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間投資決策鏈條短、調整速度快，對政策穩定性、公平競爭環境和融資可得性更加敏感，是市場信心的先行指標。把民間投資的活力激發出來，本質上是把擴大內需的戰略部署落實到可投的領域、可算的回報、可持續的循環上，以更穩定的預期推動投資和消費良性互動。這要求通過更加清晰、穩定、可預期的制度安排，引導民間資本有序參與重大領域、重點環節，提升投資機會的可得性、可進入性與可持續性，讓民間資本敢投、能投，形成民間資本穩、社會預期強、經濟增長實的正向循環。

關鍵詞:民間投資  企業家信心  新質生產力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民間投資是反映經濟活躍程度的重要風向標。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有效激發民間投資活力”[1]。穩定的民間投資既能直接形成有效投資增量，暢通經濟循環，也能通過企業用工擴大居民收入，增強消費能力，穩住宏觀經濟大盤。我國民營經濟貢獻了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2]制造業投資中的民間投資占比始終超過70%，[3]對提升制造業競爭力和吸納就業發揮關鍵作用。民間投資決策鏈條短、調整速度快，對政策穩定性、公平競爭環境和融資可得性更加敏感，是市場信心的先行指標。2025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促進民間投資發展的若干措施》提出，通過紓困減負、融資支持、公平準入等多方面發力，引導民間資本投向低空經濟領域基礎設施建設、生產性服務業、綜合性數字賦能平臺等重點領域，[4]以政策合力穩定市場預期、提振投資信心。加大對重大民間投資項目的支持、推動落實配套融資、依法清理妨礙公平準入的規定等措施，能夠讓民間資本敢投、能投，形成民間資本穩、社會預期強、經濟增長實的正向循環。

有效激發民間投資活動是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有效激發民間投資活力，是釋放內需潛力的重要途徑，是促進高質量發展基礎的迫切需要，對穩就業、穩企業、穩市場、穩預期具有重要支撐作用。

挖掘內需潛能、暢通國內大循環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大國經濟的優勢就是內部可循環”，強調“我們要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更多依托國內市場實現良性循環，明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方向，促進總供給和總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動態平衡”[5]。

從內需體系的運行機理看，民間投資貫通供給、需求和提升循環效率三個環節。擴大內需并非簡單地增加投資規模，而是通過高質量供給打開高品質消費新空間；民間投資通過技術改造擴能、設備更新換代、數字化改造、服務業提質擴容等方式，不斷提高供給質量和彈性，把居民想買、敢買、能買的潛在需求轉化為買得到、買得好、買得值的現實消費，從源頭上增強國內市場的自我循環能力。同時，民間資本天然嵌入產業鏈供應鏈和流通體系之中，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重要途徑。從生產環節看，民營企業貼近市場，更傾向于深耕細分領域和配套環節，其投資項目往往能帶動上下游訂單增加和就業收入提升；從流通環節看，民間資本參與現代物流、冷鏈倉儲、批發零售電商、即時配送等基礎設施和平臺建設，顯著降低交易成本、縮短商品周轉周期、提升要素流動效率，促使產品更快變成消費實現，從而把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轉化為可持續的循環效率。

在內需不足的情況下，最稀缺的不是資金，而是能夠把資金轉化為有效供給、就業收入和消費場景的市場化項目以及企業家信心。把民間投資的活力激發出來，本質上就是把擴大內需的戰略部署落實到可投的領域、可算的回報、可持續的循環上，即以高質量供給創造新需求，以更順暢的流通提升循環效率，以更穩定的預期推動投資和消費良性互動，為國內大循環持續擴容提質提供堅實的微觀基礎。

培育新質生產力、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并強調“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積極促進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6]。新質生產力的形成不止于“實驗室突破”，更關鍵的是把技術變成產品、把產品變成產業、把產業變成體系，而這“從0到1”“從1到N”的跨越，離不開民間資本持續投入。

民間投資是打通創新、成果轉化、產業化鏈條的關鍵變量。民營企業既是研發投入重要主體，也是技術擴散與商業化落地主渠道。《2024研發投入前1000家民營企業創新狀況報告》顯示，2023年研發投入前1000家民營企業研發費用總額達1.39萬億元，占全國研發經費支出的41.88%[7]。據統計，我國65%的專利、75%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新產品開發由民營企業完成[8]。從技術迭代、工程化驗證到應用場景拓展，新質生產力所需的創新活動越來越依托民營企業的投入和組織能力，民營企業已成為我國科技創新重要力量。

