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家治理現代化重要論述，把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與當代中國國家治理實際相結合，深刻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基本原理、發展規律、方法路徑。深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家治理現代化重要論述為指引，完整、準確、全面理解把握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科學內涵。
關鍵詞:國家治理現代化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 治理規律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深入推進”[1]。“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新征程上，深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們必須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家治理現代化重要論述，完整、準確、全面理解把握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科學內涵。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中國化時代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強對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研究闡釋，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2]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家治理現代化重要論述，聚焦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概念，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基本原理、發展規律和方法路徑，揭示從“中國之制”走向“中國之治”的內在邏輯與生成機理。既堅持馬克思、恩格斯國家學說的基本觀點，又根據中國國家治理的新命題、新實踐，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新觀點、新論斷，構建新時代國家治理的理論邏輯。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深刻揭示了國家的本質、起源、發展規律。巴黎公社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雖然蘊含社會主義國家治理思想，但受到時代條件的制約，他們并沒有提出系統完整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理論。十月革命后，列寧基于蘇維埃建設的實踐，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探索國家治理變革提供經驗啟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國家治理體系建設，創造性地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命題，并就其根本方向、核心價值、內在邏輯、行動方略等提出一系列重要論述，深刻闡釋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建議》提出的推動“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3]，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豐富發展，是對國家和社會關系認識的延伸和拓展，豐富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反映出新時代以來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中國社會發展的理論和實踐成果，體現出黨對治國理政實踐規律性認識的深化。
國家治理規律性認識的升華
自人類社會發展進入現代以來，圍繞“誰來治理國家、為誰治理國家、如何治理國家”等問題的探究，一直都是構建國家治理理論邏輯的重要命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科學回答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概念與內在邏輯、本質屬性與價值目標、治理主體與治理策略，構建出植根中國場域、體現中國特質、弘揚中國價值的新時代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既是對新中國國家治理實踐的理論總結，又是對現代國家治理理論的集大成，具有很強的理論解釋力和實踐指導力。
清晰闡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與內在邏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的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兩者相輔相成，單靠哪一個治理國家都不行。治理國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作用的。然而，沒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難以發揮作用。同時，還要看到，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雖然有緊密聯系，但又不是一碼事，不是國家治理體系越完善，國家治理能力自然而然就越強。”[4]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論述，既著眼全局的頂層設計，又突出綱舉目張的重點問題，從體系和能力兩個方面聚焦國家治理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5]這系統闡釋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論內涵，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成果。我們黨從整體層面統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形成總體效應、取得總體效果。
準確把握制度優勢與治理效能的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我們之所以能在較短的時期內創造出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跡”，成功密碼就是我們善于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的效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適應時代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設，增強按制度辦事、依法辦事意識，善于運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國家，把各方面制度優勢轉化為管理國家的效能，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6]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豐富和拓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制度體系，使我國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日漸成熟定型，成功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善治效能。
強調系統思維的方法論。系統思維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重要范疇，也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家治理現代化重要論述的創新性表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實踐，“這項工程極為宏大，零敲碎打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形成總體效應、取得總體效果”[7]。對系統思維的運用體現在，強調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不僅要發揮制度優勢的功能，而且要注重制度執行的效力，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運用現代民主法治理論。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習近平總書記原創性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論，為新時代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8]習近平總書記對民主法治在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功能定位作出精辟論述，指出“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9]。必須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大力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把人民當家作主具體、現實地體現到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治理智慧的傳承
“欲窮其理，必溯其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10]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家治理現代化重要論述，既有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思想文化的傳承發展，又汲取古代治國安邦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立足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代需求，進行辯證揚棄和推陳出新，實現對中華傳統治國理政智慧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治國理念的傳承與創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是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的理念，也是中華文明的標志符號與價值理想。只有秉持“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才能使老百姓安居樂業，實現“天下大治”“協和萬邦”，達到政通人和、社會有序的狀態。我們黨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民本思想”“大同思想”的合理養分，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1]，深刻揭示出人民與政權、發展與民心之間同源同體的本質關系，是對“民惟邦本”的創造性升華。這不僅是執政理念的賡續，更是立足新時代的革新。
治國方法的傳承與創新。“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的法治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德治主張等，是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的重要方法，旨在通過法治規范和德治教化雙管齊下，讓人們敬畏制度。習近平總書記高度肯定中華傳統優秀法律文化對現代國家治理的借鑒作用，強調“要注意研究我國古代法制傳統和成敗得失，挖掘和傳承中華法律文化精華，汲取營養、擇善而用”[12]。同時，創造性提出“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等“十二個堅持”，形成習近平法治思想，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新境界，開創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新局面，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本文作者為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注釋略
責編：周小梨／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