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在數字政府建設的創新實踐中，一個高效協同、智慧便民的中國，正煥發蓬勃生機。從“一網通辦”服務升級到“數字孿生城市”建設，數字政府建設點燃治理效能新引擎。“數字+政務”，將數字紅利轉化為民生福祉，不僅全方位提升公共服務精準度，而且通過“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的便民實踐，推動社會治理精細化水平穩步提升，充分彰顯活力中國的數字治理智慧與人文關懷。

【摘要】數字政府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載體，其建設成效直接關系公共服務質量與治理效能。“十五五”時期，數字政府建設需在延續前期發展基礎的同時，結合新發展階段需求，實現技術賦能、數據治理、協同高效、安全可控、普惠共享的系統性提升，并在政務服務智能化升級、公共服務普惠化覆蓋等重點領域實現突破。需以數據治理體系重構為根基，以人工智能技術突破為引擎，以場景化創新為抓手，構建“制度健全、技術先進、服務精準、安全可控”的政務服務新生態，持續提升人民群眾滿意度。

【關鍵詞】政務服務  數字政府  人工智能  數字中國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深入推進數字中國建設。”“全面實施‘人工智能+’行動，以人工智能引領科研范式變革，加強人工智能同產業發展、文化建設、民生保障、社會治理相結合，搶占人工智能產業應用制高點，全方位賦能千行百業。”①數字政府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載體，其建設成效直接關系公共服務質量與治理效能。“十五五”時期，數字政府建設需在延續前期發展基礎的同時，結合新發展階段需求，實現技術賦能、數據治理、協同高效、安全可控、普惠共享的系統性提升，并在政務服務智能化升級、公共服務普惠化覆蓋等重點領域實現突破。本文將從數字政府建設中的政務服務成效、面臨的突出問題，以及發展趨勢三個維度，展開分析和探討。

數字政府建設重塑政務服務格局

2019年5月，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正式上線，標志著中國政務服務從“分散化”向“一體化”、從“線下跑”向“網上辦”轉型升級。據統計，截至2024年5月底，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實名注冊用戶超過10.8億人，其中國家政務服務平臺實名注冊用戶8.9億人，總訪問量超過903.26億次。②六年來，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以“網上辦、掌上辦、一次辦、高效辦”為重要目標，依托行政體制改革、數字賦能、高頻事項攻堅三條關鍵路徑，以市場邏輯、技術邏輯、高效能治理邏輯為支撐，構建起“目標引領—路徑推進—邏輯支撐”的數字政務服務體系，既揭示我國政務服務創新的內在機理，又堅守工具理性與公共價值理性的平衡，為進一步推進政務服務現代化提供堅實理論與實踐支撐。

我國政務服務變革的價值導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數字政務服務創新的本質，是“以人為本”理念在政務服務領域的具象化，旨在破解傳統政務服務“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痛點，實現政務服務從“政府供給導向”向“群眾需求導向”的轉變。而這一轉變的邏輯基礎，正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網上辦”：打破空間與時間的政務壁壘。“網上辦”的核心是將政務服務從“實體大廳”延伸至“虛擬網絡”，實現政務服務“全天候、無地域”覆蓋。例如，企業稅務申報通過新電子稅務局即可完成，97%的稅費事項、99%的納稅申報事項可在線上全流程辦理，切實減輕“來回跑、排隊辦”的煩惱。這一平臺改變“辦事必須到現場”的傳統模式，尤其為偏遠地區群眾與小微企業提供便利，充分體現“讓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的服務理念。

“掌上辦”：構建“指尖上的政務服務”。“掌上辦”是“網上辦”的移動化延伸，通過國家政務服務平臺以及地方特色平臺，如上海的“隨申辦”、重慶的“渝快辦”等，將政務服務裝進群眾“口袋”。社保查詢、公積金提取、交通違章處理等高頻服務，皆可“掌上辦結”，契合現代社會快節奏的生活需求。

