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衡量現代化質量的重要維度。“十五五”時期，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意義愈加凸顯，這就要求從理論層面重新審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內涵、結構與實現邏輯。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意味著現代化從單一向度轉向物質與精神并重，要求個體精神成長、公共價值秩序與民族文化主體性在更高層級上實現統一，形成既有民族特殊性又具世界普遍性的現代精神結構。另一方面，實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求完善現代文化供給體系、規范數字文化空間治理、提升人民精神生活水平、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關鍵詞】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精神困境 中國式現代化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3.012
【作者簡介】辛海風，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馬克思列寧政治哲學研究、西方激進左翼思潮，主要著作有《〈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英文版劉易斯譯本考》、《齊澤克話語中的列寧式革命研究》（論文）、《青年知識分子的時代使命》（論文）等。
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人民物質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現代化建設取得全方位進展。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在總結新時代十多年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明確把“十五五”時期定位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時期”[1]，強調要“提升人民文明素養和社會文明程度”，使“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豐富”。
人民精神生活領域面臨的主要困境
價值迷失與意義危機給精神文明建設帶來一定挑戰。價值多元化和社會節奏加快在一定程度上引發精神層面的緊張與疲憊。一是“娛樂至上”與“情緒消費”趨勢擠壓深度精神生活空間。在短視頻、社交媒體高度發達的背景下，大量內容以迎合感官刺激、快速博取點擊為目標，精神生活被不斷推向“即時滿足”和“快速遺忘”的循環，深度閱讀、審美體驗和理性反思的時間與空間受到擠壓。二是少數青年群體陷入“意義何在”“未來難期”的精神困擾，“內卷”“躺平”等網絡熱梗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年輕人信念缺失和精神倦怠。三是注意力的加速分散、情緒的頻繁波動，使耐心、韌性和持續性投入逐步削弱。這些問題說明，在物質條件不斷改善的同時，精神世界的秩序重建與意義生成仍然面臨嚴峻挑戰。
文化資源分配不均造成人民精神生活水平參差不齊。近年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持續推進，財政投入不斷加大，基礎設施網絡不斷完善。但從人民主觀感受與實際效果看，精神生活領域的“資源分配差距”仍然不容忽視。城鄉之間，盡管縣級文化館、鄉鎮綜合文化站、村級文化服務點等設施數量大幅增長，但一些地方仍存在設施利用率不高、活動內容單一、專業人員不足等問題，優質文化資源難以下沉到基層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區域之間，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在文化產業、文化事業、人才集聚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中西部和偏遠地區則在公共文化投入強度、資源配置效率上存在一定差距。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也在現實中生成新的不平等：一方面，數字鴻溝使部分老年人、偏遠地區居民無法充分利用線上資源；另一方面，算法偏見和市場邏輯使不少用戶被困在低質信息的“循環巷道”中，高質量內容的觸達率并未隨技術普及而提升。
數字時代技術平臺造成新型“精神貧困”。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深刻重塑當代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重構精神產品的生產、傳播與消費機制。一方面，數字技術極大地擴展信息獲取的廣度與速度；另一方面，也在無形中塑造著用戶的感知方式、注意力結構和價值取向。首先，平臺算法在追求商業利益與用戶黏性的過程中，往往以“興趣”與“偏好”為依據進行內容推送，使用戶被困于“信息繭房”，思維視野被限定在固定區域，精神世界的開放性與多樣性受到削弱。其次，在信息極度過剩的條件下，注意力成為稀缺資源，一些低質、碎片化、情緒化內容通過刺激性標題、夸張敘事等方式搶奪用戶注意力，使深度知識與高質量內容淹沒在信息洪流中，形成精神層面的噪聲和“光污染”。再次，虛擬社交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弱化面對面的人際交往，其以虛幻的獨立性讓人“不再與他人相互對話和交流，不再需要現實的空間”[2]，進而加劇精神孤獨感與疏離感。當前這種形成于數字媒介的精神異化現象，造成一部分人精神生活貧困。這種貧困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文化資源匱乏，而是“被低質內容填充”的貧困、“被算法操控”的貧困、“缺乏深度體驗”的貧困。如何在數字文化繁榮的同時，防止技術對精神生活的侵蝕，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議題。
個體主義給社會治理與精神共同體的維系帶來挑戰。現代社會人口流動增加、職業結構復雜、生活方式分化，在顯著激發社會活力的同時也滋生了個人主義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共同體的穩定性和凝聚力。一方面，信息來源的多樣化使不同群體在事實判斷與價值評估上呈現差異，一些本應形成共識的重大問題反而容易被網絡空間的情緒化話語所裹挾。另一方面，城市化進程中，“鄰里互不相識”“社區感覺缺位”等現象，導致人們在共同體參與和公共生活中日漸缺席。“真正的共鳴以他者的切近為前提。如今，他者的切近讓位于同者的無差別性。”[3]這些情況既不利于公共精神的凝聚，也削弱彼此之間的精神支持網絡。
