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七子”很少有對于文道關系的直接論述，這似乎表明，唐代古文運動以來形成的“文以明道”的傳統觀念，在明代的文學復古運動中并未獲得脈絡清晰的傳承。郭紹虞先生認為前者是“道的復古”，后者是“形式復古”（《中國文學批評史》），自有一定道理。但精細化的研究不應滿足于一般性結論，尤其是對于“前七子”這類存在原發性問題的流派，更應重視個體的復雜多面性。強調“躬行其志”、為文“當實不修”的康海，就形成了特色鮮明的文道復古思想，值得特別關注。

康海重“道”的言論很多。如《廷對策》說：“蓋天下之事，未有舍道而能集者，而道固不可易也。”《友論》說：“夫所謂友者，與而內我以道者也。”“凡正言終日而內我以道者，皆正也；凡徒然與好終日而不內我以道者，皆邪也。”《答沈崇實》說：“得志焉，將以加諸天下；否，修先王之道以終乎身。”在《送潚川子序》中，康海先解釋自己關于“道”的認識，說：“道者，履之所及，士之所志者也。”然后提出“夫欲贈潚川子，何若以道而贈乎？”強調的是立志和躬行，而不重“道”的形上學內涵。

康海特重“躬行其志”，是對宋人論道重學理傾向的反撥。他在一篇墓志文中感嘆：“先王之道逖哉藐矣！誦說繁而本實昧，民日相率而為偽。”之所以發出這樣的感嘆，是受到墓主訓誡子弟的一句話觸動，這句話是：“男子墮地，天地四方即爾事矣。”（《奉政大夫戶部云南清吏司郎中南公封太宜人焦氏墓志銘》）這話樸實有力，與康海本人的觀念高度吻合。他反復強調，士君子“推述乎修己治人之道”并無“隱故賾理”，唯當“一切以躬行是先”，如果“尊口耳而賤躬行”就會弊端叢生，“即日日述孔氏，談仁義，于修己治人何有？”（《代癸酉鄉試錄序》）

康海重躬行，更為矯正當時的虛浮士風，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他批評那些“日誦說周公、孔子之道”而行事齷齪者“其人雖三尺之童鈐口羞道”，卻偏好“騰布口說，挾道飾奸”，甚至“著為邪說，指斥前進”（《光訓堂記》），以為這實在有愧君子之道。他的同學、同鄉楊秉中暗中招權納賄，為所欲為，而談道說理卻“精入毫厘，有夷齊仲子之高潔”，言行不一，“使俳優下工聞之而竊笑”，康海多次規勸他“誠不可掩，偽不可長”，但對方“喪心病狂”，毫無悔改，只好憤然作《與楊用之絕交書》，言辭激烈地提出最后勸誡，以盡朋友之道。

康海重事功。他贊出任寧夏巡撫的友人“至則申號令，慎攻守，汰剝削，立約束，遠近之人歡呼樂從，于是漸若弘治之舊，父老垂相語，以為復睹漢官威儀”，這是地方治理的實效；又望他“將以大行其道于天下，其意若曰：不以皋、夔、稷、契事堯、舜者事吾君，是不敬于吾君也”（《尚友山堂記》），則是著眼于未來愿景。康海十分欣賞一位舊日同僚的言論：“出為方岳，必使人陰受其福；入為輔翼，必使吾君吾民不愧于古之先王先民。”（《賀大方伯孫公序》）他自己在弘治時也曾懷抱如此志向：“以為皋、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于今。”（《與彭濟物》）

與倡言“文以明道”的唐宋古文家不同，康海重道輕文，更近于理學家。其《浚川文集序》說：“士自始學以及于其老，莫不唯道焉是致；道不可以無著也，莫不唯文焉是業。”認為道借文以傳，要“致道”不得不習文，這種認識近于“文以載道”說。但在康海看來，士君子所致之道不是知識性和學理化的，而必須落實于個體的心志和德行：“君子所以布其心志于天下后世者，文而已也。然天下后世讀其書，則有以考其德，考其德則有以識其人。”由此他強調，為文關鍵“在所以養之者厚而勿淆，醇而勿薄而已”。這便將“道”內化為主體的人格涵養了。面對道學支離、士風虛浮的時代難題，康海開出“躬行其志”的處方，既與呂柟、馬理、崔銑等人追求的“明辨篤行”之學桴鼓相應（參見楊遇青、蔣興燕《在道學與文辭之間》），也與王陽明所倡“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進路氣息相通。由此可見康海重“道”所體現的時代精神。

