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的問題生成，源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知識生產與體系建構理路，與當代中國史學發展現實機理相統一。該命題強調以史家主體性為核心，構建“一主多輔”協同機制，通過“做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學研究”，實現“推出史學精品力作”的目標。“有思想”是內核，體現研究的主體性、反思性與哲理性；“穿透力”是品質標志，彰顯成果的內在規定性與社會張力。這一命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學理結晶與原創性話語表達，指明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成長道路，確立新時代史學研究新范式，對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推動新時代中國史學高質量發展，具有重大理論價值與實踐指導意義。

【關鍵詞】歷史研究 思想穿透力 精品力作 中國史學

【中圖分類號】K092/B0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2.010

【作者簡介】張艷國，華中師范大學博雅學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歷史研究院張艷國工作室首席專家。研究方向為唯物史觀與歷史政治理論、中國政治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史學理論：唯物史觀的視域和尺度》《〈論語〉智慧賞析》《破與立的文化激流——五四時期孔子及其學說歷史命運》《漢口銀行公會與地方社會研究（1920—1938）》等。

引言

歷史研究者既是歷史的探索者，又是歷史的追尋人。探索歷史，是探求歷史的奧秘；追尋歷史，是追求歷史的真知。與任何其他科學研究一樣，歷史研究是一種具有主觀能動性的認識活動。在整個歷史研究中，研究者的選題方向、研究方法等體現著學術研究的主體性；研究者基于自己的學術研究理念和方法，形成歷史思想或史學思想，體現為研究者的主體精神，兩者在史學研究活動中緊密相連、融為一體。在歷史研究領域，學術界反對“碎片化”研究與“堆砌史料”，讀者喜歡有思想、有啟示的歷史研究論著，充分反映“有思想的歷史研究”與“有歷史的思想表達”相統一的時代呼聲和文化訴求。因此，歷史研究立足史實，追尋歷史，求真求是，“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既有學術價值，更具時代意義。

“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1]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歷史科學重要論述中具有學理性內涵的重大命題，指向中國歷史研究的目標導向和內涵品質。其問題的生成，即研究的問題意識，可以從兩個維度加以考察：一是唯物史觀關于知識生產與知識體系建構的學術理路，二是當代中國重視歷史學高質量發展的現實機理。前者屬于馬克思主義史學原理中的問題意識，體現經典性、理論性的學術特點；后者屬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過程中的問題生成，具有應用性、當代性的時代特色。二者共同構成問題指向明確、目標導向精準、內涵豐富深刻、邏輯嚴密完整的思想整體，揭示研究的主體性、工作對象的客觀性、歷史研究的學術規律性，以及與人的目的性相統一的內在品質，體現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一脈相承、體用貫通、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立足此問題意識，深化本命題研究，具有定方向、順思路、明內涵、知路徑的深遠意義和重要價值。

推出史學精品力作的理論內核與實踐價值

“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這一命題，源于對人類歷史、世界歷史、中華民族史，以及中國歷史的深刻反思與系統探究，凝聚著鮮明的問題意識。其內涵豐富、邏輯嚴密、思想深厚，閃耀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真理光芒，是一個重大理論命題。這一命題科學闡明歷史研究應有的存在形態與精神品格，為歷史研究主體深化歷史認知、凝練歷史思想、把握研究主動、堅定歷史自信與文化自信注入強大動力。其不僅對奮力書寫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高質量發展的精彩答卷，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指導意義；同時既是主旨宏大的歷史哲學命題，也是新時代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內在要求，對于史學家成長、史學研究新范式構建，以及推動史學研究更好服務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學術價值與社會意義。

凝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學理結晶與原創性話語表達。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歷史研究主體開展高質量歷史研究提供方法論指引，但對相關問題的理論凝練尚待深化。因此，“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成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當代中國創造性運用和發展的學理性、原創性話語表達，彰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高度與新境界。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視域下，恩格斯在科學史上建構起人與自然關系的知識體系發展坐標，他精辟地揭示，“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它是檢驗一切哲學解釋的“邏輯結構的工具”；并要求人們“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2]從而確立“從歷史出發”的科學研究方法。習近平總書記針對這一根本問題提出“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3]這是立足科學精神的人文回答，彰顯著歷史主義的深邃科學情懷。在“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的時代命題下，“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既是對“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的深化拓展，更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原理在新時代的創新運用。二者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理論范疇、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體系，以及當代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中，具有相互支撐、彼此呼應的學術意義與理論價值。

