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同富裕”概念提出后，海外學者圍繞中國共同富裕的理論與實踐展開深入研究，近年來呈現出研究成果豐富、研究視角多元、研究來源廣泛的整體特點。海外學者主要從價值內核、概念演變等方面開展理論背景研究，從政策取向、現實進路等方面開展內容特征研究，從影響中國經濟發展與世界不平等治理的角度開展價值意義研究。未來，國內學界應加強基礎理論體系闡釋，避免共同富裕的標準被曲解；進一步探索共同富裕實踐規律，回應海外研究關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答好共同富裕這道關乎國家前途命運的時代必答題，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促進中國共同富裕理論與實踐的體系化研究闡釋與國際化傳播交流。
【關鍵詞】海外研究 共同富裕 現實啟示 國際傳播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4.011
金偉，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博導。研究方向為海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主要論文有《中國式現代化的對外傳播探析》《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對外傳播探析》《中國式現代化文明敘事話語構建研究》《近年來海外全過程人民民主研究述評》《習近平關于發展環境重要論述的原創性貢獻》《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論述的原創性貢獻》等。
共同富裕是人類文明發展中的美好理想，然而，一些國家在社會財富不斷增長的同時，也長期存在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問題。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勝利，歷史性地解決了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1]推動共同富裕的中國方略，既是中國共產黨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重大理論創新和實踐經驗，也是中國對全球治理的重要貢獻。由此，共同富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迅速成為備受海內外關注的學術議題與政治議題。梳理近年來海外關于中國共同富裕的討論與研究，把握海外學界對于社會主義制度下共同富裕的主要關注點與基本觀點，不僅能為提高中國式現代化在全球范圍內的認知度和認可度提供理論關照，也能為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論建設與實踐發展提供有力支持。
近年來海外關于中國共同富裕研究的現狀及特點
研究成果在數量和質量層面均顯著提升，研究視角由單一學科轉向多維度的理論框架構建。學術論文成果主要發表在《中國與世界經濟》（China & World Economy）、《經濟分析與政策》（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國際思想評論》（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世界政治經濟學評論》（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等雜志。《中國與世界經濟》主要從社會政策、勞動力市場、城鄉差異、收入分配以及相關實證視角展開研究，其中與中國共同富裕直接相關的研究發文有2022年第1期新南威爾士大學卡克瓦尼教授（Nanak Kakwani）參與撰寫的《中國的增長與共同富裕》、[2]2021年第6期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龔斌磊教授參與撰寫的《收入趨同與共同富裕：來自中國的實證》[3]等；《經濟分析與政策》直接關聯中國共同富裕的研究發文有2023年總第79期日本東海大學國際研究院赫薩里教授（Farhad Taghizadeh-Hesary）參與撰寫的《邁向可持續發展目標：共同富裕是否與減碳相矛盾？》[4]等；《國際思想評論》在2022年第1期發表了英國薩塞克斯大學唐邁教授（Michael Dunford）的《中國的共同富裕之路》[5]等；《世界政治經濟學評論》發表了由英國社會主義政治活動家、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羅思義（Ross John）所著的《為何共同富裕有益于社會主義和中國經濟》[6]等。從著作成果看，近年來海外直接出版的以中國共同富裕為題的著作不在少數，其中包括：原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所著的《共同富裕：包容性增長的中國方法》、[7]美國作家凱爾·費拉納（Kyle Ferrana）出版的《世界為何需要中國：發展、環保和共同富裕》[8]等。政策研究報告等成果主要從政治學、經濟學、地區研究與國際關系等視角展開，相關研究報告均聚焦“共同富裕”。例如，布魯金斯學會發布的《中國“共同富裕”評析》[9]報告解讀了“共同富裕”概念在中國共產黨政治理論中的形成過程，并評價了共同富裕在消除中國絕對貧困歷史實踐中的具體表現與作用，然而，相關論點受該學會的資助結構及意識形態傾向影響較為明顯；大西洋理事會發布的《什么是共同富裕，它將如何改變中國及其與世界的關系？》[10]報告在對相關概念作出解讀的同時，也客觀評價了相關政策對中國經濟結構、世界經濟格局可能產生的影響；日本綜合研究所發布的《習近平倡導“共同富裕”的現實意義》[11]分析了政策背后的經濟學邏輯，并將“共同富裕”同“高質量發展”相聯系。
研究學者的學術能見度均較高，具備國際學術話語權。目前，華人及華裔學者仍然是境外開展關于中國共同富裕研究的主力，許多學者來自新加坡、美國、英國、中國港澳臺地區，如原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等。同時，海外本土學者對于中國共同富裕理論與實踐的關注也有所增加，如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編輯林賽·梅茲蘭（Lindsay Maizland）、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研究所副所長瓦西里·米赫耶夫（Vasily Mikheev）、悉尼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副教授勞倫·約翰斯頓（Lauren Johnston）、大西洋理事會全球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德克斯特·迪夫·羅伯茨（Dexter Tiff Roberts）等。從研究領域上看，有多年持續關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學者，如薩塞克斯大學教授唐邁（Michael Dunford）、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伯特·霍夫曼（Bert Hofman）、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英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凱瑞·布朗（Kerry Brown）等。這些研究者或評論員在各自國家均具備較高的學術影響力與社會知名度，有較長時間在中國或亞洲地區生活及工作的經歷，長期關注中國問題，擁有相對廣泛的讀者群體，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中外交流中的突出理論問題。