綜上所述，從價值層面看，意義危機與精神焦慮交織；從結構層面看，文化資源與精神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錯配；從技術層面看，數字平臺加劇精神生活的異化；從文明結構看，共同體精神亟待重建。正是基于這樣的現實關切，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命題更加凸顯。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對精神困境的理論回應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物質生活共同富裕的更高階段。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以唯物史觀揭示了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的辯證統一。他指出，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個人在精神上的現實豐富性完全取決于他的現實關系的豐富性”。[4]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正是這一理論邏輯的延伸，它認為物質生活的改善不會自動轉化為精神生活的充盈，但精神生活的發展始終要以一定的物質條件為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5]當人民的物質生活從總體溫飽走向普遍富裕，精神生活的需求便隨之發生結構性轉變。人們不再滿足于基礎文化消費，而是追求更高層次、更具質感的精神追求。若精神世界無法同步發展，物質生活的改善不僅難以創造真正的幸福感，反而將導致諸如意義危機、精神焦慮、價值混亂等現代性問題。相反，當一個社會能夠讓人民普遍擁有豐富的精神體驗、穩定的價值認同、健康的情緒結構和持續的精神活力，這個社會才真正具備現代文明的深層內核。物質富裕塑造生活條件，精神富裕塑造生活品格；物質富裕體現發展速度，精神富裕彰顯文明高度。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精神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6]文化資源的分配、精神服務的普及、審美教育的機會、數字文化的可及性，這一切都必須面向全體人民，而不是局限于特定群體。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共同”，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產品和精神資源的公平分配。無論居于城鄉，身處何種職業、收入或階層，每個社會成員都應當在文化發展中擁有位置，在精神生活中找到支點，在文明進步中獲得提升。這種“共同”不是抽象的價值主張，而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原則在精神領域的具體體現。它不僅要求文化資源有形載體的普遍分布，而且要推動以數字技術為媒介的新型文化資源的均衡分配；既要追求文化設施可達，也要追求文化內容可感，從而使全體人民在精神生活中都能有參與感、獲得感和創造力。另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也不是“大水漫灌”，而是“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7]，“既要向社會提供具有普惠性的精神文化產品，也要充分考慮不同地區、不同群體精神文化需求的不同特點”[8]，在保證“人人能享”的同時追求“人人享好”。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單一精神主體的“獨奏”，而是精神共同體的“合奏”。精神生活的形成，始終是一種在共同體之中生成的精神狀態。個體的審美趣味、價值選擇、情感結構和意義感受，無不受到共同記憶、共同文化和共同價值的塑造。離開共同體的精神生活往往趨于碎片化、漂浮而缺乏深度；根植共同體的精神生活則更具穩定性、豐富性與持續性。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強調的正是這種共同體中的“合奏”意義。實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是要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使人們在共同文化、共同象征和共同價值中獲得精神支撐。并且，這種共同體必須超越抽象概念，體現在切實可感的文化活動及其載體上，通過社區文化空間、國家文化符號、公共節日儀式、民族歷史記憶等精神生活集體敘事，引發情感共鳴、凝聚價值共識、激發文化認同，推動整個社會內部精神聯結的整體性提升。
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擺脫精神困境的基本原則
堅持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從理論上看，物質與精神的關系是社會發展的雙向統一。一方面，“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9]，另一方面，“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又都互相作用并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10]這說明，沒有物質基礎，精神生活就是無本之木；沒有精神引領，物質生活將失去意義。從實踐上看，當下文化供給領域出現的資源錯位、體驗不均與質量不足，反映出物質富裕與精神富裕之間并未完全同步。新時代人民精神生活的提升必須建立在物質生活持續改善的基礎上，但又不能被狹隘的“拜物主義”所牽引。因此，推進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首要原則，是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在加大物質投入的基礎上更加關注精神產出，在滿足人民物質需要的同時真正理解他們的精神需求結構。同時，文化資源的分配必須在制度上體現公平性，并向基層、欠發達地區和特殊群體傾斜，使其能夠在精神生活中獲得實質性改善。唯有如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才能從理念走向現實，讓精神生活質量與現代化進程深度耦合，使現代化的速度真正轉換為文明的厚度。