指明史學研究者成長為學貫中西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必由之路與學術境界。從初入史壇到成為某一專題、領域或專門史研究的行家里手，再到淬煉為學養深厚、思想深邃的歷史學家，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此乃當代中國一切擔使命、負責任、有追求的史學研究者共同的成長軌跡。立志獻身于“生人之急務”“國家之要道”[4]的歷史研究事業，成為“獨尋真知啟后人”[5]的思想家型歷史學家，善于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為指導，在史學學科體系規范下出思想、推力作、留精品，尤為艱難。就個人發展與國家、民族、社會對史學人才的期待而言，二者需要實現彼此契合、相互成就。所謂“契合”者，乃個人志趣、職業志向與國家、民族和社會的精神文化需求相統一；所謂“成就”者，既是自我實現的高度，亦為滿足國家、民族和社會對史學家需求的程度。古人云，“千軍易得，一將難求”；[6]又云，“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7]從研究者到專門家，再成為歷史學家，既是歷史研究者的進階之路，亦是史學界一切有志者、有為者的成長道路。欲成學貫中西的歷史學家，更須樹立世界眼光、涵養中國情懷，貫通中西學術，推動多學科融合，方能臻于博大精深、思想精湛之境。

確立新時代史學研究的新規范、新范式和新要求。研究范式是一切科學活動的根本依憑。一般來說，史學研究大體呈現三個層面的研究樣態，各為不同的學術范式所規定。一是史料整理形態的梳理研究，此乃深入嚴謹史學研究的基礎和前提。[8]二是論從史出、史論結合的專題研究，這類研究兼具思想啟發與史識內涵。[9]所得史識既可升華為歷史哲學之有用素材，亦是揭示歷史真諦的可靠資料。三是富有思想深度、厚度和力度之史學研究，核心目標是“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此中之關鍵，在于兼具“思想穿透力”與“精品力作”——思想穿透力是其內涵體現與規范要求，精品力作則是顯性的勞動成果與思想結晶。這一核心要義，正是史學研究的新范式和新要求。“范式”即格律與遵循，“要求”即希望與期許。循此規范開展“有思想”之史學研究，產出更多精品力作，亦將成為學術常態。

昭示新時代史學繁榮發展的通途大路和光明前景。促進新時代中國史學繁榮發展，固然需要諸多條件——包括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高素質的研究隊伍、健全的學術組織與體系、暢通的學術交流渠道、良好的研究環境與人才生態，以及相應的物質條件支撐等，但就其內涵規定性與本質體現性而言，“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乃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標志。研究成果的思想穿透力與學術影響力，歸根結底取決于研究者勞動成果的質量本身。衡量史學事業繁榮發展的根本標尺，在于是否涌現最具權威性、思想性與引領性的史學家，以及他們所創造的彰顯學術水準的“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倘若能涌現成千上萬如李大釗、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胡繩等優秀的史學家，且精品力作精彩紛呈，中國史學必將迎來長足繁榮。

