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草木深”本指荒草凄凄,我也可以理解為文明之火的搖曳,但穆旦的詩《春》中的兩句更合適:
綠色的火焰在草上搖曳,
他渴求著擁抱你,花朵。
戰爭之惡面前,文明的花堅持開放,給人類送去了生活的勇氣與信心。我的新書《綠色的火焰》(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寫抗戰后方的文化活動,難度很大,我反復思索:戰爭時期保命要緊,還有什么更要緊?抗日戰爭的炮火中,中國文化毀滅停滯了,還是在繼續存續甚至發展?人類在戰爭年代除了活著還能做什么事?我眼前亮了,有了寫作的方向。
這是一部多方位描述中國文化人活動的文學作品。寫一個文人沒問題,寫各行業的一批文人難度就大。出現困難我就來勁,我喜歡做有挑戰的事。我接著向自己發出追問:這段歷史中有多少人該寫?我要學習哪些行業的專業知識?我需要采訪嗎?找誰采訪?我面對的事件已成為歷史,找不到健在的當事人采訪,找到當事人的后代,他們也都年事已高,他們的講述是歷史事實,還是私人感情?
相比古代史,抗戰史更近,資料也繁雜,怎么選擇?經人介紹,我結識了一位杰出的抗戰史學者,在他的指導下,我用半年時間全面學習抗戰史和抗戰文化史,也學習了中國現代音樂史、戲劇史,世界出版史、文物知識等,我又購買了30多本人物傳記,研究抗戰時期中國人的生活與行為方式,也研究一些文化名人的性格和家族史,包括一些地方史和地方風物志。那半年我讀得日夜顛倒,高度興奮,理出一個寫作提綱,確定了寫作內容。
還有疑問,一部紀念抗日戰爭的非虛構作品要怎么寫?單純重現往事嗎?歷史著述早有史學家寫過了,史料也有專家做過整理記錄,作家的文學表達空間在哪里?很多歷史現場已經改變或不復存在,我出行調查的意義是什么?我思考再三,一時理不清頭緒,只明白一點,歷史不能坐在家中寫,要去現場觀察,先上路再說。
我首先尋訪七七事變起始地北京盧溝橋與宛平城,接著去天津南開大學。我在天津的老街尋找張伯苓故居,曾遭遇居民的阻攔,這沒事,我理解,不容易就更有內容可寫。我再去上海和江蘇南京等地,用3個月時間,走遍中國15省份25地。我都坐火車,保持跟大地的接觸,都挑靠窗的座位,一直在車上注視窗外山河的移動,捕捉窗外一晃而去的房屋和路邊的人臉。
我一邊在中國大地上行走觀察和體驗,一邊躺在陌生城市酒店的床上,面對頭頂的黑暗,緊張思考,做出并推翻各種寫作規劃。隨著行走路線的延伸,我的思維漸漸清晰。我明白了兩點:第一,我要用人物來架構這部書,這應該是一部描述人物生命史的作品,我不能寫那種見事不見人的文字;第二,我認為外出調查很重要,必須到達所有將寫到的現場,但我不應該止于調查,我行走的另一個重要意義,是積累今人尋找時間的體驗,我的寫作,是一段時間跟另一段時間的相互注目。
我有事做了,我把出行做田野調查的行程、坐的車、吃的飯、住的旅館、見到的人和如何見到這個人,以及調查途中我的感情和思想活動記下來。在南京長江邊的浦口火車站,我坐在路邊的椅子上,用手機寫了一小時,記錄下現場的建筑、行道樹、商店、江水、輪船的汽笛聲、路人的姿勢表情以及我的思想和情感活動。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的街頭,我找不到椅子,坐在街邊的石墩上,也在手機上寫了半小時。在廣西河池尋訪浙江大學西遷遺址的荒園,我請帶路的朋友在車里等,自己站在荒園門口的陽光下,現場記下幾百字。我每天晚上回到酒店,趕緊打開電腦,寫采訪日記,把手機上的文字取出來,再寫下當天所見。搜索現場的心情,回味和思索當天行動中的思想震蕩,經常持續到半夜。縱貫整個中國的尋訪調查結束,我寫下了15萬字的采訪日記。
于是,我后來寫作的文本中,出現了兩條敘述的河流,一條是歷史事件,寬闊的記憶之河,一條是纖細的現實之水——穿越中國行走的“我”。我用文學的方式來描述記憶之河,也用細致的文學描述寫下現在“我”之所見所思,“我”與歷史隔著時間大河對望,拓寬了文學藝術的時空。
這是一個文學形式的問題,單純地重述歷史是一種平面寫作,寫歷史的同時,再寫今天的“我”,層次會豐富。“我”在中國行走萬里尋訪歷史現場的經歷,也是書中的重要內容,“我”的視角和目光,“我”的行動,在全書的文本中與抗戰時期張元濟、梁思成、穆旦、冼星海等文化人的活動相互注視,整部書的敘述就呈現出立體效果,變成復調式表達,這種寫法應該更好。
我這部作品的主題是向人類文明致敬,我的文字是向顛沛流離的戰爭年代繼續文化工作、并為中國作出杰出貢獻的文人表達遙遠問候,是為了探究他們社會情懷的寬度、深度以及文化與人類社會進步的關系。文化是一個復雜的人類生活內容,一方面它傳授知識,教人研習前輩的智慧,創造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它還塑造強大的人格,給人注入超越物質生存需求的精神力量,教人目光遠大,具有社會責任感,無私、善良和高尚。
中國有崇文重教的傳統,文人治國的歷史很長,孔子供在廟里接受人們頂禮膜拜,城里有文廟,鄉下的魁星閣還供個持筆的神仙,讀書受到高度重視。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國傳統價值觀中的“三不朽”。現代社會文化多元,科學技術成為一種獨立于精神修煉之外的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調動最好的藝術手段,追溯抗戰時期中國文人舍生忘死工作、并堅持為社會服務的歷史切片,對后人會有啟發和激勵,把這些寫出來,也算我一份微薄的文化貢獻。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5年09月11日 第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