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人類文明視角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文化治理體系是遵循文明演進規律、實現文化基因在治理場域深度激活和有效貫通的歷史必然。當前，世界文化的相互激蕩、交融交鋒為人類文明創新突破提供了歷史性契機，構建兼具文化自信與全球視野的治理范式勢在必行，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成為推進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現實要求。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治理要為全球多元文化交流互鑒提供價值錨點，強化技術倫理中的人文關懷與價值導向，增強文化流動中的文化認同與主體性建構。實踐方面，應從加強制度與技術支撐、整合協同多方文化治理力量、加強傳統文化符號治理效能轉化等領域展開。
【關鍵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文化治理 文化流動 中國式創新
【中圖分類號】G122/D63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4.007
王京生，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南方科技大學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學術總顧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孔子獎章”獲得者。研究方向為文化流動、文化權利、城市文化、文化產業和中國傳統文化，主要著作有《一座城市文化基因的生成與綻放》《文化是流動的》《文化主權論》《觀念的力量》《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化繁榮》等。
文化治理范式的轉換具有深刻的現實邏輯與內在必然性，特別是在文明視域下，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文化治理已成為文化建設的重要方向。隨著信息化的迅猛發展，文化形態經歷了深刻重構，文化治理的目標、路徑與方式發生轉變。在此過程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作為歷史文化遺產而存在，更是文化軟實力建設的本體論根基，是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的重要來源，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價值。在既有研究中，一些研究在傳統文化與文化治理的關聯性層面聚焦制度嵌入和倫理重塑，[1]也有研究嘗試將“差序格局”理論引入社區治理，論證傳統文化對治理共同體的建構價值。[2]然而，這些研究所嘗試的文化理論構建往往存在理論框架與實踐形態的錯配，并在學理轉化過程中陷入二律背反困境。一方面，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考察多止步于文化符號的表層移植，缺乏對文明演進內在機理的深度解構；另一方面，在實踐路徑設計上偏重工具理性取向，缺乏文明互鑒視角下的價值整合。事實上，文化治理范式的轉型反映了社會結構變化與文化需求升級的雙重壓力。社會個體主體意識的增強、數字技術的深度滲透，以及社會治理體系向開放、協同、共治方向邁進，使得傳統的文化治理范式難以有效回應新的挑戰，從而亟需創新文化治理理念與手段。在此背景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戰略資源的價值逐漸被重新認識和發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價值理念、制度智慧和實踐經驗，可在現代文化治理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3]
文明視域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文化治理的時代要求
在文明視域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文化治理，關鍵在于對相關思想精華與道德精髓的深度萃取與時代轉譯，使之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4]這種文化整合既需要將傳統資源創造性轉化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基因，也應著力構建傳統基因與現代治理體系的適配框架，構建當代文化形態、夯實國家文化軟實力根基。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全面推進，正通過技術革新與全球文明互鑒實現文明形態的雙重突破：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的迭代發展催生數字文明新范式，全球經濟深度融合推動文明主體從本土范疇向全球領域拓展。這些變化意味著，當今之中國已不只是傳統之中國、更是未來之中國，不只是中國之中國、更是世界之中國。在此語境下，通過“兩個結合”理論創新重構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治理觀，不僅可以為發展中國家探索非西方現代化道路提供可參照的治理樣本，也可在文明演進層面貢獻傳統文化賡續與發展范式創新相統一的實踐智慧。
以中華文化立場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文化、人類文明的發展格局受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全球治理體系影響，也正經歷深刻調整和重塑，而文化領域的紛爭已然成為左右人類文明未來走向的關鍵變量。鑒于此，為在世界文化多樣化持續發展、文明交流互鑒日益廣泛、新的動蕩變革不斷演進、文化交融交鋒漸進深化的文明發展態勢中站穩腳跟，推進文化治理現代化，提升文化領域治理能力就尤為重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在全球復雜多變的文化格局中，鞏固思想文化陣地刻不容緩，這要求我們不斷提高文化軟實力和影響力，進一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價值，以此為人類社會發展、人類文明進步提供可供參考的理論支撐與實踐方法論。