聚力“一主多輔”：精品力作的生成路徑

人是社會歷史過程的主體，史學工作者是歷史研究的主體。歷史研究主要是史學工作者對社會歷史過程主體的研究，即在今人與古人之間形成“對話與理解”式的思想互動，[10]揭示歷史發展的主觀動機和前進方向，賦予歷史以“真精神”“活思想”，中國古代史家謂之“義理”。[11]清代史學家章學誠曾言，歷史研究必須切合歷史真實，并體現研究主體的思想，“固非空言著述”，“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如果“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12]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奠基者、革命先驅李大釗主張研究“活的歷史”，倡導“有思想的歷史研究”，他在經典名著《史學要論》中指出：“歷史這樣東西……是有生命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是進步的東西，是發展的東西，是周流變動的東西；他不是些陳編，不是些故紙，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東西，不是印成呆板的東西。我們所研究的，應該是活的歷史，不是死的歷史；活的歷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紙堆里去尋。”[1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郭沫若在中國史學會成立大會上分析認為，伴隨新政權建立帶來的史學研究新變化，從史學家的思想觀念、研究作風等主體要素進行總結，號召研究者“繼續不斷地付出最大的努力來推進歷史研究工作和國家建設事業”。[14]這說明史家主體意識是從事歷史研究的必備條件。由此可見，“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這一命題的第一個關鍵詞是“推出”，這就決定其具有前提性、條件性和必要性。“推出”是主體承擔者從事職業工作的必備能力與要求。“推出”的主體是身處各個時代的歷史研究者，特別是那些被譽為歷史學家的專業人士。他們能夠肩負起推出史學精品力作的重任，在研究中體現思想性、發揮穿透力，這就需要凸顯史家主體意識，在思想中充分發揮理論思維的靈魂作用，[15]將思想張力和真理光芒轉化為感化人、教育人、啟發人和成就人，并有益于民族命運、國家前途和人民福祉的強大精神力量。

“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的立足點在于，篤定、踏實、有追求地“做”，這亦可表述為“做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學研究”。“做”是蘊含思想內涵、職業理想的勞動過程，史學研究是一項繁重而復雜的體力與腦力勞動，表現為艱辛的求真、求知與求新過程。這一過程遵循科學研究的內在規定、符合科研規律的突出特點，依賴研究主體的腦力勞動與主觀努力：主要依托主體精神開展理論思維，實現人文情懷與科學精神高度統一、深入歷史與觀照現實有機結合、靠史料說話與以道理服人深度融合，以及歷史學者職業責任與社會責任高度契合。歷史研究者唯有扎根實踐、投身實踐，才能將歷史思想與時代精神緊密結合，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從過程性邏輯來看，“做”與“推出”是過程與目標前后貫通、動機與行為相因相襲的緊密聯系體。“做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學研究”是“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的基礎與前提，后者則是前者的結果與歸宿。前者為實踐基礎，后者為根本要求。二者相輔相成、辯證統一，構成緊密聯系、相互支撐的良性互動過程。對于當代史學研究工作者而言，關鍵在于明確“做”的努力方向與實際行動，堅持圍繞“精品力作”的目標導向，堅定“做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學研究，鉚足干勁“做有學術追求的科研”，在史學研究過程中貫穿“有思想穿透力”這一根本要求。

在史學研究過程中，史家主體必須秉持求真致用的職業精神、樹立嚴謹踏實的優良學風，自覺將史家主體的德、識、才、學有機融為一體，內化為“藏之名山”[16]的職業追求。其目標在于，推出經得住社會檢驗、足以流傳后世的精品力作，這既是艱苦卓絕的復雜勞動，更是知識創新的寶貴成果。古今中外，但凡彪炳于人類思想史與學術史的史學名著、傳世之作，無不是史學家、思想家傾注長年甚至畢生勞苦的心血之作。馬克思在1851年致信約瑟夫·魏德邁時，對《資本論》的撰寫過程有過這樣的描述，恰可視作史家主體為“推出精品力作”而艱辛付出的注腳，“從早晨九點多到晚上七點，我通常是在英國博物館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雖然竭盡一切力量，還是不能在六至八個星期之內結束這一工作。而且常常有各種各樣實際干擾，這是在貧困條件下過日子所不可避免的”；那些“‘頭腦簡單的人們’靠‘從天上’掉下來的靈感，當然不需要下這樣的功夫”，不需要“用經濟和歷史資料來折磨自己”。[17]在努力求真的基礎上，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是合乎事物發展規律、體現研究主體目的性的勞動成果與思想結晶，其誕生如“瓜熟蒂落”般自然而然。“做”的過程是漫長艱辛、飽受思想折磨的痛苦過程，而“推出”則是如釋重負、盡享勞動成果的幸福。這正如李大釗所言，“凡學都所以求真，而歷史為尤然”，“不馳于空想，不騖于虛聲，而惟以求真的態度作踏實的功夫”，如此，“則真理可明”。[18]

