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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護和違法犯罪防治的難點與方向

【摘要】未成年人健康成長事關國家和民族未來,事關千家萬戶幸福安康。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多措并舉推動各項工作取得新進展新成效。近年來,由于種種原因,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人數出現攀升趨勢,未成年人保護形勢趨于復雜化。基于社會發展的兩個維度,我們可以區分出四種類型的社會發展狀態——傳統型、留守型、疏離型和網絡型,各種形態均不同程度存在未成年人保護和違法犯罪特征防治的難點。破局思路在于,分類構建“外控內矯”的保護性防治機制,完善法治體系,加快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

【關鍵詞】未成年人保護 違法犯罪防治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 【中圖分類號】D669.5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人數呈攀升趨勢。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最新發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4)》,未成年人批準逮捕人數、審查起訴人數、提起公訴人數持續三年保持上升狀態,同比上升率分別為27.8%、4.3%、46%。辦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盜竊罪、詐騙罪、聚眾斗毆罪、強奸罪、搶劫罪五類犯罪人數,合計占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總數的69.4%。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過去,我們常常以為,一些矛盾和問題是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低、老百姓收入少造成的,等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生活好起來了,社會矛盾和問題就會減少?,F在看來,不發展有不發展的問題,發展起來有發展起來的問題,而發展起來后出現的問題并不比發展起來前少,甚至更多更復雜了”①。未成年人滑入違法犯罪,原因和途徑復雜多樣?,F代社會越來越清晰地顯現出兩種發展面向,一是由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變遷,二是由實體社會向虛擬社會演進。熟人社會和實體社會不會消失殆盡,而是會在不同程度上存續。基于兩種社會發展維度建立分析框架,可以區分出四種類型的社會發展狀態,即傳統型、留守型、疏離型和網絡型,各種形態均不同程度存在未成年人保護和違法犯罪特征防治的難點。這樣的劃分,主要是便于學理分析和探討社會規律?,F實中幾乎不存在純粹的四種類型,往往是兩種或多種形態的交叉混雜。

傳統型: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與保護的難點,在于部分閑散青少年的存在

2018年,全國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人數反彈上升,通過查閱資料后發現,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全國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形勢較嚴峻的是云貴高原地帶。2023—2024年間,我們團隊前往某年未成年人犯罪率排名全國第一的縣(本文地名人名皆為化名)進行調研。該縣屬于典型的農業縣,以種植水果、煙草、中藥材等高價值經濟作物為主,經濟狀況較好。由此帶來“發展起來后的風險”,一方面,村民“小富即安”,外出務工比例逐年下降。另一方面,“讀書無用論”抬頭,義務教育后升學比例不足一半,部分學生升入職高中專后,還可能感染成為越軌群體。這是一個由熟人社會、實體人群構成的傳統型社會,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與保護的治理難點,在于部分閑散青少年的存在。

一定數量無所事事的青少年,可能成為一個地方社會不穩定的因素。這一群體過早脫離教育,卻不能進入職業控制狀態,也不用承擔家庭責任,在此間歇期可以“恣意地揮霍著人生第一次自由”,所以有較大可能進入青少年犯罪狀態。以一些真實案件為例,2017年前后,該縣老火車站出現十多個混混團伙,實施侵占公共利益、收取保護費、聚眾斗毆、故意傷害等不法行為。2018—2020年,政府啟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通過異地執法打掉三個涉黑集團,約七八十人被判刑,其中部分是未成年人。被打擊后,青少年團伙雖然失去中年以上成年人的組織領導,但是沒有完全消散,而是轉化為休閑娛樂、打架斗毆的幫伙。

在閑散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治理上,該縣委縣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分管領導長期帶領警力深夜查訪縣城和鄉鎮娛樂場所、賓館中的未成年人,嚴查未成年人駕駛轎車和摩托車,要求街道鄉鎮和社區建立詳細完整的閑散未成年人名單,并標示出各自風險等級,由團委組織社工機構,針對涉罪未成年人開展幫教活動。短期治理效果顯著,該縣未成年人犯罪率第二年即降至全省近十名,第三年進一步降至近二十名。然而,在調研年份卻出現反彈趨勢。由此可見,閑散青少年聚集而成的“混混江湖”與政府治理之間,存在一種此消彼長的拉鋸。當行政力量介入時,這些團伙或會暫時蟄伏,而一旦環境變化,他們仍有可能蛻變為以非法手段牟取財物的犯罪團伙。

