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實施積極的文化經濟政策，是推動文化領域改革、實現創新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為高質量推進“十五五”文化建設，高標準如期實現到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的目標，實施積極的文化經濟政策有著緊迫性和深遠意義。實施積極的文化經濟政策，既是推動信息技術條件下，文化創新發展與復合創新人才體系建設的重要舉措，又是促進文化產業和旅游業數字化、智能化升級，不斷催生新業態的有效路徑。
【關鍵詞】文化經濟政策 文化強國 文化賦能 政策工具
【中圖分類號】G120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提出：“實施積極的文化經濟政策” ①。通過有為政府配置多樣政策資源，高效激活有效市場在文化與經濟領域的資源配置能力，著力推進文化創新發展。“十五五”時期是文化強國建設的關鍵時期，積極的文化經濟政策至少包括“小文化”和“大人文”兩個維度：一方面是助力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繁榮發展的經濟性政策，另一方面是人文經濟學意義上以文化賦能經濟社會發展的系統性政策。
以積極的文化經濟政策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
文化經濟政策對于推動文化體制改革，以及培育我國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意義重大，但文化體制改革基本任務完成后，財政支持和稅收減免空間有所壓縮，政策邊際績效略有降低。如何通過積極的文化經濟政策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是“十五五”時期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問題。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文化經濟政策是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的重要舉措和有力保障。如何在商品經濟乃至市場經濟迅猛發展的環境中，保障并激發精神文明建設的水平與活力，是我國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在人民的物質條件極大改善的條件下，積極滿足人民公共文化需求，以及日益豐富的多樣性精神需求的重要課題。早期的文化經濟政策，著眼于推動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協調發展；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推進，其側重點轉向為國有文化事業單位的生存與發展提供基礎性保障，并逐漸成為推動文化事業單位轉企改制，以及促進文化產業繁榮的政策工具。過去的文化經濟政策總體上是支撐文化領域改革發展的保障型政策，雖然，也有文化金融意義上的積極性政策，但尚未健全推進和激勵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的文化經濟政策體系。當前，我國正處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關鍵時期，面向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需堅持把文化建設擺在治國理政突出位置，制定并實施更為積極的文化經濟政策。“十五五”時期，積極的文化經濟政策改進和提升的著力點主要有四個方面：
財政政策方面，需在投入一定強度保障的基礎上，提升財政支持的精準性和帶動性。1996年發布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完善文化經濟政策的若干規定》，提出拓寬文化事業資金投入渠道、開征文化事業建設費、繼續實行財稅優惠政策、建立健全專項資金制度等內容，為精神文明建設發展提供重要支撐。2003年，我國啟動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在逐漸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同時，財政通過直接補貼、出資設立專項資金和各類文化產業投資基金等方式，為公益性文化事業與經營性文化產業分類改革、分類推進提供重要支撐。2013年，隨著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不斷健全，經營性文化單位轉企改制的改革任務取得顯著成效，但文化財政政策實施的績效問題日益凸顯，如農村書屋、文化產業專項資金等實際運營效果受到質疑。因此，在推動文化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積極的文化經濟政策中，財政部分的訴求正是如何將有限財政資源，合理、精準投入到文化發展的戰略性關鍵領域，并實現財政資金的最大使用效能。
