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推動人工智能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構建企業主導的產學研用協同創新體系，助力傳統產業改造升級，開辟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新賽道。圍繞構建企業主導的人工智能產學研用協同創新體系，學習時報高端智庫版展開深入探討。

企業主導協同創新：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的破局之路 

王堅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科技創新是其中一個關鍵變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以人工智能引領科研范式變革，加速各領域科技創新突破。構建企業主導的產學研用協同創新體系，精準切中了我國科技創新體系中的關鍵短板，是一場關乎國家競爭力重塑的深刻變革。

人工智能作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其發展高度依賴基礎理論突破、技術創新、工程創造、場景落地與產業生態構建的深度融合。構建企業主導的人工智能產學研用協同創新體系，是我國搶占全球人工智能競爭制高點、培育新質生產力、筑牢數字經濟發展根基的必然選擇，對落實國家戰略部署、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具有決定性意義。

推動人工智能躍升的重要性與緊迫性。當前，人工智能技術已成為全球競爭格局中最核心、最關鍵的科技制高點，其重要性與迫切性日益凸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主導國家綜合實力與戰略優勢重塑。人工智能是驅動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核心力量，不僅能顯著提升生產效率、優化資源配置，而且能夠催生新業態新模式，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掌握人工智能領先技術意味著能占據全球未來產業鏈、價值鏈的高端位置，獲得經濟發展的主動權。而且，人工智能作為通用使能技術，可加速生物醫藥、材料科學、能源環境等幾乎所有前沿領域的突破，是提升國家整體科技競爭力和促進新興產業聚能起勢的基石。

占領先機贏得優勢的關鍵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從技術研發到市場應用的周期大大縮短，窗口期稍縱即逝。以基礎大模型為例，由于技術迭代速度極快，一旦落后，不僅追趕的技術難度較高，且成本將呈指數級增長。因此，必須抓住當前技術爆發和產業格局形成的關鍵期，以免錯失良機導致長期被動。在此背景下，針對人工智能發展“技術驅動”與“場景牽引”一體雙核的顯著特征，必須通過企業主導的協同創新，敏銳捕捉場景痛點，高效整合算力、數據、算法資源，實現技術與市場緊密結合帶來的快速螺旋式上升。

關系國家安全的戰略博弈。全球競爭日益白熱化，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均已將人工智能上升為國家戰略，投入巨資、出臺強力政策扶持研發和產業應用。這是一場沒有硝煙、最直接、高強度的“科技競賽”，不進則退，慢則落后。由于人工智能具有顯著的網絡效應和規模效應，領先者往往能吸引全球頂尖人才、進一步鞏固和擴大優勢，形成壁壘。在大國博弈背景下，地緣政治與技術脫鉤風險在增加，人工智能領域技術封鎖、供應鏈脫鉤、人才流動限制的風險也在增加。加快構建企業主導的協同創新體系，是應對潛在風險、保障發展安全的迫切需求。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推動各方加強發展戰略、治理規則、技術標準的對接協調，早日形成具有廣泛共識的全球治理框架和標準規范。隨著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其倫理、隱私、安全、責任等治理問題日益突出，人工智能技術已超越單純的技術范疇，技術標準將深刻影響全球產業發展路徑。因此，誰能參與并主導制定國際公認的人工智能治理規則和框架，誰就能在塑造全球科技倫理秩序、維護自身價值觀和利益方面占據主動，從而為本國企業破除市場壁壘、創造先發優勢。這需要政府牽頭，推動形成廣泛的社會共識和標準規范。

提高對企業主導的協同創新體系的戰略認識。要真正實現企業主導，必須突出企業“出題者”與“閱卷人”的主體地位。企業作為經營主體，直接面對國際國內的全面競爭，天然具備將市場需求和技術趨勢轉化為創新命題的敏銳性。企業主導形成創新方向、有效配置創新資源，能從根本上解決科研與市場“兩張皮”的問題，確保創新活動始于需求、重在科技、落在應用。

企業主導的產學研用深度融合是一種新的創新范式，“用”的加入是點睛之筆。在深度融合過程中，“用”成為產學研的紐帶和共同目標，是實現創新價值最大化的核心機制。企業主導不同于傳統高校和科研機構主導，需要直接接受市場檢驗，“用”體現了市場對創新成果檢驗的突出作用和地位。