“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主要承擔者雖是史家主體，但這并不意味著史學家是唯一的責任主體。在信息化、數智化時代，史學精品力作的誕生與傳播，更離不開出版、大眾傳媒與自媒體平臺的協同支持。唯其如此，方能推動史學精品力作推得出、傳得開、叫得響、能流傳，切實扭轉我國史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19]由此可見，“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是一個“一主多輔”協同推進的過程。其中，史家主體作為支撐力量，是主導因素；相關輔助力量作為參與主體，是協同要素。前者具有決定性意義，后者提供必不可少的條件保障。這一過程既具個體性、學術性特征，又有組織性、社會性屬性，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亟需社會相關方積極參與、大力支持，“統籌各方力量協同推進”，[20]構建黨委領導，政府支持，歷史研究者及其學術組織主導，宣傳、理論、新聞、出版與新媒體有序參與的“一主多輔”協同機制，形成健全完善的運行體系。其中，“一主”是核心、基礎與關鍵，“多輔”是條件、助力與保障。如此，方能使歷史研究主體增強時代感與責任感，激發創造性與創新性，使參與推出精品力作的各方主體增強使命感與榮譽感，調動積極性與主動性，從而賦予“一主多輔”格局制度化、學術化、科學化的運作活力，以及過程性、社會性、權威性、持續性的發展動能。對各參與方與支持主體而言，必須具備賞鑒精品力作的眼光眼力、素質能力、方式方法、條件手段，務求為史家主體提供切實助力，與之形成強大合力。一方面，積極向上、團結和諧、尊重人才、鼓勵創造、保護創新的研究環境和氛圍，是鼓勵史家主體發揚“科學家精神”，安心、靜心、甘心、舒心、樂心投入創造的重要條件。社會各參與主體應遵循黨和政府堅持“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方針，積極營造文化條件和科研氛圍。另一方面，制度創新與機制保障是促進史家主體推出精品力作的重要支撐。各相關組織管理部門應緊扣“推出精品力作”的目標導向，建立健全制度創新機制，在科研項目申報、論文發表、著作出版、成果評價、獎項頒授、職稱評定、榮譽授予與人才稱號認定等環節，構建基于科學鑒定“精品力作”的評價制度與學術文化制度，堅決摒棄以形式取代內容、以熱鬧遮蔽內涵的學術浮躁之風、趨利市儈之風與庸俗平庸之風。

思想穿透力：史學精品的核心特質與塑造邏輯

“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是由史家主體承載的、具有目的性的特定精神生產和文化創造活動，其面向大眾、以“推出”為導向引導研究，最終指向“精品力作”的目標。衡量史學精品力作的標準與內涵，在于通過“有思想”的研究，最終形成“有穿透力”的史學精品。在這個意義上，“有思想穿透力”構成史學精品力作的內在規定性、成果品質和社會張力。所謂“有思想”，一方面體現為歷史研究主體圍繞人的理想情操、意志品格、精神風尚、價值觀念、行為準則等人的根本精神要素，所構筑的內心世界、展開的思想活動與進行的思想表達；另一方面源于研究主體對世界與宇宙、人與自然、民族與國家、社會與人民、人情世故、事情物理的學理性、哲理性、真理性思考與追問。其要求研究主體將自身主觀意識與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21]這一根本指向實現對接，完成思想重構，并將這種歷史思想蘊含的科學精神與人文情懷、內在品質與智慧啟迪，有力傳達給研究同行、讀者和社會大眾，深刻彰顯其說理性、轉化性、指導性、引領性，以及所蘊含的溫度、厚度與力度，從而與讀者產生“同情共感”和思想碰撞，在“心靈對話”中感動人、感染人、感召人，實現思想穿透人心、吸攝人心、打動人心的效果。在歷史研究中，堪稱史學精品力作的成果，必然是將人類價值與中國精神相結合、人類共性與中國特點相契合的作品，這類成果既能深刻揭示中國歷史發展之理與人類世界變易之道，又能真正體現“究天人之際”的精神操守，“通古今之變”的智慧高度，以及“成一家之言”的理想旨趣。[22]

