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一代人工智能與生物技術的合流會催生人類物種分化，動搖生物人類主體性。人類物種分化將帶來一個由生物人類、基因編輯人類、賽博格、人工智能宿主和人工智能體等五種理想類型物種建構的多物種社會。以物種資本為核心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實踐會摧毀生物人類的自信、自尊與自我實現等獲得社會性承認的主體性支柱，使其陷入嚴峻困境。涂爾干式的社會團結根基，也會因此瓦解。生物人類的出路在于放棄與增強物種在工具理性賽道的實力競爭，回歸且主張價值理性，通過本真性堅守、價值領域轉移以及主導權掌控，成為多物種社會的價值之錨與意義守護者，從而在根本上捍衛人類的尊嚴與主體地位。

【關鍵詞】物種分化 多物種社會 人類主體性 增強物種 價值理性

【中圖分類號】B15/N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2.003

【作者簡介】邱澤奇，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系教授、博導，北京大學數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研究方向為數字社會發展與治理、技術應用與社會變遷，主要著作有《重構關系：數字社交的本質》《數據要素流通與治理的機制及政策研究》《基層治理的數智轉型》《數據要素五論》《技術與組織：學科脈絡與文獻》等。

引言

“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動通信、物聯網、區塊鏈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突破應用，以合成生物學、基因編輯、腦科學、再生醫學等為代表的生命科學領域孕育新的變革”（習近平，2021）。伴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與生物技術合流，人類社會開始進入本體分化通道。在生物技術領域，基因編輯技術如CRISPR-Cas9有能力改寫人類生命的自然特征，其影響已從治療基因性遺傳疾病延伸至對人類物種進行永久性改造（珍妮佛·杜德娜、塞繆爾·H. 斯坦伯格，2020）。在人工智能領域，腦機接口（BCI）技術從以恢復運動與感知功能為先導，穩步邁向增強人類認知能力，預示著一個意識與機器、心智與云端高度耦合的時代即將到來（Musk and Neuralink, 2019）。盡管針對通用人工智能的爭論迭出，可對其未來的想象以及少數人的指向卻挑戰人類感知、認知、行動的地位，甚至有可能從根本上動搖以意識、理性和情感為核心的人類主體性（尼克·波斯特洛姆，2015）。

長久以來，社會學把技術視為外在于人類的力量，認為技術是人類用以改造自然和組織生產的工具理性的延伸（馬克斯·韋伯，2019），是塑造生產關系、生活方式與社會結構的強大變量（Ellul, 1964）。人類自身，卻始終被視為穩定統一和不言自明的主體。然而，當前技術合流的趨勢不再只是推動“人的延伸”（麥克盧漢，2000），而在成為人類的內構（intra-constitution），即人類自我生產的一部分。基因編輯、認知擴容、情感計算等技術合流意味著技術從外部工具轉化為人類自我生產的內部組件，從改造世界的手段演變為改造人類自身的本體，進而超越人類作為生物物種的邊界，引發人類物種的內部分化（Human Speciation），帶來人與動物、有機體與機器、物理與非物理之間界限的混淆（唐娜·哈拉維，2012）。

本文的核心論點在于，由技術合流催生的物種分化，會從根本上動搖人類生物物種的社會主體性，并給未經增強的生物人類（unenhanced biological humans，后簡稱“生物人類”）群體帶來主體性存亡危機。對當下人類而言，在本質上，也是物種存亡的危機。這里，主體性危機不再只指哲學意義上的自我意識迷失，也指在物種多元化且能力差異懸殊的社會，生物人類作為一類社會群體，其獲得社會承認、維持自身權利和實現生命意義的社會基礎被侵蝕。

為此，本文試圖探究并回答以下三個遞進的問題：首先，作為生物物種的人類將如何分化，我們又該如何從社會學視角理解這一過程？其次，物種分化在何種意義上、通過何種機制帶來生物人類的主體性危機？再次，面對由物種分化塑造的新社會格局，生物人類的社會意義究竟為何？傳統的基于人性普遍論的意義賦予邏輯又會發生怎樣的改變？

人類物種分化與生物人類困境

雖然地球上一直存在與人類進行實力競爭的其他物種，但自啟蒙時代以降，人類就以理性的光輝、自我意識的獨特性以及對自然世界的改造能力，把自身定義為萬物的主宰與歷史的主體。以人類為中心的信念，建構了現代社會倫理、法律與政治秩序的基石。問題是，這一事實正在或即將成為過往。一代新興技術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侵蝕著生物人類的主宰性，使人類進入充滿不確定性的物種分化通道，其終點，或將是生物人類的絕境。

人類中心主義的動搖與物種邊界消解。在傳統的社會思想譜系中，人類被劃定了一個清晰而神圣的邊界。作為智人（homo sapiens）的人類物種，其范疇具有唯一性與穩定性。然而，20世紀下半葉以來，后人類主義（posthumanism）與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思潮的興起，開始從理論上解構經典的人類觀。后人類主義者，如海勒斯（Hayles, 1999）與哈拉維（Haraway, 2012），宣告了有機體與機器、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界限的消弭，認為人類的本質并非固定不變的生物實體，而是在與技術互動中不斷演化的信息載體。超人類主義者更為激進，他們主張運用技術手段超越人類體力與智力的局限，實現向后人類的演化（Bostrom, 2005）。曾幾何時，這些都被視為哲學思辨或科幻想象，而如今，在新一代人工智能與生物技術合流的催化下，正呈現出一種可預見的人類未來。

