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從技術的角度，人工智能創新發展的“三要素”是算力、算法、數據。從產業經濟學視角，人工智能創新發展更加依賴于人才、資本和產業生態。杭州作為中國人工智能發展的代表性城市之一，其通過數字化人才的培養與引進、資本的有效支持以及產業生態的完善，成功推動AI技術的快速發展，尤其是通過“杭州六小龍”中的DeepSeek等企業的崛起，展現了這種關鍵因素的綜合作用。我國人工智能創新不該簡單對標硅谷式單一路徑，應推動人工智能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構建企業主導的產學研用協同創新體系，探索“多路徑、多層級、梯度化”百花齊放的自主創新范式，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科技創新之路。

關鍵詞:人工智能  大語言模型  創新思維  科技創新 

【中圖分類號】F49；F124                 【文獻標識碼】A

2025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加強人工智能發展和監管進行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持續加強基礎研究，集中力量攻克高端芯片、基礎軟件等核心技術，構建自主可控、協同運行的人工智能基礎軟硬件系統。以人工智能引領科研范式變革，加速各領域科技創新突破。”深度求索（DeepSeek）在2025年新春前后相繼發布開源權重模型DeepSeek-V3和DeepSeek-R1，以相對較小的訓練成本、參數規模，實現了堪比GPT-4o、Claude 3.5 Sonnet、OpenAI o1等大模型的性能，在短時間內震驚全球。有科技觀察者把誕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的云深處科技、宇樹科技、深度求索、游戲科學、群核科技、強腦科技等六家企業，稱為“杭州六小龍”。“杭州六小龍”一鳴驚人，讓全球關注到中國的科技創新。為什么DeepSeek等六小龍沒有出現在其他城市？杭州做對了什么？圍繞“杭州六小龍”引發了城市創新的討論。有研究機構從“金木水火土”——資金扶持、青年人才培育、液態創新網絡、接續創新“火種”、厚植創新創業土壤，以及這五者的協同賦能、系統性增強等方面進行解析，認為：杭州在人工智能（AI）創新發展上的突出表現并非偶然，是其制度環境、創新生態和政企關系等共同作用的結果。

人工智能發展“三要素”：人才、資本、產業生態

從技術的角度，人工智能創新發展的“三要素”是算力、算法、數據。從產業經濟學視角，人工智能創新發展更加依賴于人才、資本和產業生態。杭州作為中國人工智能發展的代表性城市之一，其通過數字化人才的培養與引進、資本的有效支持以及產業生態的完善，成功推動了AI技術的快速發展，尤其是通過“杭州六小龍”中的DeepSeek等企業的崛起，展現了這種關鍵因素的綜合作用。

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來自于知識和技能的積累，而這一過程的核心要素就是人才。人工智能的技術突破不僅僅依賴于基礎科研人員的技術創新，更需要具有跨學科能力的復合型人才，能夠將技術研究轉化為實際應用，推動技術的快速普及與產業化。比如，杭州市政府不僅依托浙江大學等高等院校，培養大量的AI技術人才，還通過出臺一系列政策支持數字化人才的引進。浙江省早在2014年便推出了《關于實施領軍型創新創業團隊引進培育計劃的意見》，突破關鍵技術、發展高新產業。這一政策的出臺，不僅優化了杭州的創新環境，也為DeepSeek等AI企業提供了強大的智力保障。DeepSeek的創始團隊來自浙江大學計算機學院，具備極強的學術背景和技術創新能力，而且具備市場化思維和跨學科融合的能力。

資本不僅為AI領域提供了必要的研發資金，還通過投資、并購等方式促進了技術的創新和應用。一方面，從基礎算法的研發到硬件設備的升級，從數據集的構建到應用場景的探索，每一個環節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DeepSeek不是由一家大型科技公司開發，而是源自一家量化投資公司，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量化公司為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保障。另一方面，資本通過投資優秀的AI企業，促進技術的創新和應用。資本通過并購等方式，整合AI領域的資源，加速技術的融合和發展，促進企業探索新的應用場景，推動AI技術的廣泛應用。例如，杭州政府推出的“算力券”政策，為中小企業在使用AI技術時提供了資金補貼，從而降低這些企業在技術應用過程中的成本。與此同時，杭州的風險投資市場也非常活躍，吸引大量資金進入AI領域，為技術創新提供了資金支持。