研究主體的構成呈現出多樣化特征。目前，海外關于中國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來自美國、俄羅斯、法國、新加坡、澳大利亞、印度、日本等國家。其中著名的國家智庫、國際組織、研究機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美國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美國亞洲協會（Asia Society）、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日本綜合研究所（株式會社日本総研）等。同時，海外主流媒體、報刊也高度關注中國的共同富裕理論和實踐，在新聞報道和社論文章中對這一戰略進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和評論，包括彭博社（Bloomberg）、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美國《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國際媒體組織國際新聞網（INEWS）、英國《論壇報》（The Tribune）、英國廣播公司（BBC）等。海外新聞評論總體呈現出多樣性、復雜性的特點，主要差異體現在其評論立場與目的上。許多海外新聞從業者具有政府相關的工作背景，他們對于時政事件的評論往往體現本國政策導向與意識形態傾向，這類評論本質上服務于本國政府和特定資助方，對待這類新聞評論，應當保持清醒認知并進行具體分析。此外，面對各國高校、研究機構、媒體和民眾對中國共同富裕實踐的關注和評論，中國國際電視臺（CGTN）、中國日報（China Daily）等主流國際傳播平臺及其下屬的融媒體矩陣，正積極開展相關的宣傳和闡釋，刊發如《共同富裕并不意味著建立福利國家》[12]等外文理論文章，通過多語種、多形態的內容生產，向世界講好新時代中國共同富裕的故事。
總體而言，中國共同富裕的理論探索與實踐路徑已受到國際社會的持續關注。這一話題吸引了來自西方發達國家、周邊國家及地區的廣泛學術參與，其中，華人或華裔學者、高校研究機構以及高端智庫等傳統海外中國學研究力量仍是研究的主體力量。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增強、全球貧富分化加劇以及中外經貿合作深化，關注和研究中國共同富裕問題的海外學者和機構數量仍將增加，研究的視角仍將拓寬。但需要指出的是，面對國外相關研究的多元復雜態勢，我們應當保持清醒認識，堅持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對于其中具有建設性的觀點，要積極吸收借鑒；對于負面意見也要冷靜分析，深入挖掘國外學者產生誤解的根源，以便進一步推進我國共同富裕的理論發展與實踐進程。
近年來海外關于中國共同富裕研究的觀點解讀
當前，海外學者對中國共同富裕理論與實踐的研究已經越過起步階段，處于深化發展的進程中，主要關注中國共同富裕的理論創新與政策導向，同時展開對于中國共同富裕的實踐機制、實踐效果的實證研究。通過對現有材料進行分析，根據“挖掘理論源流、探索現實進路、考察價值意義”的研究邏輯，可以將近年來海外關于中國共同富裕的研究歸納為三個方面。
關于共同富裕概念及其演進的研究。整理發現，海外觀察者對于共同富裕這一概念從何而來、向何處去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共同富裕’的概念深深根植于中國共產黨。”[13]國際學術界對于共同富裕在中國共產黨政治語境下的形成與發展進行考察研究，主流觀點多以事件或概念為主要線索展開分析。
在價值內核維度上，部分海外學者認為，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這既展現馬克思主義政黨追求公平、避免兩極分化的價值目標，也體現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根基。有學者提出，考察共同富裕的根源在于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重要標志，這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14]。共同富裕所蘊含的公平、平等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承諾，盡管受到全球局勢變化與疫情的沖擊，中國推動共同富裕的行動從未停止。[15]“與西方不同”是海外觀察者所關注的關鍵詞。有學者認為，從毛澤東同志開始，中國共產黨就嘗試融合社會主義與中華文明所共有的價值觀念，共同富裕便是融入中國傳統平等觀念的社會主義社會愿景，這將帶領中國走向與西方不同的發展道路。[16]類似的觀點也認為，在西方社會兩極分化問題日趨嚴峻的背景下，共同富裕不是復制歐洲的社會福利制度，而是中國共產黨實現自身價值目標的全新模式。[17]總體而言，這些海外學者認為共同富裕源于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的偉大追求，當下中國正在將其打造成為一個具備全球影響力的世界公共產品，為解決資本主義世界越陷越深的不平等問題提供中國方案。[18]