從20世紀末到今天，“未來人類如何？”可謂是學術爭論最為激烈的議題之一。為了在爭論中簡潔地把握問題，不妨借鑒韋伯的“理想類型”（ideal types，馬克斯·韋伯，1999），運用思想實驗方法展開探索，把既往對人類未來的想象完備化，建構一個從純粹生物人類到純粹人工智能體的連續圖譜。“理想類型”不一定與現實經驗完全一致，卻可以通過對現實要素的抽象與完備，構建出清晰的且可供分析與比較的理論模型。從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與生物技術合流切入，本文認為，在未來社會，人類，作為曾經統一且純粹的生物物種，在連續圖譜中可能分化為至少五種并存的理想類型，從而把我們熟悉的、由單一物種構成的人類社會，轉變為一個前所未有的多物種社會，這五種分別是：

生物人類（the unenhanced），指未經過任何旨在增強能力的遺傳或人工智能改造的純粹生物學意義的人類。他們是物種分化發生前的基準線，也是未來多物種社會面臨最大社會壓力的一方。

基因編輯人類（the genetically edited），指運用CRISPR或新的基因編輯技術對體細胞乃至物種基因進行編輯產生的人類。基因編輯的范圍可以從消除遺傳疾病的治療性編輯，延伸到優化智力、體力、壽命、能力等性狀或改變外在特征的增強性編輯。他們的身體和意識源自生物物種人類，卻在生物特征上與原生生物人類存在實質性分野。

賽博格人類（the cyborg），指通過植入式腦機接口、人工器官、增強肢體、體外認知與技能輔助設備等，實現人類生物身體（有機體）與機器（無機體）深度融合的人類。他們身體的主要部分也源自生物物種人類，而感知、認知與行動能力被技術裝置極大拓展，心智活動可與外部網絡或云端計算實時相連。

人工智能宿主（the AI-hosted），這一形態也比較激進，代表著意識、能力與生物基質的徹底分離。通過心智上傳（mind uploading）等未來技術，個體意識被數字化并運行在非生物的計算基質（如超級計算機或分布式網絡）之上，理論上獲得了數字永生和無限的認知迭代能力。雖有人類軀體，可能力卻完全不依賴于生物基質，而是來自機械能力和人工智能的融合。他們的初始意識和能力可能源自生物人類，卻會遠遠超越生物人類，迭代后甚至也不再是生物人類意義上的人類。

人工智能體（the AI agent），是由人類創造的、完全沒有生物基質的，卻與人類的思想和行動相似，且處于同一個物理空間的物種。理論上，可以把他們稱之為機器，實踐上卻與人類活動相伴，既有認知能力，也有行動能力，但與人類物種在生物學上沒有任何關系。

技術現實與資本驅動的分化進程。人類在物種層次的分化聽起來像科學幻想，事實上，卻在真實地發生，至少真實地部分地發生。以基因編輯為例，CRISPR技術的商業化浪潮已經席卷世界，艾迪塔醫學（Editas Medicine）、英特利亞治療（Intellia Therapeutics）等公司正在把數十億美元投入基于基因編輯療法的開發中（Fellmann et al., 2017）。盡管主流科學界嚴守倫理紅線，但胚胎基因編輯實驗已然揭開“潘多拉的魔盒”，意味著設計基因增強的人類在技術上是可行的（Cyranoski, 2018）。在腦機接口領域，神經鏈接（Neuralink）公司以高通量、植入式的宏大愿景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旨在從治療癱瘓、失明等神經系統疾病起步，實現人與人工智能的共生（Musk and Neuralink, 2019）。中國的創新醫療企業如強腦科技、腦虎科技等也在該領域持續科研突破，具備國際競爭能力。

資本市場對生物技術與人工智能合流的狂熱追逐，無疑為人類物種層次的分化注入強大加速力量，推動該進程的是“技術-資本”復合體。在市場邏輯下，任何能夠帶來競爭優勢、市場紅利的技術，都具有加速轉化為商品的內在沖動。無論是更優的基因，還是更強的認知和行動能力，一旦被證明技術上可行，必然會帶來巨大的市場需求。資本的逐利本性會不斷推動技術的加速迭代與廣泛應用，從最初僅限于少數富裕階層的奢侈品，逐漸向下滲透，從而驅動整個社會在生物學意義上的物種分化。換句話說，當前物種分化不是純粹的自然演化過程，其實是被資本逐利塑造和加速的社會建構過程。曾經唯一且穩定的生物人類邊界在技術與資本的合力沖刷下，在實踐中正變得逐漸模糊。

物種資本的形成與固化。縱觀人類歷史，幾乎所有涉及人類生物性特征的新技術革命，都是以治療的人道主義名義開始的。然而，在實踐中，以治療為名的技術應用與旨在增強人類能力的干預之間，往往并無一條清晰的技術鴻溝。相反，治療與增強并非涇渭分明，甚至就是一體兩面，界限模糊難辨。以CRISPR技術為例，最前沿的臨床試驗，如利用CRISPR-Cas9治療鐮狀細胞貧血癥和β-地中海貧血，是試圖通過編輯患者自身的造血干細胞，使其重新產生功能正常的血紅蛋白（Frangoul et al., 2021）。但我們只需稍作推演便會發現：既然可以校正導致疾病的基因突變，那么，是否可以優化與認知能力、肌肉強度、衰老速度等相關的基因序列呢？而這樣做究竟是為了預防未來的疾病，還是主動增強人類的能力？技術的連續性與擴散性使得從治療到增強的延展幾乎成為一種必然。