民間投資是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的基礎支撐。現代化產業體系強調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協同發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和新興未來產業并進，產業鏈補短板和鍛長板同步推進。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圍繞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并部署“實施新一輪重點產業鏈高質量發展行動”重點任務[9]。在這一框架下，民間投資推動民營企業貼近市場需求和技術前沿，能夠在關鍵零部件、核心材料、工業軟件、高端裝備等領域形成“專精特新”供應網絡，為產業鏈強鏈補鏈提供“毛細血管”式支撐。目前，民營經濟集中了我國超過80%的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92%以上的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和超過60%的A股上市公司[10]。

民間投資活力為新質生產力提供可持續的資本供給。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往往具有投入大、周期長、不確定性高的特點。在制度環境穩定可預期、競爭秩序公平透明的情況下，民間資本才愿意將短期機會轉化為長期布局，在未來產業上進行連續投入。只有政策環境穩定、方向明確，才能推動民間投資穩起來、活起來、強起來，把新質生產力從概念勢能轉化為產業動能，把現代化產業體系從規劃藍圖轉化為切實的產業組織和供給能力。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的要求。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11]。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增強高質量發展動力”“充分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12]。

從改革邏輯看，民間投資活力既是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的結果變量，也是檢驗體制成色的標尺變量。民間資本天然遵循市場信號和收益約束，能夠敏銳反映制度因素是否健全、有效。如果要素流動受隱性壁壘掣肘，要素價格形成機制被扭曲，并且存在區域分割和地方保護，那么制度性交易成本將居高不下，民間投資就會通過“觀望”和“延后”來表達對風險的擔憂。而一旦產權更穩定、規則更透明、競爭秩序更公平、市場退出更順暢，民間資本就會更快地把良好預期轉化為項目儲備、開工節奏和技術改造強度，在微觀層面推動市場體系自我強化。

更關鍵的是，要素市場化改革本身需要民間投資成為主力場景。《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指出，“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是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市場體系的內在要求”[13]。要素能否跨區域、跨行業自由流動，價格能否真實反映稀缺程度和風險收益，資源能否從低效率部門順暢退出并向高效率主體集聚，都需要民間資本積極進入市場競爭，通過投資、運營、退出的實踐來驗證。激發民間投資活力，是用市場化行為將要素市場化改革真正落地。民間資本大量進入并參與公平競爭，將促進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各項制度更加完善，把制度優勢轉化為發展效能。

當前民間投資活動的多重影響因素

當前，民營企業發展仍在一定程度上面臨隱性壁壘抬高準入成本，融資約束與招標歧視限制投資空間，要素接入與公平使用欠缺影響長期運營，無序競爭與平臺規則擠壓利潤空間等問題阻礙。這些因素疊加，削弱民間投資意愿與能力。

“能進”仍不順，隱性壁壘與準入不確定并存。一是隱性門檻抬升民營企業準入成本。有的領域存在隱性資質要求、業績證明、人員配備、屬地備案等附加條件，這些附加條件通過疊加組合，在執行層面形成遠高于法律法規明示要求的隱性門檻，民營企業為滿足準入條件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經濟成本。二是準入邊界模糊和監管口徑變化，抬升事后規則風險。有的新產業新業態，由于缺乏成熟管理經驗，準入范圍和經營邊界往往沒有清晰標準。企業獲得準入許可后，若在后續運營階段遇到監管口徑調整，前期投入或將面臨政策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商業模式的可行性也難以進行穩定測算。這導致民營投資對于周期長、重資產的投資敬而遠之，本應流向實體經濟的中長期資金被擠出，影響有效投資形成。三是形式公平和過程公平存在落差，高質量投資意愿受到挫傷。在準入階段，形式上各類所有制企業機會平等，但在實際操作中，高標準項目對要素保障、審批效率要求更高，民營企業更容易受到流程卡點和周期拖延影響，資金占用和財務成本無形上升，項目收益被侵蝕，使民間資本投入高質量領域的積極性下降。

“能投”仍受限，被融資約束與招投標“潛規則”雙向擠壓。一方面，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仍然存在。許多中長期項目現金流回收周期長、資產專用性強，且天然需要穩定的中長期資金匹配。而金融機構在風險偏好、擔保方式、授信考核、盡職調查成本上，更傾向于重抵押、輕現金流、重存量、輕增量。民營企業往往缺少足值抵押與政府信用背書，即便項目本身具備經濟性，也容易在授信環節被“一票否決”，或者只能以更高利率、更短期限、更強擔保條件獲得資金，導致財務成本吞噬項目收益，投資從可行變為不可行。另一方面，招投標隱性歧視，擾動企業預期與現金流安排。招投標本應以規則透明保障競爭公平，但現實中仍可能通過資格條件“定向設計”、業績門檻“量身裁衣”、評標要素“暗含偏好”、付款條款“轉嫁風險”等方式，形成對民營企業的結構性不利。

