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標準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發展的技術支撐，中國標準全球化主要有國際標準組織和國家雙邊合作兩種路徑，我國在這兩種路徑上均取得顯著進展。與此同時，我國面臨在國際標準組織中的領導席位與產業體系優勢不匹配的困境，國際標準領域雙邊合作的廣度和深度有待進一步加強。推動中國標準全球化，需在強化標準競爭力的基礎上，提升我國在國際標準組織中的影響力，加大標準領域的雙邊合作力度，在新興產業領域的標準制定中爭取主動。

關鍵詞:標準 全球化 路徑 對策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中國標準全球化是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是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科技強國的有力舉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將積極實施標準化戰略，以標準助力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我們愿同世界各國一道，深化標準合作，加強交流互鑒，共同完善國際標準體系。”[1]誰制定標準，誰就擁有話語權；誰掌握標準，誰就占據制高點。讓更多中國標準成為全球標準，推動中國標準“走出去”，是中國與世界深度互動、共享發展的關鍵實踐。

中國標準全球化是企業深度國際化的高階需求，更是國家參與全球經貿治理的重要路徑。面對標準作為“技術規則”的硬約束，推動中國標準“走出去”已從企業合規的解決方案，上升為國家主導、企業協同的系統工程。一方面，隨著中國產品、工程或服務參與海外市場的范圍和深度增加，出海企業必然會更深入地接觸當地市場規范，合規成為現階段企業出海的普遍要求。另一方面，在企業出海合規的各種規則之中，標準的影響尤為關鍵，其硬約束性和長期性具有壟斷色彩，“標準出海”可謂企業出海合規的高階版。推動中國標準全球化，能夠成批解決我國企業出海的系列合規要求，降低海外市場進入門檻和合規成本，提升海外運營效率，有助于中國企業的高質量創新產品或服務更多更快進入海外市場。

實現路徑

我國正通過系統政策部署，積極推動中國標準全球化進程。在國內標準體系提升方面，我國確立了標準體系建設的系統目標，并圍繞關鍵領域進一步深化。2021年，《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提出“全域標準化深度發展”“標準化水平大幅提升”“標準化開放程度顯著增強”“標準化發展基礎更加牢固”[2]等目標。《貫徹實施〈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行動計劃（2024—2025年）》提出“實施標準國際化躍升工程”[3]，要求“拓展國際標準化合作伙伴關系”“深化共建‘一帶一路’標準聯通”“深度參與國際標準組織治理”“積極推動國際標準研制”[4]等。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對標準化建設進一步提出要求：聚焦“優化提升傳統產業”，提出“增強質量技術基礎能力，強化標準引領、提升國際化水平”[5]；針對“促進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提出“加強服務標準和質量品牌建設”[6]；圍繞“大力提振消費”，提出“以放寬準入、業態融合為重點擴大服務消費，強化品牌引領、標準升級、新技術應用”[7]。在標準全球化躍遷方面，我國正通過對接規則、深化聯通與深度治理等多重路徑，系統推動中國標準全球化躍升。《建議》提出“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提升服務貿易標準化水平”[8]，強調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中，“深化基礎設施‘硬聯通’、規則標準‘軟聯通’”[9]等要求。

中國標準全球化主要有兩種路徑：一是通過積極參與國際標準組織或區域標準合作制定的標準，進入東道國市場；二是通過國與國合作或市場機構，進入東道國市場。兩種路徑的過程和方式不同，既可以通過機構單體行動（即個別企業的市場行為），也可以通過機構集體行動（即多個企業或協會等組織的集體行為）努力實現。

國際標準組織或區域標準合作

該路徑通過參與國際標準組織開發標準，或者通過國際合作協議在一些重要經貿規則上建立統一標準。標準或合作協議一旦確立，便適用于全部會員國，因而能大幅提升標準的全球化效率。該路徑的主要方式是參與國際標準組織的標準設定工作，主要的國際標準組織包括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和國際電信聯盟（ITU）。此外，國際物品編碼組織（GS1）屬于國際性專業標準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和聯合國世界車輛法規協調論壇（WP29）等屬于行業性國際組織，這些行業性國際組織也具有設立標準的作用。

該路徑的另一種方式是參與區域標準組織或國際組織工作。例如，歐洲三大標準組織包括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歐洲電工標準化委員會（CENELEC）及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旨在通過協調成員國技術法規與標準提案，消除貿易技術壁壘；亞太經合組織／標準和一致化分委員會（APEC／SCSC），是APEC貿易投資委員會設立的專門委員會，旨在幫助減少標準與一致性的不同對亞太地區貿易和投資流動的負面影響；我國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也有類似作用，旨在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規則標準對接與互認，縮小共建國家的制度差異與市場分割。第二種方式同樣需要遵循國際標準組織的治理范式開展工作，通常需要一定周期才能完成標準開發。