“一次辦”：重構政務服務流程的重要抓手。“一次辦”針對傳統政務服務“多頭跑、重復跑”的痛點，通過跨部門流程再造，將多事項、多環節整合為“一次辦”。以企業開辦為例，改革前企業需分別向市場監管、稅務、社保、公安部門等提交材料，涉及多個環節、多份材料，通過全國一體化平臺整合數據，企業僅需在線提交1套材料，1個工作日內即可完成營業執照辦理、稅務登記、社保開戶、印章刻制全流程。

“高效辦”：不斷提升政務服務時效。“高效辦”以減少時間、降低成本、提升體驗為核心，通過優化審批機制、壓縮辦理時限，提升政務服務效率。以建筑工程施工許可審批為例，改革前需30個工作日，通過全國一體化平臺共享項目立項、規劃許可等數據，部分地區審批時限壓縮至7個工作日；跨境貿易“單一窗口”整合海關、稅務、外匯等部門數據后，進出口通關時間大幅縮短。

我國政務服務變革的推進路徑。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建設，依賴行政體制改革、數字賦能、高頻事項攻堅三條路徑的協同推進，每條路徑均有其獨特的實踐策略與實施成效，共同支撐政務服務從“量變”到“質變”的躍升。

路徑一：行政體制改革減權放權，不斷縮小行政審批范圍，釋放市場活力，體現的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邏輯。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減事項、縮范圍、放權限”，通過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政務服務質效躍升的制度基礎。

一方面，持續精簡行政審批事項。2019年以來，國務院持續推進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清理規范行政審批中介服務，全面推行“證照分離”改革，實現“照后減證”，減少企業“領證后仍需辦照”的冗余環節。例如，全面推行證明事項和涉企經營許可事項告知承諾制，企業通過提交承諾書即可直接領取許可證，無需額外提交證明材料，大幅降低企業辦事成本。另一方面，下放審批權限至基層與市場。將部分省級審批權限中的事項下放至市縣兩級，部分事項委托給園區、鄉鎮辦理，讓審批更貼近市場、貼近群眾。

這一路徑的支撐邏輯是，通過行政體制改革避免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干預，降低經營主體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效激發市場活力與創造力。政務服務領域的改革為經營主體“松綁減負”，成為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

路徑二：不斷引入新技術，創新服務模式，大幅提升服務水平，體現的是數據賦能和技術賦能的邏輯。數字技術是政務服務優化的重要引擎，通過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應用，能夠打破數據壁壘、優化服務流程、提升決策精度，實現政務服務從“人工辦理”向“智能辦理”的轉型。

首先，大數據技術打破“數據孤島”。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構建國家級政務數據共享交換平臺，政務大數據體系加快形成，加快構建覆蓋31個省（區、市）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53個國務院部門的全國一體化政務大數據體系。近5年，各地區政務服務平臺數據共享累計超過5400億次，電子證照共享服務累計超108億次。③例如，在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中，平臺通過共享參保地與就醫地的醫保數據，實現“就醫地結算、參保地報銷”。據統計，“十四五”期間，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服務超5億人次，減少群眾墊付超5500億元，跨省住院直接結算率達到90%左右，有效解決群眾“墊付資金多、報銷周期長”的難題。④其次，人工智能技術提升審批效率。在商事登記、社保審核等領域推廣智能審批，通過算法自動識別申請材料、驗證信息真實性，實現“秒批秒辦”。例如，“深小注”智能應用，是深圳首個通過自然語言辦理登記注冊業務的大模型，目前已實現個體工商戶自然語言全流程申報，標志著政務事項申報正式邁入“全過程智能化”新階段。再次，區塊鏈技術保障數據安全可信。在電子證照、政務合同等領域應用區塊鏈技術，實現數據不可篡改、全程可追溯。例如，全國電子證照庫采用區塊鏈技術存儲，確保身份證、營業執照等電子證照的真實性與安全性。

這一路徑的支撐邏輯是，以數據賦能打破信息壁壘，以技術創新提升服務效率，讓數字技術成為政務服務質效躍升的“加速器”。《2024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顯示，2024年我國電子政務發展指數全球排名第35位，與2022年相比提升8個名次。⑤可以說，數字技術的深度應用，為我國政務服務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支撐。