中華文化在歷史演進中展現出獨特的延續性與創新性，其創新機制與傳承特質既塑造了民族精神體系，也對世界文明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兩個結合”為中華文明注入新的文化內涵，拓展文明發展的理論維度。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存在高度契合性，這種契合性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注入新的文化生命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文化治理，本質上是“兩個結合”的實踐范式：一方面，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另一方面，豐富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文化治理具有兩方面的顯著特征。一方面，深厚的中華文明底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的。其所蘊含的“天下為公”“為政以德”“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親仁善鄰”等理念，凝聚著中國人在長期生產生活中所積累的宇宙觀、世界觀、社會觀和道德觀，本身就是對文化治理的深刻理解與生動實踐。[5]其中，被推為儒家五常的“仁義禮智信”貫穿中華民族歷史，承載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構建開放包容的文化生態和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文化基因，彰顯出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文化治理場域獨有的中國智慧。以“禮法結合”“德法共治”的治國策略為例，這一理念在中國歷史上有著鮮明體現：凡是德治與法治成功融合的時期，都為國家昌平、人民安定的盛世。相較之下，西方當代典型文化治理理論多在以歐美文化為基礎的話語體系內，對世界其他豐富多彩的文明缺乏關照，更對擁有幾千年歷史的中華文明缺乏具有歷史縱深的洞察。
另一方面，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治理觀。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治理觀的形成，有賴于我們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歷程中，始終將“以人為本”“民為邦本”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思想與中國具體實際緊密結合，并將其貫穿黨的工作路線。這一理念的誕生，是思想文化不斷覺醒、理論持續創新的歷史必然，彰顯我們黨始終將人民置于文化建設核心位置的堅定立場。相比之下，雖有部分西方當代典型文化治理理論中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研究的復雜性，但整體理論本質并未擺脫以資本為中心的價值立場。例如，托尼·本尼特將文化看作一個治理的實踐領域，特定的權威類型借由文化尋求構建自身價值體系以及塑造行為的方式。[6]然而，他考察的對象主要集中于英國、澳大利亞等殖民主義痕跡濃重的國家，而這些國家均存在追求資本利益最大化而忽視絕大多數普通民眾利益的弊病。西方當代典型文化治理理論整體上在應對物質主義膨脹、西方中心論這類沉疴頑疾時，顯得力不從心，也無法站在全人類文明的視角，對西方國家為滿足自身發展需求不惜剝奪、犧牲他國人民利益的本質行徑展開有力的批判，更無力真正推動世界不同文明的互通有無、交流互鑒。當然，美國借助國家文化機器強勢推行文化霸權和美式思潮的成效顯著，但其以資本為中心的結構性思想根源，不可避免地使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文明沖突、文明優越等論調成為主導其國家發展和文化轉向的主流思想。其結果就是，給世界大多數國家和人民帶來文明壓迫，加劇全球文明沖突。尤其是西方文化治理理論對如中國這樣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的文化治理涉獵嚴重不足。我國始終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理念，在社會性、歷史性和制度性等多個維度，超越了西方文化治理理論的局限性。
推進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現實要求。當今時代，經濟和科技的快速發展兼之社會格局的深刻調整促使社會思想觀念、價值取向與文化發展日趨活躍、日新月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健全文化產業發展體制機制”“優化文化服務和文化產品供給機制”，為文化治理現代化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文化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僅需要制度創新與技術賦能，更需以文明基因的賡續為治理邏輯提供深層支撐。這就要求深深扎根于中華大地沃土之中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要求我們把傳統文化融入現代生產生活，將其轉化為日用而不覺的文化習慣。本質上講，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治理現代化的核心在于構建科學系統、協同高效的文化制度和體制機制。
從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來看，突破工具理性主導的單一范式并轉向兼具制度效能與文化認同的復合型治理框架，要求文化治理主體具備深厚的文化素養、敏銳的文化洞察力和高效的治理能力。在完善文化治理體系的過程中，無論在制度框架、組織網絡，還是價值導向上，都應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其中，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文化體系現代化賦能。就制度層面而言，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要求超越制度的淺層次移植，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哲學思想、價值觀念、人文精神等精神內核。如作為新時代基層治理典型案例，安徽桐城六尺巷禮讓和諧的治理實踐通過提煉“和合”文化符號，構建社區協商共治機制，形成了“以文化人”的創新模式。
從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來看，文化資源轉化能力不足、信息化條件下輿論主導權有待提升、文明互鑒背景下治理范式有待創新等現實挑戰，都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嵌入提出迫切要求，需要借由其實現文化闡釋力與價值引領力的協同提升。如隨著互聯網和信息化的迅猛發展、數字技術與數字平臺的快速迭代，因網而生、因網而增的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對此，需要充分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養分，培育積極健康、向上向善的網絡文化，防范社會出現異化現象。文化治理現代化對文明對話的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提出了時代要求，而傳統文化元素的融入既是對西方治理話語的范式突破，也是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明對話體系的核心要素，將進一步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如杭州亞運會開幕式將“水潤萬物”哲學思想轉化為“生態文明治理”的視覺敘事，既在國際賽事平臺上彰顯了中華文明的治理智慧，也在避免僅向國外友人呈現表層文化符號的同時，成功突破“傳統—現代”的二元對立，引導國際社會更好地了解中國的發展理念和現實成就。