無論人類未來是否有足夠的智慧與德性將這股強大的技術加速洪流約束在治療范圍內，社會學研究都必須運用底線思維，嚴肅地假設：在技術加速主義文化氛圍與資本無限逐利市場邏輯的合力驅動下，從治療到增強的轉向不僅可能，而且極有可能發生，甚或正在發生。一旦社會普遍接受甚至鼓勵增強，帶給社會的將是：新的更為根本的資本，我們可以稱之為“物種資本”（species capital）。

物種資本不同于文化資本（Bourdieu, 1986），后者是通過家庭熏陶和教育投資等社會化過程獲得的品味、知識與技能，雖可以代際傳遞，但獲取過程卻充滿偶然性，且效力高度依賴特定場域的規則。物種資本則是直接編碼于基因，或硬性植入身體的生物與技術稟賦，具有前所未有的直接性、高效性與穩定性。經過基因優化或賽博格增強的個體，在認知速度、記憶容量、行動能力與健康水平上所具備的優勢，遠非依靠后天習得的素養與技能所能比擬。更重要的是，基因編輯所帶來的生物特質具有直接遺傳性，能夠如財產一般精準地傳遞給后代，從而構建一種基于生物血脈的、幾乎堅不可摧的世襲鴻溝。

多物種社會的等級秩序與生物人類的困境。在這種情況下，達爾文的適者生存法則會以無法阻擋的社會形態回歸。適者生存在人類社會絕非純粹的自然選擇，而是被社會結構、文化價值和權力關系中介的社會選擇。然而，在物種分化后的多物種社會，即使適者生存是社會規則而不是自然規則，也會被包裝為自然規則而與生物／技術能力差異直接掛鉤。在就業市場、教育競爭乃至婚戀市場上，假定如今的人類社會行動還依然存在，那么，擁有更多物種資本的增強人類將獲得多方位壓倒性優勢，而那些堅守物種純潔性的生物人類，將被視為落后的、有缺陷的，很可能在社會競爭中被物種性地淘汰。

由此，一個以實力為核心原則、涵蓋五個等級的物種秩序建構起來。在其中，社會達爾文主義將不再只是比喻，而是殘酷的現實。以物種資本為核心的競爭邏輯，會將未經增強的生物人類擠壓到多物種社會的底層。更甚者，社會地位固化會把跨物種社會流動渠道徹底封閉，因為通往上層的階梯，其門檻不再是教育、財富或權力，而是物種特征。

這里設想的多物種等級社會，與人類發展至今的等級社會的根本性區別在于，后者無論如何都還是人類物種內部的區隔，是人類自己建構的社會制度與文化觀念的產物。也正因為其建構性，才使得其可以被人類自身的行動改變，也使得人類始終還生存在一個共同的生物平臺上建構與解構的社會，且擁有共同的理性與情感基礎。由此，也使得反抗、革命、改革與啟蒙成為可能。

然而，在未來的多物種社會，這一根本前提將不復存在。新的等級秩序，其合法性不再建立在神話、傳統或暴力之上，而是建立在可被量化的客觀的能力差異之上。增強物種對于生物人類的系統性優勢，會被合理化為一種自然狀態，正如人類曾經自認為優越于其他物種一樣。在這種情況下，生物人類將陷入一個邏輯上的“死地”（dead end）。如果對手在認知、體能和壽命等特征上具有碾壓性優勢，人類又如何能與他們競爭制定社會規則的權力？如果社會的運行邏輯、溝通方式（如腦機直連）甚至價值判斷都由增強物種主導，生物人類的聲音又如何能被聽見，其訴求如何能被理解？

更甚者，生物人類可能連爭取自身權益的共識都難以形成。面對無法逾越的能力鴻溝，一部分人可能會陷入徹底的絕望與虛無，另一部分人則可能不惜一切代價尋求升級自身的物種特征，從而進一步瓦解生物人類群體的內部團結。處于中間狀態的，可能會逐漸喪失權益意識。最終，生物人類不再被視為平等的社會成員，而被看作是需要被治理、保護甚至圈養的遺族（relic species），就像今天我們對待瀕危動物物種一樣。生物人類將徹底失去作為多物種社會主體的能動性，更遑論主導性；相反，生物人類會成為由其他物種塑造的未來世界的客體。

當下，我們或許是最后一代有能力為未來多物種（如果到來的話）社會奠定規則基石的物種，必須即刻行動起來，在技術加速與價值對齊的爭論中，堅守人類主體性，確保人類能夠永遠成為掌握自身命運的物種；必須通過公共辯論、倫理規約與法律框架，建構一個能夠駕馭技術力量、維護人類尊嚴與福祉的制度體系，避免讓自己陷入與其他增強物種展開生存競爭的悲觀境地。

人類物種主體性危機

在人類陷入物理與社會性淘汰的悲觀境遇之前，一個更為內在且深刻的瓦解過程或許早已開始。其中，既有傳統哲學意義上“我是誰”的自我意識迷失，也有社會學意義上“承認”的消失。從工業革命開始，人類在大部分體力（行動）上已逐漸被機器超越，當下，人類在腦力（感知、認知、決策）的一些維度上也被新一代人工智能超越，人類的承認越來越多地被局限在人類自身。在可能到來的未來多物種社會，生物人類作為社會群體，因其實力的弱勢，會面臨作為物種的主體性喪失。

