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兩大重要路徑，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是平衡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必由之路。二者既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又有豐富的探索實踐。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時代背景下，需要積極推進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加強銜接互動，拓寬綠水青山轉化金山銀山的路徑，加快實體經濟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為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提供堅實的產業支撐。

【關鍵詞】生態產業化 產業生態化 協同機制 綠色低碳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4.5 【文獻標識碼】A

生態產業化與產業生態化，作為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的兩大重要路徑，對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與綠色低碳轉型具有重要意義。生態產業化的本質，在于將生態資源、環境稟賦及其服務功能納入現代化經濟體系，通過市場化、產業化、規模化的方式，實現生態優勢向產業優勢的系統性轉化，其核心在于識別、量化、顯化并交易生態產品與服務。產業生態化是對現有產業結構、生產方式和組織模式進行系統性重構，以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循環利用為目標導向，使人類生產過程及結果最大限度融入自然生態系統的循環代謝規律。積極探索二者的協同機制與融合效能，有助于進一步推動實體經濟綠色低碳發展。

加快生態產業化，拓寬綠水青山轉化金山銀山的路徑

生態產業化是打通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的關鍵路徑，旨在構建完善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確保生態保護的外部正效應得以內部化。生態產業化的蓬勃發展帶來顯著的經濟社會效益，拓寬綠水青山轉化金山銀山的路徑，為生態資源富集的經濟欠發達地區提供發展動能、注入經濟活力，同時提升公眾對生態價值的認知，使節約資源、保護生態、修復環境成為全社會的自覺行動。生態產業化的實現路徑，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生態產品的科學界定與價值核算，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邏輯起點。森林、草原、濕地等生態系統蘊含著巨大的生態服務價值，但需要突破傳統商品的局限，融合生態學、環境經濟學、資源經濟學等方法，明確界定物質供給類、調節服務類、文化服務類生態產品的類型，構建覆蓋直接使用價值、間接使用價值和非使用價值的綜合核算體系，建立權威、統一、可比的核算標準與規范。例如，浙江省麗水市創新“GEP核算體系”，對生態產品總值進行科學量化，為生態補償、政策制定提供價值依據。福建省三明市在全國率先探索林票制度，將國有林業企業的股權以“票”的形式量化到林農手中，使林農真正成為森林資源的主人并分享到增值收益，實現“葉子變票子、青山變金山”的生動轉化。

明晰的產權歸屬和完善的市場體系，是市場交易的基礎前提。開展市場交易，需要明確自然資源資產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收益權等權屬，尤其是要解決好公共性、非排他性生態產品的產權界定難題。在此基礎上，著力培育多樣化市場。首先，培育政府主導的交易市場。通過生態保護補償、政府購買服務、配合設定分配等政府介入方式，實現公共生態產品的價值變現。其次，培育經營主體主導的交易市場。逐步建立和完善用水權交易、林業碳匯交易、綠電綠證交易、生物多樣性抵消等市場化機制，激發各類經營主體的積極性。再次，實現創新型價值轉化。優質的生態農產品、生態旅游、清潔能源，是生態產品在市場上的具體形態。依托這些優質生態資源的品牌溢價，疊加綠色金融支持、生態標簽認證等政策促進舉措，可間接實現生態產品的價值轉化。例如，在“天然氧吧”浙江磐安，當地依托得天獨厚的空氣資源，大力發展高山蔬菜、中藥材種植和生態康養旅游，出產的生態農產品價格遠高于市場均價，高山茭白價格可達普通茭白的2到3倍，且供不應求，生態旅游收入更是連年增長，成為當地支柱產業。