思想的力量無窮無盡，在人類生存與發展中至關重要。從人類文明史的視角來看，知識與人類的力量合一，孕育出人類作為自然與社會主體的巨大力量，這一力量始終根植于人的思想；[23]而人的思想，正是人類最重要、獨一無二的主體性彰顯。史學工作者無論是“做”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學研究，還是“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學精品力作，“有思想”都是其核心與重點，“是否具備思想”，是評判歷史研究者歷史認識與史學意識的客觀依據，也是衡量其史學學識與識力的唯一尺度；“穿透力”既是其思想內涵的價值體現，也是品鑒成果質量的關鍵標準；“能否打動人心”，則是評價研究成果思想啟發性與精神感染力的根本依據。成果的穿透力源于研究的思想性，而思想性更是形成穿透力的內核。在思想性向穿透力遞進的過程中，新概念、新范疇與新表述是連接二者的橋梁和紐帶——思想尤需依托它們得以呈現，具有穿透力的思想也始終以其為承載者?？梢?，思想性與穿透力相輔相成、相生相長。歷史研究的思想性和穿透力，始終體現為：在充分加工史料的基礎上，提升具有思想性的新史識，提煉含有學理價值的新理論；借助思想的驅動，既潛入歷史深處，又能從中走出來，[24]在歷史與時代的交匯處，總結有借鑒意義的歷史經驗，揭示有規律性的歷史聯系。質言之，“思想”有數量多少之分，這屬于量化判定；“思想”有貧乏、貧瘠、貧窮與深刻、深邃、深厚之別，這屬于質性判斷。“有思想”，是相對于“無思想”而言，體現的是史學認知和史學研究成果，在視野寬度、立意高度、新意濃度、思辨深度、質量水準上的達成等級與程度。其中，“有思想”僅是研究的起點，“思想深”才是深化研究的關鍵與形成精品力作的重點。史學研究者在研究中唯有“具備深厚的思想”，方能孕育強勁的思想力量。

哲學中有一個極具智慧的命題，“物質變精神，精神變力量”。[25]前者指物質轉化為精神，后者指思想張力能夠產生巨大的物質力量。思想的力量有四個特點：一是揭示事理，闡明萬事萬物存在和發展的道理、原理和常理，尤其彰顯其中具有規律性的內在本質聯系；二是辨明是非，為辨真偽、明是非、分善惡、別正邪，提供正確思想方法與獨立價值判斷；三是舉一反三、觸類旁通、見微知著，能夠透過現象洞察本質；四是在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層面，作出哲理性分析和結論，實現思想新的升華。在人類社會，物質力量總顯磅礴之勢，思想力量則顯深厚之蘊。在整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中，歷史思想始終是孕育思想力量的深厚根基。在史學領域，有思想的歷史研究總能在紛繁蕪雜的現象與零散交錯的史料中，有力貫通歷史與時代、傳統與現代、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理論與實踐、現實與未來、局部與整體、現象與本質、一元與多樣、中國與世界之間的必然聯系，理清歷史頭緒、深化歷史智慧，并運用歷史經驗、歷史哲學和歷史規律，發凡起例、潤心啟志、嘉惠后人。

做有思想的歷史研究，從哲學認識論視角來看，具有鮮明的層次性。一般而言，可分為淺表、中間與高級三個層級。淺表層次的思想，源于創新意識的靈光一現與思想火花，表現為碎片化的零散心得；中間層次的思想，是在已有研究基礎上展開的系統理論分析，是對思想碎片的系統整合，但尚待進一步上升為哲理性認識，并推向真理性總結。高級層次的思想，是將系統性、全面性、深刻性的哲理，進一步上升為歷史理論形態，運用科學的理論、范疇和方法，直接且無限地趨近對歷史發生、發展和終結的真理性認識，徹底顛覆原有理論范式的歷史認知，深刻重塑人們的知識結構與研究方法，引發歷史思維的頭腦風暴，乃至通過歷史反思產生思想靈魂的強烈震顫。思想的穿透力通常體現在歷史認識的中高級層面，在特定語境下，主要體現為高級層次。唯有抵達思想認識的高級層面，才能從根本上、本質上獲得系統性、全面性、深刻性的歷史認識——這種認識既是最精彩、最精粹、最精辟的，也是一切歷史思想過程的精華。因此，相較于“沒有思想”的史學研究而言，“有思想”的史學研究，是衡量史學工作者是否堪稱合格歷史學家的標尺與準繩；而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學精品力作，既是史學家職業身份與榮耀的體現，也是其學術生涯的矢志追求與至高榮譽。