在概念演變維度上，部分海外學者以共同富裕概念在新中國發展歷程中的提出及演進來劃分歷史階段，進而說明共同富裕概念在中國共產黨政治話語及決策中一脈相承的理論發展邏輯。有學者認為，共同富裕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53年9月25日在《人民日報》刊發的題為《社會主義的路是共同富裕的路》的文章，文中明確提出“共同富裕”一詞，直至1999年中國開始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探索解決城鄉差距的路徑，再到2020年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區的建立，中國開始以強有力的措施限制資本的無序擴張，標志著中國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新方案正式付諸實踐。[19]有學者運用類似的方法，指出1979年共同富裕概念經歷了“只有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共同富裕”與“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結合過程，這種對概念的進一步闡釋在那個年代激發了中國社會前所未有的生機與活力。[20]整理研究發現，海外觀察者們普遍想要了解，時至今日，中國共產黨是否依然在堅持改革開放之初的政策取向？當前的共同富裕在內涵和外延上是否發生了變化？對此，有學者提出，當下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共同富裕繼承了改革開放之初的政策取向，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調節過高收入，重新界定和清理隱性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提高中等收入群體在全社會的比重”，是對鄧小平同志指出的“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后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后地區是一個義務”的充分發展與制度設計。[21]從概念的生成與發展維度來看，當前這些海外學者對共同富裕的深化闡釋，正如彭博社的一名高級記者所描述的，“毛澤東同志對平等社會的追求，使他將共同富裕寫進了黨的綱領性文件。鄧小平同志指出先富帶動后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為了幫助后面的人。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的背景下，重新強調共同富裕的初心使命與最終目標”。[22]
關于中國共同富裕的政策進路研究。國際學術界立足對共同富裕歷史內涵的分析，逐漸將目光轉向中國近期的政策變化。有海外觀察者認為，中國正在尋找調節政府與市場、黨與社會、發展與穩定之間關系的路徑，同時審慎規避這樣的變革可能對投資環境、社會穩定與高質量發展的不良影響。在此背景下，如何在穩增長中調結構，從而實現共同富裕，成為當前許多海外觀察者重點關注并試圖從多個視角進行解讀的議題。
在完善社會保障的政策取向上。海外觀察者普遍認為，實現共同富裕并不僅關乎經濟問題，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政策和實踐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通過提振中國經濟，最終實現提高國內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目的。這種觀點認為，與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一樣，中國具有“生產性、發展性”社會福利體系，其主要特點是追求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的平衡。[23]在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中國也改革和重建民生保障體系，特別是進入21世紀，中國民生保障事業突飛猛進。短時間內，中國基本擺脫低福利國家的局面。[24]通過對海外研究文獻的系統梳理可以發現，海外觀察者對于中國共同富裕的前提達成了一個基本共識，即中國改革使得數億人脫離絕對貧困，這是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即使是對中國最苛刻的評論家也承認其在物質生活水平上的巨大提升，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為自身、為世界大幅度減少貧困方面的成就值得稱贊”。[25]部分海外觀察者認為，中國近期政策變動的目的是為解決住房、醫療、教育等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亞洲社會政策研究院報告提出促進共同富裕的具體措施，包括擴大公共服務，特別是向退休人員等低收入群體傾斜，同時進一步推進“精神生活共同富裕”。[26]有學者認為，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中心方向是筑牢擴大中產階級的制度保障，根據“雙循環”的新經濟戰略，更大的中產階級群體對于擴大國內消費和市場至關重要，將擴大國內市場作為增長引擎，實施自力更生，減少對出口和海外投資的依賴。[27]與此同時，運用新興科學技術提高社會保障水平也是海外學者關注的重點。有學者主張，通過數字技術與財政融合來調節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通過數字化拓寬融資渠道，從而增加更多的就業崗位，提高農村居民收入，以達到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目的。[28]在社會保障方面，運用信息技術，使民眾能夠公平地享受到更優質的公共服務，大幅提高養老、衛生、學校教育的數量、質量和可行性，通過完善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縮小初次分配差距，讓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做強國內大循環。[29]
在第三次分配的現實進路上。有海外學者指出，如果政府想要糾正一些不平等現象，從根本上說有兩個選擇：重新分配或改善市場結果。[30]歐洲國家廣泛采取的是第一個路徑，也就是市場結果在更高程度上的再分配，但這種歐洲模式也帶來了“福利陷阱”，如社會活力減弱、維持福利政策的財政支出巨大等。日韓國家采取了另一個路徑，即通過經濟政策的宏觀調控使市場平衡的結果更加符合預期，這種政策的再分配相較于歐洲模式更加可操作、可持續，既確保了市場結果的公平性，也更加溫和。然而，中國似乎選擇了第三條道路，“中國為了實現2035年的目標，啟動了‘第三次分配’”。[31]第三次分配是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補充，其特點是社會成員基于道德自覺與社會責任，通過公益形式實現資源自愿配置。有海外學者對此評價道，無論中國在分配方式上如何選擇，所有的政策都必須得到精準數據與科學分析的有力支持，這樣才能實現正確決策，因此政策研究人員獲取準確的居民基本收入數據至關重要。[32]部分海外觀察者認為，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更大的政策空間來踐行這第三條道路，但需要注意一些現實問題，也就是協調三次分配之間的關系。還有觀點認為，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有必要在政策管理中平衡效率和公平，在公平和透明的規則下協調所有階層的利益，同時最大限度地增強市場活力。[33]同時，有智庫預計，企業在第三次分配中將發揮關鍵作用，企業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參與共同富裕事業，如設立二級基金或慈善信托，甚至成立慈善組織，共同富裕政策將鼓勵企業家把自身企業同社會相聯系。[34]可見，只有在做好初次與再分配的基礎上，第三次分配才能更好發揮作用。同時，做好第三次分配，也有利于初次和再次分配，還能促進社會體制健全，改善市場環境，減輕政府財政負擔等。因此，要實現共同富裕的長期目標，就必須把三次分配都做好。