產學研用協同創新體系強調的是體系化協同創新，不是點對點的項目合作，這就要求打破現有體制機制的藩籬，推動人才、資金、算力基礎設施、數據等創新要素在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高校與科研院所、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實驗室以及政府有關部門等主體間的高效流動與優化配置。在人工智能領域，單點突破往往難以奏效。唯有以企業為龍頭，構建起有共同目標、風險共擔、利益共享、運轉高效的創新體系，才能實現創新的系統突破，提升產業鏈的整體競爭力和韌性。

構建人工智能產學研用協同創新體系面臨的核心挑戰。盡管我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迅速，但在構建高效協同的創新體系上仍存在諸多挑戰需要突破。

一是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尚未真正確立，技術判斷力不足。目前，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導能力存在著結構性短板，大企業往往缺少有技術判斷力的領導者，技術預見能力較弱，難以有效承擔“出題者”和主導者的重任。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以中小企業和創業企業為主，企業規模較小、話語權受限，導致重大科技規劃、技術創新資源配置仍向高校、科研院所傾斜。

真正的產學研用協同創新體系，要求從技術研發到市場應用的每一個環節上都要緊密配合，包括出題也需要多方協同。企業了解市場需求，但將市場需求轉化為具有真正引領性的重大技術要求并不容易，技術方向也沒有那么容易判斷。從市場的題變成技術創新的題，企業需要實現根本性的進步和提升。尤其在人工智能領域，技術路線尚未定型，市場前景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充滿未知，企業主導的協同創新必須實現從市場需求捕捉到技術創新的根本性跨越，才能真正推動顛覆性技術和新興產業的出現，這完全不同于傳統成熟領域的成果轉化。

二是研究機構與企業目標取向不同，協同機制不暢。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對創新價值、技術價值和商業價值有著不同的價值取向。具體來說，與成果轉化相比，高校更關注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研究人員追求以學術成果產出為代表的學術價值，往往把與企業的合作當作橫向課題。而企業追求市場效益、產品落地，往往把與高校的合作當作另一種外包。此外，高校、科研院所過多關注人才的科研創新，而企業則強調人才創新能級。在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今天，高校、科研院所的相關研究水平在某些方面弱于企業，學科交叉融合不足，仍以學科為中心，缺少綜合創新能力。當然，國際情況也同樣如此。

目前，高校與科研院所也越來越注重集聚頂尖的人工智能人才，尤其是兼具理論與工程能力的全面型人才。過分強調在學校和科研院所的待遇，不利于人才向需要承擔技術失敗和較大市場風險的企業流動，這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阻礙形成企業主導的協同創新體系的“硬骨頭”。從人才培養的角度說，高校的研究能力過剩；而從科技創新驅動產業創新的角度說，高校的創新能力又明顯不足，這成為世界各國均需破解的重要挑戰。

三是政策環境、服務體系與基礎設施呈現碎片化特征。人工智能作為新技術新領域，政策支持很重要，需要綜合運用知識產權、財政稅收、政府采購、設施開放等政策，做好科技金融文章。目前，亟須加強科技、教育、產業、財稅、金融等領域的政策協同，加快形成支持企業主導協同創新的有效合力。針對人工智能協同創新的專項政策，如算力共享補貼、數據開放流通規則、協同項目稅收優惠等，要進一步細化和促進落地實施。

系統性構建企業主導的產學研用協同創新體系的可行路徑。破解人工智能協同創新困境，需以企業為樞紐，以場景為牽引，以數據與算力為基石，以安全可信為底線。

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創新資源下沉釋放到企業。我國科技創新人才和科技創新資源在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之間分布不均，產業一線的科技創新人才較為短缺。科研項目從設立開始就與市場需求脫節，更不用講后續形成的成果，這已嚴重制約了科技創新向現實生產力的高效轉化，在人工智能領域尤其如此。以人工智能帶動科技創新自身的變革，應該成為高校、科研院所變革的重要方向。從實際情況來看，各地新建的眾多人工智能學院在人才培養上還不能適應科技創新的要求，無法實現有效對接，這源自學科體系和產業體系之間的根本差異，在現有的學校框架內也很難解決跨學科問題。這迫切需要讓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創新資源下沉到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這不是簡單的“最后一公里”問題，而是解決創新資源如何釋放、進入毛細血管的問題。高校的人才優勢在象牙塔內并不一定能得到充分發揮，而下沉到企業則價值無限。應該大力推行企業的實習生制度，高校與科研院所的學生不能只做校內課題，而應通過體制機制創新鼓勵他們進入企業一線，推動跨學科、跨機構的技術合作。