主體性基石：承認的社會建構。在傳統意義上，當我們談論主體性時，無論是哲學上的自我意識，還是社會學意義上的自主性、能動性、主導性，都預設了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即是在生物人類范圍之內。然而，物種分化會迫使我們重新審視主體性的內涵及其存續的社會基礎。

在社會學語境里，主體性意涵遠超個體層面的自我意識或自主性、能動性、主導性。社會行動者之所以能成為“主體”，不只是因為其擁有內省能力和行動意愿，還在于內在的自我認知必須在社會互動網絡中獲得他者的承認，被確認為一個有價值、有尊嚴、有權利、有責任的平等參與者。若無他者承認，個體的自我宣稱便失去了社會載體，其主體地位亦是懸置的和不完整的。

個體主體性的完整實現有賴于在三個相互區別又彼此關聯的維度上獲得社會的承認（阿克塞爾·霍耐特，2005）。第一個維度“愛”，即在親密關系中獲得承認。這是主體性建構最初始也是最基礎的層次。在家庭、愛情、友誼等原生性親密關系中，個體通過被無條件地關懷與接納，感受到自身存在的獨特性與價值。這種承認，通常表現為情感的肯定與支持，也因此構筑起個體的“自信”。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里，來自親密他者的愛，是確證個體值得被愛以及存在意義等根本信念的基石。

第二個維度“權利”，是在法律關系中獲得承認。當個體走出親密關系的圍欄進入更廣闊的公共領域時，其主體性意味著其被承認是擁有自身權利的法律主體。在現代法治國家制度框架里，每個人都被賦予了平等的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法律的承認是普遍的、抽象的，將個體確認為與其他社會成員一樣具有道德責任能力和自主判斷能力的行動者，進而讓個體獲得了“自尊”。這意味著個體認識到自己是社會契約中平等的一員，其尊嚴受到法律的保護，其訴求擁有合法的表達渠道。

第三個維度“成就”，是在社會價值共同體中獲得承認。在法律保障平等框架之上，個體還追求其獨特的才能、貢獻和生活方式，且在具體的價值共同體獲得肯定。這種承認，通常表現為社會性贊賞與尊重，關乎個體的“自我實現”。在勞動分工日益精細的社會中，價值性承認主要通過職業成就、文化創造、社會參與等方式實現。有了基于成就原則的承認，個體成為融入社會的一員。反之，如果個體的貢獻被低估或無視，個體便會被置于社會價值評價體系的邊緣，進而陷入自我認同危機，體驗強烈的疏離感和無價值感，其自我實現的基礎也將隨之坍塌。

一個健全且完整的社會主體，必須同時在三個維度上獲得穩定的承認。三個維度之間環環相扣：親密關系里的自信是參與公共生活的情感前提；法律框架下的自尊是追求自我實現的制度保障；而自我實現又反過來豐富和鞏固個體的自信與自尊。有鑒于此，我們還可以把人類的主體性理解為社會關系中一場永不停歇的承認之爭。

物種分化的沖擊：社會承認的侵蝕。以上分析與絕大多數現代社會理論一樣，有一個隱含的假設：每一個爭取被承認的人，無論其種族、性別、文化、階級有何差異，終究同屬于人類物種。也正是這一共同的生物屬性，為愛、權利、成就等概念賦予了普遍性可能。然而，人類面臨的物種分化，恰恰從根本上動搖了這一基石，讓主體性理論陷入困境。

首先，定義人類的困境。在上述理想類型的物種里，究竟哪一類或哪幾類依然可以被稱為人類？賽博格的認知過程高度依賴云端算法，人工智能宿主的意識已在硅基芯片中迭代了數個世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能用生物人類的道德、倫理、法律、社會價值去判定人類嗎？人類物種邊界的模糊不清帶來的直接問題是：承認的主體與客體是誰？承認的標準又是什么？

其次，人類主體性困境。在多物種環境討論人類主體性時，人類已不再由人類個體代表，而是指人類物種。換言之，問題的核心不再是與眾不同的人類個體如何在人類社會獲得承認，而是作為物種的人類如何在一個能力差異懸殊的多物種社會作為有愛、有權利、有成就的整體而存在。主體性的分析單位從個體上升為物種，是生物人類作為物種存亡的物種主體性（species subjectivity）危機。

即使如此，如果假設物種分化后的社會與人類社會具有同構性，同時假設非生物人類與生物人類一樣具有社會主體性尤其是具有社會責任感，那么，生物人類在各個承認維度可能遭遇的貶抑與剝奪就會非常清晰。

首先，人類自信的動搖。在愛的領域，承認的邏輯不以功利為前提。然而，在推崇生物優化的社會中，生物特征可能被編碼為一種缺陷。即使在生物人類內部，當基因、認知能力、身體素質和壽命等成為可篩選的婚戀參數時，未增強的個體也會因其“次優”基因和較高的健康風險，在擇偶中被視為一項高風險投資。這種基于生物資本的婚配邏輯，可能將一部分人排斥在理想的親密關系之外。

在已有親密關系中，承認的平等性也將被打破。如果一方通過腦機接口瞬間處理信息，而另一方以傳統方式思考，他們之間將會產生巨大的共情障礙。未增強方可能產生深刻的物種性自卑。在生育決策上，選擇不對后代進行基因編輯的父母，甚至可能被指責為不負責任。

