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球格局加速演變,圍繞規則與標準制定權的前瞻性爭奪,已成為重塑國際競爭格局的關鍵。在此背景下,推動質量強國建設,需以國家競爭力提升為牽引,打破技術追趕與規模擴張的傳統路徑依賴,通過強化規則創新以驅動技術突破,依托標準迭代以牽引產業升級,構建起自主可控、安全韌性且具備全球競爭力的新型動力系統,加快實現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再到“中國標準”的戰略跨越。
關鍵詞:質量強國 中國制造 中國創造 中國標準
【中圖分類號】F253.3 【文獻標識碼】A
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快推進標準升級,強化質量監督和品牌建設,支持企業提供更加優質、更具特色的產品”。[1]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更趨復雜嚴峻。傳統地緣政治博弈與圍繞規則、標準制定權的系統性爭奪相互交織。在這一背景下,夯實質量根基、搶占標準話語權,已成為大國博弈的戰略制高點。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質量事業實現跨越式發展,質量強國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我國正處在從規模優勢向創新優勢、規則優勢轉變的關鍵躍升期。推動質量強國建設實現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再到“中國標準”的戰略跨越,不僅是構建新發展格局、贏得國際競爭主動權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動我國從全球競爭的“跟跑者”向“并跑者”“領跑者”轉變的必由之路。
質量強國建設“三級跨越”的內涵與動因
質量強國建設“三級跨越”是指以國家競爭力提升為牽引,通過中國制造、中國創造、中國標準三個戰略能級的系統性迭代與能級躍升,實現從產品競爭力向技術競爭力,最終向規則話語權全面跨越的質量演進過程。其中,中國制造是質量強國建設的基礎,其關鍵在于依托完備的產業體系與高效的規模化生產能力,實現對既定技術規范與質量標準的持續滿足。這是一國質量競爭力的基礎支撐,體現為產品與服務的符合性與可靠性,為后續躍升提供不可或缺的產業基礎、工藝積淀與人才儲備。沒有堅實的“制造”根基,“創造”便成為無源之水,“標準”更是無力落地生根。中國創造是質量強國建設的引擎,其本質特征在于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集成創新與原始創新,將技術突破與知識賦能深度融入產品與服務之中,形成難以復制的差異化競爭優勢。這一階段的質量內涵從符合性躍升為適應性,要求創新成果不僅在實驗室誕生,更應在市場中驗證、在產業鏈中轉化,為最終掌握標準話語權積蓄技術勢能,將規模優勢轉化為創新優勢。中國標準是質量強國建設的重要技術支撐,其根本屬性是將先進技術、卓越實踐與優秀理念,固化為被廣泛認可和普遍采納的規則體系。這標志著質量內涵從適應性向引領性的根本轉變,不再僅僅是遵循既定規則,而是為行業定義規則、為未來設置議程、為全球貢獻方案。掌握標準,即意味著掌握產業生態的話語權、全球價值鏈的分配權與國際治理的參與權。
中國制造、中國創造、中國標準三個戰略能級逐次遞進、相互依存、循環賦能,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再到“中國標準”,深刻揭示質量競爭力從符合性、適應性到引領性的跨越。這一歷程環環相扣、梯次躍升,每一次躍升都是對前一階段的升華與超越。同時,三者形成循環賦能關系:“標準”的確立并非終點,而是新一輪躍升的起點。先進“標準”反哺“制造”升級、促進“創造”迭代,從而形成“制造”支撐“創造”、“創造”催生“標準”、“標準”賦能“制造”與“創造”的良性閉環。理解這一關系,方能準確把握我國當前所處的發展方位,在“制造”根基上持續鞏固,在“創造”突破中積蓄勢能,以“標準”引領為目標牽引全局,實現從跟跑、并跑到領跑的戰略性轉變。