文明視域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文化治理的重大意義
當前，技術革命引發的價值失序、文化全球化帶來的認同危機、治理現代化面臨的倫理挑戰等，迫切要求我們從文明根脈中汲取治理智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而不同”的交往觀、“經世致用”的實踐觀等思想智慧為破解全球現代性危機、實現共同發展提供了獨特的思維范式和精神指引。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文化治理，既是對文化治理價值理性的升華，也是構建中國特色治理話語的戰略選擇。我們要積極踐行全球文明倡議，貢獻中國智慧，促進多元文化交流，強化技術倫理中的人文關懷與價值導向，增強文化流動下的文化認同與中國式創新文化活力。[7]
提供全球多元文化交流互鑒的中國智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既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豐富智慧，在不同文明的包容共存和交流互鑒推動人類社會現代化、繁榮世界文明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深刻變革的當下，尊重不同國家人民對發展路徑的探索，推動不同文明的交流對話，事關世界和平發展與人類社會進步。全球文明倡議正是將“以和為貴”“和合共生”等傳統文化智慧嵌入國際治理話語體系，構建起超越西方中心主義文明觀的對話機制，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中心論的文明交流交往新路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文化治理，為全球多元文化交流互鑒貢獻了獨特的中國智慧。全球文明倡議所蘊含的中國智慧不僅根植于中華文明“和而不同”“協和萬邦”的哲學傳統，更通過文化治理實踐轉化為應對全球文明沖突、推動文明共生的方法論指引。
在當今數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依托技術進步、文化交融與倫理共識，一些國家深入互動與協作，旨在共同構建全新的治理規則體系。這一全球文明秩序不僅涵蓋數字技術的研發、應用與普及，更觸及數字時代的文化傳承、價值觀念以及倫理道德的塑造與傳播。中國積極推動落實全球文明倡議，推動構建全球治理新秩序，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思想理念融入文化交流互鑒。如將“天人合一”生態觀融入氣候變化藝術表達，將“義利并舉”商業倫理嵌入文化貿易規則等，中華文化治理的實踐正在創造新的文明對話增長點。
強化技術倫理中的人文關懷與價值導向。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使得技術倫理問題日益凸顯，對全球技術倫理標準的一致性構成了嚴峻挑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道德觀念和人文精神，其中“仁愛”和“誠信”思想尤為突出，是解決現代技術倫理困境的重要文化支撐。
孔子所倡導的“仁者愛人”理念，對規避人工智能領域技術對人類生存造成的潛在威脅有著極為重要的價值。“仁愛”思想強調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基于這一思想引導人工智能開發和應用，可以更好解決技術指向帶來的倫理問題，更好服務于人類社會發展和文明交流，從本原上規避技術失控風險。[8]例如，在算法設計過程中秉持“仁愛”理念，意味著設計者需要重視算法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規避因性別、民族、種族、年齡等的差異產生歧視和偏見，確保人工智能的應用廣泛惠及大眾，不給社會埋下分裂、不公的隱患。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專業委員會發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倫理規范》強調，人工智能各類活動應“堅持以人為本，遵循人類共同價值觀，尊重人權和人類根本利益訴求，遵守國家或地區倫理道德。堅持公共利益優先，促進人機和諧友好，改善民生，增強獲得感與幸福感，推動經濟、社會及生態可持續發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規范高度契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秉持以人為中心的治理理念，充分彰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破解技術倫理困境中的關鍵作用。正是對“仁愛”思想的現代演繹，映照出對人類尊嚴和價值的尊重，也是對技術倫理的深刻踐行。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儒家誠信觀在應對數字經濟倫理挑戰、維護公平競爭等方面意義重大。在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當下，數據成為關鍵生產要素，[9]隨之而來的數據濫用、算法歧視、虛假宣傳等問題對市場規范和公平競爭構成嚴峻挑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人文關懷與價值導向，為數字時代文明要素的創造性轉化、平等交換提供指引，推動這些要素在數字空間中實現重組與價值共創。這種以“誠信”為基礎的治理模式，不僅能夠提升數字經濟的整體效率和質量，還能促進數字時代的可持續發展。
增強文化流動中文化認同與中國式創新文化。傳統的文化對話往往受限于物理空間和單向傳播，其中跨國界、多語種的交流需要克服多重障礙，難以實現大規模、高頻率的互動。這導致許多潛在對話機會被浪費，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誤解長期存續，文明交流的廣度和深度受到嚴重制約。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技術的廣泛應用，文明對話的范式迎來前所未有的創新突破。技術的持續迭代演進深化文明交流的互動維度，重塑文化傳播的參與機制，為不同文化之間理解、尊重與認同帶來嶄新契機。在此背景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現代文化治理體系，關鍵是構建兼具文明主體性與時代創新性的文化發展范式。在全球化與數字化交織的文明演進語境下，這種融合不僅關乎文化資源的保護傳承，更指向文明對話秩序的深層重構。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文化基因解碼全球文明對話，將東方哲學的系統性思維注入技術治理框架，將在守護文化本源性的同時激活創新動能，為人類破解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沖突與創新困境貢獻中國智慧。