無處不在的比較與評判，嚴重削弱了生物人類從親密關系中建立自信的能力。他們不再被無條件接納，而是被有條件地視為“有待改進”的存在，其主體性的情感基礎——自信，也因此動搖。

其次，人類自尊的剝奪。物種分化正動搖以“天賦人權”為基礎的現代法律體系。當社會出現認知、情感、身體能力和壽命存在天壤之別的多種物種時，法律主體概念面臨根本性危機。福柯（1999）所揭示的現代生命權力，在此背景下可能走向極致：國家與市場借生物與數智技術，將人口按生命等級進行劃分，物種治理成為一種更激進的權力形式。

增強物種憑借其超凡的認知、體能和壽命，很可能被賦予更廣泛的權利和更重要的社會角色。反之，生物人類則可能面臨法律地位的實質性降級。其職業選擇可能因認知局限而受限（如擔任法官），責任能力會因情感模式差異受質疑，簽訂跨代際契約的資格也可能因壽命較短被取消。在極端情況下，其政治權利甚至可能以認知門檻為由被剝奪。

這一切都以效率、理性之名，建構起基于實力的精致規則，在實踐中系統性排斥生物人類。一旦法律不再將其視為平等的道德與責任主體，人類基于物種身份的“自尊”便將徹底瓦解。

再次，自我實現的喪失。在多物種社會，如果依然被技術加速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效率邏輯主導，人類的社會價值會越來越多地被其生產力、創新能力和經濟產出來定義。正如尤瓦爾·赫拉利（2017）警告的，隨著人工智能的進步，大部分普通人可能在經濟和軍事上變得毫無用處，從而成為一個龐大的“無用階級”。

然而，在多物種社會，更關鍵的問題在于生物人類社會價值的破產。增強物種憑借其基因、機械或認知層面的優勢，將在絕大多數追求效率的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無論生物人類付出多少努力，其產出的數量與質量都難以與增強物種匹敵。他們所創造的知識、藝術與文化產品，甚至可能被視為原始、粗糙，缺乏增強物種所創造內容的復雜性與價值厚度。

這種對生物人類及其創造物的物種性貶低，將導致其在社會價值評價體系中被徹底邊緣化。他們難以通過工作成果來獲得他者尊重與自我實現，也無法建立穩固的價值認同。即使被社會福利體系所“供養”，也只是作為一種對照而存在，而非依靠自主貢獻展現價值。

最終，生物人類將被排除在定義社會方向、創造主流文化與塑造集體未來的核心進程之外。無論其如何努力，都難以創造出被多物種社會認可的價值。這種無法掙脫的“無用”判定，將使其陷入真正的存在意義危機，“自我實現”這一基本人性追求，也將隨之徹底失去意義。

危機的根源：一場并非必然的“人禍”。縱觀人類物種的主體性危機的演進，我們很容易發現，危機既不是技術發展的必然后果，也不是自然選擇的必然結果；危機恰恰來自于極少數技術精英與資本寡頭的狂熱推動。換一個視角觀察便會發現，其源于社會選擇與政府失靈。

危機源自自由主義的放任。在一個信奉個人自由至上、對技術創新缺乏有效倫理約束的社會氛圍中，任性而為成為威脅人類主體性的危險信條。對個體增強自由的無條件辯護忽視了其對生物人類帶來的巨大負外部性。少數人運用技術手段對自身及其后代改變的并非只是生物屬性，實際上，是在單方面地改變人類物種的未來格局，將其他選擇不增強或無力增強的人群強行拖入一場不平等的物種競爭，進而構成對人類整體未來命運的綁架，把生物人類集體帶入多物種競爭的絕境。

危機源自大眾理性的盲目。大眾往往高估社會對技術風險的集體警覺與自發抵抗能力，卻忽視了有效制衡所必需的高度組織化基礎。現實中，“技術-資本”復合體通過話語塑造，將增強技術包裝為進步福音與個人捷徑，而社會大眾深陷消費主義與焦慮情緒，難以凝聚共識與行動力。社會固有的惰性與意識形態麻痹，使得針對技術狂熱的有效制約幾乎無法自然形成。這種對“人類會自發覺醒”的盲目期待，反而為少數力量將物種推向險境提供了社會溫床。

危機源于非人理性的瘋狂。作為大眾，人們總是一廂情愿地相信那些掌握著前沿技術、巨量資本，包括政治權力的精英，相信他們的理性終究還是人類的理性，會受到人類同情心、道德感和社會責任感的約束。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在追求極致效率、無限增長和絕對控制的激情驅動下，精英們的理性可能早已非人化，轉化為種種冰冷的和純粹的計算理性。那是超越人類倫理的理性，是視人類的情感、尊嚴和福祉為可以量化、可以犧牲的成本的理性。其瘋狂在于以進步和優化之名，行不顧及大多數人根本利益之實。大眾高估了精英的自律性，也低估了精英的非人理性的瘋狂程度。

簡而言之，人類物種主體性危機如果發生，那會是一場真正的人禍，是人類精英與社會大眾雙方自我放縱的苦果。一方面，我們未能從物種主體性的高度意識到新興的物種競爭對生物人類存亡的意義，也未能清醒地認識到，生物人類的主體性必須依靠人類自身的政治決斷與制度建構來主動維系和頑強堅守。另一方面，我們天真地高估極少數“技術-資本-政治”精英的人類良知，放任其以自由與進步之名，打開通往物種分化的潘多拉魔盒。