留守型:未成年違法犯罪與保護的難點,在于權威性成年人缺位的留守狀態

2024年初,邯鄲市郊區發生三名初中生殘忍殺害同學案件。為什么未成年人幫伙會采取如此極端行為?我們團隊在同一時期協助北京檢方所控制的兩個涉罪未成年人團伙開展社會調查,進入其在華北平原的戶籍所在地進行探究。該縣是典型的農業縣,以種植糧食、蔬菜為主,經濟狀況一般。普通家庭經濟收入,主要來源于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縣內工商企業較少且規模不大,因而他們一般流向北京、天津、石家莊、保定和雄安等相對較遠的城市。由于工期繁忙、交通不便,外出務工的青壯年一般幾個月回一次家,即使短暫回家,也難以對留守未成年人進行細致的溫暖關懷、思想引導、行為示范。鑒于此,本文將其界定為權威性成年人虛擬性存在狀態,基層社會基本上保持著熟人社會特征,未成年違法犯罪與保護的治理難點,在于權威性成年人缺位的留守狀態。

一般而言,如果缺乏成年人的組織領導,越軌未成年幫伙將形成自己的領導結構,而整個幫伙尤其是頭目,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病態心理特征,即他們缺乏正常社會化過程,缺少同情心、沖動易怒、勇狠敢干,心態較為偏執,與傳統型閑散混混幫伙具有較大差別。留守兒童的危機主要出現于進入初中后,鄉鎮中學里的人際關系不再局限于行政村內,容易成為各村初級群體“狹路相逢”的場域。被調研的兩個團伙成員表示,他們在初中時不同幫伙之間經常打架,有些人因為受到或害怕受到欺負,于是投靠那些更加勇狠的頭目。幫伙內部并沒有友愛關懷的氛圍,而是充滿嘲笑、捉弄與打斗比拼,在此過程中也不斷確立各自在幫伙中地位與角色,如頭頭、軍師、小弟等。當然,幫伙內會經常進行一些興趣活動,如打臺球、網絡游戲、打牌和游泳等。如此,形成越來越穩固的幫伙關系,即使某些成員輟學也不影響交往和聯系。如果幫伙的頭頭表現出嚴重的冷酷無情、沖動易怒、難以自控、不計后果、偏執己見等人格特質,那么在幫伙的對外攻擊行動中可能出現慘烈后果?,F代犯罪學界認為,只有在充滿愛心和耐心的家庭、得到具備正向權威性長輩的陪伴約束,或者身處包容引導的鄰里環境中,其不良傾向才更有可能被抑制,從而降低犯罪可能。顯然,在成年權威人物嚴重缺位的留守型鄉村社會中,這種微觀抑制條件難以形成,疏于關注和照顧的家庭和社區可能促發這種犯罪性,如此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釋邯鄲案慘劇發生的緣由。

在留守未成年人保護和違法犯罪治理方面,學校表示,已經開展心理健康課程、法治講座、安全培訓等,對留守學生建立“一人一檔”信息臺賬,對重點學生實行“班主任+網格員+包保民警”實時跟蹤的監督保護機制。共青團和婦聯組織社會機構、社工、“愛心媽媽”志愿隊,針對困境未成年人提供暖心陪伴。公安機關加強校園周邊巡邏,并對轄區網吧、旅館、臺球廳等場所開展常態化檢查,以查禁違規接納未成年人的行為。

當我們問及當地的突出案例時,中學指出存在部分厭學不服管理的學生,同時表示學校中很少出現欺凌事件。派出所也表示,只發現少數未成年人不太嚴重的打架、盜竊行為。這與兩個團伙談及的經常性打斗、欺凌現象,存在較大反差。為此,我們進一步向兩個團伙成員求證。他們指出,幫伙之間的沖突經常約在僻靜的場所,如小樹林、房屋背后;欺凌則經常選擇隱蔽之處,如宿舍、操場角落、回家途中人少的地方。涉及幫伙打架或受到欺凌的留守學生,一般不會報告老師,更不會報警。一方面,他們認為老師和警察解決不了這些事情,另一方面,報告之后還可能招致對方的鄙視或更多的報復。