在對資本市場有序發展的監管上。長期以來，資本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中國在切實推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嚴格措施遏制資本無序擴張，堅決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以明確的規則、有效的法律和更大的政策透明度來指導和監督中國的企業”[35]，應對新時代資本要素監管和金融穩定的重大挑戰。資本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其無序擴張的內在驅動力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資本運作的內在逐利性，二是資本通過擴張提升競爭能力，三是資本企圖規避監管。許多海外觀察者認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中國大部分調節政策都屬于為推進共同富裕而采取的行動，“西方國家的監管只是試圖克制可能破壞市場穩定的做法，中國的監管旨在為經濟發展注入一種公平感”，[36]“在資本無序積累、壟斷和投機得到控制的情況下，富人可以繼續富，窮人就不能繼續窮了”。[37]英語世界的研究機構分析了中國資本監管體系建設的可能走向。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報告認為，中國在新發展階段“要從國家、監管部門和資本體系等層面重新認識資本的功能和地位”，并嘗試建立一個“要素凸顯、運作合規、成本收益合理、監管有效、保障有力的資本要素市場及其監管體系”。[38]倫敦政經相關報告認為，更嚴格的監管審查，尤其是對大型科技公司的監管審查是一種全球趨勢，可能會產生一定的社會經濟效益。共同富裕要達成遏制資本無序擴張的目標就必須設立橫跨市場監管、網絡空間、金融監管、稅務、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多個機構的監管權，形成集中又分散的新型監管制度。[39]
關于中國推進共同富裕的價值意義研究。長期以來，海外觀察者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場與立足點，在評價中國經濟發展及社會建設實踐時，往往戴著“有色眼鏡”。究其本質，一方面是由于他們對于中文文獻材料的理解不夠深入，另一方面則是因其囿于意識形態偏見和政治立場的藩籬。然而，也有一些秉持實證精神的海外學者和評論家，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在研究中避免對中國獨特性及政治經濟社會實踐的過度解讀，同時對中國經濟政策與社會治理實踐作出相對公正客觀的評價，并進行合理性論證。
國際學術界部分觀點認為，中國在新的時間節點重提共同富裕，旨在應對新時代所面臨的一系列現實課題。其一，這是對經濟發展不平衡的主動作為。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仍然面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推動共同富裕成為中國新發展階段的戰略舉措。部分海外研究者提出，共同富裕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社會不平等問題的關注。有學者分析數據提出，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中國的貧困人口大幅減少，而在收入分配領域的挑戰日益顯現。[40]美國相關智庫報告稱，“中國在消滅絕對貧困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功”，但在應對社會收入與消費水平的鴻溝上仍有很長的路要走。[41]“面對這些仍然存在的挑戰，中國領導層自2021年以來一直提倡共同富裕”，“這反映出減少收入不平等的意圖，同時幫助人們實現更好的生活水平”。[42]共同富裕是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不平等問題的卓越創新方案，這一方案不僅能克服低生活水平的整體貧困，也能驅離資本的無序發展，其本質是對中國經濟結構的合理利用。[43]其二，為經濟健康發展提供重要保障。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一些海外學者認為，擴大內需成為中國新發展格局的主引擎，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有學者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這一方案應為形成和啟動新的“雙循環”經濟發展模式作出重大貢獻，最終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作出貢獻。[44]“讓橄欖更豐滿”，通過調節財富兩極分化的現狀，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最終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45]“共同富裕旨在提高收入，最終使中國人民更充分地參與經濟生活”，[46]同時減少對債務推動經濟發展的依賴。相同的觀點認為，“共同富裕將會通過基本和全面的生活保障提升消費傾向，促進向消費主導型經濟轉變，同時通過加強人力資本，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經濟發展質量”。[47]其三，在改革過程中突出黨的領導與制度優勢。有學者關注到共同富裕之于新時代黨的領導的重要性，[48]中國領導層正在將工作重點轉向改善民眾生活質量，并將其作為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突破口。[49]