推動質量強國建設“三級跨越”,順應全球競爭格局深刻演變的時代大勢,契合高質量發展日益迫切的內在需求,充分彰顯我國從質量改善向質量自覺、從技術追趕向規則引領的戰略主動。全球競爭格局的深刻演變,迫切要求質量強國建設實現戰略跨越。當前,大國博弈的焦點,正加速從傳統的資源稟賦和規模擴張,轉向以技術標準、國際規則和治理話語權為主導的綜合較量。這一趨勢迫切要求我國推動質量強國建設邁出關鍵步伐,以更好地適應并引領國際競爭新格局。標準是企業市場競爭力的重要依托和國家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日益成為大國博弈的重點領域。[2]當前,圍繞未來全球秩序與產業鏈主導權的較量已全面展開,掌握標準與規則的制定權成為贏得戰略主動、保障發展安全的關鍵所在。對此,主要經濟體已形成清晰戰略認知并付諸實踐(參見表1),僅在2025年,美國、日本、德國、韓國等發達國家便紛紛出臺或者更新標準戰略。從這些戰略的關鍵目標與重點領域可以明顯看到,標準已從支撐產業發展的基礎性制度工具,躍升為驅動創新、塑造生態、引領未來的戰略引擎。

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決定質量強國建設必須實現戰略跨越。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質量強國建設綱要》提出:“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堅定不移推進質量強國建設。”[3]這三個“轉變”并非彼此割裂,而是遵循質量演進內在規律的、系統性的能級跨越過程。質量演進的內在規律,首先體現為產業競爭力從依賴于規模與成本的制造,躍升為依賴于技術與知識的創造,最終進階為依賴于規則與生態的標準主導。這是一個從夯實基礎、激活動能到掌握主導的連續譜系,是質量從符合性向適應性、最終向引領性發展的內在規律,深刻反映發展范式從量的積累轉向質的飛躍的根本要求。
贏得未來發展主動權,必須推動質量強國建設“三級跨越”。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交織演進、大國競爭向規則制定權加速聚焦的歷史性窗口期,我國必須作出前瞻性戰略抉擇。這一抉擇的要義在于,如何將我國獨一無二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系統地、戰略性地轉化為全球產業規則與標準制定上的引領優勢。其深層機理正是要從長期以來在既定規則框架內追求效率與規模的發展路徑,轉向主動為未來產業與技術發展定義框架、設置議程、建立范式的戰略自覺。這不僅是我們在當前形勢下突圍破局、應對技術封鎖與市場壁壘的關鍵,更是我們未來重塑全球產業鏈價值鏈、贏得于我有利的國際產業競爭格局的戰略根基。
質量強國建設在“三級跨越”中的成就與挑戰
總體來看,我國已構筑起以“中國制造”為基石的龐大產業體系,在此基礎上持續向產業鏈價值鏈高端攀升,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躍升,并在部分關鍵領域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發優勢。但也要清醒地看到,邁向“中國標準”引領的全球產業制高點,當前仍存在一系列深層次、結構性的短板亟待補齊。
“中國制造”的堅實底座與升級壓力。“中國制造”是我國參與全球競爭的立身之本,更是邁向產業中高端、實現發展躍升的基本前提,其內涵已從傳統制造范疇拓展至整個現代化產業體系。這一演進以全球最大規模的制造業體系為依托,逐步構建起一個完整的現代產業生態系統。“中國制造”的基礎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規模體量巨大。我國制造業總體規模連續15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接近30%[4],構成難以復制的市場與供應鏈基礎。二是產業體系完整。在全球504種主要工業產品中,我國大多數產品的產量位居世界第一[5],形成強大的產業配套與自我循環能力。三是發展動能強勁。以新能源汽車、光伏、鋰電池等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勢產業已加速成型,并憑借全產業鏈優勢在全球市場占據領先地位,展現強大的產業升級潛力。同時要看到,這座世界工廠在由大向強轉變的關鍵關口,正承受著內外部的雙重壓力,暴露出影響其整體質量和競爭力的隱形短板。一方面,傳統的成本與規模優勢正在減弱,而以卓越品質、良好信譽和持續創新為支撐的新優勢尚在成長之中,產業轉型升級的任務依然艱巨,一些產品與品牌仍難以穩定占據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另一方面,基礎支撐能力存在關鍵短板,有的核心材料、精密零部件、高端裝備、基礎工藝與工業軟件等仍受制于人,制約整體產業升級的自主性與安全性。“中國制造”的升級壓力,并非簡單的技術追趕,而是涉及從基礎科學、工程實踐到產業生態的系統性能力重建。