堅持個性精神與集體精神和諧共生。站在哲學高度，個體與共同體的關系是人類精神生活的基本結構。西方現代性以個人主義為核心，強調個體自由卻忽視社會的整體利益，將一切社會情感“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11]，導致部分群體的精神分裂與意義虛無。然而，精神生活不是孤立的“個體項目”，而是嵌入社會價值結構與公共精神空間的系統性工程。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強調個體自由的實現應當以社會整體價值為依托，“將離散的個體整合為具有共同價值追求和精神共識的有機整體”[12]，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命題在哲學上確立個體發展與共同體生成的辯證統一，實現了“個體之精神”與“人民之精神”的有機結合。從文明發展的視角來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歷來重視個體修養與社會責任的統一。《大學》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庸》強調“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些思想皆體現了個體精神成長與社會秩序形成之間的共生關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繼承這一文化基因的基礎上，使“個性精神”與“集體精神”在現代社會語境中重新實現動態平衡，共同構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社會基礎。
堅持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互鑒融通。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為一種文明形態的精神表征，是中國在“民族之根”與“世界之道”之間尋求融通的文化自覺。從民族性層面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首先表現為文化主體的自我確立。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提出，每一個民族的個性總是“努力在一個更高的階梯上把兒童的真實再現出來”[13]。這說明“任何文化形態都不是‘飛來峰’，而是‘歷史的回聲’”[14]。精神生活的建構，正是中華民族在歷史實踐中不斷對其文化基因進行時代化再生產的過程。從世界性層面看，民族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僅是狹隘的民族文化的孤芳自賞，而是從民族化的精神內核中抽象出普遍的世界精神、時代精神，達成民族性與世界性的價值貫通。因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并非僅屬于中國的時代命題，而是中華文明參與人類文明建設的世界表達。它強調“道并行而不悖”，追求各民族文化“差異中的統一”，在根本意義上體現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高度與全球意義。
綜上所述，推進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須堅持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個性精神與集體精神和諧共生、民族文化與世界文明互鑒融通，這些原則共同構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關系架構。它們既回應個體的精神成長，又維系社會的文化認同，還為民族文化走向世界開辟新的路徑，從而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不斷邁上新的階梯。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擺脫精神困境的具體路徑
推動文化供給體系現代化轉型。文化供給體系現代化是實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礎環節。進入新時代，面臨精神生活領域出現的新矛盾，傳統粗放的供給模式已難以適應，需要從資源配置、內容生產與服務模式幾個方面全面轉型。文化資源的均衡配置是首要目標，需要通過財政投入、人才派遣和區域協同，使文化資源不再集中于少數地區，而是向基層延伸、向薄弱地區傾斜，真正打通文化供給的“最后一公里”。同時，高質量文化內容的體系建設應被視為文化政策的核心，通過加強文化原創力、鼓勵優質內容生產、提升作品精神品質，使文化產品能夠承載精神價值。此外，公共文化設施建設也要更加注重可及性和體驗性，通過打造“一刻鐘文化圈”、推進數字文化場館建設，使人民能夠在更短距離、更輕負擔中獲得高質量文化體驗。
加強數字文化治理。數字時代的精神生活既面臨更為豐富的選擇，也遭遇更嚴峻的精神風險。精神異化與數字貧困的出現，使數字文化治理成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關鍵環節。首先，數字文化治理必須以算法透明和內容引導為起點，通過提升平臺責任、優化推薦機制、建設青少年優質內容專區，讓公共價值引領數字文化空間。其次，數字公共文化空間的建設十分關鍵，通過建設“數字美育中心”“數字圖書館”等平臺，使高質量數字文化資源能夠真正成為全民共享的精神財富。再次，必須大力推進數字文化普惠化，通過技術改進和應用普及，規避數字時代文化紅利的單向流動。此外，還要“把社群邏輯融入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過程，構建主流意識形態的數字社群，借助數字社群體系逐漸擴展主流意識形態的吸引力。”[15]只有當數字空間從信息消費場所轉變為精神公共空間，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才能在數字時代得到確證。
提升人民精神生活能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僅在于供給端的豐富，還在于人民精神生活的能力能否得到真正提升。精神生活能力包括審美能力、文化理解能力、情緒管理能力等要素，是人民享受精神生活、參與精神生活、創造精神生活的內在基礎。提升精神生活能力需要構建貫通全體人民、全部周期的審美教育體系，通過學校美育、社會美育、職業美育等多種途徑，使審美能力真正成為一種“國民素質”。同時，對特殊群體的文化賦能也至關重要，通過社區文化輔導、老年數字技能培訓等方式，使其能夠跨越文化資本差距，在精神生活中獲得真實參與。此外，還需要完善社會心理服務體系，通過加強基層心理服務、普及心理健康知識，關注青年精神壓力，使人民能夠在精神生活中獲得心理支持、保持情緒穩定，形成內外協調的精神健康結構。通過促進人民精神生活能力的增長，才能“把精神產品消費與人的精神境界、精神品味提升相統一”[16]，以理性自覺的精神生活狀態推進精神生產高質量發展，在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形成良性互動。