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文化治理的核心價值，在于重構全球文化流動中的認同紐帶。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中，中國積極推動不同文明之間交流互鑒，強調“共商、共建、共享”原則，這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高度契合。國際關系中的“和而不同”，倡導各國在數字文明的建設中，超越狹隘的民族和國家利益，共同致力于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為全球治理新秩序的構建提供了重要的理念支撐。通過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可以實現對全球性問題的實時監測和協同應對，提升全球治理的效率和效果。通過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平臺，中國與各國和地區共同推動形成全球共識和合作機制，為促進不同文明求同存異、取長補短提供符合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文化認同。
加強傳統文化治理智慧的現代轉化，有益于構建具有文明根性的創新生態系統。文化創新是社會實踐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10]首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著生生不息的創新元素，要善于從中汲取鼓勵創新的思想資源，探索中華民族勇于創新的深層密碼，[11]積極營造勇于創新、包容創新的良好氛圍，全面推進創新教育，培養創新型人才，讓中國式創新文化這一“隱形在場”成為貢獻深刻思想內容、豐富科技文化藝術成果的精神標識。其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數字文明中的價值嵌入，為秉持平等與尊重價值觀的全球文明對話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式，也以中國創新方案有力推動世界文明交流，促進各國人民友好往來、相知相親。文化流動的基本意涵是文化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傳播、碰撞與融合，絕非要消解本土性，而是充滿活力和創造性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厚的底蘊和包容性理念，將為全球文化多樣性和文明對話提供重要滋養和借鑒。借助數字化手段，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從“地域性資源”躍升為“全球性公共產品”，[12]其“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等精神底蘊和思想價值將傳向世界各地，成為全球共享的文化財富。
文明視域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文化治理的實踐進路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文化治理的本源，我們應當站在人類文明的高度，通過對其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系統構建并持續推進中國特色文化治理的理論創新與實踐。現階段，中國文化治理依然面臨諸多現實問題，需要進一步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文化治理。尤其要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具體實際中堅持“第二個結合”，不斷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治理根基，進一步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融通起來，同時，引導國際社會更好地了解中國發展理念、道路選擇和發展成就，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理念和價值觀念傳播出去。在實施文化治理策略時，應重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的挖掘與應用，實現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和諧共生、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的有機融合。
加強融入文化治理的制度與技術支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13]文明視域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文化治理，除了在思想上要深刻認識其蘊含的價值偉力與鮮活生命力外，還需要進一步從制度與技術層面的實踐上融合與升級，使之成為文化治理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支撐。
從制度層面看，要站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宏觀視角觀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的方向。就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而言，需要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涵的特定價值取向、思想理念融入治理體制機制的設計與改革。從實現城鄉居民文化權利出發，創新傳統的文化管理方式，兼顧公平與效率，實現文化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而言，一是要在頂層設計上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深層、更充分融入文化體制機制改革，構建“中央頂層設計-地方創新試點-社會多元參與”的政策傳導鏈，突破僅將文化治理視為政府公共管理工作的局限，把文體權利作為城鄉居民實現精神文化需求的關鍵，構建各方主體共同參與文化治理的格局。二是要建立健全文化法治體系。不斷完善文化領域立法、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從良法善治進一步發展為更高層面的文化善治。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中華優秀傳統中醫藥文化等的立法保護、政策引導和資源挖掘，以提升文化治理現代化水平。三是要創新文化治理模式。信息化條件下文化新業態、新模式發展迅猛，文化治理模式也在不斷創新。可借鑒“互聯網＋”理念，大力推進“文化＋”融合發展，將文化元素融入經濟、社會、生態、法治等各個領域，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文化治理格局。