回歸價值理性的必須

面對人類物種存亡，筆者并非杞人憂天，也不是唯一的擔憂者。近年來，世界范圍內對失控技術的警覺正悄然匯聚。無論是數百名科技領袖與學者聯名呼吁暫停超級人工智能實驗（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2025），還是英國、法國相繼召開人工智能安全峰會，抑或是中國加速制定旨在規范人工智能與生物技術創新及應用的法律框架，都標志著人類對技術后果的集體反思。

物種分化下社會團結的瓦解。人類歷史的經驗反復提醒我們，面對資本的無限增殖沖動與技術自在的狂熱擴張邏輯，僅僅依靠倫理呼吁或局部性的法規，其作用恐怕是有限的。人類是否可以像在20世紀成功約束核力量的擴散與運用那樣，建立起一套強有力的世界性治理框架，以保障生物人類在多物種社會的主體性，確保生物人類對技術及其后果的永續駕馭能力，將是數智時代至關重要的社會和政治議題，而不只是經濟和技術議題。

為此，我們還必須正視一個更基礎的問題：當物種分化發生時，維系生物人類社會統一性的傳統根基會如何瓦解？物種分化對社會秩序的沖擊，遠不止于制造新的不平等，而是將直接侵蝕社會整合的根基，讓現代社會賴以維系的團結機制趨于失靈。

社會團結存在兩種基本形態，即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埃米爾·涂爾干，2017）。在前現代社會，維系社會整合的是機械團結，其建立在社會成員的高度同質性之上。人們擁有相似的信仰、情感和生活經驗，共享強大而明確的集體意識，且被整合進一個統一的整體。然而，物種分化恰恰從生物層次摧毀了機械團結的同質性。在多物種社會，其成員在生理構造、認知模式、生命周期和價值觀念上截然不同，無法形成統一的、覆蓋每一位成員的集體意識。物種異質性帶來的是道德與文化區隔，使得基于同質性的機械團結失去了社會土壤。

現代社會倚重的有機團結產生于社會分工的高度發展。社會成員不再因相似而團結，而是因彼此功能互補與相互依賴而凝聚在一起。每個人都在社會中扮演專門化的角色，猶如身體的不同器官，雖功能各異，卻共同維持生命體的存續。不過，在多物種社會，不同物種的關系，可能不再是相互依賴的，而是單向度的、壓倒性的能力依賴。增強物種，可能在絕大多數認知與生產領域實現了完整功能覆蓋，對生物人類的依賴會急劇下降，甚至趨近于零。反之，生物人類卻必須在能源、信息、安全乃至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依賴由增強物種設計、構建和維護的基礎設施。隨著相互依賴的對稱性被打破，有機團結的社會基礎也隨之瓦解。

一旦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失去根基，社會將不可避免地陷入涂爾干憂慮的失范狀態——舊有社會規范與道德準則失去約束力，新的規范又未能建立起來，導致個體在欲望與意義的真空中迷失方向。在多物種社會，生物人類會發現自己珍視的傳統價值（如勤勞、誠實、同情），在以實力為唯一準則的社會變得毫無意義，無力感、疏離感與意義喪失感隨之而來。彼時，生物人類的紐帶不再是血緣或地緣，或基于理性計算、契約合同和個人利益的機械集合體（斐迪南·滕尼斯，2019），而是分享懷舊情感，通過共擔被歧視、被誤解的集體創傷，建構內部團結，而這些，在提供情感慰藉之外，卻將固化生物人類與主流社會之間的隔絕。

人類存在的意義與三種意義重構路徑。在一個由增強物種定義成功與價值的世界里，生物人類物種的意義何在？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跳出以實力為核心的物種競爭邏輯，圍繞生物人類存在本身來賦予生命以意義。人類并非生活在純粹的物理世界中，而是置身于被意義之網包裹的符號宇宙，為其注入秩序、賦予意義的，是由社會持續建構、維系和傳承的人類價值（彼得·伯格、托馬斯·盧克曼，2019）。

物種分化帶來的最大沖擊，是舊有的以人類是萬物靈長為核心的意義體系的消解。純生物人類若想避免陷入虛無，就需主動地和有意識地創造和傳播更新的意義體系，為自身的存在提供正當性解釋。這里提出三種可能的、遞進的意義重構路徑。

本真性的堅守與重構。在哲學與美學上，將生物物種的生物特征視為一種本真、自然和完整的存在形式。本真性堅守的核心是強調人性中無法被量化、無法被技術優化的維度，強調因生命的有限性而懂得珍惜時間，因身體脆弱性才發展出同情與關愛，因認知過程的緩慢與充滿噪音才擁有了頓悟、靈感與不可預測的創造力，因情感的非理性與不可控才使得愛恨情仇真實。在這種敘事中，增強物種會被描繪為非本真的存在：超長壽命會帶來存在的倦怠與虛無，超強認知會扼殺想象力，可控情感只是冰冷的算法產出。通過價值重估，生物人類可建構獨特的文化認同，將自身定位為意義守護者和存在體驗者，直面增強物種代表的被效率邏輯掏空了的意義世界。

價值領域的戰略性轉移。堅守本真性是一種文化姿態，價值領域轉移則是更主動的社會性建構。生物人類在效率、生產力及信息處理等硬實力上難與增強物種抗衡，便可開拓、深耕并捍衛技術難以觸及或因技術過度介入而貶值的價值領域，諸如深度共情、心理咨詢、哲學思辨、構建真實人際關系的社群活動等。生物人類借社會運動與話語建構，提升這些領域的社會聲望與價值，促使多物種社會意識到，健康多元社會既需高效生產者，更離不開深沉思想者、熱忱關懷者及本真社會生活的構建者，明確效率是為社會生活賦予價值與意義。而此路徑能否成功，關鍵在于生物人類能否在多物種社會構建多元包容價值體系，將效率目標轉化為價值目標，讓有意義的生活成為主流價值。