共同富裕的答案需要在下一步的行動路徑而非理論預設中來尋找。[50]正如有觀點指出，“共同富裕的概念需要后續發展的進一步評估，而不是現在就下結論”。[51]但立場、方法深刻影響著海外觀察者對中國共同富裕進程的認知和態度。部分海外學者在對中國政策文本的解讀中，存在選擇性引用的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他們對共同富裕的政策主張及其對世界的影響產生碎片化、片面性的認知。個別海外觀點認為，在推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力軍——私營企業，或將面臨較大的轉型壓力，[52]將這一政策進程視為旨在加強對私營企業的管控力度。[53]這樣的論調將共同富裕曲解為“劫富濟貧”與“平均主義”。面對這樣的主觀臆斷，有許多海外學者提出了反駁，“西方國家對于中國共同富裕的推進沒有深入理解其制度基礎、歷史語境，存在著斷章取義的問題”，[54]“改革監管絕不是中國獨有的，美國的監管改革也不見得對市場造成負面影響”。[55]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利益愿望，是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和重要經濟基礎，也是生產力快速發展的制度保障，中國的高速發展證實了這一點，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是必要的制度安排。[56]“事實勝于雄辯”，有學者如是說，在部分海外政治媒體以及少數經濟學者對中國共同富裕持負面態度的同時，流入中國的外國投資也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57]有智庫研究報告建議，決策者不要根據對中國經濟失敗的虛構假設來制定政策，同時應當認識到，通過雙邊貿易和投資政策向中國施壓的效果將越來越弱，而多邊貿易激勵被證明是更為有效的策略。[58]新自由主義敘事在西方主流學術場域仍然占據主導地位，“這些觀點暴露出他們已經無法理解中國的經濟模式，而再次陷入了僅在‘個人-市場’以及新自由主義的思維模式下考慮其有效性的迷思”。[59]
相比于部分海外學者的誤解與誤判，共同富裕正被越來越多的海外研究者視為中國以負責任的態度為解決不平等問題提出的中國方案。“共同富裕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整個世界的問題”；“共同富裕不僅對中國本身意義很大，而且對世界、對我們現在提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都具備很大貢獻”。[60]有海外研究者認為，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式現代化的顯著區別就在于各自的價值取向，東方的共同富裕與西方的兩極分化形成了鮮明對比。[61]中國正在走一條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共同富裕承載著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初心，“共同富裕是中國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承載著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62]有智庫報告指出，共同富裕強調解決的恰好是西方政府長期以來面對的社會兩極分化問題，這不失為應對此類問題的中國方案。還有學者提出，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相比西方國家的相對成功將證明其政治體制在所有制度、物質、道德甚至精神等方面的優勢，可視為將中國智慧推向全球的有力支撐。[63]
近年來海外關于中國共同富裕研究的總結與啟示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一大批海外學者圍繞“共同富裕”這一中國表述進行了包含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傳播學等多學科在內的廣泛研討，他們或采取實證分析式的研究，或以理論闡釋，又或進行比較性研究，取得一系列具有參考價值的研究成果，構成海外關于共同富裕研究的初步基礎。事實上，共同富裕作為一個近年來受到廣泛關注的研究課題，伴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發展，內涵不斷豐富，逐步成為海外關注中國政策的“顯學”。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以及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正在新時代續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篇章，其不僅內蘊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更具有重要的世界意義，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新時代中國，與21世紀的世界融為一體，中國的發展在造福本國人民的同時，也為世界發展進步作出越來越大的貢獻。[64]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國際學術界對共同富裕議題的關注度持續升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當前，海外觀察者、國際輿論場關于共同富裕議題的討論摻雜著各種政治因素與意識形態的考量，存在著個別不同程度的誤判甚至惡意的宣傳。對此，我們需要保持清醒認識，辯證看待這些研究成果，并從中獲得推進共同富裕歷史進程的思考與啟示。
加強基礎理論體系闡釋，避免共同富裕標準被曲解和誤讀。在將中國共同富裕理念和實踐置于不同國家和文化背景下開展橫向比較與評估時，明確其理論框架和評價標準至關重要。為了促進海外觀察者和國際學術界對中國共同富裕的深刻理解，我國學者應當更加積極加強對外理論概念闡釋，推動形成更具國際影響力的共同富裕評價標準，從而推動國際學術交流更為順暢。其一，進一步明晰共同富裕研究的理論概念。部分海外學者能夠從漸進富裕的過程視角理解共同富裕，但是對其適用范圍理解不一，多數海外學者尚未充分認識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涵蓋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共同富裕，是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相互融合、協調發展的共同富裕，同時也沒有關注到共同富裕與新發展理念的內在統一性，將共同富裕視為單獨的政策。因此，如何面向世界深入闡釋共同富裕的理論內涵并進行多維度解讀，將成為同國際學術界交流的重點論題。其二，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話語體系。部分海外學者習慣采用新自由主義視角來評判中國共同富裕實踐，將是否遵循資本邏輯作為能否達成富裕的前提，這往往導致他們作出不符合中國實際的判斷。這一現象也向國內學界提出了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話語體系、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話語權的時代任務。其三，提高中國共同富裕理念的國際對話能力。中國推進共同富裕的理論與實踐經驗為國際社會重新審視不平等與兩極分化問題的原因提供新的視角，共同富裕不僅關乎物質層面的富裕，而是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多個維度。同時，我國也應關注并尊重不同國家在消除兩極分化與不平等問題中的探索與實踐，共同探尋建立更加全面、多樣、公平的消除貧困標準，促進國際間開展更具可比性的交流與合作。
