度與體驗深度。2025年5月22日，在第21屆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開幕式上，展示的五組融合國潮美學與AI交互技術的“中華節令精靈”虛擬形象，即“春節福餃”“清明團崽”“端午寶粽”“中秋喜月”“元宵圓寶”，吸引海內外觀眾進行互動體驗，“這不僅是傳統文化的數字化復現，而且是通過AI技術構建起古今對話、中外共鳴的文化新敘事”。⑥

文旅融合與產業激活，節慶成為帶動地方發展的特色文化IP。例如，2025年農歷十月，廣東乳源瑤族自治縣系統化運營瑤族“十月朝”節慶，將祭祀儀式、長桌宴、非遺工坊、旅游體驗打包，形成持續月余的活動矩陣，將文化資源轉化為旅游消費與經濟收益。至于許多地方特色的節令食品與工藝品，如嘉興的粽子、甘肅慶陽的香包，也已形成品牌化、規模化的產業。

傳播方式跨界破圈，傳統節慶積極擁抱新媒體與流行文化。例如，2021年起，河南衛視的“中國節日”系列節目，將舞蹈、戲劇與前沿影視技術完美結合，以驚艷的視覺語言重新講述節日故事，《唐宮夜宴》《洛神水賦》《龍門金剛》等作品，都成為現象級的文化傳播案例。至于眾多文化學者通過短視頻解讀古今節俗及其變遷，非遺傳承人通過直播平臺教授包粽子、做香包等技藝，也實現傳統節慶文化的廣泛“破圈”。

如上舉例的這些生動實踐，有力地證明中華傳統節慶的當代生存之道，絕非僵化地保存，而是主動地融入現代生活場景，在與時代對話、為人民服務、回應現實需求的過程中，不斷更新自身的表現形式，從而保持永恒的文化魅力與強大的精神感召力。

我們的“文化時間”

中華傳統節慶本質上是我們民族特有的“文化時間”，其“蘊具著異常豐富的人生哲理與詩意內涵，對內促進和諧，增強認同，對外成為民族身份的標志，并曾在歷史上對亞洲的一些民族國家產生過重大影響，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文化影響力”。⑦這樣的“文化時間”，讓日子有了情感，讓生活有了儀式，讓個體有了歸屬，讓行動有了思想，讓自然的時間轉化為生發意義、傳承價值的精神周期。千百年來，無論朝代怎樣更迭，社會如何變遷，這套“文化時間”始終保持著內在的穩定性與堅韌的調適能力，默默維系著中華民族的心理認同與中華文化的系統延續。

面對未來，挑戰仍然會有，親人也許分散在不同城市，復雜的儀式可能沒空操辦，商業炒作或會沖淡節慶本意，但是前途應該更加光明。所以我們無需擔心傳統節慶是否會消失，而需思考它怎樣煥發新生。答案不在于復古，而在于守正中創新；不在于排斥“洋節”，而在于自信地對話；不在于固守舊有的形式，而在于靈活地回應現代生活。當春節的“團圓”被賦予守望互助的社區新義，當清明的“追遠”促進對生命教育的思考，當端午的“安康”契合全民健康的理念，當中秋的“明月”成為連接全球華人的情感紐帶時，傳統節慶便真正迎來了它的新生命，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深沉而持久的文化滋養與精神力量。過好我們自己的節日、融入我們的“文化時間”，將成為一種發自內心、轉為行動的人生享受與身份認同，這正是歷史自覺、文化自信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最誠樸、最溫暖也最堅實的落腳點。

【注釋】

①胡阿祥：《“胡”說六朝》，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73—278頁。

②以上從先秦到明清，參考張娜：《中國傳統節日體系之管見》，《中國社會科學報》，2025年1月21日。

③蕭放：《中國傳統節日的文化內涵和時代價值》，《學習時報》，2024年6月21日。

④劉岱總主編：《中國文化新論·宗教禮俗編·敬天與親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第584—593頁。

⑤《學者大咖共話慈孝“破圈”之道 寧波江北慈孝文化主題月活動精彩上演》，央廣網，2025年10月27日。

⑥趙曉陽：《AI賦能傳統節日文化，“中華節令精靈”亮相文博會》，中國青年報客戶端，2025年5月22日。

⑦劉魁立：《中國人的時間制度和傳統節日體系》，李松、張士閃主編：《節日研究》第1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8頁。

責編/謝帥 美編/李祥峰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