在缺乏權威性監護人的保護狀態下,以留守未成年人養成的弱勢心態視角,老師、警察和幫伙都是具有影響力的幾方。當青春期叛逆狀態出現,留守未成年人開始質疑、挑戰和遠離權威人物,逐漸建立起一種自身內部領導結構和規則體系。因此,他們更愿意向幫伙尋求保護,或者在受欺凌后忍氣吞聲。如此,權威性成年人缺位的留守未成年人保護與違法犯罪預防中的困境在于,在基層正式治理結構之下,越軌性未成年群體形成自身的組織結構與規則體系,也形塑成員的一些病態心理。由于留守未成年人大部分接受學校的管教規訓,而畢業或輟學后很多人會迅速外流,這種非正式結構顯得比較隱蔽甚至不被察覺。

疏離型: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與保護的難點,在于流動進城與家庭情感沖突狀態

疏離型社會主要由城市化帶來,在不斷擴展的城市生活中人們雖然保持著實體性接觸,但卻越來越陌生。在城市化的早期階段,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容易被卷入不同利益群體或地域群體的沖突之中。在此過渡性無序失范狀態下,部分未成年人權益因此受到侵害。隨著我國法治建設不斷推進,國家的監控保護措施不斷完善并切實落實,早期城市化過程中導致的未成年人涉法涉罪行為,以及權益被嚴重侵害等現象已經大幅度減少。當前,未成年人犯罪主要體現為兩種形式,一是流動進入城市的青少年內部相互影響而滑入違法犯罪,二是在深度城市化過程中越來越多未成年人因家庭情感沖突而迷失正常人生方向。由此,疏離型社會中,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與保護的治理困境,即在于流動進城與情感危機狀態。

在流動進城謀取前程方面,對學業失去興趣的留守未成年人,尤其是男生往往懷有殷切憧憬,甚至提前輟學踏上征程。正如犯罪學不同交往理論所指出②,如果他們能在父輩或其他比較成熟的成年人帶動下進城,大致能夠確保前路在正常軌道下發展;如果隨同越軌性幫伙成員進入城市,那將是一條恣意摸索、充滿風險的道路。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發布的《未成年工特殊保護規定》指出,雇傭未成年工(16—18歲)需滿足在一定職業范圍內、定期進行健康檢查、進行使用和特殊保護登記、開展職業安全衛生教育培訓等條件,這些保護未成年工合法權益的措施,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阻斷他們參與正式工作的機會。

城市化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與保護的重要影響,是通過婚姻家庭變量來實現。伴隨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我國離婚率顯示出上升趨勢,因為在陌生化、功利化的城市生活中,配偶雙方更加看重自己的感受、需求和欲望,而不是遵從傳統或熟人社會中形成的婚姻家庭責任觀念。一個成問題未成年人背后,往往有一個成問題的家庭。矛盾沖突中的父母,往往向孩子傳遞出含混的規則觀念,以及劇烈的情感沖擊。“父母感情不好,我是在他們的咆哮和摔盤打碗中長大的孩子。他們每次罵戰,都要拉踩我,數落我的缺點全是遺傳了對方”,一位參與偷竊的未成年人如此談到。極端的案例莫過于,未成年人揮刀將母親劃傷因而入罪,他認為母親刻薄、動不動就和父親大吵大鬧,導致父母離婚,父親郁郁而終。低收入家庭存在此類問題,高收入家庭同樣如此。例如,一位公司總經理忙于工作,不管教孩子,每個月給孩子幾萬元零花錢,卻導致兒子賭博、打架斗毆、濫交乃至偷竊。除了男生,也有女生涉及盜竊等罪名。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家風是社會風氣的重要組成部分”④,強調“加強家庭家教家風建設,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⑤。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應促使他們健康成長,長大后成為對國家和社會有用的人。在城市化疏離型社會中的未成年人保護與違法犯罪治理方面,我國一直在推動落實“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201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要求,訊問和審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時,無法通知或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可通知其他合適成年人。2017年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指引(試行)》,2023年最高檢進一步與共青團中央聯合推動制定《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服務規范》國家標準,旨在提升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工作的規范化和專業化水平。這些制度已在全國范圍內推廣,但各地執行力度和效果存在差異,一些地方面臨專業隊伍不足、財政支持有限等挑戰。同時,流動未成年人面臨異地幫教的困境,身陷家庭問題的未成年人,則面臨親職教育、家庭治療、心理干預、行為矯正等專業性挑戰。這些關鍵環節,是未成年人保護工作中的重要課題。