一個健康的產業生態能夠為技術創新提供支撐和推動。AI技術的應用不僅僅依賴單一企業的努力，更需要整個產業鏈的協同工作。產業生態的建設不僅包括技術創新的推動，還包括資本、政府、科研機構和企業等多方面的協同合作，形成創新的合力。人工智能產業的成功同樣依賴于產業鏈的協同作用。杭州通過打造開放的創新生態系統，吸引了大量創新型企業，在人工智能領域形成多層次的產業鏈。杭州的人工智能產業生態包括知識生產層、技術轉化層和孵化層等多個層級，這些層級之間相互協作，共同推動AI技術的快速發展。

杭州做對了什么：制度協同下的AI創新路徑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轉型的交匯期，杭州異軍突起，成為中國人工智能創新生態的先行樣本。這種崛起并非依賴傳統招商驅動或要素堆積，而是建立在三大制度底層邏輯之上：戰略性“放手”激發企業自組織創新，人才機制打通跨領域流動通道，網絡型生態實現要素高效重組。三要素互動結構，塑造出杭州AI產業的獨特生長機制。

戰略性“放手”制度供給，釋放企業自組織能力

與眾多城市依賴“有形之手”推動產業發展不同，杭州采取了極具前瞻性的“放手式治理”策略。在人工智能產業興起的關鍵時期，杭州政府沒有試圖主導企業的發展方向，而是為創新者創造了一個“有事服務、無事不擾”的政策環境。這種寬松而高效的制度設計，不僅避免了行政干預對技術創新的鉗制，更極大提升了企業的自主性與靈活性。DeepSeek正是在這樣一個不設限的土壤中快速成長的典型案例。作為由浙江大學人才團隊孵化的初創企業，其在創業初期即獲得了人工智能小鎮提供的政策窗口和資金扶持，但后續發展基本依賴自身技術進化路徑完成“從學術成果到產業應用”的閉環。杭州政府并未設置復雜審批鏈條，也未強推標準化模式，而是持續提供算力券、融資對接、人才落戶等基礎保障，形成典型的“政策有形，機制無形”的創新環境。這種尊重企業自主決策權的戰略性“放手”，釋放出更大的創新活力。比如，強腦科技2018年由杭州考察團赴波士頓引入落地后，市科創基金給予早期投資，后續政府持續“隱身”，企業依靠自身在腦機接口技術上的專業積累，實現了非侵入式腦波接口產品商業化，并在仿生義肢、注意力訓練等領域快速推廣。“有事服務、無事不擾”的理念也體現在對小微企業的全周期包容機制中。2021年，杭州IPO企業數量達48家，超過深圳和廣州，背后正是“制度退后、市場前行”的模式，與國內多地依賴政府主導產業規劃、產業園區“選賽道”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體現出杭州對創新不確定性的高度容忍與尊重。

人才市場化與跨領域融合，激發創新勢能的新引擎

人才始終是科技城市競爭的第一資源。但杭州沒有陷入“搶人大戰”的同質化陷阱，而是通過“場景+市場”的制度配置，打造出一種人才與產業深度交融的多維生態。一方面，依托浙江大學、之江實驗室、西湖大學等高水平機構，杭州年均輸出AI相關專利1500項，為初創企業提供持續性“智力注入”；另一方面，政府主動連接科研人才與應用端需求，推動人工智能、大數據、圖形計算等跨學科人才與制造、家居、醫療等傳統產業融合。如群核科技的家居云設計系統就是這一機制的產物。技術團隊源自建筑可視化與算法優化方向，但在杭州政府推動的“AI賦能產業”計劃下，與本地家裝企業深度協作，形成了“前端交互—后臺數據—一鍵制造”的軟件即服務（SaaS）閉環服務，大幅重構了家居產業鏈條。宇樹科技創始人為浙江理工大學機械工程碩士，借助杭州完善的機器人試驗場與供應鏈體系，將仿生運動原理與國產組件相結合，打造出H1人形機器人，打破了波士頓動力在該領域的長期壟斷，其低成本高性能的方案一度引發海外媒體關注。在這種“在地化人才鏈條”背后，是科研平臺與產業端之間的持續互哺。正如DeepSeek團隊中多位核心算法人才均為浙江大學校友，并通過“之江實驗室—城市大腦—AI小鎮”實現從實驗室到產品的完整轉化路徑。