多樣化的經營主體與產業運營，是實現生態產品價值轉化的平臺載體。生態產品價值轉化需要依托經營主體的市場活動，生態產業化標志著生態價值創造走向規模化、鏈條化，需培育和壯大專業化生態產品供給與運營主體，推動生態資源規模化、標準化、品牌化經營，加快產業鏈深度整合，創新商業模式，探索“生態保護修復+產業導入”“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等共享發展模式。“十四五”以來，國家加大對生態產業的支持力度，中央預算內投資、地方政府專項債券把儲備林、經濟林果、林下經濟、種苗花卉等作為重點，每年撥付資金支持這些產業項目發展。各地因地制宜積極培育特色生態產業，如生態農業、生態旅游、林下經濟、生物醫藥等，形成區域性生態產業集群。例如，云南省普洱市不僅是普洱茶的重要產地之一，更依托良好的生態環境，發展集茶葉種植、精深加工、茶文化旅游、茶文化體驗于一體的全產業鏈，培育一大批從事茶產業的經營主體，年產值數百億元，成為名副其實的“綠色經濟引擎”。在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庫布其沙漠，億利資源集團經過數十年治理，發展起集沙漠光伏、生態牧業、甘草醫藥、生態旅游于一體的沙漠綠色經濟產業鏈，成功實現“沙退人進、綠富同興”，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了中國方案。

健全的法規標準和穩定的交易規則，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支撐保障。當務之急，需要構建多維度協同推進的支撐體系。其一，健全法規標準。明確界定生態產品的法律地位與財產權屬，清晰勾勒生態產品進入市場交易的準入條件、定價基準、流轉程序以及權益保障機制，為開展市場交易確立穩定可靠的運行規則，從源頭上消除制度模糊性。其二，激發市場動能。通過精準的財稅優惠政策、創新的綠色金融工具以及靈活的土地使用支持政策，實質性降低生態保護成本與經營成本，有效引導社會資本與經營主體踴躍參與生態產品的供給與價值實現。其三，強化科技支撐。構建覆蓋全域的生態監測網絡，研發并應用與國際接軌的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標準與技術，推動綠色低碳技術研發與產業化應用，為生態產品的精準度量、高效管理和價值增值提供強大技術引擎。其四，筑牢安全底線。鑒于生態系統的復雜性與市場的不確定性，風險防控機制不可或缺。需要前瞻性設計應對市場供需劇烈波動的調節工具，如儲備機制等，并構建針對生態保護與修復項目潛在生態風險的評估、預警與應急處置體系，確保生態產品市場在動態平衡中實現穩健發展。

推進產業生態化，夯實綠色低碳發展的結構性支撐

產業生態化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重要路徑，其關鍵目標是重塑產業系統的能量和物質代謝過程，實現與地球生態邊界的協調，減少對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產業生態化通過減輕經濟增長對生態環境的壓力，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可持續性，推動產業結構向中高端邁進，促進節能環保、新能源、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蓬勃發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同時，通過降低資源消耗和廢棄物排放強度，為破解資源環境瓶頸制約與發展所需資源保障難題提供可行路徑。推進產業生態化，重點可從以下四個方面開展工作：

產業結構高端化與綠色化。一方面，大力發展綠色種植、環保養殖等生態友好型農業，加快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充分發揮綠色金融、節能環保等生產性服務業的保障作用，推動實體經濟向全球產業鏈中高端邁進。另一方面，積極運用綠色標準、環境準入、碳排放約束等手段，嚴控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重復建設項目，破解行業“內卷式”競爭，加快傳統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改造升級，實現產業結構整體向高效、低碳、高附加值方向躍遷。

生產過程清潔化與循環化。應推行源頭減量與清潔生產。全面推行源頭減量與清潔生產，通過改進工藝、更新設備、使用綠色原料、加強過程管理，實現資源能源消耗最小化及從生產源頭減少資源投入和污染物排放。應加強過程交互與資源循環利用。循環經濟強調“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構建“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閉環。在企業內部，推行物料循環、能源梯級利用；在園區層面，構建生態工業園，實現企業間副產品與廢棄物的交換利用、能量物料的集成共享；在社會層面，完善再生資源回收利用體系，發展再制造產業，實現物質的大規模閉環循環利用。應做好末端治理與生態修復兜底保障工作。對于不可避免產生的污染物，需要進行高效、安全的處理處置。同時，對歷史遺留的工業污染場地、礦山塌陷區等進行生態修復，恢復其生態功能與景觀價值。