政治主導權的掌控。任何文化堅守與價值轉移，若無政治權力保障都不堪一擊，即便是純生物人類社會，缺乏政治權力庇護，道統也不穩定，意義與價值裁定本質上是政治議題。所以，生物人類不能僅僅作為文化少數派或價值補充者，而必須憑借積極政治行動獲取多物種社會規則制定權。物種分化初期，純生物人類可借一切政治手段構建以人類價值為核心、多元物種和平共處的社會框架。核心原則包括：嚴控增強技術對基本人權的侵蝕，保障人類物種尊嚴與權利平等；限制物種資本代際傳遞，避免物種世襲；嚴懲歧視生物人類的社會價值觀，等等。唯有在危機前從自在走向自為，生物人類才有望保有在多物種社會的主導地位，實現主體性堅守。

生物人類無論選擇哪一條或組合的意義重構路徑，都會指向共同的精神內核：多物種社會必須實現從工具理性向價值理性的回歸，即從為了達成功利性目標而對手段、后果進行計算，唯一的準則是效率，回歸到無條件地忠誠于某種內在價值（道德的、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不為其帶來的好處，而是因為行動本身就體現了價值，是正當的、高尚的（馬克斯·韋伯，2019）。

價值理性的回歸與人類主體性捍衛。縱觀我們描繪的物種分化圖景，從基因編輯到腦機接口，從“技術-資本”復合體的無限擴張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殘酷競爭，整個過程可以說是一場工具理性的競賽。效率、優化、增強、控制、永生等目標，都把人類自身徹底工具化，且視為有待改進的材料和有待利用的資源。在工業革命以來的工具理性洪流面前，生物人類若想依靠提升自身的工具性來與之抗衡，無異于螳臂當車。任何局部的、技術性的修補，都無法改變其在實力競爭中的天然劣勢。

生物人類唯一的生路，在于旗幟鮮明地捍衛價值理性。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勇敢地宣稱：生物人類的存在，其意義和尊嚴，并非源于我們比其他物種更強大、更聰明、更高效，而是源于人性蘊含的不可還原、不可計算的內在價值。我們必須把工具的歸還給工具，讓價值的回歸為價值。我們可以，甚至應該，把提升效率、處理信息、執行復雜任務等工具性的工作大膽地交給其他物種，無論是賽博格還是人工智能體。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牢牢掌握對社會價值的定義權、解釋權和守護權。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是愛，什么是正義，一個好的社會應該是什么樣子，等等這些關乎生物人類自身走向的價值判斷，絕不能讓渡給任何非人類的算法或超人類的智能。

對生物人類而言，其在多物種社會的意義不再體現于作為萬物之靈的實力霸權，而在于成為多物種社會不可或缺的價值之錨與道德羅盤。生物人類存在的意義正是在于不斷地固執地向日益被工具理性統治的世界發問：更快、更強、更久，對人類的意義何在？人類是否因此活得更好、更真、更有意義？

當然，回歸價值理性的道路絕非坦途。在多物種構成的、充滿利益沖突與價值張力的社會，生物人類的價值不會因為宣稱而被自動承認，而是始終會面對來自增強物種基于實力的挑戰與詰問，甚至來自于生物人類自身的質疑。因此，生物人類的意義重生，必然是一個動態的、充滿斗爭的社會過程，也必須在與其他物種的持續互動乃至斗爭中，反復地創造和證明生物人類自身的獨特價值。人類的主體性，只有在為捍衛價值理性的不懈斗爭中，才能被一次又一次重新鍛造和確認。

結論

在新一代人工智能與生物技術的合流乃至融合的趨勢下，“技術-資本”復合體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把生物人類推向一個內部撕裂且等級森嚴的多物種社會。以物種資本為核心的社會建構過程已經站上了起點。如果繼續堅持工具理性和效率優先的原則，在社會達爾文主義邏輯下，生物人類會被淘汰，也會因此邁入物理與社會雙重意義的絕境。

在這場不可逆轉的物種分化中，人類主體性的根基正遭遇瓦解。生物人類面臨的不只是傳統哲學意義上抽象的自我意識迷失，還是社會學意義上在多物種社會被承認的困境。在親密關系中，對本真生物形態的歧視，動搖我們賴以存在的自信；在公共領域，基于能力差異的比較劣勢，剝奪我們作為平等社會主體的自尊；在社會價值共同體，面對增強物種壓倒性的效率優勢，“無用階級”的標簽會使我們的自我實現變得毫無價值。這場由自由主義放任、大眾理性盲目與精英非人理性共同帶來的“人禍”，完全可能讓生物人類從人類社會的主體淪為多物種社會的客體。

面對人類主體性存亡困局，退守與懷舊都無濟于事。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都會在物種異質性與能力不對稱性沖擊下失效。社會整合機制的失靈會使生物人類進入隔絕的和以集體創傷為紐帶的“孤島”，進而徹底喪失改變宏觀社會結構的能力。路在何方？我們認為，生物人類必須主動放棄在工具理性賽道上與增強物種進行的實力競賽，轉而高舉價值理性的旗幟，成為多物種社會不可或缺的意義賦予者與守護者。