“中國創造”的動能積蓄與系統瓶頸。近年來,我國在科技創新領域的全方位投入與系統性布局,已推動中國發展成為全球創新格局中的主要力量。首先,創新投入強度已邁入全球前列,正向原創性基礎研究聚焦。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中國首次躋身全球創新指數前十。其次,創新產出規模實現跨越,質量與價值導向初步顯現。據國家知識產權局統計數據,截至2025年6月,國內發明專利有效量達501萬件,每萬人口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15.3件。再次,以新能源汽車為代表的部分戰略性新興產業已實現從跟跑、并跑乃至領跑的突破,展現出“中國創造”的產業競爭力。2025年,我國汽車產銷雙雙突破3400萬輛、產銷連續17年穩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車新車銷量占比近半、具備組合駕駛輔助功能(L2)的乘用車滲透率達到64%[6]。盡管動能澎湃,但制約“中國創造”向更高層次躍升的系統性瓶頸依然突出,集中體現在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轉,高端產業鏈安全面臨嚴峻挑戰。例如,半導體領域的“卡脖子”問題仍需攻堅。有的創新鏈無法有效支撐產業鏈安全,創新成果難以高效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其深層矛盾主要表現為,創新端的學術成果導向與產業端的市場效益導向脫節,供需雙盲的結構性困境亟待破解。知識產權轉化運用不足,一些高價值專利未能轉化為高效益產業。
“中國標準”的局部突破與引領困境。“中國標準”的國際化進程,正處于從規模積累向質量引領轉變的關鍵階段,呈現出局部突破顯著與整體引領受限并存的復雜格局。近年來,我國標準建設全面提速,主導制定的國際標準數量實現跨越式增長。“十四五”以來,我國牽頭制定的國際標準達到1079項,是“十三五”時期的近兩倍[7];在若干優勢領域實現了從無到有、從整體跟隨到局部引領的重大突破。同時也要清醒看到,我國標準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仍有待提升,“跟隨為主、參與不足、引領有限”的格局尚未根本改變,標準國際化水平仍需加快提高。從標準參與情況看,我國在國際標準化組織中的領導地位并未與產業實力、創新能力形成對等支撐。從標準競爭的戰略維度看,標準的前瞻性布局、體系化能力及全球公認度,依然是制約我國贏得未來規則競爭主動權的關鍵短板。發達國家憑借先發優勢與歷史積累,仍在主導國際標準化組織的關鍵性認知框架與議程設置。例如,在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塑造未來的關鍵領域,我國雖積極布局,但常面臨由先行者構建的新興標準聯盟的壁壘,甚至遭遇針對性的規則排擠。從標準國際化的長遠建設看,標準的全球公認度與廣泛接受度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持續的策略性培育與系統性推廣。這要求我國不僅要在技術上領先,更需在國際溝通、理念宣介、互信合作與生態構建方面,進行長期精細化的運作,從而推動更多中國方案獲得普遍認同并最終成為全球共識。
推動質量強國建設實現“三級跨越”的路徑與對策
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再到“中國標準”的戰略跨越,是一場深刻的發展范式變革。這要求我們突破技術追趕與規模擴張的傳統路徑依賴,把標準作為贏得國際競爭主動權的戰略利器,擺在國家戰略博弈的突出位置。通過強化規則創新以驅動技術突破,依托標準迭代以牽引產業升級,構建起自主可控、安全韌性且具備全球競爭力的新型動力系統。將標準從產業發展的后端檢驗規則提升為前端戰略綱領,以前瞻性標準規劃引導創新資源布局,使研發方向與未來產業競爭需求精準對接,從源頭塑造發展優勢;以專利等知識產權為重要載體,推動原始創新成果加快轉化為受法律保護的技術優勢,并通過系統化布局,促進核心專利與關鍵核心技術深度融入行業、國家及國際標準體系,實現技術創新與標準研制的協同發展;發揮先進標準體系的引擎作用,引領全產業鏈實現制造能力、質量水平與協同效率的整體躍升,不斷夯實產業競爭新優勢;充分發揮強大產業生態的海量數據與迭代需求優勢,持續反哺標準體系動態優化與國際話語權鞏固提升,加快形成“標準引領、創新突破、制造升級、生態反哺”的良性循環。
