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的話：古人為求學，常背沉甸甸的書箱，步行千里尋訪名師，正所謂負笈千里。其求學初心和對知識的渴望，與今天奔赴海外求學的學子，可謂一以貫之。本版今起開設“遠航的書架”欄目，為各位學子薦書引讀。愿學子在課業之余，展卷閱讀，求學生活多添一捧書香，多增一份思趣。

“在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時期，最多人使用的文字，是漢字！在最廣大地域使用的文字，是漢字！被使用時間最長久的文字，是漢字！表現最多種語言的文字，是漢字！蘊藏書籍最豐富的文字，也是漢字！”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平岡武夫40多年前如此熱情洋溢地表述，是因為《書于竹帛》的日文版出版了。

這本正文只有164頁的小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的主要內容看似簡單：弄明白了漢字究竟寫在哪里，以何物來寫，如何去寫。但就跟書法中筆畫越少越難寫的道理一樣，這個簡單的問題其實很不簡單。

書寫的載體有甲骨、銅器、碑石、木牘、竹簡、縑帛、紙；用具有刀、蓖、木筆、毛筆；書體有篆、籀、隸、楷。載體、用具、書體相互關聯，彼此牽制，其中的細節問題紛繁復雜，形同亂麻。誰先誰后？如何替代？怎么演變？粗看沒啥問題，細察全是疑問。

還好，學者錢存訓弄明白了。論述過程，這里不表，單說說他在《書于竹帛》中提出的三大創見。

第一，已知甲骨文單字超5000個，其中只有1500多字可解。有人認為，就憑這么有限的字匯，商代人不可能寫出長篇作品。錢存訓否定了這種說法。因為甲骨文的字匯并不少于周代金文和長篇作品中所包含的字匯，而金文使用的時間卻比甲骨文長3倍。另外，甲骨文是占卜文字，是一種特殊性質的記錄，僅適用于某些特殊場合。換言之，商人也一定寫過較現存甲骨文字為長的作品。這一論點的重要性在于，可以證明《尚書》中的一些“商書”和《詩經》中的“商頌”等文獻，可能確實出自商代。

第二，中國文字的傳統順序是從上到下、從右到左。為什么？錢存訓推測，應和漢字構造、書寫材料、應用工具以及生理和心理等因素有關。

中國古代的象形文字，如人體、動物、器皿，大多縱向直立而非橫臥；毛筆書寫的筆順，大多是從上到下；竹木材料的紋理以及狹窄的簡策，只能容單行書寫等，都是促成這種書寫順序的主因。至于從右向左寫，大概是因為用左手執簡、右手書寫的習慣，便于將寫好的簡策順序置于右側，由遠而近。順便一提，電視劇《大秦帝國》對此細節有過展現。

第三，關于紙。即便沒有看過《史記》的朋友可能也知道韓信與漂母的故事。根據錢存訓的考證，我們可以推測：漂母的工作與紙的出現關系密切。

《史記·淮陰侯列傳》：“信釣于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史記集解》引韋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

漂母以水擊絮在做什么呢？東漢文字學家許慎《說文解字》：“絮，敝綿也。”而許慎解釋“紙”為“絮一苫也。”東漢劉熙《釋名》：“絮，胥也，胥久故解落也。”明方以智《通雅》引《急救篇》注曰：“漬繭擘之精者曰綿，粗者曰絮。今則謂新者為綿，粗者為絮。”

漂絮，就是人們利用不適于抽絲織造的次等繭來做絲綿時，先將次繭用水煮過，再把煮過的次繭鋪在篾席上浸到河水里去，用棍子打爛而制成絲綿。從事這項手工勞作的婦女，就是“漂母”。漂絮還有一種情況，先秦時期絲制品價格貴，一般老百姓穿不起，那時還沒有棉花，平民百姓能穿的，只是麻制品。在做麻制衣服前，人們將麻的皮剝下來，在水中漂洗搗打，制成適合于織造的麻紗。所以，漂母是在從事制衣的一道工序。而紙，很可能是在漂絮的基礎上發明的。

能有此卓見，得益于錢存訓留學多年求學的刻苦。而《書于竹帛》這部書能問世，也經過了一番波折。

1957年，錢存訓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為《印刷發明前的中國書和銘文的起源和發展》，獲得圖書館學院院長的推薦交付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但當時的美國，中國學研究還是冷門。對這一部主題偏僻的著作，出版社不愿接受。后來，錢存訓把內容加以修訂，改名為《書于竹帛：中國古代書籍和銘文的起源》，加上學院補助印刷費，出版社才接受。

沒想到，該書出版后受到國際學術界的一致好評。西方漢學家認為這是對中國文化史、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研究的一部入門專著。許多大學將其列為指定參考書，3個月內第一版就售罄，接連兩次續印，并有中文、日文、韓文等多種譯本先后在香港、東京、北京、臺北及上海增訂出版。

后來，英國漢學家李約瑟邀請錢存訓為《中國科學技術史》寫作《紙和印刷》分冊，成為唯一由個人具名、華人撰寫的分冊。英國《泰晤士報》當時評價說：“錢氏將這一專題的資料濃縮在一冊之中，以西方語言介紹中國文明尚屬首次……第一版在發行之前就已預訂一空。”其中主要內容，已經包含在《書于竹帛》之中。

錢存訓評價自己的留學生涯時這么說過：“我在美國的任務是文化交流，對中美雙方都有一定的貢獻。因此戰戰兢兢，努力學習，從事預定的工作以及教學、研究和著述，總算未辱使命。”

1990年，錢先生八十大壽的時候，同事和門人為他編印了一本《中國圖書文史論集》，分別在臺灣和北京出版，以作紀念。該書的前言中有這樣的評價：“抱簡劬書，學究古今之變；懷鉛吮墨，文擅中西之長……著書中秘，撰述擬于名山；講學上庠，桃李遍乎天下。”絕非過譽之言。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5年09月11日 第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