這一戰略轉向可以具體化為三條關聯的意義重構路徑，這三條路徑并非孤立選項，而是同一精神內核的三個維度，且共同指向從工具理性向價值理性的回歸。生物人類的未來尊嚴，不可能建立在提升自身工具性的徒勞嘗試之上。在可見的未來，我們跑不過算法，算不過芯片，甚至活不過經過基因優化的生命體。我們唯一的生路在于勇敢地宣稱：人類存在的意義恰恰蘊藏于那些不可計算、不可優化、不可替代的內在價值之中。仁義禮智信、對美的感動、對真理的渴望，這些根植于我們脆弱生物肉身的情感與德性，構成人類文明區別于純粹物質運動的神圣。

因此，堅守生物人類的主體性，不是反進步的盧德主義，恰恰相反，其是前瞻性的人類價值守護行動，要求我們把工具的歸還給工具，讓價值的回歸于價值。而關于目的的追問、關乎人類價值的終極議題，其提問權、辯論權與裁決權，必須也只能牢牢掌握在生物人類手中。生物人類的社會功能將從萬物的尺度轉變為價值的錨點，從物質世界的改造者轉變為意義世界的立法者。

價值理性的回歸不會自動發生，必然是一個充滿張力、沖突乃至斗爭的社會過程，需要我們把增強物種放在恰當的位置，更需要我們在生物人類內部達成高度共識與團結，共同抵御來自技術與資本、升級與優化的裹挾。在多物種社會，人類的主體性不再是與生俱來的天賦，而是捍衛自身意義的永恒斗爭，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淬煉、鍛造和確認的人性的呈現。

這或許是生物人類必須面對的終極境遇。我們，作為或許是最后一代在完整意義上共享著普遍人性的群體，肩負著無可推卸的歷史責任：不是為了阻止未來的到來，而是為了確保在任何可能的未來中，都有一個屬于生物人類的主導性位置。堅守生物人類的主體性，在終極意義上，便是堅守人類文明的火種，是在一個日益被算法與代碼定義的未來中，為生物人類存在的意義留存最后一片棲息地，也是我們走向未來唯一的尊嚴之路。

參考文獻

習近平：《努力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求是》，2021年第6期。

阿克塞爾·霍耐特，2005，《為承認而斗爭》，胡繼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埃米爾·涂爾干，2017，《社會分工論》，渠敬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彼得·伯格，托馬斯·盧克曼，2019，《現實的社會建構：知識社會學論綱》，吳肅然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斐迪南·滕尼斯，2019，《共同體與社會》，張巍卓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馬克斯·韋伯，1999，《社會科學方法論》，楊富斌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馬克斯·韋伯，2019，《經濟與社會》第一卷，閻克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馬歇爾·麥克盧漢，2000，《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米歇爾·福柯，1999，《性史》，姬旭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尼克·波斯特洛姆，2015，《超級智能：路線圖、危險性與應對策略》，張體偉、張玉青譯，北京：中信出版社。

唐娜·哈拉維，2012，《類人猿、賽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陳靜等譯，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尤瓦爾·赫拉利，2017，《未來簡史：從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譯，北京：中信出版社。

珍妮佛·杜德娜、塞繆爾·H. 斯坦伯格，2020，《破天機：基因編輯的驚人力量》，傅賀、袁端端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C. Fellmann; B. G. Gowen and P. Lin et al., 2017, "Cornerstones of CRISPR-Cas in Drug Discovery and Therapy,"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16(2).

D. Cyranoski, 2018, "CRISPR-Baby Scientist Fails to Satisfy Critics," Nature, 563(607).

E. Musk and Neuralink, 2019, "An Integrated Brain-Machine Interface Platform With Thousands of Channels,"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1(10).

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2025, "The U.S. Public Wants Regulation (or Prohibition) of Expert?Level and Superhuman AI," https://futureoflife.org/recent-news/americans-want-regulation-or-prohibition-of-superhuman-ai/.

H. Frangoul; D. Altshuler and M. D. Cappellini et al., 2021, "CRISPR-Cas9 Gene Editing for Sickle Cell Disease and β-Thalassemia,"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84(3).

J. Ellul, 1964,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Translated by John Wilkin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K. N. Hayles, 1999,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 Bostrom, 2005, "A History of Transhumanist Thought," Journal of Evolution and Technology, 14(1).

P. Bourdieu,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J. G. Richards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Human Species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Subjectivity

Qiu Zeqi

Abstract: The convergence of the new 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otechnology will trigger species fission, shaking the biological human subjectivity. Species fission will bring about a multi-species society constructed by five ideal types of species: biological humans, gene-edited humans, cyborg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st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tities. The social Darwinism practice centered on capital of species will destroy the confidence, self-esteem, and self-actualization of biological humans, which are the pillars of subjectivity that receive social recognition, and push biological humans into a desperate situation. The foundation of Durkheimian social foundation will also be thus undermined. The way out for biological humans lies in giving up the strength competition against the enhanced species on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rack, returning to and advocating value rationality. Through upholding authenticity, transfer of value domains, and upholding dominant right, biological humans can become the anchor of value and the meaning guardian of a multi-species society, thereby fundamentally defending the dignity and subjectivity of humanity.

Keywords: Human‌ speciation, multi-species society, Human subjectivity, enhanced‌ humans, value rationality

責 編∕ 桂 琰 美 編∕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