國家雙邊合作或企業市場行動

這一路徑主要通過我國和其他國家展開雙邊合作，或者通過企業市場行動，將標準推廣到東道國市場。通過國家雙邊協議協調標準的方式較為普遍，但雙邊協議覆蓋的范圍和實際落實情況可能存在差異；通過單個或多個市場機構，推動中國標準進入東道國的方式覆蓋面廣、靈活性大，同樣比較普遍。

這一路徑需要基于東道國標準體系開展工作。由于東道國標準體系不同，與我國市場的標準可能存在較大差異，因而針對東道國市場進行標準國際化工作的成本偏高。在第一種路徑短期難以實現的情況下，此路徑是最佳選擇。

推進成效

標準市場是全球市場的明珠，全球主要經濟體圍繞標準存在競爭與合作關系。當前，在國際標準組織中，發達國家建立的傳統優勢短時間內難以打破；在單個國家的市場中，本土、第三國和國際標準等多種標準的競爭愈加明顯。

參與國際標準組織的進展與成效

當前，我國在國際標準組織中的參與度和領導席位均得到大幅提升。我國積極參與國際標準組織重要政策規則制定，現在是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常任理事國，是國際電信聯盟（ITU）理事國，是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AC）、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理事國和成員國。我國分別于2016年成功舉辦第39屆國際標準化組織大會，于2019年成功舉辦第83屆國際電工委員會大會，深度參與國際標準化戰略制定和組織治理變革，并在山東青島、浙江杭州、江蘇南京等地建立國際標準活動基地，為推動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標準組織活動提供基礎支撐。

我國在這一合作路徑中面臨的困境在于，產業優勢與國際標準領域話語權尚不匹配。盡管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對全球制造業增長貢獻率超過30%，總體規模連續15年保持全球第一，[10]但我國在國際標準組織中的領導地位，并未與產業實力、創新能力形成對等支撐。從具體參與情況來看，我國在ISO和IEC的領導地位和參與度已實現跨越式提升，當前在ISO中占據第三大領導席位份額，但發達國家仍占據主導地位。例如，美國在國際標準組織中的領導地位有所下降，但影響力仍然較大，歐洲國家在ISO和IEC的領導職位中仍占據較多席位；我國在IEC中的領導席位總排名為第六，與排名第一的德國、排名第二的美國相比，仍有較大差距。要在國際標準組織中發揮更大影響力，我國需要逐步培育國際標準組織的信任度。開發和推廣國際標準受領導席位數量影響較大，國際標準組織長期受發達國家主導的認知體系影響，難以很快轉變，中國標準全球化需要穩步推進。

國家雙邊合作的進展與成效

我國在國際標準合作方面已與眾多國家達成協議。通過實施《標準聯通“一帶一路”行動計劃（2015—2017）》《標準聯通共建“一帶一路”行動計劃（2018—2020年）》，在兩輪標準聯通共建“一帶一路”三年行動計劃中，我國持續提升與歐洲、美洲、非洲、大洋洲、東南亞、太平洋地區等區域標準化合作水平。例如，在道路交通領域，聯合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制定《高速鐵路實施》等國際鐵路聯盟（UIC）標準31項，已發布18項。[11]在航空航天領域，中俄雙方以產業合作項目為基礎，雙方標準化管理機構共同簽署了包括252項中俄兩國標準在內的“中俄民機標準互認目錄”，為中俄兩國聯合研制寬體客機提供標準技術支撐。[12]

我國在這一合作路徑面臨的挑戰，一方面來自于東道國本身的標準體系，需要與東道國的既有標準競爭或合作；另一方面來自與其他國家標準的競爭，不同標準所有者在東道國可能擁有差異化優勢，競爭者勝出既需要標準本身的優勢，也需要當地政府和市場機構支持。

此外，在當前全球不確定性和地緣政治變化的背景下，中國標準全球化在個別領域受到有針對性的排擠和打壓。一方面，在全球關鍵技術和產業領域，有的國家為了維持自身主導地位，限制中國創新發展和影響力，有意壓縮中國標準全球化空間和速度，阻礙中國在國際標準化組織中的領導力提升速度。另一方面，在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一些新興標準正在醞釀或形成，個別國家通過組建新的合作組織，為中國倡導的標準聯通制造新壁壘。