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最終目標，是形成穩定、開放、有凝聚力的共有精神家園。這并非抽象詞匯，而是人民在共同價值、共同文化、共同體驗中的精神聯結。建設共有精神家園需要從三個方面努力：第一，通過強化主流意識形態建設，使公共價值更加具有解釋力與吸引力；第二，通過發展社區文化、豐富文化活動，使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獲得情感與價值聯結；第三，通過構建現代公共精神象征秩序，使中華文化符號在新時代具備新的表現形式與精神表達，讓人們能夠在文化認同中獲得共同感、歸屬感和命運共同體意識。
綜上所述，從文化供給到數字空間，從個體素養到共有精神家園建設，隨著這些路徑的協同推進，人民精神生活將步入一個由多方資源共同托舉、多種力量共同參與、多元空間共同承載的新階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由此在制度安排與社會實踐中找到穩定的支撐點，具備深厚現實基礎和持續發展動力。
結語
總體而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深刻揭示了現代化發展從“量的積累”到“質的提升”的內在邏輯。現代化不能僅以物質豐富作為唯一指標，更要在文明深度、精神高度和價值厚度上體現時代進步。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強調要“堅持高質量發展”，從“做大體量”轉向“做強內涵”，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從理論命題上升到國家戰略，從價值理念轉化為治理實踐，正是這一內在邏輯的體現。從更長遠的文明視野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僅關乎人民福祉，也關乎文明形態的未來。只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立場，推動文化強國建設，深化制度創新，中國完全有能力在“十五五”時期呈現一個更加豐富、自信、開放的精神生活圖景，為中國式現代化持續注入精神力量，并為世界文明發展貢獻新的智慧與啟示。
注釋
[1]《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2]喬納森·克拉里：《焦土故事》，馬小龍譯，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第25頁。
[3]韓炳哲：《他者的消失》，吳瓊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第8頁。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頁。
[5]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頁。
[6]習近平：《扎實推進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46頁。
[8]張勝、王斯敏：《自信自強 走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光明日報》，2021年11月18日，第7版。
[9][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7、34頁。
[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8頁。
[12]代玉啟、任雅楠：《從“主觀意識體”到“客觀共同體”：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哲學審思》，《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5期。
[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頁。
[14]張浩：《“兩個結合”創造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人民論壇》，2025年第18期。
[15]溫旭：《數字意識形態興起的價值省思》，《馬克思主義研究》，2023年第2期。
[16]柏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時代意涵與價值遵循》，《馬克思主義研究》，2022年第2期。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Xin Haifeng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for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significance of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hich requires re-examining the connotation, structure and implementation logic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one h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means that modernization shifts from a single dimension to equal emphasis o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It requires the unification of individual spiritual growth, public value order and national cultural subjectivity at a higher level, forming a modern spiritual structure with both national particularity and global universality. On the other h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people's spiritual life calls for improving the modern cultural supply system, regulating the governance of digital cultural spaces, enhancing the people's spiritual life standards, and building a common spiritual hom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spiritual dilemmas,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責 編∕韓 拓 美 編∕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