進一步探索共同富裕實踐規律，回應海外研究關注。當前，海外關于中國共同富裕研究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聚焦實踐層面，他們往往將增長率、居民受教育程度、公共衛生健康水平、勞動力人口結構等視為衡量共同富裕水平的關鍵維度，并善于通過具體案例考察中國共同富裕的實踐成效。相比而言，國內學界則更多選擇采取理論分析方法研究共同富裕，對于實踐工作的實證研究還有待加強。為提升中國共同富裕的說服力，國內學界應更加注重實證研究方法的應用，積極增加對外實踐議題的交流。其一，從農村及城鄉社區共同富裕實踐中挖掘研究問題。底層貧困是各國消除不平等實踐的共同話題，而中國在消除絕對貧困與基層治理方面的經驗極為豐富，如基層自治、城鄉融合等。因此，我國學者可以更多分享鄉村振興、城鄉融合在推進共同富裕歷史進程中的價值功能與運行方式等，與海外觀察者共同探討消除三大差別的創新與發展，幫助其從基層治理實踐中理解共同富裕。其二，因地制宜探索共同富裕的實現機制。我國各地區資源稟賦各不相同，通過立足本地實際探索有效路徑并總結經驗，能夠形成更具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導原則，進而推動共同富裕實現機制不斷完善。如浙江以經營主體多樣性、較強科技創新能力、高水平的社會治理體系為基礎，在推進共同富裕的體制機制上先行先試，為欠發達鄉鎮加快走好綠色發展、生態富民、科學跨越道路提供了實踐示范，相關經驗尤其值得同海外分享。其三，從歷史實踐中提煉理論議題。中國的共同富裕概念經歷了長時間的演進，可以從歷史事件、政策演變以及社會實踐中提煉理論觀點，深化對共同富裕的理論研究，如從“耕者有其田”到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先富帶動后富”等。這都有助于將中國實踐同國際理論框架更好結合，為國際學術界提供更多有價值的觀點。通過以上方法，中國學者能夠更為深入地參與國際學術交流，言之有物地分享共同富裕的成功實踐，促進中國共同富裕的國際交流合作。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答好關乎國家前途命運的時代必答題。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本質體現，還是衡量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基本標準，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中國的共同富裕歷史進程不能脫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脫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單獨存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些發達國家工業化搞了幾百年，但由于社會制度原因，到現在共同富裕問題仍未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反而越來越嚴重。”[65]資本主義社會在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特定階段，能夠通過改良手段較為有效地處理“公平”和“效率”的背反，但無法從根本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持續推動人的全面發展，逐步消滅一切主要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會差別和社會不平等，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共同發展、共同享有，實現共同富裕。中國共同富裕的實踐就是一條確證，其不僅破除了海外近年來對于中國走“資本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道路的攻訐，也破除了海外關于社會主義的種種錯誤論調。事實勝于雄辯，面對旁觀者的質疑，最好的回應方式就是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實踐不斷取得新的勝利，同時進一步詮釋“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66]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不是別的什么主義，中國正在走一條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邁進的道路，也是不斷實現全人類共同價值、開拓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道路。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海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狀況與分析”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4&ZD004；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李梓齊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66]習近平：《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9、14頁。
[2]N. Kahwani; X. Wang; N. Xue et al., "Growth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022,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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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 Ferrana, Why the World Needs China: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ism, Conflict Resolution & Common Prosperity, Clarity Press,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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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Atlantic Council, "What Is 'Common Prosperity' and How Will It Change Chin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16 December 2021,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issue-brief/common-prosperity/.