構建“液態創新網絡”，推動科技資源跨界整合和高效流通

杭州的另一核心優勢在于構建高度流動、快速重組的“液態創新網絡”。這一網絡以企業、科研機構、資本與政策平臺為節點，實現了科技資源的跨界整合和高效流通。與傳統“產業鏈條式”的單向模式不同，杭州形成的是一個高度自組織、去中心化的創新網絡。在這種體系下，杭州政府主導的人工智能產業聯盟聯合高校實驗室與本地龍頭企業共同開發開源工具與基礎模塊，將DeepSeek、云深處、宇樹科技等企業與阿里云、之江實驗室等龍頭資源連接在一起，推動開源模塊、算法平臺等共建共享。在AI城市交通、工業仿真、人形機器人等多個賽道中，通過“產業聯盟+公共平臺”機制進行高頻協同，加速從模型研發到商業部署的路徑，實現了公共研發成果的快速共享與轉化。不同科技企業不僅可以靈活調用本地的算力基礎設施、資金支持、試驗場景，還能與高校、龍頭企業、初創團隊實現快速協同。例如，杭州通過“場景試驗權”開放公共治理系統，如城市大腦系統中的交通模型訓練、水質監測系統的AI算法嵌入、智慧養老平臺的可穿戴設備實驗，使AI企業擁有真實反饋的試驗平臺，強化了從“原型測試—算法迭代—場景適配”的能力閉環。

綜上，杭州的崛起不是靠資本催化和簡單的政策扶持，而是在“放—融—聯”三位一體中，形成輕干預、高彈性、強鏈接的治理生態。其核心不是“招商引智”的表層操作，而是對創新不確定性保持容忍、對系統韌性進行塑造。游戲科學公司在開發《黑神話：悟空》初期面對“三無”（無IP、無大廠、無融資）局面，杭州并未強行介入，而是以“動漫專項基金”適時扶持，在團隊擴大后提供辦公場地與渠道資源保障。團隊從藝創小鎮一幢樓擴展到五幢樓，形成從創意生成到產品發布的完整“文化+科技”敘事體系，并成功打入全球3A市場。杭州政府長期堅持“城市是平臺，企業是主角”的策略。以DeepSeek為例，雖然其AI算力需求巨大，但杭州政府并未專設任務，而是通過“1+N算力網絡”降低其單位成本40%，同時開放交通、醫療、教育等多個試驗場景，實現從數據基礎設施到算法嵌入的完整支持鏈條。

未來，人工智能的競爭將不僅是技術之爭，更是制度與生態的協同能力之爭。通過“縱向不干預—橫向高耦合—長期低摩擦”的制度邏輯，將政府從“管理者”轉變為“生態塑形者”，使創新在其中自然生長，而非被動推動。

向杭州學習什么：制度創新下的范式躍遷

在人工智能浪潮中，杭州為何能脫穎而出，成為全國“取經”的焦點？從DeepSeek的大模型突破，到宇樹科技的人形機器人，再到“六小龍”集體爆發，并非只是企業個體的成功，而是制度、人才與產業文化共振下的系統性領先。它所展現的是一種城市作為創新生態系統運行的高階能力，一種“以制度托底、企業主導、資本流動、生態生長”的新型協同范式。

“放手而不失控”，制度供給的戰略彈性。杭州的創新生態并非簡單堆砌補貼或園區資源，而是構建了一個“有限有為”的制度環境。在這個體系中，政府主動退后一步，將資源配置與選擇權交還市場。對企業家而言，這種制度安排既減少了政策不確定性，又提供了靈活試錯的空間。例如，DeepSeek的成長并非靠定向扶持，而是在“無事不擾，有事響應”的制度氛圍中自下而上實現技術突破與產品落地。制度供給不僅體現在監管寬容，更在于基礎能力供給的前瞻性。“算力券”制度提供了要素平權支持，“數據可用不可見”機制打通了數據孤島。這些政策體現出一種“非配置型”制度激勵邏輯，不直接“決定”創新方向，而通過底層能力建設，激發企業家精神與市場演化動力。當今，部分城市仍在“造園區—引企業—求稅收”的路徑中打轉，忽視了數字經濟背景下的新興產業特征——人才主導、技術不確定、路徑非線性、資本極敏感。而這些，恰恰無法靠“行政強推”解決。杭州模式的優勢在于，跳出了“政府做主—企業跟隨”的線性邏輯，改為制度托底—企業主導—資本流動—生態生長的復雜協同。這契合未來城市科技治理的核心需求：不再是招商拼政績，而是生態拼韌性；不再是政府造企業，而是企業造產業；不再是搶人，而是留人+用人+跨界融合。杭州沒有照搬舊模型，而是走出自己的范式躍遷，這正是其他城市爭相“取經”的根本原因。