路徑三：聚焦高頻事項攻堅，破解民生痛點，體現的是高效能治理的邏輯。高頻事項是群眾與企業辦事的“重點領域”。聚焦高頻事項推進“高效辦成一件事”，是政務服務優化的“突破口”，通過集中資源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能夠實現治理效能的精準提升。

其一，梳理高頻事項清單，明確攻堅重點。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通過大數據分析群眾辦事需求，梳理出“社保繳費”“公積金提取”“不動產登記”“子女入學報名”等多項高頻事項，作為“高效辦成一件事”的核心內容。其二，跨部門協同攻堅，優化辦理流程。針對高頻事項涉及多部門的特點，建立“牽頭部門負責、協同部門配合”的工作機制，通過流程再造減少環節、壓縮時限。例如，“新生兒出生一件事”由衛生健康委牽頭，整合公安、醫保、社保等部門流程，新生兒父母只需在線提交1套材料，即可完成出生醫學證明辦理、戶口登記、醫保參保、社保卡申領等，辦理環節大幅減少，辦理時間顯著縮短。其三，動態調整事項清單，持續優化服務。根據人民群眾需求變化，定期更新高頻事項清單，新增“新能源汽車上牌”“靈活就業社保繳費”等事項，確保政務服務始終貼合群眾需求。例如，新增的“靈活就業一件事”，整合社保、稅務部門數據，靈活就業人員可在線完成社保參保、繳費、查詢全流程，無需再分別登錄不同平臺，有效解決靈活就業群體“繳費難、查詢難”的問題。

這一路徑的支撐邏輯是，以高頻事項為抓手，通過跨部門協同與流程再造，集中資源解決民生痛點。

“十五五”時期，政務服務質效躍升需克服的難題

數據壁壘固化與數據孤島長期存續。導致數據壁壘固化與數據孤島長期存在的深層原因，在于制度、技術的雙重影響。從制度層面看，主要是數據權責界定模糊。我國尚未出臺統一的《政務數據管理條例》，政務數據“所有權屬于國家、使用權歸部門、管理權不明確”，容易導致“誰都管、誰都不管”。從技術層面看，存在標準碎片化與系統兼容性不足問題。早期數字政府建設缺乏統一規劃，各部門自主采購系統、制定技術標準。我國政務系統采用的數據格式種類較多，接口協議類型多樣，跨部門數據對接需開發適配模塊的比例較高。

上述現象容易導致基層重復勞動、行政效率低下等問題。例如，個別縣域社區網格員在多個系統中重復錄入同一居民信息的時間較長，人工補錄率較高；企業辦理“跨區域經營備案”時，需向兩地市場監管、稅務部門重復提交多類材料，辦理時間較長，遠超“一網通辦”承諾時限。此外，數據不互通容易導致公共服務斷層，群眾獲得感不足。

跨部門跨層級協同不暢。這主要是受體制、激勵與技術的三重制約。從體制層面看，“條塊分割”與統籌機制不健全問題仍然存在。個別地區數字政府建設缺乏統一牽頭主體，存在多頭管理現象。例如，某地“企業開辦一網通辦”項目因涉及市場監管、稅務、政務和數據等多個部門，需分別向各部門報批，嚴重影響行政效率。從激勵層面看，存在協同收益模糊與風險顯性化問題。數據共享需部門投入人力、技術維護成本，且數據共享后若出現誤差，部門需承擔通報批評、考核扣分等責任。以某省衛生健康部門為例，曾因共享的疫苗接種數據存在誤差被納入整改名單，此后暫停向非衛生系統共享數據，導致教育部門校園疫苗接種核查效率明顯下降。從技術層面看，存在跨層級平臺“各自為政”與數據同步滯后問題。部分地區省、市、縣三級數字政府平臺為“獨立建設”，數據同步缺乏統一機制。例如，省級“政務云平臺”與市級“政務云平臺”的數據同步周期存在明顯不同。

