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史學在學習、借鑒、對話西方史學的過程中逐漸轉化話語體系，與世界史學潮流交匯融合。

應以新范式的眼光來看待社會史的全面復興

40年間，中國史學的跨學科研究主要體現在社會史的全面復興上。我們應該以新范式的眼光來看待社會史。從方法論來講，主要特征有兩點：一是跨學科研究，一是民間取向。社會史急切地從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地理學、心理學、醫學、人口學、文化學、統計學、民俗學、民族學等學科中擷取理論工具和作業方法，以實現其總體史的學術理想。從1980年代復興伊始，為走出理論匱乏、模式單一的怪圈，社會史就致力于社會學方法的引進和應用。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社會史學的發展突破了單純注重開拓研究領域的思維，在理論資源方面日益表現出與整個社會科學對話的趨勢。社會科學理論如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理論、國家-社會理論、區域社會研究理論被大量引入社會史研究領域，為社會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釋框架。例如，馬敏、朱英采用“市民社會”范式對近代商會和紳商的研究，王先明采用社會流動與社會分層概念對近代紳士階層的研究，馮爾康采用社會結構概念對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演變的研究，王笛關于長江上游地區公共領域的研究，都表現出明顯的跨學科傾向。

近40年來的中國社會史主要表現出三種傾向

具體來說，近40年來的中國社會史主要表現為三種傾向：一是史學的社會學化。這一派的觀點主要是吸收和借鑒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對歷史上的社會結構整體及其運動、社會組織(氏族部落、家庭、家族、社區、鄰里、各種社會集團)及其運動、社會行為及社會心理進行研究。在這種傾向中，重點是擴展歷史研究的領域，重現歷史中的社會整體及其各個側面。持這一傾向的代表機構是南開大學社會史研究中心。

二是史學的經濟學化。傅衣凌、吳承明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以傅衣凌為代表的學術團體，把經濟史與社會史的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從社會史的角度研究經濟，從經濟史的角度剖析社會，在復雜的歷史網絡中研究二者的互動關系。而吳承明等人則格外注意對可計量資料的收集處理和統計手段在經濟史研究中的充分運用。當前，社會經濟史研究與國際主流學術界聯系最為密切，可稱為目前中國史學研究中國際化程度最高的一個門類，能將西方學界最新的社會科學理論、方法、概念和成果及時引進到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中，甚至在某些領域獨領國際經濟史研究之風騷。李伯重的相關研究，已經產生國際影響。

三是史學的人類學化。由陳春聲、劉志偉、鄭振滿等人組成的所謂“華南學派”是這一傾向的代表。在社會史復興之初，學者們尤其注重社會學與社會史的“嫁接”。近年來，借鑒人類學開展歷史人類學研究，則越來越受到社會史學者的青睞。從1980年代開始，陳春聲、劉志偉、鄭振滿等與國外人類學者蕭鳳霞、科大衛等人在華南地區合作開展族群與區域文化、民間信仰與宗教文化、傳統鄉村社會等領域的研究，試圖通過走進歷史現場，從中國社會歷史的實際和中國人自己的意識出發，理解傳統中國社會發展的各種現象，在理論分析中建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自己的方法體系和學術范疇。2001年2月“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的成立，標志著人類學與歷史學，尤其是與社會史學科整合達到了一個新階段。

從理論和方法上看，史學先后經歷了社會學化、經濟學化和人類學化的階段；從題材上看，史學則越來越走向民間的歷史、普通民眾的歷史、生活深處的歷史，近若干年來，則特別集中到鄉村史上來，鄉村社會史研究已成為一個新的勢頭。對中國鄉村特別是對現當代鄉村進行社會史的考察，已成為21世紀初中國歷史知識的一個增長點。現在，毀滅和新生、未來和歷史正同時在鄉村交織。鄉村問題可以說蘊涵著中國當前最深刻的問題，鄉村趨勢的轉移意味著中國最深刻的轉移。

新文化史在中國的勃興標志著中國已具備“史學全球化”意識

2000年前后，新文化史在中國的方興未艾代表著中國史學匯入世界史學潮流的又一努力。新文化史1980年代崛起于歐美，迅速風靡世界史壇。這一嶄新的史學形式擯棄了現代化理論流行時代的社會科學和科學方法，轉而采納講究敘事和細節的人文的歷史學方法來描述歷史。那種以民族國家為主題的宏大敘事不再是新文化史家關注的命題，日常生活、物質文化、性別、身體、形象、記憶、語言、大眾文化等領域的歷史才是他們的最愛。這一變化被冠以史學的“文化轉向”。新文化史傳入中國大陸后，迅速成為大批中青年史學家追慕的對象。新文化史家們專注于微觀史的研究，把研究對象從對普遍性的關注轉向地方性，從抽象的概念世界轉向關注日常的生活世界，醫療史、身體史、觀念史以及時間、空間和心性等構成他們的主要研究領域。同時，他們追求歷史的情節化設置，用講故事的方法來復原歷史現場，意圖為讀者構筑的是一個“感覺世界”而非“思想世界”。新文化史在中國大陸的勃興，標志著中國史學家已經具備了清晰的“史學全球化”意識，并在塑造世界史學主流的工程中擔當起一個參與者、共建者的角色。具體到研究層面說，新文化史對微觀歷史的挖掘與展示，極大地彌補了過去那種宏大敘事對中國歷史大而化之的處理，使得歷史上的中國具體地日漸豐滿和清晰起來，這是新文化史的存在對中國歷史研究最大的意義。

近幾年來，中國的環境問題日漸突出，原本在美國、歐洲比較發達的環境史（也可稱為“生態史”或“生態環境史”），開始引起中國史學界的注意。中國史學研究者開始與西方研究者合作，或向西方研究者學習借鑒，展開中國的生態環境史研究，并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成立一些研究機構。就當前的已有研究來看，生態環境史研究涉及的治學領域不僅可以涵蓋整個人類歷史進程，而且還可以向史前與未來兩個方向延伸，需要融合利用的學科不僅涉及歷史學、社會學、考古學、經濟學等人文社會科學，而且涉及氣候、地理地質等自然科學，很有可能成為當前跨學科史學頗為重要的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