[11][47]Y. Miura, "The Reality of 'Common Prosperity' Advocated by the Xi Jinping Administration," 28 March 2022, https://www.jri.co.jp/en/reports/rim/2022/83/.
[12]S. Yu, "Common Prosperity Doesn't Mean Building a Welfare State," 22 October 2022, https://global.chinadaily.com.cn/a/202110/22/WS6171f656a310cdd39bc70721.html.
[14]R. L. Kuhn, "Common Prosperity: What It Means and Where It Is Going," 30 June 2022, https://news.cgtn.com/news/2022-06-30/Common-prosperity-what-it-means-and-where-it-is-going-1bhvB8L1Ebe/index.html.
[15]D. Bruce; X. Kailing; B. Kerry et al., "Common Prosperity: What Next for China?" 6 July 2022, https://www.chathamhouse.org/events/all/members-event/common-prosperity-what-next-china.
[16]W. A. Callahan, "History, Tradition and the China Dream: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the World of Great Harmo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5, 24(96).
[17]K. Vaswani, "Changing China: How Xi's 'Common Prosperity' May Impact the World", 7 October 2021,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58784315.
[18][26][63]G. Wu,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Program: Cause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31 March 2022, https://asiasociety.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3/ASPI_ChinaCommonProsp_report_fin.pdf.
[20]D. Bandurski, "A History of Common Prosperity," 27 August 2021, https://chinamediaproject.org/2021/08/27/a-history-of-common-prosperity/.
[21][30][32][48]B. Hofman, "Common Prosperity Did Not Fall from the Sky," 5 October 2021, https://merics.org/en/comment/common-prosperity-did-not-fall-sky.
[22]J. Paskin, "What 'Common Prosperity' Means and Why Xi Wants It," 3 September 2021,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09-03/What-common-prosperity-Means-and-Why-Xi-Wants-It-Quicktake.
[23]I. Holliday, "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 Social Policy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tudies, 2000, 48(4).
[24]王紹光：《中國仍然是低福利國家嗎？》，《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3年第22期。
[25]P. Sweeney, "China Swaps its Poor for the Merely Miserable," 20 December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breakingviews/breakingviews-china-swaps-its-poor-for-the-merely-miserable-idUSKBN1YO0AN/.
[27]J. C. Leung, "Common Prosperity: A Conundrum for China," 21 October 2021, https://www.asiaglobalonline.hku.hk/common-prosperity-conundrum-china.
[28]X. Ji; K. Wang; H. Xu et al., "Has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Narrowed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Sustainability, 2021, 13(15).
[31]N. Berggruen; N. Gardels, "How Universal Basic Capital Can Help China Achieve Its 'Common Prosperity' Goal," 11 September 2021, https://www.nicolasberggruen.com/writings-blog/how-universal-basic-capital-can-help-china-achieve-its-common-prosperity-goals.