典型案例

中國標準全球化歷程伴隨我國改革開放而發展，經過不斷探索，目前處于快速發展期。中國標準全球化在以上兩種路徑上，積累了大量案例，其經驗值得參考。

國際標準組織路徑案例——江蘇好孩子集團（以下簡稱“好孩子”）成為兒童乘用車座椅國際標準設定領導者。好孩子1994年開始參與國內標準工作，逐步建立行業標準體系，成為國內兒童用品行業標準的主要依據。在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的支持下，2012年，好孩子向ISO申請成立兒童用品國際標準化技術委員會。2016年，其獲準在ISO新設兒童乘用車座椅標準工作組，主導制定全球首項嬰兒車通用標準ISO/PC 310，之后升級為ISO/TC 310。如今，好孩子是國際標準化組織ISO/TC 310兒童用品技術委員會的輪值主席單位。這一過程，是好孩子在ISO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中，打破刻板印象、不斷取得信任、獲得認可的過程，其關鍵是依靠好孩子先進的質量檢測技術和設施，確保其產品質量、安全等要求遠超歐美標準。[13]

國家雙邊合作路徑案例——中國電建集團成功將中國電力標準推廣到巴基斯坦電力市場。中國電建集團在巴基斯坦卡西姆港建設的60兆瓦燃煤電站項目，是由中國電建集團海外投資有限公司控股投資建設的大型煤電項目。巴基斯坦工程多采用歐洲標準，加之以前沒有大型煤電工程項目，因而對于燃煤電站建造采用中國標準有所疑慮。此類標準的國際化設定，需要在工程設計之際完成，中國電建集團通過頂層設計，以政府部門組織協調為依托，發揮企業主體作用，最終實現采用中國標準建設的目標。在該項目近20億美元的投資中，主要采用中國標準和中國設備，帶動中國裝備出海，成功將中國電力建設標準融入當地電力標準市場。[14]

提升策略

我國是制造業大國，具有完整產業體系優勢，在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領域，我國領跑、并跑機會正在擴大，有機會主導新生代產業標準。進一步推進中國標準全球化，需把握中國標準全球化的關鍵著力點。

以中國標準本身為著力點，持續提升中國標準水平和標準競爭力。無論是國際標準組織路徑，還是國家雙邊合作路徑，中國標準全球化水平均取決于中國標準本身的競爭力。這需要提高標準供給質量，加強標準支撐經濟活動和社會發展的能力，加快實現《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部署的目標，以《質量強國建設綱要》為依托，把質量作為提升標準競爭力的樞紐，培育以技術、標準、品牌、質量、服務等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新優勢，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這需要構建高水平質量基礎設施、推進質量治理現代化，提升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效能，強化產業基礎質量支撐，增強我國產品和服務的質量競爭力。

以國際標準組織路徑為著力點，提升在國際標準組織中的影響力與治理能力。一方面，培育更多標準領軍企業，推動其發展到ISO、IEC等國際標準化組織技術委員會的領導席位。這不僅要求企業的技術和市場競爭力達到國際領先水平，還要求企業的標準化能力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加強與國際標準化組織技術委員會溝通，獲得相關成員普遍信任。另一方面，為加強國際標準化組織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加強與國際標準化組織成員國的溝通效能，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引，促進國際標準組織對提升人類共同福祉的作用。

以國家雙邊合作路徑為著力點，提升標準領域雙邊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在國家層面，持續擴大與別國在制度和政策方面的互聯互通，提升標準合作的廣度和深度，持續推動標準合作落地生效。在企業層面，加強對東道國制度和市場的理解，特別是對產品、工程、服務等標準規范的理解，從而動態調整中國標準進入東道國市場的方案。尤其要善于運用中國產業體系的整體優勢，增強來自當地合作伙伴的信任和支持，通過相關標準組團、供應鏈上下游標準組團、產業生態系統標準組團等方式，組團式推動中國標準批量國際化。 

以新興產業領域發展為著力點，發掘蘊藏其中的標準全球化新機遇。在新興領域，積極抓住新生代技術、產品和服務的標準化機會，倡導更有益全人類的價值觀念，提升中國標準脫穎而出的可能性。例如，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和應用，迫切需要國際標準來統一共識、強化責任、消除障礙、降低風險。2025年，我國在第八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發布《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國家標準外文版、人工智能標準國際合作倡議及《2025人工智能科技倫理及審查評估研究報告》英文版，便是一種積極行動。此外，在量子科技、6G等我國科技創新有優勢的未來產業領域，以及在能源、氣候變化等人類可持續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領域，也蘊藏著亟待發掘的新機遇。

【本文作者為同濟大學上海國際知識產權學院教授、博導；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專利訴訟事件影響被告周邊企業創新效應及其形成機理研究”（項目編號72472115）、上海市2025年度“科技創新行動計劃”軟科學主題項目“科技領軍企業成長路徑、梯度培育機制和政策工具箱研究”（項目編號：25692102100）的研究成果】

注釋略

責編：石 晶／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