跨部門協同低效，容易導致“一網通辦”流于形式。雖多數政務服務事項標注“一網通辦”，但實際協同率仍然較為不足。例如，個別城市“企業開辦”需經過市場監管、稅務、社保、公安等多個部門，因數據共享率較低，企業仍需線下提交“法人身份證明”“經營場所證明”等多類材料，辦理時間從承諾期限延長，群眾投訴率較高。跨區域治理失靈，容易導致公共服務不均等。長三角、京津冀等地區雖推行“跨省通辦”，但仍存在數據協同不足導致服務斷層的問題。以長三角“異地就醫備案”項目為例，因部分省份醫保系統數據標準不統一，異地備案成功率較低，部分患者需往返兩地辦理手續。或因社保數據未實時同步，需等待較長時間核查，延誤養老金發放。

綜上，體制、激勵、技術三重制約，容易導致跨部門跨層級協同不暢，進而影響“一網通辦”實際效能，以及跨區域公共服務均等化，亟需通過完善統籌機制、強化正向激勵、統一技術標準等舉措破解協同困境，推動數字政府建設提質增效。

數字形式主義異化。在政務服務和城市治理中，監督缺位和考核技術濫用現象并存。個別地區考核導向扭曲，“數量指標”替代“效能指標”成為主導。個別部門將政務服務、社會治理等成效簡化為“量化指標”，如“手機應用上線數量”“注冊用戶數”“數據填報率”等，這種過度量化會加重基層公務人員的工作負擔。調研顯示，有基層工作者反映考核重點偏重“存在與否”，而非“實際效果”。個別地區要求基層每月完成“用戶注冊”“數據填報”等任務，為達標甚至出現“代注冊”“湊數據”等行為。⑥近年來，黨中央高度重視統籌規范督查檢查考核工作，各地也相繼出臺政策精簡考核，但考核領域之弊并非一日之寒，著力為基層松綁減負也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

一方面，技術工具濫用，容易使“指尖工具”異化為“負擔工具”。個別地方政府缺乏統籌的工具開發，容易導致“平臺冗余”。例如，為應付數字鄉村建設檢查，短期內上線“黨的建設”“扶貧監測”“環保巡查”等多個功能重疊的手機應用，各平臺賬號不互通、填報內容重復，導致個別基層干部日均切換平臺頻次高，花費在“指尖操作”的時間占比較大，擠占實際工作時間。另一方面，監督反饋機制缺失，容易導致基層負擔加劇。基層減負機制缺乏“閉環反饋”，會導致基層訴求渠道不暢且整改滯后。例如，個別地區的“基層負擔監督平臺”對“多頭填報”投訴的回復比例偏低，整改周期較長；個別干部反映問題后未獲得有效反饋，反因填報不及時被通報，形成“投訴無果—被迫應付”的惡性循環。上述現象導致基層精力被大量消耗，多頭填報使基層治理無力聚焦民生服務。此外，數字形式主義還催生“虛假治理”，導致治理目標異化，群眾信任度下降。例如，個別地區要求基層干部每日在多個平臺“簽到打卡”“上傳工作照片”，為完成任務甚至出現偽造現場照片上傳平臺的情況。

綜上所述，考核異化、技術濫用、監督缺位等導致的數字形式主義，不僅消耗基層治理資源，而且容易導致基層工作陷入“重形式輕實效”的困境，最終損害群眾利益與政府公信力。需通過優化考核導向、整合技術平臺、完善監督反饋機制等舉措，推動基層治理從“重形式”向“重效能”轉變，實現數字技術對基層治理的真正賦能。

我國政務服務質效躍升的突破路徑

站在“十四五”與“十五五”的歷史交匯點，我國政務服務已從“線上化”初級階段邁入“數智化”深化階段。《政務數據共享條例》的出臺，以及“數智技術”概念的提出，為政務服務質效躍升提供制度遵循與技術指引。“十五五”時期，需以數據治理體系重構為根基，以人工智能技術突破為引擎，以場景化創新為抓手，構建“制度健全、技術先進、服務精準、安全可控”的政務服務新生態，實現從“能辦”向“好辦、快辦、智辦”的質變，持續提升人民群眾滿意度。