“人才市場化與跨界融合”，生態創新的驅動軸。在杭州，人才不是用“引才計劃”固定在體制內部，而是用開放場景+市場資源激發出自由流動與跨界融合的動力。高等院校源源不斷輸出人才，之江實驗室等機構與企業共建研發平臺，大量AI人才與傳統制造、家居、設計、醫療等行業融合，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復合型創新力”，這是典型的融合性基礎設施和創新性基礎設施。

“創新空間即生活空間”，創新文化內化的文明張力。創新并不發生在真空中，而是嵌入在具體的城市肌理與生活方式之中。杭州之所以吸引創新者，不僅因其政策支持，更因為其文化土壤——從西溪濕地到濱江live，從夜經濟到藝術展覽，生活的豐富性為靈感提供了滋養。這種“生活即實驗場”的城市結構，讓創新者不僅愿意“留下來”，更愿意“扎下去”。城市創新力的本質，是一種人文與技術交融的文明張力——不是寫字樓的密度決定技術密度，而是“晚上九點還在思考的人在哪里”。杭州正是通過“科技+文化+社交”的復合場景，構建了一個真實的人才吸引與沉淀機制。

“松手比扶持更難”，真正值得學習的杭州經驗。部分地方模仿杭州打造產業園區、出臺引才政策，但卻忽視了制度本質：放權的智慧、信任的勇氣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杭州以“基礎設施+制度供給”替代“定向指導+產業拉動”，不僅避免了政策錯配與路徑依賴，還釋放了資本和人才的市場調節力量。例如，“算力券”并非指定企業使用，而是按需分配，強調普惠與公平；數據機制也從“歸屬控制”轉向“使用治理”，體現對數字要素流動性的尊重。此外，杭州沒有刻意“搶人”，而是通過制度安排與生活環境“留人+用人+讓人跨界融合”。這背后的邏輯，是以包容失敗、鼓勵試錯的制度彈性，實現創新生態的自發進化。杭州，不是城市樣板，而是制度試驗場。

杭州之所以值得學習，不是因為它有什么萬能模板，而在于它敢于承認不確定性、尊重市場機制、包容創新失敗，并以制度供給的方式支持“未來經濟”“未來產業”的萌芽與裂變。向杭州學的不只是怎么“扶持一個產業”，而是如何“松手造未來”。當我們不再僅追求科技指標上的“高地”，而是追求制度、生態、文化的協同演進，我們才真正具備迎接下一個時代的能力。

持續優化產學研用協同創新機制

2025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人工智能發展和監管進行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推動人工智能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構建企業主導的產學研用協同創新體系”。創新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繼續深化改革，實現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有效貫通，匯聚各方力量。構建快速驅動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的創新機制需要從市場機制、人才結構、技術路徑、制度環境、文化基因與系統推進六個維度，建立高效的產學研用協同創新機制。

市場機制是推動創新實現的基本土壤，而非可忽略的“背景條件”

AI創新并不只是技術突破，而是通過市場機制完成從技術到產品、再到商業價值的鏈式躍遷。Babina等（2024）通過大樣本研究發現，企業的AI投資顯著提升了其銷售、就業與市值增長，這種增長主要來自產品創新而非簡單擴張。DeepSeek的成功也是如此，其并未依靠行政指定，而是在杭州“寬制度+強市場”的環境下，通過開源發布迅速形成生態響應，推動模型廣泛應用。中國的發展不可能走硅谷式完全自由競爭的路徑，但也不應陷入政府全權主導的誤區。以“大市場、小政府”為制度底色，中國式市場機制更強調在政府基礎支撐下釋放市場主體能動性，實現制度托底與市場主導的有機結合，政府更有為，市場更有效。正如DeepSeek成長過程所展現的，制度提供了算力券、融資平臺、試驗場景等基礎保障，而商業模式和迭代路徑則由企業自主探索完成。