“投得久”仍擔憂，要素接入、公平使用與合理回報不足。第一，“最后一公里”接入難，成為長期投資的高不確定環節。許多需要接入公共網絡和基礎設施的項目，在建設運營階段面臨真空期，如果接入標準不透明、排隊周期不確定、費用結構不清、驗收口徑多變的項目，企業就可能出現斷點風險。對于民營企業而言，這類風險往往無法通過自身努力化解，只能通過提高資本回報要求或縮減投資規模對沖，結果就是不敢投長、不敢投大，如2025年1—11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5.3%[14]。第二，公平使用比允許接入更關鍵。允許民營企業進入某個領域后，若在容量分配、調度優先級、價格機制、檢修安排、信息透明度等方面缺少可核驗的公平性保障，就會出現“進入同一張網、享受不同待遇”的情況。當企業無法確定自己在公共網絡中的使用順位、成本負擔和可能受限情形時，其商業模型就難以穩健。尤其對于投入巨大的固定資產項目，使用條件有細微的不公平，都可能導致收益率大幅波動。第三，回報機制不清晰。對于公共屬性較強的領域，引入社會資本通常需要明確的回報機制作為保障，如合理的收費定價機制、政府補貼和財政補償機制、收益隨績效浮動安排等。如果相關機制模糊，企業就很難將公共目標與商業可持續性統一起來。

“投得好”仍受擠壓，無序競爭與“內卷式”價格戰侵蝕利潤。一方面，“內卷式”價格戰擠壓民營企業投資空間。適度競爭有助于提高效率，但當競爭異化為惡性價格戰、補貼傾銷、低價中標等形式時，價格信號就失去反映成本和質量的功能。有的企業為搶占市場，不計成本壓低報價，甚至虧本擴張。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民營企業通過研發創新和管理優化提供更高品質產品或服務，也難以獲得相應市場溢價；投資回報機制被削弱，導致項目整體收益率下滑，利潤對外部沖擊更加敏感。民營企業不得不將更多資源用于維持現金流、生存運營，而無暇顧及擴大資本開支和技術投入。久而久之，投資行為從面向能力建設轉向面向生存，形成越內卷、越投不好、越依賴低價的惡性循環。另一方面，平臺經濟競爭將不確定性更多壓向供給端。數字平臺在市場中發揮重要作用，流量分配、算法排序、傭金費率、結算周期等規則，均影響企業經營環境。如果平臺規則透明度不高、穩定性不足，供給側企業就可能面臨多重擠壓。對于眾多依附平臺生存的中小民營企業而言，這意味著現金流可預測性下降，融資難度進一步加大；同時風險調整后的預期回報率降低，企業更傾向選擇短周期、輕資產、快回款的項目以降低風險暴露，導致一些行業出現大企業不愿投、小企業不敢投的困境。

有效激發民間投資活力的對策建議

為解決民間投資面臨的現實困境，需聚焦制度優化與賦能，以穩定清晰的規則拓展市場空間，用競爭中性保障公平競爭，通過高效要素供給優化投資服務，借助數字化轉型提升企業效率，多措并舉激發民間投資活力，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拓空間：以制度建設降低進入不確定性，釋放硬科技投資空間。拓空間的本質是用制度供給打通民間投資起點。這就要求，通過更加清晰、穩定、可預期的制度安排，引導民間資本有序參與重大領域、重點環節[15]，提升投資機會的可得性、可進入性與可持續性；既拓展增量空間，也激活存量空間，推動各類經營主體在統一規則下憑能力取勝、以效率競優、靠創新突圍。

把“民資可參與”嵌入核準與立項的前期論證環節，形成可核驗、可追責的程序約束。對需核準的重大項目，在可研與審查中設置民間資本參與的專章論證與書面說明，并同步明確參與方式、邊界條件與操作口徑，避免允許進入停留在原則層面。對涉及網絡型基礎設施的關鍵環節，進一步細化并網、管網、運力等接入規則與權益保障安排，使準入承諾能夠在建設與運營階段持續兌現。對中試平臺、共性技術平臺、標準驗證與應用場景開放等關鍵制度供給，應以規則化安排固化為項目推進鏈條的一部分，確保“能進”具有可執行的制度支點。