制度重構：以“三個一”框架破解數據共享瓶頸。政務數據共享的法治化、規范化，是政務服務質效躍升的重要前提。“數據孤島”“權責不清”等問題，本質是治理范式與數字時代需求的錯位。“十五五”時期，需加快推進《政務數據共享條例》落地實施，通過“三個一”制度設計，即強化“一盤棋”統籌治理、實現“一本賬”動態管控、構建“一體化”運行體系，構建數據共享新格局。

在管理體制上，強化“一盤棋”統籌治理。建立國家政務數據共享協調機制與地方對應機構，將數據共享納入部門績效考核與法治責任體系，明確數據收集、共享、安全等各環節權責，建立跨部門數據共享會商制度，對公積金跨域通辦等高頻場景實行“首問負責+協同督辦”，破解“不愿共享”難題。同時，完善法律責任追究機制，對數據推諉、數據泄露等行為明確懲戒標準，將制度約束轉化為行動自覺。

在資源管理上，實現“一本賬”動態管控。按照“應編盡編、一數一源”原則，建成全國統一的政務數據目錄體系，涵蓋人口、法人、空間地理等基礎庫，與醫療、社保等主題庫。依托全國一體化政務大數據體系，建立數據動態更新與校核機制，通過跨部門數據比對，剔除重復信息，提升數據準確率。推行數據質量“終身追責制”，確保數據“鮮活可用”，打通服務高效供給“最先一公里”。

在平臺支撐上，構建“一體化”運行體系。整合分散的政務數據平臺，形成國家、地方、部門立體化架構，實現技術標準、接口規范、安全協議“三統一”。可以借鑒深圳“秒批”等系統經驗，在一體化平臺內置“四庫比對”等智能核驗模塊，支撐跨層級、跨地域業務辦理，同步建立“數據沙箱”安全機制，對高敏感數據實行“可用不可見”共享，在保障安全底線的前提下，提升流通效率。

技術突破：數智融合激活服務創新動能。“十五五”時期，需推動人工智能技術與數據要素深度融合，從“技術輔助”轉向“價值創造”，實現政務服務的流程再造與模式革新。

以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釋放價值潛力。將數據產業納入鼓勵發展類目錄，培育數據采集標注、分析挖掘等細分產業。建立公共數據授權運營機制，構建“數據產品超市”，實現信用評估、風險預警等標準化數據產品的一鍵調用，使數據從“沉睡資源”轉化為“服務資本”，有效降低企業辦事成本。例如，通過數據要素的規范化運營，可推動跨部門數據共享效率提升，減少企業重復提交材料的環節，優化營商環境。

以人工智能大模型重構服務流程。聚焦國家提出的13類應用場景，推廣政務大模型的規模化部署。在前端服務層面，升級智能咨詢系統，借助人工智能技術，實現政策解讀、材料預審等功能，提升響應效率；在后端審批層面，推行“人工智能初審+人工復核”模式，對企業注冊、社保辦理等大量高頻事項實行全流程自動化審批，大幅壓縮辦理時限。同時，探索具身智能應用，如一些地方推出的智能機器人，可實現全天候跨場景收件服務，提升服務可及性。⑦

以多模態技術提升服務普惠性。針對不同群體的差異化需求，開發“千人千面”的服務入口：為老年群體推出方言識別系統，覆蓋多種方言變體，解決語言溝通障礙；為殘障人士提供語音交互、視覺輔助等無障礙服務，保障特殊群體平等享受政務服務；通過數字人等載體，將政策文件轉化為動漫、短視頻等通俗形式，使政策知曉率顯著提升。此外，可以建立實時監測系統，通過情感分析優先處置負面情緒工單，推動投訴率下降，提升群眾服務滿意度。

場景創新：從“被動響應”向“主動治理”轉型。以應用場景為牽引，推動政務服務從“群眾找服務”轉向“服務找群眾”，實現治理效能的精準提升。

在民生服務領域，優化“免申即享”模式。依托數據共享建立民生服務標簽庫，對低保救助、人才補貼等政策實行“系統自動比對、資格自動核驗、資金自動發放”。建立“服務需求預測模型”，通過分析社保繳費、就醫記錄等數據，提前推送養老認證、醫保報銷等提醒服務，推動服務供給從“被動等待”轉向“主動觸達”。