稅收政策方面，在鞏固文化體制改革成效的基礎上，需以大力培育新質生產力，積極推動文化科技融合為目標。我國文化經濟政策最初源于支撐精神文明建設和保障公益性文化事業發展，2000年，《國務院關于支持文化事業發展若干經濟政策的通知》印發，提出對出版物、電影事業、宣傳文化事業等進行財稅扶持。隨著文化體制改革深化，稅收政策成為重要的配套支撐。2004年至2015年，全國享受免征企業所得稅優惠的轉制文化企業共4788家，12年稅收優惠額為602.6億元，年均約50億元。②然而，針對非公資本文化企業的稅收政策相對較少、力度偏弱，無論在激勵文化科技深度融合方面，還是在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公共文化建設方面，政策供給仍顯不足。因而，文化稅收政策有待進一步發揮其更為積極的高效與長效作用。
投融資政策方面，需健全多層次文化金融體系，鼓勵文化創新并賦能經濟社會發展，積極培育“投資于人”的耐心文化資本。2010年，中宣部等九部門發布《關于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2014年，原文化部、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聯合出臺《關于深入推進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見》，構建起中國特色文化投融資體系的政策基礎。③2018年，修訂的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中，增加“文化投資運營”分類，在經濟統計維度上確立投融資在文化產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文化金融領域監管相對滯后，出現藝術品份額化交易、影視資本對賭、文旅地產化等亂象。積極的文化經濟政策需在投融資政策上積極作為，進一步促進文化科技融合創新、鼓勵更多有文化情懷的耐心資本參與國家文化保護傳承發展、讓更多優秀文創人才實現創業的天使投資更為活躍。
數字化方面，需深化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構建文化數字資源的資產化確權、評估、及入表運營的政策體系。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等信息技術不斷創新發展，為文化領域創造用以平衡保護傳承與利用開發的創新發展機制，文化生產力不斷提高，新大眾文藝蔚然成風，文化新業態層出不窮。在財政的持續投入下，我國已積累非常可觀的文化數字資源，但由于缺乏有力、有效的統籌利用，這些資源容易隨著技術迭代而成為零散的沉沒成本。需通過積極的文化經濟政策，推動文化數字化戰略落地，從資源存檔進入到活化利用的下半場，尤其需積極推進海量分散的文化數字資源，分類分級實施資產化登記入表及規范交易。
“十五五”時期實施積極的文化經濟政策的路徑
為高質量推進“十五五”文化建設，高標準如期實現到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的目標，實施積極的文化經濟政策具有緊迫性和深遠意義。接下來的五年，是我國建成文化強國、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時期，文化繁榮興盛必須依靠激發內生活力。只有人民群眾具備充分的文化自覺自信，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才會真正彰顯；只有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才能真正實現自立自強、生生不息的中國式現代化。
保障型的文化經濟政策，在支持精神文明建設，以及推動體制機制改革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面向建設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為充分實現文化育人化人、賦能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作用，創新實施積極的文化經濟政策已勢在必行。其主要的實施路徑總體上可以從兩個維度、六個方面展開探討。第一個維度是作為精神生活的“小文化”，側重于文化事業和文旅產業的協同融合；第二個維度是作為軟實力的“大人文”，重點在于實現以文化賦能經濟社會發展。文化本體的政策著力點主要有三個，即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文化科技融合與培育新業態、數字文化產業與文化貿易。文化賦能的政策著力點也主要有三個，即文化賦能鄉村全面振興、城市更新、產業煥新。
從文化內涵價值維度看，保障和推進文化高質量發展是實施的積極文化經濟政策的基礎性任務，是建設文化強國的重要內容。《建議》提出：“發展具有強大思想引領力、精神凝聚力、價值感召力、國際影響力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④。提升“四力”，關鍵在于增強扎根中華文明的文化主體性，持續、系統做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傳承，積極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促進文化科技融合是文化新業態的源頭活水，也是以文化力量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試驗場。在最大程度滿足文化內需的同時，需緊緊順應數智化新潮流，促進中國對外文化貿易提質增效。為實現文化發展的戰略目標，財政、稅收、金融等政策工具，需在三個重要環節積極作為。