無論是開展“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學研究，還是產出此類精品力作，其基礎與前提都在于，立足時代、觀察時代、研究時代、引領時代、無負時代，做到勇立時代潮頭，抒發思想先聲。所謂“研究有思想”，核心是彰顯史學研究的主體性、反思性、批判性、思辨性和哲理性，堅持唯實求是，求真致用；關鍵在于善于運用科學理論和方法，體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當代中國史學研究中的繼承、發展與創新，實現理論與實際、與實踐相結合，展現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扎根中國大地的深沉定力，以及其在實踐運用中彰顯的深厚學力、深刻識力與深遠魄力，推動唯物史觀與中國學術深度融合。所謂“思想有穿透力”，就是要運用學理的力量和真理的光芒，驅散史學研究中的思想迷霧、解開思想困惑、破除思想紛擾，最終實現從“求異”“創新”到“聚同”“共識”的轉化，緊緊圍繞歷史進程中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發展主線，緊扣人這一唯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得出“歷史的啟示”和“人的啟示”。誠如恩格斯所言，“我們根本沒有想到要懷疑或輕視‘歷史的啟示’”，“歷史不是‘神’的啟示，而是人的啟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啟示”；[26]史學研究“精品力作”的源泉，一方面源于準確、真實、扎實的史料；另一方面始終體現人、圍繞人、服務人，立足研究前沿，彰顯思想深刻性、立論新穎性與說理哲理性，堅持實事求是、求知求真。唯有如此，才能以道理折服人、以哲理啟發人、以真理引導人，歷史研究方能真正彰顯人文科學的價值和力量。

對于當代中國史學發展而言，“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其思想源泉和智慧指引無疑源自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為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哲學基礎，唯物史觀被經典作家運用于據史實、明道理，堅持史論結合、論從史出。這一科學方法能夠穿透歷史表層、深入歷史內里，深刻把握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在歷史進程中的物質性與精神性、階段性與連續性、無序性與有機聯系性、多樣性與整體性等重大關系，從而深邃揭示蘊藏在歷史深處的歷史規律性與發展本質性特征，為史學研究提供科學的研究范式與方法論遵循。“真正把馬克思主義這個看家本領學精悟透用好”，[27]關鍵在于準確把握、牢固樹立并自覺運用唯物史觀的理論與方法。我們應當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軌跡與實踐足跡繼續探索，深入剖析人類社會接續發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整體性、規律性與本質性問題，從人類與自然、戰爭與和平、科技與人文等歷史主題的深層切入，關切人類命運與世界歷史走向。唯有如此，方能在史學研究中持續“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深化人類對自身歷史發展的認識，不斷從中汲取歷史智慧。

總之，任何史家主體從事史學研究，都必須深深植根于自身所處的時代。具體感知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與歷史思想所處的時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稱之為“歷史的時代意識”），[28]進而緊密地聯系當時、當地、當事者的所思所想所為及其所用的理論和方法，以思想的光芒（即“思想穿透力”）透視歷史，照亮前行之路，最終推出史學研究的典范之作（即“精品力作”）。由此觀之，“研究主體-時代-思想-穿透力-精品力作”構成一條聯系緊密、前后貫通的邏輯鏈。在這一鏈條中，問題意識與目標導向相互對接、循環遞進，推動思想意識實現“螺旋式地上升”。[29]唯有不斷提升史學認識水平，方能彰顯史學研究的科學精神，契合史學研究的根本要求。因此，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不僅是史學研究的理論指導與路徑遵循，更是我們在史學研究中構建“夯實史料基礎、體現史識高度、養成史家情懷、實現信史目標”這一思想之鏈、求真之鏈、求理之鏈和經世之鏈的根本依據與堅實支撐。