培育背靠背、緊耦合的開放協同創新機制。從整體情況來看，高校、科研院所離人工智能創新的主戰場還比較遠，以企業為主體就是要聚焦主戰場，也就是全球競爭最激烈的產業競爭。必須把科研成果的產業價值融合在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和實施中，而不是人為地分為科研和科研成果轉化兩個階段。要在科研目標確定和實施過程中完成科研的市場價值。打勝仗的關鍵是對戰況的判斷，戰場形勢依賴指揮員的判斷，而不是評審。同時，要建立符合人工智能創新特點的新的知識產權與利益共享機制。2025年，開源模型與閉源模型的選擇成為中美人工智能競爭的分水嶺，從源代碼開源到開放人工智能基礎模型，實質是創新資源的開放，我們由此進入了開源的全新階段。人工智能基礎模型的開源事實上也是對接市場的一種機制。這需要我們創新社會組織模式，形成任務型、體系化、長期穩定的協同創新機制。政府、企業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等不同主體，在企業主導的協同創新中應各自承擔不同的責任，以不同機制防范不同的風險，切實讓協同成為社會的基本共識。

龍頭企業和中小企業都要成為創新主體。隨著我國科技創新型企業數量的持續增加和創新能力的不斷增強，我們要進一步發揮中小企業和創業企業作為科技創新主體的作用，同時引導骨干龍頭企業做好企業技術戰略布局。如此，在充分發揮科技骨干型企業“鏈主”引領作用的同時，進一步發揮中小企業“小馬拉大車”的作用，用中小企業這匹有方向感、強壯的“小馬”，推動“鏈主”企業和高校、科研院所開放創新資源，形成新型的多方協同聯動、融通創新的協同創新機制。目前，高校、科研院所等多元創新主體向中小企業集聚力度不足，創新主體之間科技創新資源開放共享程度也較低，中小企業面臨的關鍵技術風險大、難度高等特點導致協同創新主體缺乏意愿的問題在相當范圍內存在。人工智能技術的高速發展為讓中小企業成為創新主體有了破題的機遇。今天，有競爭力的人工智能企業大多數都是中小創業企業。小不見得弱，中小企業也要有戰略科學家，也要主持和深度參與國家科技規劃，應賦予其在國家重大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中的牽頭組織權。

協同創新需要整合全球創新資源。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類的國際公共產品，要廣泛開展人工智能國際合作，幫助全球南方國家加強技術能力建設，為彌合全球智能鴻溝作出中國貢獻。為此，要更好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將企業主導的協同創新嵌入國內國際雙循環，深度參與全球科技治理，用好國際創新資源，深度整合全球創新網絡，吸引全球高水平高校、科研院所參與協同創新機制建設，將全球科技資源和高素質人才配置到企業主導的協同創新機制建設中來。面對全球環境，應加強頂層設計與統籌規劃，建立跨部門的協同創新工作協調機制，促進政策制定與落實的協同性、配套性，并與社會資本形成動態互補。加強算力公共基礎設施運營、數據流通，做好人工智能基礎模型的高質量供給，形成科技創新的公共產品。

構建企業主導的產學研用協同創新體系，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要求我們以壯士斷腕的決心破除舊思維的約束，以更大的改革勇氣和系統思維，激活我國人工智能的創新潛能，以開放包容的姿態匯聚全球資源，贏得全球科技競爭主動權。唯有如此，才能將我國人才儲備、市場體量、海量數據和豐富場景的綜合優勢，轉化為在人工智能這一戰略必爭領域的系統性勝勢。同時，也才能真正激活企業這一創新“引擎”，讓創新活力充分涌流，讓科技成果競相迸發，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注入強大的智能動力。