“跨界型人才”正成為創新驅動的新中樞，而非傳統“技術精英”的獨角戲

應用AI并實現首創性產品創新的企業，其核心在于擁有多樣技能背景與跨應用場景的積累。DeepSeek團隊兼具算法研發、產品管理、金融理解三重能力，其成功突破正是“組合式能力”的體現。這種“交叉人才”需要制度上的支持，例如在高等教育層面推進“AI+X”復合專業建設，在創新政策中強化人才跨部門流動機制，構建“場景+技能+資本”三位一體的能力平臺。中國的創新人才體系必須回應“新質生產力”的內涵。這要求我們跳出“技術型單軌”的精英教育框架，轉向面向產業實際與區域結構的“場景式復合型”人才供給機制。例如，杭州以西湖大學、之江實驗室等為平臺，與SaaS產業共育人才，并通過AI小鎮、產業基金等機制支持人才創意轉化為項目，形成“創意—產品—場景”的閉環。這種模式體現出重視年輕人、尊重多元知識結構的文化優勢。

“從1到N”的擴散路徑，是AI技術真正改變社會結構的根本方式

雖然“從0到1”的突破令人振奮，但在中國，并非每一個城市都能成為世界前沿的“技術奇點”。相反，大多數地區更適合在產業配套、成本控制、應用落地等方面發揮“從1到N”的擴散優勢。DeepSeek的實際意義并不只在于技術突破，更在于其“低成本+開源”策略推動模型快速覆蓋到金融、政務、制造等多個垂直場景。類似地，靈伴科技與思看科技等企業，則在視覺建模、政務辦公等領域推動SaaS系統落地，使AI在長尾場景中生根發芽。這種多樣化、多層級、梯度化創新格局，正是以“發展不平衡”為客觀條件形成的制度適應性優勢。

制度安排的關鍵不在于扶持力度，而在于風險容忍與系統協同

正如美國通過政企合作推動AI產業發展，在制度上實現“共治+共創+共生”的政策架構，杭州的經驗也說明，放棄“行政強推”，轉而構建“松綁—對接—托底”機制，是應對高不確定性技術的關鍵。這種模式背后是一種制度文化的轉型：從“工程師治理”向“生態式治理”過渡。即政府不主導創新內容，而負責構建資源協同與容錯平臺。比如，宇樹科技起初并未被資本市場看好，但得益于杭州市場景開放和算力支持的長期陪伴，該企業最終打通了從仿生機構設計到人形機器人產品化的路徑。制度之于創新，不是控制者，而是守護者。

文化與地域路徑決定創新生態的生命力，而非可簡單復制的形式主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是忽視、放棄傳統產業，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種模式。”強調的正是要因地制宜、差異發展，走出“復制-內卷”的誤區，走進“協同-適配”的創新戰略。這種文化自覺，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底層邏輯。地域經濟存在差異，各地稟賦與文化傳統也決定了不能統一追求“技術爆點”或“產業神話”。“杭州六小龍”的崛起，從表面上看是趕上了AI風口，從深層看則是營商環境、青年文化與制度托底共同塑造的：營養足夠、土壤疏松、陽光充足，自然就能生長。反觀部分城市為追趕熱點而密集設立元宇宙園區、AI示范區，結果卻陷入“數字鬼城”或“政策泡沫”，教訓深刻。

科技革命只有在進入產業體系、提升生產效率后，才具備真正的系統意義

AI對企業增長的核心機制不是取代人力，而是提升產品創新能力與運營效率。DeepSeek在商業銀行中的應用表明，其并非簡單工具替代，而是通過神經語言程序學（NLP）與數據驅動改造風險管理與客戶服務流程，從而提升整個金融體系的抗風險與決策效率。但同時也要看到，AI發展也帶來職業結構重構與結構性失業。在結構調整過程中，中國的制度優勢可通過“再培訓—再就業—再配置”形成緩沖機制。這要求我們將創新政策與社會政策統籌規劃，將“科技推動經濟”與“科技穩定社會”同步推進。

結語

中國的創新崛起必須根植于自身土壤，構建“市場驅動—人才跨界—路徑協同—制度托底—文化適配”企業主導的產學研用協同創新體系。理性認識創新，不是壓制激情，而是避免泡沫；不是拒絕突破，而是善待失敗；不是照搬范式，而是創造范式。這才是中國走向世界科技高地的真正起點。

參考文獻略

【本文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互聯網經濟研究院副院長、教授，中國市場學會副會長；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項項目“數據市場化配置規律及其對數據價值釋放的影響機理研究”（72442026）；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北京市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研究”（24JCB027）階段性成果；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常家維對本文有較大貢獻】

責編：程靜靜／美編：王嘉騏