[33]C. H. Kwan, "China Aims for 'Common Prosperity' — Increasing Rural Incomes and Secondary Distribution Reform as the Key," 5 January 2022, https://www.rieti.go.jp/en/china/22010501.html.
[34]T. Ng,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What Does It Mean For Philanthropy?" 18 May 2022, https://www.ifcreview.com/articles/2022/may/common-prosperity-in-china-what-does-it-mean-for-philanthropy/.
[35]Y. Gupta, "Reducing Income Gap in China," The Tribune, 10 September 2021.
[36]S. Hsu, "China's Communist 'Common Prosperity' Campaign," August 2021, http://www.thediplomat.com/2021/08/chinas-communist-common-prosperity-campaign/.
[38]J. Zhaohui,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Capital: Performance, Risks, Root Causes, and Responses," 5 March 2022, https://interpret.csis.org/translations/disorderly-expansion-of-capital-performance-risks-root-causes-and-responses/.
[39]X. Sun, "Decoding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Drive," 7 April 2022, https://www.lse.ac.uk/ideas/publications/old-updates/decoding-china's-common-prosperity-drive.
[40]S. Jain-Chandra; N. Khor; R. Mano et al., "Inequality in China-Trends, Drivers and Policy Remedi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8, p. 19.
[42]D. Emmers; S. Rozelle, "Common Prosperity Should Start Early," 3 November 2023, https://sccei.fsi.stanford.edu/news/common-prosperity-should-start-early.
[43][57]J. Ross, "Why Common Prosperity Is Good for Socialism and for China's Economy,"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2, 13(1).
[44]V. V. Mikheev; S. A. Lukonin; I. V. Vakhrushin, "China: Is Common Prosperity Possible?" Mirovaia ekonomika i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 2023, 67(11).
[45]M. Ravallion; S. Chen, "Fleshing Out the Olive? On Income Polarization 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29383, October 2021.
[49]A. Smith; R. Hu, "China Created More Billionaires Than the U.S.," 5 September 2021, 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china-created-more-billionaires-u-s-now-it-cracking-down-n1278438.
[51][55]C. K. Ping, "Crackdown Sinks China Shares," Wall Street Journal, 21 August 2021.
[52]W. C. Kirby; N. B. Truwit, "Common Prosperity? China Shifts Left," January 2022, https://www.hbs.edu/faculty/Pages/item.aspx?num=61907.
[53]W. W. Lam, "China. Implications of Xi's Revival of the Maoist Slogan 'Common Prosperity'," 27 August 2021, https://theglobaleye.it/china-implications-of-xis-revival-of-the-maoist-slogan-common-prosperity-the-jamestown-foundation/.
[54][59]S. R. Gelfenstein, "Toward Common Prosperity," 14 September 2021, https://mronline.org/2021/09/14/towards-common-prosperity/.
[58]D. J. Bulman, "'Common Prosperity' and China's State Capitalist Welfare State,"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common-prosperity-and-chinas-state-capitalist-welfare-state.
[60]鄭永年：《共同富裕是新時代的新使命》，《中國經濟時報》，2021年10月25日，第2版。
[61]A. Durrani, "Chinese Modernization Agenda Offers Hope for the World," 25 October 2022, https://news.cgtn.com/news/2022-10-25/Chinese-modernization-agenda-offers-hope-for-the-world-1eoybhJrjl6/index.html.
[62]K. Vaswani, "Changing China: How Xi's 'Common Prosperity' May Impact the world," 7 October 2021, https://www.bbc.co.uk/news/business-58784315?amp%3Bat_campaign=KARANGA.
[64]姜輝：《深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世界意義》，《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2年第1期。
[65]習近平：《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02～503頁。
責 編∕鄧楚韻 美 編∕梁麗琛
A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on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Policy
in the New Era
Jin Wei
Abstract: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concept, overseas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research on China's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s, demonstrating three distinctive trends in recent years, exponential growth of academic outputs, diversification of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and expansion of research sources. Current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primarily investigate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through examining value orientation and conceptual evolution, policy characteristics via analyzing governance direc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and global implications by assessing domestic economic impacts and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inequality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Chinese academia should prioritize three strategic initiatives: First, strengthen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fundamental theories to prevent conceptual misinterpretation of prosperity benchmarks. Second, deepe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into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to address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cerns. Third, uphold socialist principl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developing globally resonant conceptual frameworks that respond to this era-defining imperative. Such efforts will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grated research paradigm for Common Prosperity studies while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ialogue through institutionalized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
Keywords: overseas studies, common prosperity,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