（作者系中國工程院院士、之江實驗室主任）

人工智能發展尤其要加強政府治理和企業主體的協同 

何哲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領這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具有溢出帶動性很強的“頭雁”效應，加快發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們贏得全球科技競爭主動權的重要戰略抓手，也是推動我國科技跨越發展、產業優化升級、生產力整體躍升的重要戰略資源。政府和企業代表當前社會中兩類最重要的主體，構建以企業為主導的協同創新體系，必須充分發揮好企業主體的作用和政府治理的作用。

人類科技進步歷史表明，任何重大的科技進步，最早的萌芽大都來自于個體和企業的創新，而在當代普遍的市場經濟體制中，企業成為最重要的創新主體。從本質上來講，企業由于直接面臨市場競爭和產業一線，最了解前沿技術和市場需求，同時由于企業擁有更為靈活的資源調配、用人和組織制度，能夠及時將最需要的資金、技術和人才與用戶需求結合起來，從而能夠在創新中起到非常巨大的主體作用。據統計，截至2024年底，我國國內發明專利有效量達到475.6萬件，其中企業專利數350.6萬件，占比達到73.7%，主導地位十分顯著。

就人工智能本身的研發而言，從國內外的經驗來看，早期原理性的研發更多來自于個人、大學和研究機構。但近年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如AlphaGo、ChatGPT、DeepSeek等都來自企業的創新，根本原因在于人工智能技術研發的前沿性以及本身所需的高資金投入和高人力資本投入。因此，只有一個組織優秀、擁有戰略眼光、能夠投入大量資金，并能夠充分挖掘、協調相關人才，與國際產學界保持充分溝通的企業，才能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研發中產生突破性的成就，并通過后續迅速的市場化，實現良性的資金回流，從而實現持續的發展。

強調以企業為主導，不是要弱化政府的作用。相反，任何領域中政府治理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領域，政府治理的作用越來越緊迫和重要。從前沿情況來看，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的迭代速度遠超傳統技術革新，幾乎每年甚至每月都有新的重大進展。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應用所帶來的社會影響越來越廣泛。現有的人工智能技術表現出非常強烈的通用性趨勢，幾乎社會的所有領域都將受到人工智能技術應用的影響，從勞動就業到深度的產業變革、社會變革，甚至政府治理本身，無一例外。而且人工智能越來越顯露出一些重大風險和社會沖擊潛力，例如產業轉型和崗位替代帶來失業問題，大模型本身的開放交互特征帶來隱私泄露，行為主體缺失導致的法律空缺，社會的普遍接入導致社會運轉嚴重依賴人工智能系統等。這些問題都遠非人工智能企業本身所能夠解決的，迫切需要代表公共利益守護者的政府部門的介入。

在人工智能發展中，政府需積極引導協調社會資源的投入，包括規劃制定、資金投入、人才培養以及促進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研發的對接，實現市場轉化等。積極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規，通過法律法規為人工智能的研發設置安全底線，確保人工智能不會大規模沖擊社會運行。更重要的是，要積極促成相應的社會轉型和變遷，引導人類社會從工業文明轉向智能文明，特別是在倫理方面組織研發，以及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障，如失業救助、社會弱勢群體保障等。

正因為政府與企業在人工智能發展中都很重要，因此，在充分尊重企業自主性的前提下，需要加強政府和企業的溝通協作，這也是世界各國發展人工智能的普遍做法。一是對接企業需求，解決好企業發展急需的人才、資金問題，了解企業發展的技術和產品前沿，向企業提出需求并同步做好規劃等配套。二是協調促進企業內部科研倫理體系的構建。國家人工智能類的法律法規主要是兜底，但在研發端，哪些能研發、哪些要慎重，需要企業完善自身的科研倫理體系。三是做好企業與更廣泛的社會主體如公眾、媒體的對接，促進產品應用落地和社會風險防范以及法律法規制定的征詢。

總而言之，通過政府治理與企業研發主體更深入的協同合作，一定能把我國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得又快又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發展和治理的主動權。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家治理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