從技術層面來看，要實現文化治理的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提升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具體而言，一是推進數字賦能路徑。推進文化治理信息化建設，建立健全文化信息管理系統，實現文化資源的數字化管理。開發傳統文化數字資源庫（如人工智能驅動的非遺技藝傳承和授權平臺），破解資源碎片化難題。二是推動文化治理智能化發展。善用人工智能技術，對文化內容進行智能審核和監管，確保文化市場的健康有序發展。三是探索評估反饋體系，通過“文化治理效能指數”量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融入對文化治理和社會治理成效的影響。
促進多方文化治理力量的整合與協同。我國文化治理已經轉為多方協同體制，[14]文明觀視域下的文化治理必然是多方主體協同的模式，每個參與主體都在文化治理場域中扮演著獨特的角色，并通過復雜的互動關系形成動態的治理網絡。
從政府角度看，其一直占據文化治理的主導地位。除傳統管理職能外，積極引導和協調其他參與主體，應是其未來著重發展的方向。真正的偉力存在于民間，積極出臺相關政策引導市場主體、社會主體和個人參與，充分釋放不同主體的積極性和價值，尤其要發揮好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把激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新創造活力作為文化體制機制改革、促進文化權利實現的重要內容。
從市場角度看，企業、社會組織和民間個人都是優化文化服務和文化產品供給的主要參與主體。此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和道德理念等，都是文化服務與文化產品生產、銷售、傳播和推廣的重要創新實踐來源。包括市場在內的多方主體在推動人文經濟發展的同時，需要進一步通過活動、展覽、交流、志愿服務、文化課程等形式深入基層文化實踐，并提煉其中可復制、推廣的經驗，使文化治理真正實現從“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轉變。
從學術界角度看，其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也更加迫切地在文化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作為知識生產和傳播的主體，學術界應當持續強化文化發展、文化教育、文化傳播研究。一是要以“第二個結合”為指導，加大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與闡發，真正“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豐富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內容，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二是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技巧、傳播力度融入國際傳播工作，增強國際傳播的親和力，注重語境轉化，降低文化偏見與刻板印象。三是要在文明交流互鑒中，把既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弘揚時代精神、既立足中國又面向世界的文化創新成果傳播出去，增強中華文明的生機活力。
加強傳統文化符號治理效能轉化。釋放文化的治理效能、激活文化的治理功能是文化治理的核心要義。[15]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豐富思想道德資源，其中有很多具有永恒的符號價值和文化價值。“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正是這些文化資源在與現代文化、現實生活相融通中，成為全體人民精神生產、道德實踐、審美品位的鮮明標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文化治理實踐，要持續激發傳統文化符號的治理效能，使之成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資本和動力源泉。在傳統文化符號治理效能轉化的過程中，要以系統性思維構建多維度實踐框架，通過治理機制創新實現文化資本向治理效能的轉化。
從保護傳承文化遺產來看，數字化技術的應用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符號的保存和傳播提供了新的可能。先進技術助力文物修復保護和非遺活態傳承在我國已積累不少成功經驗，如通過建立數字博物館、虛擬現實體驗館等平臺的技術融合，強化多模態敘事表達，增強公眾參與感和互動性。要不斷提煉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并將其展示出來、傳播出去。此外，完善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的國際合作機制也能夠進一步激活傳統文化資源。要加速制定和完善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相關國際規范和標準主張，通過經驗分享與項目援助等形式，加強不同國家之間的文明交流互鑒，將“一帶一路”建成文明發展之路。
從提升文化服務效能來看，要注重將傳統文化符號融入文化事業、文化產業，注重文化內涵的現代詮釋與傳播方式的多元化，以不斷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一要著力強化傳統文化符號在節慶中的公共屬性，挖掘價值共創潛能，創新行為儀式形式。借助社交媒體平臺、短視頻平臺等讓更多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征、歷史特點的文化資源創新轉化為具有現代性的公共節慶，既強化傳統節慶的公共影響力，又推動地方或民族特色節慶推陳出新，讓更多傳統文化符號轉化為文化流量，吸引更多國內外民眾參與具有傳統文化元素的活動。二要從文化空間、文旅融合、文藝創作等維度，深耕傳統文化符號相關服務與產品。讓人們在領略城鄉景觀、自然風光、人文歷史中感悟文化之美，促進經濟發展，筑牢精神家園，并展示中國形象，不斷創新獨具中華文化標識的文化項目。三要大力扶持傳統節慶、非遺、民俗等內容的海外在地化發展，不斷塑造具有中華文化味、中華情的中國形象，講好中國故事，推動承載中華文明的文化符號走向世界。
結語