能源消費低碳化與清潔化。把節能提高能效與發展新能源，作為實現“雙碳”目標的兩大重要抓手。一方面，加大傳統產業節能改造力度，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加強工業余熱余壓回收利用，推廣高效節能技術和設備，實施重大節能降碳工程；另一方面，大力發展風電、光伏、水電、核電等清潔低碳能源，穩步提升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推動能源結構根本性轉變。全面推進工業、建筑、交通等終端用能領域的電氣化進程，提高電能占終端能源消費比重。

技術創新源頭化與普及化。產業生態化離不開綠色低碳技術的加持賦能。結合當前相關行業綠色低碳發展現狀，需要重點突破的方向包括：高效節能技術、先進可再生能源技術，低成本二氧化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技術，資源循環利用技術、污染深度治理技術以及數智化賦能綠色制造技術等。技術創新需要重點抓好兩大環節：“從0到1”的原始創新環節。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容忍創新失敗，強化產學研協同，促使高校或企業的實驗室產生更多原始創新成果。“從1到100”的推廣應用環節。運用市場化機制，推動更多先進適用的綠色低碳技術進入市場、成為項目落地實施，加速技術推廣與產業化應用。

生態產業化與產業生態化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深度融合的統一體

生態產業化與產業生態化，共同構建起資源利用高效、環境友好、生態健康的綠色低碳產業體系。生態產業化過程中需要運用生態化理念和技術，“喚醒”自然寶藏、激活發展新動能；產業生態化則需要依賴優質的生態本底和環境容量，助力傳統產業清潔高效發展。二者協同互促、交織共進，從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

目標同向實現價值耦合。共同指向可持續發展。生態產業化與產業生態化均以破解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為共同目標，追求經濟發展、生態良好、社會公平的統一。價值創造協同。生態產業化為產業生態化提供價值實現的出口和增量空間，如碳匯交易可為主動減排的企業創造額外收益。產業生態化通過提升資源利用效率和環境績效，降低生態產業化的運營成本與運營風險，并為其提供更廣闊的市場需求和技術支撐，如綠色制造要求盡可能使用生態環保的原材料，污染治理技術可有效保障生態產品的綠色品質。低碳發展協同。森林碳匯、濕地固碳等生態產業化，本身就是重要的“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NbS）”，是抵消碳排放、實現碳中和不可或缺的降碳路徑。產業生態化則直接減少生產端的碳排放。

過程交互促進要素流動。其一，把生態資源作為共同生產要素。清潔的水源、空氣、土壤和生物多樣性等優質生態資源，既是有機農業、生態旅游等生態產業化的基礎，又是產業生態化追求的環境績效目標。其二，技術共享可產生互促效應。無論是生態修復、綠色農業等生態產業化項目，還是工業節能降碳等產業生態化項目，都需要利用生態監測、環境修復、資源高效利用等綠色低碳技術，二者技術需求相互驅動，更易產生復合創新效應。其三，資金循環與市場聯動。生態產業化創造的收益可用于反哺產業生態化所需的綠色低碳改造投資。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等綠色金融工具，可同時服務于生態產業化項目和產業生態化項目。碳排放權、用水權、排污權等環境權益交易市場，為二者提供共同的價值衡量平臺與交易平臺。

空間耦合推動融合發展。首先，生態區域產業化發展。在生態功能重要區、自然資源富集區等生態區域，通過將生態資源保護修復、生態產品生產加工、生態品牌打造、生態康養旅游等業態進行空間集聚，可形成特色鮮明的生態產業園區或集群。其次，產業園區生態化升級。對傳統工業園區等進行節能降碳和循環化改造，不僅可以促進園區企業實現清潔生產、循環鏈接，還可以推動園區整體融入區域生態系統，利用周邊生態資源提升園區環境品質，發展綠色服務，形成“生產—生活—生態”融合的現代化產業園區。而園區內分布式光伏、廢水再生利用等生態產業化項目，則可直接服務于園區實現生態化。再次，空間規劃優化布局。基于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科學劃定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和城鎮開發邊界，進一步優化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為風電項目、循環經濟項目等產業發展留出必要空間，促進綠色低碳產業與生態環境保護相互協調、相得益彰。