把項目供給由零散發布轉為清單化、常態化機制，提升項目與資金匹配效率。圍繞重點民間投資項目，實行“項目清單、要素清單、融資清單”并聯供給：前端明確要素保障路徑與辦理時限，中端提供信息核驗與風險識別支撐，后端通過在線平臺將重點項目清單推送至金融機構與產業資本，降低盡調成本與對接摩擦，使機會從“不可見”轉化為“可評審、可落地”的投資標的。同時，推廣“信易貸”等信用服務模式、完善地方融資信用服務平臺，形成可持續的信息供給與融資對接機制，避免資金配置停留在動員式對接。

把新增投資空間的主線錨定在硬科技與新質生產力，以制度供給降低長周期、高不確定、輕資產的投資摩擦。一是穩定創新項目需求側預期。通過首臺產品應用、場景開放、標準牽引、政府采購等措施，給予硬科技成果以市場應用支撐；對首批次創新產品建立保險補償和政府采購優先機制，使企業對新技術的市場接受度和回報周期有較明確預期，以此提高技術產業化的確定性。二是完善與無形資產相匹配的融資增信制度。健全知識產權、數據、訂單、應收賬款等質押融資規則，推動金融機構提高對輕資產科創企業未來現金流的評估能力。在信用信息共享平臺中，增加企業研發投入、知識產權、科技人才等指標，作為授信的重要參考，從而降低信息不對稱和風險溢價。三是健全長期資本進入與退出的制度安排。發揮創業投資、私募股權基金作用，支持民間資本通過股權投資、并購重組等方式參與硬科技項目；同時，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為創新企業上市融資和并購退出提供渠道；推動基礎設施領域不動產投資信托基金常態化發行，盤活存量資產，為民間資本退出提供可靠通道。

保公平：以競爭中性打通市場交易的關鍵環節，把“進得去”落實為“做得成”。保公平的關鍵是讓民營企業相信市場規則是穩定的、執行是統一的、救濟是可用的。以競爭中性為原則，清除顯性或隱性制度歧視，保障民營企業在市場經營的各環節享受平等對待。

建立制度化政策公平審查機制，前置消除政策制定中的歧視因素，壓縮不公平規則的生成空間。進一步健全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對涉及市場準入和經營秩序的政策措施實行高標準審查。建立高風險條款清單，對“量身定制”門檻、指定交易對象、排除或限制競爭等條款實行剛性攔截，防止其進入政策文件。審查結論與政策發布流程綁定，做到未經公平競爭審查的不出臺，審查不通過的不發布，并將審查意見留痕備查，以接受社會監督。同時，建立跨部門復核與抽查糾偏機制，減少地方和部門自由裁量可能帶來的偏差。

推動政府采購由追求“結果公平”轉向保障“過程公平”，使其成為民營企業可預期的現金流來源和信用形成通道。政府采購與公共工程招投標是民營企業重要的市場機會，也是信用積累的重要契機。對政府采購的資格條件和技術指標實行標準化、公開化，禁止以非必要條件對供應商進行隱性篩選；對評審因素和評分標準做到透明、可解釋、可復核，減少暗箱操作和人為偏好；對合同履約和付款紀律予以剛性約束，明確驗收標準、變更規則和回款時限，推動合同執行由關系型兌現轉為規則型兌現。同時，構建全過程、多主體、動態循環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監督機制[16]，強化對政府采購合同履約的督促和違約懲戒。當企業能夠切實做到“按合同結算、按期收到貨款”，政府采購就能成為穩定可靠的信用錨，企業憑借與政府穩定的交易記錄，更容易獲得銀行授信支持，從而帶動融資擴張與再投資。

將“接入公平”確立為統一大市場的硬任務。制定統一公開的接入條件、容量分配規則、調度原則、計量計費標準及費用結構，并明確辦理時限和信息公開要求，做到企業可查詢、可預判、可復核。對于電力、鐵路、通信等網絡型行業，運用數字化手段建立調度與結算數據的閉環管理，實現過程留痕、數據可追溯、異常可預警，防止技術性規則被濫用為變相歧視的工具。同時，建立快速救濟機制，明確爭議受理部門、證據標準、處理時限和糾偏措施，做到糾紛申訴有門、處理有據、改進有措。

優服務：以要素保障、融資機制與退出通道打通能投鏈條。優服務是要通過更強的要素保障、更順的政策傳導、更實的金融支撐，把民間投資從環節不確定轉為規則可預期，從而推動項目從“看得上”走向“落得下、轉得動、退得出”，把社會資本的風險溢價壓下來，把投資的周轉效率提上去。