在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前進道路上，完整把握“兩個結合”的規律性認識，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文化治理體系，是新時代文化建設落實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挖掘闡發、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等戰略部署的重要策略和有效方式。中華文明蘊含的豐富文化包羅萬象、歷久彌新，站在人類文明視域審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文化治理的關系，需要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治理智慧，夯實不同領域改革和建設的文化根基，也需要身體力行反哺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復興，保持對我國文化生命力和創造力的高度信心，為全球多元文化交流互鑒提供價值錨點。在當前世界文化相互激蕩、交融交鋒的時代背景下，應當尊重文明演進規律，促進文化基礎在治理場域的有效激活與貫通，構建兼具文化自信與全球視野的治理范式，加強技術發展和技術倫理中人文關注與價值導向。從加強制度與技術支撐、整合協同多元文化治理力量、提升傳統文化符號治理效能轉化等領域不斷完善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治理實踐，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鑄就中華文化的新輝煌。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重大意義、科學內涵和實踐路徑研究”、南方科技大學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開放性課題“中華文明的特質與現代城市文化的構建”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4&ZD211、IGUC23A006）
注釋
[1]宋淼：《將優秀傳統文化融入基層社會治理》，《人民論壇》，2019年第18期；魏禮群：《習近平社會治理思想研究》，《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
[2]許亞敏：《城市居民參與社區協商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吉林大學政治學理論，2023年。
[3]李軍：《善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光明日報》，2020年9月28日，第15版。
[4]陳能軍：《以文化自信自強煥發中國式現代化的強大動能》，《廣東社會科學》，2025年第1期。
[5]黃文記：《地方性知識驅動鄉村文化振興：歷史邏輯、價值共生與體系重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1期。
[6]陳王青、段吉方、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社會——托尼·本尼特教授訪談》，《文藝爭鳴》，2022年第6期。
[7]王京生、陳能軍：《中國式創新：理論內涵、歷史躍遷與時代進階》，《江蘇社會科學》，2025年第1期。
[8]酈平：《技術倫理的精神人文主義轉向》，《社會科學報》，2025年1月2日，第5版。
[9][11]王京生：《以數據要素市場為引領建設高質量的全國統一大市場》，《中國行政管理》，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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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桂 琰 美 編∕梁麗琛
The Era's Requirements and Practice Approaches
of Integrating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Cultural Governance
Wang Jingshe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tegra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the cultural governance system is a historical necessity that follows the evolution laws of civilization and realizes the deep activation and effective connection of cultural genes in the governance field. Currently, the mutual stimulation, integ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of world cultures provide a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the innovative breakthrough of human civilization. It is imperative to construct a governance paradigm that combines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a global perspective. Adhering to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has become a practical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e cultural governanc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hould provide a value anchor for global multi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strengthen the humanistic care and value orientation in technical ethics, and enhance cultural identity and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in cultural flows. In terms of practic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areas such as strengthening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integrat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efforts of multiple cultural governance forces, and enhancing th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ymbols.
Keyword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governance, cultural flow, Chinese-style inno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