結語

“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這一命題，通過對問題意識核心要義的內涵式、直接性精準剖析，為科學認清問題緣起、深入把握思想內涵、全面明晰價值意義，奠定必要且關鍵的基礎。圍繞這一命題開展外延式、拓展性的系統深入研究，需將其置于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歷史科學重要論述的學術史與思想史脈絡中，進行關聯性探索。探究其與歷史學“三大體系”建設與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歷史自信與歷史主動的培育、歷史思維與歷史定力的運用，以及相關歷史學科融合發展等議題的深層關聯。這一思路能有效拓展研究視野、豐富研究內涵、彰顯研究價值、升華研究意義，進而產出更具思想穿透力的歷史理論成果，為堅持和發展唯物史觀理論和方法、深化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研究、構建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以及推動新時代中國史學高質量發展貢獻更多智慧與更強力量。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重大招標項目暨滾動資助項目“習近平關于歷史科學重要論述理論內涵和重大意義研究”、全國紅色文化傳承研究中心2025年度重點課題“紅色文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關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LSYZD21001、25ZXHYZ04）

注釋

[1]《習近平書信選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212頁。

[2][2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50頁。

[3]《習近平致信祝賀第二十二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開幕》，《人民日報》，2015年8月24日，第1版。

[4]唐代史學家劉知幾說：“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參見白云譯注：《史通·外篇·史官建置第一》，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506頁。

[5]語出自楚圖南先生為安徽屯溪戴震紀念館的題詞。參見《章開沅文集》第八卷，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21頁。

[6]傅麗英、馬恒君校注：《馬致遠全集校注》，北京：語文出版社，2002年，第12頁。

[7]嚴羽撰、普慧等評注：《滄浪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頁。

[8]孫衛國：《“居今識古”的底線在哪里》，《人民論壇》，2017年第25期。

[9]翦伯贊指出：“一般的理論或概念只是研究歷史的指導原則，不是出發點。理論和概念是研究具體史實得出來的結論。”參見翦伯贊：《翦伯贊歷史論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9頁。

[10]業師章開沅先生在談到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問題時曾言，史學研究者要做到“今天”與“往昔”對話，“在歷史學范圍內，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是否也應對話？換言之，今天是否需要與往昔對話？我歷來對此持肯定態度”，“用我自己習慣語言來說就是‘設身處地’，而為此就必須通過潛在無聲的對話與歷史人物溝通以形成理解。……把自己設想成處于當時的歷史環境，根據確鑿史料分析前人思想與行為的成因與后果，這樣才有可能窺見其心靈深處的奧秘。”參見章開沅：《實齋筆記》，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323、234～235頁。筆者認為，這是一種基于有思想的研究方法所進行的“深層思考與理性分析”。參見張艷國：《李大釗、瞿秋白對俄國道路的認識》，《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10期。

[11]楊榮祥：《方苞姚鼐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20年，第132頁。

[12]章學誠、羅炳良譯注：《文史通義》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828頁。

[13]《李大釗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18頁。

[14]中國史學會秘書處編：《中國史學會五十年》，鄭州：海燕出版社，2004年，第9頁。

[15]張艷國：《理論思維是歷史研究的靈魂》，《史學理論研究》，2024年第4期。

[16][22]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5頁。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0頁。

[18]《李大釗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65頁。

[19][20]《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86、487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頁。

[23]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第7卷，上海：東方出版社，1999年，第127～143頁。

[24]陳先達、臧峰宇：《從歷史深處走來：馬克思主義哲學談話錄》，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9～30頁。

[25]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曾言：“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頁。

[2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75頁。

[28]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共產黨宣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寫道：“思想的歷史除了證明精神生產隨著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還證明了什么呢？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依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0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3頁。

[29]《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0頁。

責 編∕楊 柳 美 編∕周群英

Historical Inquiry: Producing Masterpieces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with Penetrating Insight

Zhang Yanguo

Abstract: The imperative to "produce masterpieces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with penetrating insight" emerges from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systemic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lig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al realiti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is proposition centers on the historian's agency, advocating a "one primary, multiple auxiliary"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By conducting "historical research with penetrating insight," it aim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roducing masterpieces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ntellectual depth" constitutes the core, embodying the research's subjectivity, reflexivity, and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penetrating insight" signifies the quality benchmark, highlighting the intrinsic significance and social impact of the outcomes. This proposition represents the theoretical crystallization and original discursive expression of Marxism's Sinicization and adaptation to the times. It charts the developmental path for Marxist historians, establishes a new paradigm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and 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historical knowledg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yle, and spirit, thereby advanc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historical research, penetrating insight, masterpieces, Chinese histori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