網絡型:當代未成年人保護和違法犯罪特征受到網絡社會深刻影響

伴隨新一代數字技術的蓬勃發展和深度應用,我們進入網絡社會時代。網絡型社會并不與前三種類型社會互斥,而是呈現為一種疊加覆蓋狀態,具有虛擬性、匿名性、陌生性特征,同時具有參與性、互動性、感染性、風險擴散性等特性。

網絡社會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一個關鍵影響在于,為他們的行為提供認知上的合理化辯解。絕大部分涉罪未成年人并不認同自己是“壞人”,他們一般在守法行為和違法行為之間漂移,大部分時間都在從事正常守法活動,如果沒有合理化借口,他們難以跨出越軌邊界。來自網絡的信息和話語,能有效消解他們原本可能產生的內疚與羞愧,為他們的違法行為找到借口。刑事司法界認為,應避免將輕微犯罪未成年人投入監所,以防止“交叉感染”,這實際上就是防止其合理化犯罪行為。然而,在網絡社會中,卻輕易實現“交叉感染”。

網絡上進行負面性普法和宣傳,帶來未成年人認知調整。在我們調查和幫教的涉罪涉法未成年人中,有人指出,網絡上有“未滿16歲,盜竊不承擔法律責任”“未滿14歲,只要不打死不承擔法律責任”等說法,于是在團伙中鼓動不滿14歲的成員采取行動。部分未成年人刷到的短視頻,是對父母付出的全盤否定,把叛逆贊揚為個性。網絡中還存在不少以不學習為榮、欺瞞和貶低老師的段子,以及宣傳暴力色情內容,將暴力行為贊頌為針對不公事件的勇敢應對,將色情行為包裝為展現和運用自己身體的自由。

短視頻的負面誘導性。為增加視頻的點擊率,部分博主在網絡中上傳各種離奇搞怪短視頻,如快意恩仇、好勇斗狠、哥們義氣、一夜致富、拜金慕權、陰謀算計、衣著暴露、言行挑逗等內容,價值觀尚未定型的未成年人容易受到誘導進行模仿??茖W性犯罪學誕生以來,有犯罪學家認為,犯罪行為主要來自于模仿學習,后來進一步發展為可以進行間接模仿(如通過媒體),當代短視頻充分發揮模仿效應。短視頻投其所好地精準推送,使得沉溺其中的未成年人對視頻內容習以為常,思想認知越來越偏狹且深信不疑,由此不斷合理化其傾向違法犯罪的認知和態度。

在網絡空間未成年人保護和違法犯罪防治工作方面,2016年我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首次明確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要求。2020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專門設置網絡保護專章,要求平臺履行實名認證、防沉迷等責任。2022年中央四部門聯合發布《關于規范網絡直播打賞 加強未成年人保護的意見》,明令禁止未成年人參與直播打賞,嚴控未成年人從事主播。2023年國務院發布‌《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細化網絡信息內容管理、個人信息保護等條款。2025年中央網信辦部署“暑期未成年人網絡環境整治”專項行動,重點打擊低俗色情內容、密聊軟件誘導等。同時,近年司法機關加強針對侵害未成年人網絡犯罪的打擊力度,并針對未成年人網絡違法犯罪行為采取預防、教育、幫教措施。盡管國家已經采取眾多行動,取得重大進步,但網絡治理成效仍面臨幾個技術障礙,一是網絡空間已經延伸至社會各個角落、千家萬戶,國家難以實現全面的預防性監控;二是信息網絡技術復雜、更新迭代速度加快;三是國際合作治理問題。

破局思考:構建未成年人保護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健全學校家庭社會協同育人機制”“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加強組織領導,有關部門和群團組織要認真履職盡責,合力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社會環境”⑥。這一重要指示,在很大程度上指明治理方向。未成年人保護和違法犯罪治理的總體思路在于構建“外控內矯”的保護性防治機制。其中,“外控”機制主要包括四個層面:基于血緣的家庭控制、基于社區規范的非正式控制、基于專業知識的機構控制、基于法規政策的國家機構控制;“內矯”機制需遵循現代循證矯正規律展開科學矯治。對于上述四種不同類型,具體治理思路又有不同側重。