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從以往的文化經濟政策實踐來看，財政的絕對投入是保障文化保護與傳承相關事業的主要政策手段，尤其在考古文博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相關領域，預算保障始終是關鍵支撐，而稅收與金融相關政策工具則運用較少。隨著文化領域需要保護和傳承的范圍持續擴大，財政支持的邊際效應實際在下降。實施積極的文化經濟政策，不僅需發揮財政投入的杠桿作用，而且需借助稅收減免政策，將鼓勵社會力量與市場機制積極作為，設定為政策目標。對于公益類文博行業的政策性支持，現有財政投入需進一步強化預算績效管理與過程監督考核，更加注重以有限的財政資源撬動社會力量與社會資本參與。同時，需重視完善文博文創市場化、產業化發展中的收益分配與激勵機制，加強對文化保護傳承與創新主體的支持和培育，調動財政、稅收、教育、工商等各類政策工具，充分踐行文化領域“投資于人”的積極效應。
積極推動文化與科技深度融合，大力支持培育和發展文化新業態。文化與科技的融合不斷催生新場景、新消費，也為復合型創新人才提供探索實踐、施展才智的重要平臺。實施積極的文化經濟政策，既是推動信息技術條件下，文化創新發展與復合創新人才體系建設的重要舉措，又是促進文化產業和旅游業數字化、智能化升級，不斷催生新業態的有效路徑。從全球及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經驗來看，稅收和金融是具有價值的政策工具。面向文化強國建設，需將保障改革的稅收政策，向鼓勵創新的方向做適度調整，實施更加普惠、覆蓋各類各級文化科技經營主體的稅收減免激勵政策。對數智化水平較高的各類文化企業，需在文化與科技創新研發投入上，給予更大力度的稅收抵扣與減免扶持。同時，鼓勵銀行創新信貸產品，為文化科技企業提供更為便利、長期穩定的金融支持，積極發展有利于孵化文化科技創業企業的投融資環境，激勵耐心資本投向人工智能、虛擬科技、機器人技術、腦機技術等新興科技，在文化領域開展試驗性應用培育。積極支持文產商旅體跨界融合、跨區域整合，營造便捷工商登記、靈活消費補貼等政策環境，促進新業態、新場景、新消費蓬勃發展。
積極鼓勵文化數字資源資產化，促進數字文化產業與貿易加快增長。2022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提出包括關聯形成中華文化數據庫、形成國家文化專網、搭建文化數據服務平臺等8項重點任務。⑤在該文件出臺前，財政便已通過專項撥款資助新聞出版、廣播電影、文物文博等文化領域，開展數字化工作。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正是順應這一趨勢，并試圖進一步規范、整合文化數字化工作及其形成的數據資源，旨在實現中華文化的數字化全景呈現與全民共享。“十五五”時期，需著力推動文化建設的數智化賦能與信息化轉型。文化經濟政策需進一步有效整合分散資源，統籌構建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推進作為信息檔案的文化數據資源，向具有內容屬性的文化數字資產轉換。建立文化數字資產的確權登記、評估定價、流通交易等數智化價值實現體系。在優質中華文化語料庫、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GC）等領域，需發揮積極高效作用，提升我國在全球發展的領先地位與引領能力。進一步加碼文化出口“新三樣”（網絡文學、網絡影視劇、網絡游戲），推動人工智能在數字文化貿易領域的應用。這方面的政策工具建議以稅收和金融為主，可探索發展文化數字化、智能化建設的專項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堅持以政府為主導，合理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戰略性、長遠性投資。在保障國家文化安全和數據安全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市場積極作用。文化數字化形成的資源不僅具有大數據的要素價值，而且重要的是其包含文化特質的內容價值。文化數字資源的資產化，需在標準化數據要素價值的基礎上，合理呈現并評估其非標準化的文化價值，這也是文化經濟政策亟待創新作為的重要領域。
從文化擴展價值的維度看，文化的力量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助推器”。建設文化強國，文化本身的繁榮強盛是題中之義，而以文化的價值與力量，為國家強盛與民族復興鑄魂賦能，則是文化強國建設更深刻的意義指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化強國之‘強’最終要體現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狀態、文化修養上。”⑥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是以揭示文化對經濟的引領、浸潤、賦能作用及其運作機理為研究目標，以弘揚經濟發展為了人民、依靠人民、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為價值指向的知識和學問。⑦深入挖掘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精髓要義，可以為我們實施更為積極的文化經濟政策，提供更大的視野和空間。文化繁榮興盛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文化興則國運興，文化也是城鄉融合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生動能。高水平推進文化強國建設，文化經濟政策需在三個方面發揮積極效用。