筑牢制造根基,打通制造與創造的轉化通道。以先進標準為引領,推動我國完備的產業體系從規模優勢向質量與效率雙重優勢轉化,為邁向高質量發展新階段筑牢堅實的產業根基。為此,需持續鞏固制造業的規模優勢與體系完整性,加快補齊關鍵領域短板,推動傳統制造業實現全方位轉型升級,筑牢標準實施的技術與產業底座,實現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深度轉型。強化企業主導的產學研協同機制,建立“制造端出題、創新端答題”的精準對接模式,支持鏈主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由龍頭企業提煉生產一線亟需突破的技術瓶頸,高校院所據此展開定向研發攻關,成果優先在聯合體內部驗證并加速轉化落地。夯實產業技術基礎服務體系。布局建設一批產業技術基礎公共服務平臺,為概念驗證、中試熟化、計量測試、標準驗證等提供全鏈條一站式服務,加速創新成果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深化科研評價與成果賦權改革,完善以產業需求為導向的科研評價體系,深入推進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引導科研人員主動對接產業需求,讓科研成果在高質量發展實踐中落地生根、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激活動能體系,打通創造與標準的轉化通道。以創新驅動為引領,將制造規模優勢轉化為技術突破與知識賦能的創新優勢,為輸出可標準化的原創技術積蓄勢能。這要求扎實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構建貫通基礎研究到產業應用的創新通道,形成高質量科技供給。在這一基礎上,推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向標準轉化,以標準凝聚創新優勢、引領產業升級。實施“科技成果標準化先行行動”,在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重大科技專項中同步部署標準研制任務。實施“標準專利聯動工程”,建立重點產業專利導航機制,定期發布關鍵核心技術專利布局指南,引導企業在研發早期進行專利與標準的協同布局。實施“標準先行計劃”,在尚未形成國際標準定論的前沿領域,支持國內龍頭企業聯合科研機構組建標準攻關團隊,提前布局標準研制,力爭在新賽道規則制定中占據先機。
構建產業生態,打通中國標準與全球規則的轉化通道。將創新優勢固化為規則優勢,將技術領先轉化為話語權領先,實現從規則接受者向規則制定者的根本轉變。這要求在前沿技術領域提前布局標準研制,將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融入國際標準體系,使中國標準不僅是本土生產與創新實踐的凝練,更逐步成為全球發展的通用語言,在更高水平上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開展“標準領航行動”,在新能源汽車、光伏、風電等優勢領域,組織行業協會和龍頭企業對標國際先進標準制定領航標準體系。深化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標準互認與本地化適配,依托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亞太經合組織等多邊機制,構建常態化標準合作平臺,探索建立區域性標準聯盟。深度參與國際標準化組織治理,支持我國專家競選關鍵領導職位,爭取更多國際機構秘書處落戶中國。設立國際標準化人才培養專項基金,加快造就一支懂外交、通技術、精規則的復合型標準化領軍人才隊伍。
【本文作者為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系工業和信息化部重大軟課題“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投入機制研究及政策咨詢(知識和技術要素)”階段性成果;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趙亞娟研究員、蘇瑩特別研究助理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略
責編:賈 娜/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