政策協同促進綠色增值。應建立統籌協調的規劃體系。將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及生態環境準入清單的“三線一單”要求，與主體功能區戰略、產業發展規劃、國土空間規劃深度融合，構建綠色低碳發展新格局。應完善激勵約束并重的政策體系。強化能源環境領域的法規標準約束，持續完善財稅、價格、金融等激勵政策，與節能降碳補貼、綠色技術研發等綠色轉型政策進行整合優化，可產生顯著的價值溢出效應，實現綠色增值。應構建執行有力的制度機制。健全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綠色產品認證與標識制度、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以及綠色采購制度等，完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環境權益交易、綠色金融標準等基礎性制度體系，構建誰受益、誰付費的生態保護補償、損害賠償機制，為兩大重要路徑協同共進提供堅實的制度機制保障。

推動生態產業化與產業生態化融合發展，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

強化系統思維與頂層設計。超越部門條塊分割局限，將生態產業化與產業生態化作為有機整體，在國家與區域發展戰略、空間規劃、產業政策、環境政策中，進行統籌謀劃和系統部署。引導地方研究制定融合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與產業綠色低碳發展的綜合性規劃與路線圖。聚焦能源發展、環境保護、生態修復、循環經濟等細分領域，持續完善支撐綠色低碳轉型的基礎設施體系。

創新價值核算機制與市場機制。持續深化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理論與方法研究，推動核算結果在決策、考核、交易中的應用。大力發展多樣化、多層次的生態產品市場，積極探索碳匯、生物多樣性、水源涵養等調節服務類生態產品的市場化交易模式。健全碳排放權、用水權、排污權等交易市場，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突出科技創新核心驅動力。科技支撐是實現兩大重要路徑深度融合、效能提升的關鍵驅動力，需要加大對新能源技術、資源高效循環利用技術，低碳、零碳、負碳技術，生態環境保護修復技術，以及數智化賦能技術等關鍵共性技術的研發投入和示范推廣力度。建立促進綠色低碳技術供需對接、成果轉化的高效平臺。

深化制度供給與治理創新。加快完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生態補償機制、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健全環境稅費政策、綠色金融體系、法規標準體系，強化正向激勵和負面約束導向。探索建立體現生態產品價值、引導產業綠色低碳發展的國內生產總值核算體系、政績考核體系，以及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創新治理模式，鼓勵企業、社區、社會組織等多方主體參與協同治理。

激活綠色金融與投資動能。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引導和撬動作用，吸引社會資本支持綠色低碳發展。加快發展綠色金融和轉型金融，積極開發綠色保險產品，為綠色低碳產業健康發展保駕護航。探索碳匯預期收益權、排污權等生態資源權益抵質押融資。完善支持生態產業化與產業生態化的標準認證體系。提升全社會生態文明意識，倡導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匯聚共建美麗中國磅礴力量。

生態產業化與產業生態化是驅動生態文明建設的兩大重要引擎，其協同演進深刻詮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轉化邏輯。生態產業化致力于將沉睡的自然資本“喚醒”，使其生態服務功能在市場機制中的價值得到彰顯；產業生態化則聚焦于重構產業系統自身，使其運行模式契合地球生態循環法則，并顯著降低對自然生態的負面影響。二者在目標上同向共進，在過程中交互賦能，在空間上融合共生，共同形成推動綠色低碳發展的堅實雙軌。未來，需要進一步深化生態產業化與產業生態化的理論認知與實踐協同，有效破解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傳統張力，構建起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新格局。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生態文明文選》（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5年。

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司編：《建設美麗中國的探索實踐——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改革成果案例匯編》，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23年。

責編/謝帥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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