在市場監管領域，構建預測性治理體系。整合攝像頭、無人機巡查等感知資源，建立空天地一體化監管網絡。運用伏羲氣象大模型等工具，對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等領域實行風險提前預警。推行“信用+監管”模式，通過企業信用數據動態評分，實施差異化監管措施，提升違法違規行為發現效率，實現“監管無事不擾、違法精準打擊”的治理目標。

在跨域協同領域，打破行政邊界限制。推動不同區域的政務數據互通，實現公積金異地轉移、企業跨區遷移等事項“跨省通辦”。探索跨境政務服務創新，支撐涉外人才就業、跨境貿易等事項的便捷辦理。

破除形式主義困擾：大幅為基層減負。在政務服務效能躍升方面，需將破解形式主義頑疾、為基層減負松綁，作為重要目標。黨的十九大以來，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推動下，建立中央層面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專項工作機制，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取得明顯成效。《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定》等政策文件，提供了必須嚴守的硬性要求。“十五五”時期，需通過技術革新推動“報表通”等模式優化，統一數據平臺，整合分散系統，實現“一次填報、多級復用”，從根源上終結“表哥”“表姐”困境。深化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以智能校驗替代人工核對，顯著提升退休補貼辦理等事項的效率，釋放基層服務活力。

制度保障需同步發力。落實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相關要求，嚴控政務服務手機應用增量，建立全生命周期管理機制。同時，改革考核導向，取消“截圖留痕”等虛指標，將群眾滿意度與實事辦結率納入評價體系，推動基層更好服務群眾，真正實現減負增效。通過制度與技術雙輪驅動，構建“輕裝上陣、精準服務”的基層治理生態。

保障支撐：構建人機協同的治理新生態。政務服務質效躍升需筑牢制度、安全、人才三大支撐，確保數智賦能行穩致遠。

健全制度規范體系。需制定政務大模型應用管理辦法，明確人機協同邊界，對高風險事項實行“人工終審”制度。完善數據產權保護規則，厘清數據收集、使用、流轉中的權利歸屬，依法打擊數據濫用行為。建立算法備案制度，對信用評估、智能派單等算法模型進行合規性審查，防止“算法歧視”，保障技術應用公平性。

強化安全防護能力。落實“安全貫穿全過程”要求，建立數據全生命周期安全體系：在采集環節，嚴控非必要采集行為，從源頭降低數據泄露風險；在流通環節，采用區塊鏈存證技術確保可追溯，保障數據流轉安全性；在使用環節，實行分級授權管理，限制敏感數據訪問權限。同時，定期開展“人工智能幻覺”風險排查，通過多模型交叉核驗提升生成內容準確性。加強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防護，建立跨部門安全應急響應機制，實現風險快速處置與協同防御。

提升數字素養水平。實施“政務人員數字能力提升工程”，開展人工智能技術應用、數據治理等專項培訓，培養既懂業務又懂技術的復合型人才隊伍。同時，建立“政產學研用”協同機制，與高校、企業共建實訓基地，定向輸送技術人才，形成人才培育良性循環。針對公眾開展數字技能普及活動，通過社區課堂、線上教程等形式，幫助老年人、農村居民等群體跨越“數字鴻溝”，提升全民數字素養，為數智治理奠定堅實社會基礎。

【注釋】

①《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25年10月29日。

②《這些數字見證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暖心”五年》，人民網，2024年6月1日。

③國家數據局：《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4年）》，2025年5月30日。

④《“十四五”期間 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服務超5億人次》，央視網，2025年7月24日。

⑤《打造智慧化應用場景 2024年數字政府服務能力評估報告發布》，央視新聞，2024年12月20日。

⑥楊巨帥、陳楊：《哪些考核“痛點”正在困擾基層》，《中國紀檢監察》，2024年第23期。

⑦汪玉凱、吳風：《人工智能賦能數字政府建設的機制與路徑》，《國家治理》，2024年第19期。

責編/孫渴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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