將要素保障由分散審批轉為并聯供給，形成可預期的時間表。建立跨部門并聯辦理與統一調度機制：準入條件一次性清單告知，關鍵環節節點化并聯推進，辦理過程進度可查詢、狀態可追蹤、延誤可問責；并將要素保障與施工計劃、融資提款計劃同步校準，使審批不確定性被時間表吸收，系統性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與時間折現損失。

將金融支持由動員式增量轉為制度化供給，使風險定價回歸經營邏輯。打通信息、定價、分擔鏈條：一方面，強化信用信息的歸集和共享，推動企業經營數據、項目建設進展等信息的結構化和標準化，讓銀行看得到、看得懂、信得過。另一方面，明確政府支持的增信工具和風險分擔機制邊界，降低金融機構對非商業因素的顧慮。在風險可控前提下，鼓勵銀行對優質民間投資項目實施中長期貸款“借新換舊”等續貸安排，避免項目資金鏈斷裂。

以回款確定性夯實投資預期底盤，硬化合同履約與支付紀律。現金流是投資的生命線。要完善工程款結算和支付時限等規則，強化政府投資項目資金來源落實和支付閉環監管，建立健全拖欠賬款行為的識別、督辦和懲戒機制。此外，建立快捷的投訴和糾偏渠道，允許企業通過12345政務熱線、營商環境監測平臺等反映訴求，由財政等主管部門督促整改。

用好公私合營（PPP）和存量資產盤活工具，聚焦降低不確定性貼現和打通退出端，提升公共領域項目的可融資性。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重大公共項目建設，需要在合同和制度層面提供雙保險。一方面，前置明確項目現金流的生成機制及其調整規則；另一方面，打通中長期退出渠道。通過大力發展基礎設施不動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等資產證券化工具，將運營穩定、收益可預期的存量項目打包上市，使社會資本可以通過公開市場轉讓持有的項目權益，實現提前變現。

強賦能：以數字化與數據要素擴展“效率邊界”。強賦能聚焦把民間投資的增長動能從數量擴張導向效率躍升。通過數字化轉型和數據要素市場培育，降低企業運營成本，提升協同效率和信用水平，讓企業由押注需求轉為提升能力，把短期景氣驅動的投資擴張轉化為長期生產率的提高，充分釋放中國經濟潛能。

以制度化行動將轉型成本轉化為公共服務供給，降低中小企業數字化進入門檻。通過政府主導搭建共性技術平臺和公共數字基礎設施，為中小企業提供低成本、模塊化的數字化轉型工具。提供行業通用的數字化解決方案、標準化數據接口，建設區域性公共云平臺，統一提供算力、數據治理、網絡安全、測試驗證等基礎能力。在工業互聯網領域打造一站式轉型服務中心，免費或補貼提供數字診斷、方案設計、員工培訓等服務，將企業數字化轉型中一些共性的、基礎性的投入由政府或行業組織承擔，使企業不用各自摸索重復投入，從而降低企業試錯成本，提升轉型確定性。

以鏈主牽引、平臺賦能、服務商交付的生態方式，加快數字化收益在產業鏈內兌現[17]。大企業和數字平臺具有技術和資源優勢，應承擔賦能中小企業的責任，共同構建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的產業生態，拓展新的有效投資空間。一方面，鏈主企業向上下游開放數字化接口，把質量追溯、訂單管理、庫存協同等場景嵌入供應鏈，將自身的信息化能力轉化為行業標準，帶動配套中小企業提質增效。另一方面，數字平臺企業將復雜的數字技術封裝成易于使用的在線服務，降低中小企業獲取先進技術的門檻。此外，發揮本地數字化服務商的作用，提供定制化實施、運維和培訓支持，打通數字化轉型“最后一公里”。

推動數據資源開發利用與信用形成機制銜接。數據既是提高運行效率的新型生產要素，也是緩解融資難題的關鍵生產要素。要在合規、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加快打破數據孤島，促進各類經營性數據的共享和應用，使數據價值充分釋放。一方面，引導企業將運營過程中積累的訂單、物流、能源、設備、質量、付款等數據進行有效治理和開發利用，通過數據分析優化生產組織和市場響應，提高內部效率。另一方面，建立數據賦信機制，將可信數據轉化為企業信用資產，讓企業“看得見”無形優勢，讓銀行“算得清”風險，從而愿意給予更多優惠貸款條件，降低民間投資成本。

【本文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金融系主任、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發展格局下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優化金融結構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項目編號：21&ZD11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略

責編：石 晶／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