傳統型社會中閑散型未成年人的治理思路,在于加強社會控制。在鄉村社會僅依靠正式科層體系,難以實現有效防控,需堅持群專結合的思路,廣泛促進社會協同和調動群眾參與。當前,傳統型鄉村治理主要依靠國家正式體系的防控,容易忽視專業機構和社區的防控。在專業機構方面,可以加強罪錯人員心理行為矯正和幫教方面的專業人員和機構培育,由其針對涉罪涉法未成年人展開深入全面的調查研究和有效幫教。在社區控制方面,可以利用現存的社區儀式,如婚喪嫁娶、節假慶祝,鼓勵未成年人參與其中。同時因地制宜針對青少年開展有吸引力的社區活動,如由社區或志愿者組織體育娛樂活動、興趣小組、公益勞動、工作信息或農技交流等活動。以傳統活動占用未成年人的時間和精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其閑散懈怠、思想拋錨和行為越軌,同時可以促進社會交往和合作、內化社區倫理道德價值。此外,在人口集中的城鎮區域除了人防,還應該加強技防,如增加監控攝像頭,全方位無死角消除“無序”和“缺乏監控”可能帶來的“可以為所欲為”的越軌暗示。

留守型鄉村主要由于權威性成年人缺位導致家庭控制機制的弱化,可以在社會治理領域確立國家親權原則,即當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監護人未能履行保護職責時,國家有責任組織社會力量補充行使監護權,保障未成年人的權益。具體而言,可以由基層政府、共青團和婦聯組織,發動社會服務機構或各類志愿者針對留守未成年人,開展集體做作業、休閑娛樂、托管服務等活動;在假期組織夏令營、冬令營、參觀游覽、幫助干農活等活動;針對存在嚴重問題的未成年人,則可通過結對子開展長期走家入戶幫扶,陪伴并關注其成長。這些舉措的原理在于,由正向成年人深入了解留守未成年人的生活狀況,把握其需求和活動,引導其樹立良好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換言之,由合適成年人主導留守未成年人生活世界,引導其成長和發展,從而擺脫幫伙頭頭的控制,避免形成畸形心理狀態和規則意識。

疏離型城市中的流動進城與家庭情感沖突中的未成年人,他們的家庭控制和社區控制已在一定程度上式微,其保護機制和違法犯罪原因更加多樣化、復雜化,可以更多發揮國家機構和專業機構的防控和矯治作用。首先,協助修復受損的家庭功能,針對已經涉罪涉法被司法機關發現或控制的未成年人,由專業社工介入加強監護人的親職教育;在婚前教育和家長課堂中,加強子女保護和預防犯罪的教育。其次,針對涉罪涉法未成年人展開科學性犯因評估,實施有針對性的矯治工作,鏈接社會資源回應其基本需求。主要采取現代循證矯正得出的再犯風險評估工具進行細致深入評估,分別從越軌史、傾向犯罪認知、不良交往關系、反社會人格、家庭婚姻、工作學習、成癮行為和休閑娛樂等方面,進行測評和矯治幫教。最后,引導未成年人參與社區活動,使其樂在其中,形塑社區共同體意識,同時增進社區控制機制。

未成年人網絡保護與違法犯罪預防,其治理困境主要源于技術發展和規則滯后,因此,其治理策略在于加強法規制度建設,同時以技術發展克制技術風險。在加強網絡法治方面,我國需在前述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法規政策的基礎上,不斷驗證社會效果,并針對新舊風險研究制定更加科學有效的制度體系。⑦在以技術發展克服風險方面,目前市面上已經出現專門供未成年人使用的學習手機,其軟件安裝和使用、上網時間可以由家長控制。進一步的制度建設,可以考慮規定未成年人只能使用此類經過認證的手機或平板電腦。

以上防治思路與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思想是一致的。

【本文系中國政法大學科研創新 2023 年度規劃項目“時代巨變中的‘村莊—社區’糾紛與越軌及其治理研究”(項目編號:10823515)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82頁。

②吳宗憲:《西方犯罪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920—924頁。

③本段中的案例分別參見:熊貴彬:《拯救迷途青春——青少年司法社會工作案例實錄》,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25年,第25、55、80、116、123頁。

④習近平:《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人民日報 》,2025年2月1日。

⑤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1—59頁。

⑥習近平:《堅持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作為戰略性基礎性工作來抓 合力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社會環境》,《人民日報》, 2025年12月16日。

⑦何挺:《增強青少年法治教育系統性針對性實效性》,《國家治理》,2025年第22期,第28-34頁。

責編/程靜靜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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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