在《浚川文集序》中，康海還提出了著名的“文有三等”說：“上焉者，惠猷啟績，若唐虞咨俞之美焉；中焉者，弘道廣訓，若孔孟刪序之微焉；下焉者，序理達變，若雅頌諷托之妙焉。”三等之分，與作文者的社會身份和理想實現的程度緊密相關：上等是重臣謀士“行道”過程中“潤色鴻猷”的文字，中等是名師通儒弘揚信念、教化民眾的文字，下等是體制邊緣的守道君子分說事理、闡明世變的文字。在康海看來，崇政教、正風俗，實現“善俗澤民”的治績，才是真正“行道”，“惠猷啟績”的撰述是“行道”之文，所以居第一等。此等文章以自我實現的事功治績為依托，并非響應性的“鳴國家之盛”，更非“粉飾太平”，相比于明初的“臺閣體”，更加凸顯了“天下士”的擔當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弘道廣訓”之文則脫離了“行道”的“第一現場”，即便是圣賢所著，也只好屈居二等。至于守道君子如王廷相的著述，盡管“詣理極變，發精殫微”，因發語立場的邊緣化而遠離了“道”之主干，只能算第三等文章。

由這樣的文章價值觀，亦可見康海所論之“道”重實行而輕學理之特色。他對國家建設、政治教化的重視程度遠高于對精微之“理”的探求。明乎此，就不難理解康海為何批評“宋儒言治，要之躬行鮮而粉餙麗”（《橫渠先生經學理窟序》）。康海的這種傾向，與重視本體論和形上學的“文以載道”說形成了差異。以這樣的眼光看待儒家經典，更加看重其作為“先王政典”（章學誠語）的政治、經濟屬性，與何景明和李夢陽強調經、史皆為“紀事之書”（何景明《漢紀序》）、可以“存往詔來”（李夢陽《作志通論》）的看法相通。

康海并非不注重對儒家經典的學習，但他反對從章節字句上探究研析、推敲微言大義，與傳統的“宗經明道”說相比，更加重視主體性的涵養積淀。有朋友之子勤于“抄寫文字”，康海提出批評，認為所抄寫的都是“敗故駁雜之物”，違背了“下學上達之旨”，從而提出自己的學習方法：“潛沉諷詠，自求于經訓之間，既通貫融液，然后操紙命辭，自必有過人者。”（《與張用昭》）他對撰文的要求是“當實不修”，說“敘述以明事，要之在實；論辨以稽理，要之在明；文辭以達是二者，要之在近厥指意”（《何仲默集序》）。這樣的文章觀念，正是在長期閱讀儒家經典和《史記》等秦漢文的過程中形成的。基于這樣的觀念，他反對“模仿剽敚”，對文人矜炫自夸、獵取浮名的詩文之技更加鄙薄，以為“即上追屈宋，中驂班馬，藝而已矣”（《送白貞夫序》）。這種重主體涵養而輕文法修辭的態度，又與唐順之的“本色論”頗為相似。

與重躬行相表里，康海反對文飾，對“文章之士”也抱有成見：“余以文章之士多乏器識，好輕遽議論，放乎禮法之外，恣恃其私意，不可以入于堯舜之道”（《送蘇榆次序》）。明乎此，再看他著名的《渼陂先生集序》，就可以知道，他所說“我明文章莫極于弘治時”，絕非從修辭審美的角度稱贊弘治文章；其所謂“反古俗而變流靡”，主要還是說他和李夢陽、何景明等人能“躬行其志”，把“文章事業”落實在“善俗澤民”的行動中。“志”在他的文道觀中居于核心位置，“行其志”就是“行其道”，詩文只是“行道”的副產品，“夫揚休烈，道情性，古之人莫不用之，而予意則茍求其志而已”（《送白貞夫序》）。這當然不是“形式復古”，但與傳統的“文以明道”、文道并重的觀念也有明顯不同。

從文學角度看，康海重實行而輕文采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的詩文成就。但他具有崇高的道德意識，剛腸嫉惡，文風質樸剛健，形成了鮮明的個性，在明代文學史上自應占一定地位。

（作者：孫學堂，系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

《光明日報》（ 2025年08月2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