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吳志成；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吳宇

隨著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當前國際體系的變革重組再次成為國際問題研究熱點。全球化的深度調整與國際力量對比的深刻變化，反映了國際體系多極化趨勢更加明顯。國際體系整體上依然處于向多極化轉型的進程之中。

堅持整體思維研判國際體系發展

國際體系是在一定歷史時期世界主要大國或國家集團圍繞特定機制規則持續互動所形成的相對穩定的國際關系整體結構和狀態。分析國際體系的演變必須立足于較長時段國際關系的全局、整體和主流，以公正客觀的認識視角，綜合考察主要行為體的力量對比、國際權力分配、主要大國關系和主要國家戰略選擇等，不為單一因素所惑，不為局部現象所擾，也不為短期態勢所制。

從“冷戰”結束后國際體系的客觀變化看，雖然隨著兩極體系的崩潰和各種國際力量的重新分化組合，當前國際體系確實出現了某些階段性變化和局部性轉型，特別是在經濟和金融等領域的變化更為明顯，但國際體系的整體架構和政治安全等領域的實質變動并未發生。此時，我們的全球戰略分析尤其要保持冷靜理性，避免出現過度主觀化的理想判斷。

　　主要行為體力量對比未出現實質性變化

新世紀以來，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使全球力量對比出現了不利于西方大國的深刻變化，但二者的力量對比差距仍大。從總趨勢看，當前的國際力量對比還處于量變積累階段，轉型質變還未來臨。盡管當前西方主要大國出現治理危機，但新興大國內部的問題也錯綜復雜。特別是西方大國的經濟、軍事、政治、外交、科技優勢并未喪失，美國的超強綜合實力更是其他大國短時期內難以超越的，國際體系由西方大國主導并對發達國家有利的基本面不會被新興大國輕易扭轉。因此，從中長期看，國際力量對比多極化的大趨勢不可逆轉，但其速度和進程可能起伏多變。

國際力量對比變化會導致領導權分配及價值規范的變化，但國際力量對比變化只是權力分配及價值規范變化的必要條件，并非每一次變化都必然帶來既有制度安排的變革。近年來，新興國家的全球貢獻不斷增加，在主要國際機制的代表性與發言權有所增加，但其分量仍不足以左右西方發達國家的主導權，其范圍仍主要局限于經濟金融領域。國際經濟制度的變化只是國際體系變化的基礎和表象，國際政治安全制度的變化才是實質和關鍵。當前國際制度的深度調整主要發生在經濟金融領域，而以聯合國框架為代表的政治安全領域卻無重大變化。這不僅反映了國際制度的層次性，還凸顯了政治安全領域制度變革的阻力更大、進程更艱難。實際上，要通過制度安排確認由于力量對比變化而形成新的權力分配，并使相應價值規范反映到機制規則中，關鍵在于制度性話語權的競爭，而這種競爭往往是持久的較量。

主要大國關系進入調適非沖突期

主要大國關系是國際體系變革重組最重要的因素，而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關系又發揮關鍵作用。目前，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在諸多全球事務上盡管充滿競爭，但也因諸多利益匯合而相互借重與合作。國際體系的變革方式正從戰爭與對抗逐步轉向制度與協調。當前大國關系中的對抗性和分歧性因素上升，分化組合也日益復雜化，但還沒有出現唯有突破現有國際體系框架才能解決的嚴重沖突與重大矛盾。大國關系進入重構調適只是其分化組合日趨復雜的結果，而非國際體系劇變本身。

國際體系演變的直接動力源自世界主要國家的戰略選擇與互動，特別是共識性意愿。就國際現實而言，盡管中國等新興大國有意助推國際體系的變革調整，但守成大國作為現有國際體系的主導者，沒有主動變革的意愿和積極性。近年來，資本主義國家治理危機加重，政治保守化趨勢增強，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意愿進一步減退。特別是美國內外政策走向的不確定性加大，今后一段時期將會在霸權焦慮與孤立情緒之間變動，為防范崛起國“挑戰”和“威脅”而采取的“遏制加接觸”戰略也會出現某種克制。

中國作為現有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建設者和貢獻者，今后一段時期可以依據權責統一等原則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積極構建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促進主要國家凝聚起國際體系改革完善的共識性意愿，進而走出一條新型國際體系變革重組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