在文化賦能鄉村全面振興方面，積極的財政扶持機制可以作為文化經濟政策的主力。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內容。推進鄉村全面振興,與推動共同富裕是有機統一、密切相關的，文化在其中具有的重要意義和價值已形成充分共識。一方面，鄉土文化是中國人的精神原鄉，是中國特色的根脈所系。在政府主導與各種社會力量共同參與之下，特色鄉村文化的保護和弘揚已頗見成效。另一方面，鄉村文化相關產業不斷發展，鄉村文創、旅游、休閑、研學等業態日益豐富，但總體面臨市場規模小、運營壓力大等挑戰。無論從公共文化維度，還是鄉村人文經濟維度看，文化賦能鄉村全面振興的作用突出、意義深遠。鑒于其顯著的公益性和市場失靈問題，文化經濟政策亟需推動財政機制不斷創新、積極作為，重點需通過合理補貼，引導青年投身文旅鄉創，借由鄉村新大眾文藝，帶動鄉村特色產品實現知識產權轉化，拓寬在線銷售渠道。
在文化賦能城市更新方面，文化經濟政策需圍繞文脈傳承、空間活化、產城融合等內容進行體系化設計。文化賦能城市更新的積極作用，已為全球城市實踐所驗證，是平衡保護城市文化記憶、營造城市新地標、撬動潮流消費等綜合價值的較優方案。我國在挖掘利用文化，以實現城市活化更新方面起步較晚。北京支持文創園區主要始于近二十年，體現出顯著的后發優勢和有為政府的積極作用，這種做法很快在全國普及。當前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前期過快、過度開發建設所形成的文化地產、商旅街區、文商綜合體等存量資源閑置浪費。城市是居民聚居生活、工作、消費、合作交流的空間，其更新要始終遵循以人為本的基本原則。事實證明，那些純粹商業飛地的古城古鎮古街項目，總體上都運營慘淡，而那些擁有在地穩定居民基礎的項目，具有不錯綜合效應。例如，西安、成都、大同、洛陽等基于老城提升的文商旅項目持續火爆。針對城市更新的積極的文化經濟政策，需以促進文化嵌入融合為發力點，將公共文化服務嵌入到社區、商圈、園區等城市人群積聚的各類空間，鼓勵諸如小劇場、數字文娛等微小文化業態發展。
在文化賦能產業煥新方面，文化經濟政策需推動文化創新融入傳統產業轉型升級。近年來，中國作為全球制造業工廠的優勢地位及競爭力受到挑戰，這背后既有大國博弈等復雜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又源于我國勞動成本抬升、環保約束等因素疊加。制造業作為實體經濟主力，推動其提質增效，需走創新驅動發展模式。對于新科技、新產業，既要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又需推動文化賦能、品牌賦值，這是更具內生效能的長遠之道。中國汽車新勢力在全球市場與產業競爭中迅速崛起，正是新質生產力與文創品牌力成功耦合的例證。以泡泡瑪特為代表的中國潮玩產業風生水起，不僅在國內廣受歡迎，而且國際市場業績也強勁飆升，這體現中國制造與中國文創相互賦能的顯著成就。中國玩具制造業已從低成本代工，升級為具備高文創附加值的自主智造。文化經濟政策需在促進文化知識產權研發、授權等環節，給予更具吸引力的稅收抵扣措施。對那些具有自主文化創意產權、有利于提升對外產品貿易、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國潮經濟行業，給予傾斜性的投融資引導與支持。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文化強國建設的政策支撐體系研究”（項目編號：25ZD15）成果】
【注釋】
①④《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25年10月29日。
②《“文化體制改革綜合配套政策”再延5年》，中國政府網，2018年12月28日。
③魏鵬舉：《中國文化產業投融資體系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頁。
⑤《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中國政府網，2022年5月22日。
⑥《〈求是〉雜志發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文章 加快建設文化強國》，《人民日報》，2025年4月16日。
⑦桑明旭：《深刻把握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本質內涵》，《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5年第3期。
責編/張凡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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